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张大中的母亲

suv

方泉


参加张大中纪念其母诞辰95周年——事实是纪念其母就义40周年会议——过去二十多天了，总觉得有些话要说，特别是在如此“倒春寒”的风声呼啸的清夜。

奔波与劳碌的时光中，我们的情感变得益发粗糙和生冷，能感动或触动的时刻越来越少，偶尔感动或触动时亦难凝眸回味，从而让这样的时刻转瞬即逝。但有些感动总会时或记起并重新感动，象张大中母亲的故事。


尽管上过教会初中，但张大中的母亲基本上是个“勤杂工”身份的劳动妇女。
在四十多年前，在亿万神州山呼“毛主席万岁”从而全民皆成毛泽东发起的那场冠之以“文化大革命”的民族大浩劫——空前的为害几代人灵魂和道德的浩劫中，这样一个独自抚养七个孩子的劳动妇女，竟振聋发聩或叫“神经病”地公开说：“毛泽东应主动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她的结局自然是被公审、枪决——甚至未等枪决即被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战士勒死在路途……（吴稼祥老师的博客里有较为详细的忆述）。


认识大中兄是在一年多前。都知道他把大中电器卖给黄光裕后变现十几亿，是草根企业家中著名的“财主”。他参与股市投资，听我在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后，通过周游教授谦虚地与我讨论股票。我们一起游逛安徽总书记的老家之后，交往增多。每次去他办公室，总发现一些港台版关于中国当代史和政治史的书籍，言语间渐多提及“文化大革命”。他讲出了他母亲的故事。而他正是靠母亲平反后补偿的抚恤金中的七分之一即1000元展开了创业之路。但提及母亲，他总是欲言又止——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他隐秘最深的伤痛。


这次看他母亲的纪录片和评传，我感到压在大中兄心底的那份伤痛蔓延开来，也应该压向所有看到这个纪录片和小册子的人的心坎。我们自然不必再评述那场“文化大革命”，甚至也不用再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功过多做评定。但在那个全民族都昏聩和疯狂的时代，毕竟出现了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和张大中母亲王佩英这样以宝贵生命实践“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义士和英雄。按吴稼祥老师的定义，他们是圣徒而不仅是所谓革命烈士，他们站在人类的生命高地和宗教境界觉悟出的大仁大爱，并殉道于这份大仁大爱的人生，是一个民族的荣耀和希望。


1989年12月14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悼念苏联著名“异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时讲：“他是俄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巨大悲剧中离我们最近的圣徒式人物，他的精神将鼓舞我们这些在俄国又一个困难时期艰难摸索的人们而不朽”。那时苏联尚未解体，以一个专制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身份说出这样的话，不仅是反讽，更昭示出俄罗斯民族的希望。


如今，愈加商品化的现实生活牵扯和庸化着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我们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和预期中的圆满人生。但在指向功名利禄和美好愿望的奔波中，我们不该缺失那些悲悯的感动和触动，这样的感动和触动最终会拷问我们的心灵——我想，至少尚有传统士大夫精神传承的知识分子不该淹没在熙来攘去的人群中，而回避拷问。


对于张大中七兄妹而言，母亲应该不算是尽职的母亲。父亲早亡后，七个孩子的生计毕竟得靠母亲一人支撑。但她不顾膝下子女，以身殉道，只在定刑前的夜晚人家给她最后一个生存的机会并说到七个孩子时，她才言语凝噎，潸然泪下……我想大中兄妹七人在背负“反革命母亲”重压下挣扎过活的数年中，也一定会有不解和哀怨。但时间推移，大中兄妹肯定会越来越为有这样的母亲而骄傲。


张大中母亲的悲剧是已被遗忘的历史——是被有意遗忘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岂能被遗忘？翻阅和回味这个历史，我越发觉得，张大中的母亲，和张志新、林昭并列都是一代国人的母亲，是今天能够全身心追逐个人功名利禄和美满人生者的母亲。


（此文刊载于《融资中国》杂志5月号）

ironland

吴稼祥：虽亿万人，吾往矣——纪念圣女王佩英

文章地址：http://xdonghui.blog.sohu.com/147256418.html

作者：吴稼祥   

　　3月27日下午，我用手机给新浪发了一条微博：  

　　“参加张大中之母王佩英女士诞辰90（当时笔误，其实是95）周年纪念会。王女士因在文革前和期间，反对毛泽东错误领导，1970年1月被北京司法当局处决，1980年获昭雪。让人惊奇的是，一个文化程度不过初中毕业，职业经历不过机关宿舍服务员的女性，在那被洗脑的年代，何以能有如此清醒而坚定的政治良知，并为此付出生命。”  

　　此条微博被网友多次转发，有表示悲痛的，有表示敬佩的，有表示想多知道一点情况的。郭宇宽写了一本未公开发行的《王佩英评传》，读之不能终卷，戚然潸然矣；纪念会上播放了大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观之不忍卒睹，有欲远屠场之悱恻矣。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生于河南开封市一个破落商人家庭，7岁亡母，12岁丧父，14岁继母病故，16岁考入当地的私立天主教教会中学——静宜女中。为保护父母留下的遗产不被其他亲属侵夺，认识为她辩护的青年律师张以成，相爱，并于18岁中学毕业那年与其结婚。张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该大学据悉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  

　　随后几年，漂泊于保定、北平，1940年在她25岁时回到开封。次年，其夫张以成以枪杀日本人的罪嫌遭到逮捕和拷打，获释后陡生报国之志。1943年，他成为共产党在开封的地下情报员，并秘密加入共产党。王佩英则于1948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没想到，她还是个团派的前辈。1948年10月，共产党军队攻下郑州。1949年，王佩英结束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生活，随其夫到了郑州，先后在郑州邮局和郑州铁路局秘书室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10月，张以成从郑州调入北京，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王佩英被安排在院托儿所做班组干部。次年，是王佩英夫妇一生中最接近伊甸园的时光，在长女早夭，一连生了6个“秃小子”之后，幺女张可心扇着天使的翅膀，飞抵王佩英的产床。  

　　好景注定不长，因为那个时代，是一座“以地狱面目出现的天堂”（乔万尼·萨托利语）。1959年，因“斗争性不强”（作出这个评语的党组织很快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王佩英的“斗争性”），和一个小小的事故（一个小孩突然撞到端着热水盆的王佩英身上，烫伤了一小块皮肤），以及地主出身，结果，王佩英被贬黜到机关单身宿舍做清洁工。1年后，张以成病逝。  

　　从1915年，到1960年，有45年生涯的王佩英，都是时代风暴中的一朵杨花，历史激流中的一片浮萍，任由异己的力量簸弄，从一个孤女，到一个颠沛家庭的主妇，再到大机关里的一个小职工，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弱小得不能再弱小，那个时代辉煌，无光可沾；那个时代罪孽，无罪可担。在丈夫身后，作为一个有7个孩子要抚育的母亲，最神圣的使命，莫过于忍辱负重，把他们养大成人。  

　　但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两件小事，让她意识到，人生中还有一种使命，比做母亲更为神圣。这两件事前面已经提到，一是1932年，她16岁时考入当地私立的天主教教会静宜女子中学，二是1950年加入共产党。开封历来是中国多种宗教繁衍之地，静宜女中是著名的天主教开封主顾修女会会长盖夏嬷嬷于1932年创办的，王佩英是该校第一届学生。该校于1948年在解放军进攻河南的隆隆炮声中，被盖夏嬷嬷迁往台湾，成为台湾静宜女子大学的前身。显然，王佩英在这所学校里，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学到了宗教情感。宗教情感的核心是虔诚和救赎，虔诚就是绝对没有任何谎言地面对真相，救赎就是为受难者受难，为犯有罪衍的自己赎罪。  

　　王佩英1950年申请入党时，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她眼里，是救世主，她心里怀着感恩的心情。丈夫的病逝，使她从虚构的天堂回到了真实的人间，她睁开眼睛，看到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给她和丈夫家乡造成的苦难，饥饿的人们像苍蝇一样成群地死去。一个开封老乡告诉她：  

　　“搞大食堂，尽是吃粮食啊，做饭的人都是所谓积极分子，才能到食堂去，一般老实的社员庄稼户，根本沾不上食堂的光，就吃大锅里边的稀汤，真正吃好的是在村里有点儿权的，就是村里的干部，他们每人都红光满面，老百姓都蜡黄蜡黄的脸，三个月把全年的粮食都糟蹋光了。在家里至亲的朋友在一起都是摇头啊，没办法，谁也不敢说……”  

　　老乡还说，“成分好就当上书记，让农村的女同志都拿着锄头排成一排退着锄地……他叫这些女同志把上衣都脱了，露着乳房来锄地……成分好，就可以强奸地富家里的妇女，完了以后没事，犯法无所谓。只要成分不好，你就倒霉了。”  

　　我们不能确切知道，王佩英从多少渠道知道了那个时代的真相，只知道她了解那时的共产党变质了，从人民的救星，变成了人民的灾星。领导变质的是毛泽东，反对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她觉得，她作为这个党的一员，负有罪责，从1962年开始，她先是想拯救他人，到处张贴标语，表达见解：“毛泽东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  

　　结果呢，毛泽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她自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检查。1965年4月，她知道，救人是没有希望了，还是自我救赎吧，她向组织要求退党：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了。”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都够劲……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  

　　党没有退成，精神病院进成了。她在精神病院被关押了3年之后，又被交给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的“革命群众”，在“牛棚”里继续关押。她在牛棚受到非人虐待，饭经常不给，罚跪，毒打是家常便饭，手反绑着，上厕所也不松开，只好让“棚友”帮忙解裤带，“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王佩英有一次怜悯道。  

　　从那时，她大概已经知道，通过退党为自己赎罪已不可能，要赎罪，只能退出生命。她分别对自己的孩子表达过歉意，“孩子，妈对不住你们啊。”  

　　在全国人民疯狂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之时，她却于1968年10月4日在牛棚食堂的聚餐会上，高喊“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在一次群众批斗大会上，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她却拼劲最后的气力喊道：“打倒毛泽东！”造反派情急之下，把泥巴塞进了她的嘴里。  

　　1969年11月，刘少奇在王佩英的家乡开封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在刘少奇工作的地方北京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怕她在公审大会上呼喊，被采访的几个知情老人说，她被事先卸掉了下巴，嘴上蒙着一只瘪下去的口罩，也有的说，她的脖子上被系上了一根细绳子，勒住咽喉，让她不能发声，因此，她并没有等到被押往卢沟桥被枪决，在囚车上就被勒死了。  

　　在这次王佩英诞辰纪念会上，经济学家、铁道部前干部茅于轼沉痛陈词，说那场悲剧，虽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他老人家亲自导演的，加上四人帮及其帮凶，也不过数百人，但全国六、七亿人为之疯狂，有一半责任在老百姓，如果毛泽东和四人帮到美国搞，肯定搞不起来。  

　　不错，我们都有罪，但用生命去赎罪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其中就有王佩英。孟子曾经转述过孔子定义的英勇，“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思是说，自我反省，如果觉得自己理亏，即使面对几个穷酸之人，我也不去威胁他们；如果坚信正义在自己一边，虽强加给我千军万马，也要孤身前往。  

　　可以想象，王佩英当年自我反省，面对每个被欺辱的弱者，每个在大饥荒中饿死的人，她觉得自己理亏，因为她觉得这是毛泽东领导的执政党造下的孽，她作为这个党的一员，需要忏悔，需要赎罪，替自己，也替她的党。当她觉得她的忏悔和赎罪，得到的不是理解，而是迫害时，剩下的选择就是退党，与罪行划清界限。  

　　当所有人，包括她希望拯救的人，都认为犯罪的不是她谴责的人，而是她自己时，她最后的选择，只有赴难就义，她做的，就是当年基督在十字架上，贞德在火焰中所做的，这不仅是烈士，也是圣女。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看它有没有未来，就看它有没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精神。  

　　最后一个细节，并非没有意义。王佩英第三子张大中成为全国著名的企业家，白手起家的资金，就来自于国家补偿他母亲生命的1000元人民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使基金”。  

　　2010年3月30日星期二于北京家中  

老程

秋瑾再世也不一定有她勇！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