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的“松”与一元的“紧”

咖啡杯水仙

二元的“松”与一元的“紧”

水仙长在咖啡杯里


荷兰经济学家J.H.Booke在1933年考察荷属印尼的经济结构时，曾经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观点，即在后发国家，常常出现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共存的局面，在Booke那里，这一现象被描述为传统的小农经济和近代机器制造工业、银行业并存。这一论断在19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大转轨时终于成了教科书上的“基本常识”。事实上，在这之后的讨论中，人们更倾向于把它当做《制度经济学》的问题。而在走入“改革瓶颈”中国，“二元经济”现象更是多了几分“剪不断理还乱”的窘迫和尴尬。

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原有的经济结构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调整，从“没收官僚资本”开始，中国经济中归属公权力管理的部分就在逐步扩大，到1966年各地在北京的默许下“停发资本家股息”时，公有制经济占比已经上升到99%以上的高度。“单位”成了人们获取生存资源与升迁途径的不二法门。尽管“国营”、“集体”、“街道”、“村镇”级别的企业之间，不同地区的厂矿机构之间，待遇的差别并不亚于“九天九地”。但是这一体系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这个“人民共和国”赢得了“没有失业”的美名。只不过其浪费同样惊人：为了证明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各级官员让民众停下手头活计去成千上万吨地制造氧化铁残渣，却任由庄稼烂在地里；为了一场根本就没有足够估计的“核战争”，将数千亿元人民币投资在西南山区修建根本不占有地理和市场优势的重工业企业；为了鼓励员工“生产积极性”，在企业中安置大量和生产、销售无关的宣传、组织、工会人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统领一切的计划经济体系里，罅隙产品的开发完全被压制无形，自由市场下个体的供需配对作用无法正常发挥，因此保障就业实际上只能是宣传口号后的空话。文革时期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希望的田野”里为自己的一份微薄口粮而打拼就是这种产业结构并不能保障就业的明证。

相反，1978年后的市场改革最大的成功则在于释放了罅隙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渠道：个人对生活品位的需求不再是“资产阶级情调”，对便捷、舒适的追求不再是“拈轻怕重”的体现，对个性凸显的要求也不会再被扣上“个人主义”的大帽子。古典经济学中基本原则之一的“自由产生繁荣”在古老的中国再度得到了印证。实际上，早在战国时期，哲学家孟子就提出了私有产权、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等重要经济思想。中国改革开放前期如牧歌般行进的美好日子正是自由带来的繁荣对绝大多数人福利的增益，虽然这期间企业的“转轨”、“改制”、甚至“破产”并不比1998年少太多，可社会上的怨言却没有留下太多记录。相反，从遭遇白眼到被人艳羡的私营业主作为一个饱受争议的社会阶层重新出现在社会舞台上，传统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变成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二元共存。这种二元共存并非是简单的对立、竞争关系，彼此的合作、共荣乃至取长补短也成了公共记忆对那段时代的一个难以抹杀的注脚。然而，1989年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深刻变化。

尽管1992年的“邓公南巡”重新为中国经济带来了连续数年的两位数增长，而经济结构似乎也更多地从1980年代末成形的“二元经济”转去市场经济的“多元体系”。可是，一些微妙的变化似乎为今天的种种社会图景留下了精准的伏笔：“政治体制改革”被代之以技术性的“行政体制改革”，而“开放”则被有意无意中单方面地理解为“对外开放”。正如中共话语体系中被重复了无数次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市场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传统的制度结构自然在社会管制、资源安置、凝聚共识方面遭遇了重重冲突。中国加入世贸、“允许资本家入执政党”，这些在新世纪初年曾经给国人对未来种种兴奋感的变化很快被“国进民退”、“政府扩权”的错愕所取代。当我们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重新界定就可以发现这一切来得是那么必然：如果把“经济基础”算上社会管理者的一份，我们便能够明白，早在秦代确定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系后，社会管理者利用无远弗届的职权在武装力量的支撑下，从民间以极低成本榨取远超过工资数额的各种有形、无形资源，并将这种“佣金收入”转化为“权力红利”供一己和亲信享用。而缺乏悲剧感和超越性思维的中国文化则在无形中鼓励了通过权力的胡作非为捞取超额佣金的行为。因此，数千年来中国青年才俊争先恐后希图挤进“干部队伍”以便获得权威与厚禄，而科技与商业这些“末作”则长期停留在汉代“二牛抬耕”水平上，只是超大的经济规模使它维持了二十个世纪的领先位置（当然，在阴谋诡计与战争屠杀上，中国同样是世界领先水平）。当我们理解了古代中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特殊关系后，现代中国种种看似矛盾、荒谬的社会图景就有了解答的依据——这是一个唯名利是图的动物世界，人人都没有真正相信的东西，只是用虚情假意的表情掩饰斗兽场的残酷，当新的异己力量希望占据主流地位时，过往的主流自然会利用既有优势加以打击，甚至把异己力量获得优势的途径转化为自己的获利途径。这种理论化的行为描述在现实中则表现为1990年代中期前，当普通人发现市场经济迷人的自由与高效后，自发摒弃了“死气沉沉”的既有体系，而去选择“暂时困难”的白手起家，部分社会管理者则通过市场与计划的差价，乃至握于手上的权力资本套取超额利润，并且打压白手起家者对公平市场的诉求。这样一来，一些精明者自然知道权力赚取超额佣金压制不同意见的力量，他们选择了与权力体系联合的道路，并且在客观中支持这样一个权力体系和它带来的不公，其结果必然是更多人重归权力体系的怀抱，“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便是这一历史过程最直观的体现。而权力体系的扩大，又必然导致更多资源必须集中起来供养这个理论上并不产生财富的部门，集权导致的，自然是集利。集中，自然是一元化的。

1989年如此，1998年也是如此，尽管“东南亚金融风暴”下的国企改革带来了3000万人的失业和一大堆至今仍在流传的“段子”，可“市场意识”觉醒的官僚们也在“抓大放小”的“改革”中营造着自己的利益壁垒。尽管2002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新的经济高速发展周期，可是通货膨胀、产业畸形、泡沫经济的危机始终和网络上日渐沸腾的民怨共同构成了“辉煌”宏观数据的另一面。过往“松”的时代制造出来的“二元经济”，正在被权力体系的扩大重新拉回“紧”的一元。虽然2006年的“改革方向”大讨论中，不少论者已或明或暗地看到了这个“紧”的趋势，可次年开始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更是在沉痛打击私营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同时加快了这一过程，与权力和资本密切相关房地产业在危机中反常地壮大，超额发放货币带来的滞胀威胁都使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在融于世界主流文明的道路上面对更多凶险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