[原创] 《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卷附录中的一个小问题
社科院近史所编著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当然是社科院的重大课题,而且还是“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其中的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为近史所所长张海鹏撰稿。
第一卷具体的内容不想置评,总之胡说八道与学理坚持并存,在眼下可以理解。说说第一卷附录《近代中国史事记略》中的一处明显的事实性差错。
该书151页,在1836年(道光十六年)条目下,最后一行为:“是年,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应试不中,得到梁启超所编《劝世良言》一书。”
梁任公出生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在1836年时连颗精子都不是。所以我很好奇,莫非清朝还有第二个梁启超?
《劝世良言》其实乃是梁发根据《圣经》所摘编,全书共9卷(或分四卷、三卷),约9万字,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修改校订在广州付印刊行。梁发出生于1789年,原名恭,字济南,小名“阿发”,原是个排字工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华人牧师。
《劝世良言》对于洪秀全的影响,可以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著作小册子对于19世纪俄罗斯被迫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相比较。昆德拉在小说《不朽》中写道: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的俄国,被迫害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组织秘密小组,学习马克思的宣言:他们为了把这种思想意识形态传播到别的小组,便把它的内容加以概括,而那些小组的成员又进一步简约,再往下去;这样,马克思主义便不断传播开去,以至于在整个地球上变得家喻户晓。”
昆德拉是想说明这些小册子最终造就了一种叫做“意象形态”的东西——它脱胎于意识形态,但又不像意识形态那样具有条理性、逻辑性,而是一些简明扼要的提示性的意象和标记。可以说,意象形态就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化。
洪秀全接触到的《劝世良言》就具备意象形态的特征,与《圣经》义理毫不相关,甚至还起到一种歪曲《圣经》的作用。
扯远了,回到“大事记”。作为权威著作,其实这样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梁启超与梁发差得太远了,甚至比蒋介石与常凯申还要差得远。这种错误,希望在再版中得到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