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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宁粤分裂时期孙科的“党治”主张
         
    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发表了大量的言论，猛烈抨击蒋介石假“党治”行独裁的行径，继续发展了1928年创办《再造旬刊》时期的反蒋精神，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党治”主张。
    （一）抨击蒋介石歪曲“以党治国”原则，实际上是行“党专政”
    孙科援引孙中山的话，强调“以党治国”，不是以党员治国，而是以党的主义——三民主义来治理国家。他说，“训从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是一个‘训’字，即训导人民参加政治，养成人民有参政的能力”，其目的是为了向宪政阶段过渡。孙科批评蒋介石“利用训政名义”，“遂其独断专行，包办党国大权的欲望”，以军事独裁代替民主政治，不仅“对于训政时期的设施，没有一点诚意去准备”，而且处处限制人民的自由，把“以党治国”变成了“党专政”。孙科指出，“党专政是和本党以党治国的精神绝对不同的”。“党专政”是“个人主义的横暴性之尽量发展”，它的“精神是一个‘专’字，它的方法是取人民之权利而专之”，“和民主精神……自然是势不两立”。“故其结果永远是一党专政”。孙科：《以党治国之真义》（1931年 7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3期。孙科声称，任何人“要在中国政治上建筑一个地位，维持一个局面”，最重要的，即是“要确立民主基础”。而实现民主政治的关键，则在于贯彻“以党治国”的原则。
    孙科指责蒋介石“违背总理民主集权制精神”，“胸襟狭隘卑鄙”，“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制的党”和“蒋中正私人的党”。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 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4期。其专制“比袁世凯和满清 260余年的专制还有过而无不及”，使“党不成党，国不成国”。孙科：《在广州非常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 5月28日。他揭露蒋介石“一向胡言乱说，自称曾受总理之付托，而为党的领袖”，“此事绝对是假的”。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 7月 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3期。孙科指出，蒋“惟知权谋术数，武力、金钱以为万能”，《孙科致孔祥熙、宋子文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 5月27日。其“领袖”地位，全是“这几年来用阴谋暴力攘夺篡窃的结果”。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 7月 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3期。孙科控诉蒋介石以“武力劫持”国民党中枢机构，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 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1期。
    使之“不能自由行使职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蒋“淫威”下，“仅存招牌”，“对于国家大事，无一提及，所讨论者均为一种极无聊的鸡虫小事”。《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 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 5月26日。孙科还斥责蒋介石重用亲信使之高居要津。他说：陈果夫“原不过是交易所的伙计”，“在党内毫无历史和信仰”，却被蒋擢升。陈果夫等“排斥忠实自爱的青年同志，以金钱利禄引诱无知无耻等为走狗的青年为其爪牙”，“利用党部干涉行政，包揽词讼”，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 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1期。把“中国政治愈弄愈糟”。孙科斥责蒋口称三民主义，“以总理唯一信徒自居”，然而其“革命论调，实与事实背道相驰”，蒋已使“全国几乎无一片净土”，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 8月 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7期。“否则中国统一以后四、五年，训政早已成功了”，因此蒋介石“适为三民主义之仇敌”。《孙科致蔡元培等四监委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 5月27日。孙科惊呼，“今日南京的党，实系‘蒋家党’”，“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剩下的只是一个“脸黄肌瘦的躯壳”，“蒋氏已使我辈入一条不通的穷途”，“一切希望都断绝了”。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 7月 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3期。
    （二）痛斥蒋介石独裁专制使国家建设无望
    孙科谴责蒋介石“是国家和平建设最大的障碍”。他说，“蒋氏在位一日，战祸一日难免，相安一时都不可能，更不必做长治久安的梦了”。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 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1期。孙科揭露蒋自1928年“大权在握后”，其控制的南京财政部已整整发了“七万万”的公债，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 7月 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3期。除了一千万用于赈济西北的灾荒外，“其余六万万九千万元全都做了残杀同胞的战费”。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 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1期。他斥责蒋介石“把江浙、上海等地的财源搜括净尽”。孙科说，“南京伪政府每月税收不及一千万，而每月的军饷，却曾用三千万”，所亏空的余额，“都是靠发行公债以维持”，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 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4期。使“国家的财力亦消耗在乌烟瘴气的炮火声中”。孙科怒责道，在蒋介石“独夫统治”下，中央政府“财政更不公开，数年来于国家预算，无一公布，财政部已成为蒋氏可以‘任意携取’的私库”。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 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1期。
    孙科痛斥蒋介石在发展经济方面，“实在绝对无一点好成绩可表现出来”。他断言，在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下，“和平成为梦想，建设等于空言”，“中国之进步和发展，实为绝不可能”。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 7月 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3期。
    （三）指责蒋介石使国民党失去人民“信仰”
    孙科声称，“国民革命运行，其始发展迅速，其原因为本党之基础，是在有民众之拥护，且具有为民众所崇信的政纲”，然而由于蒋介石已把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一概束之高阁”，“南京政府已日渐离开了民众，愈趋而愈远”。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高压的、威胁的政治日日增加，层出不穷，驯至人民都要被禁止言论的自由和集会的自由”，老百姓“几乎无一事不受干涉”，“民众不惟没有得到革命利益，并且原日安定的局面也不能维持”。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 7月 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3期。
    因此“不独一般智识阶级离开了国民党，且城市的商人和乡村的农民对于本党都起了怀疑，甚至有了敌视的态度”。孙科说，他本人就“屡次亲闻”，“素来竭诚拥护南京政府的商人”也抱怨“南京政府实比不上孙传芳的政府”。孙科在列举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蒋介石强烈不满的大量事实后指出，由于国民党已“丧失人心”，“腐败之极”，社会上“几年前拥护三民主义，爱护本党的那种心理消失净尽”，更有甚者，民众已视“本党的宣传，是行一种哄骗的伎俩”。虽然“我们所唱的口号”“极其漂亮”，“但所见所为事事相反”，所以全国民众“对于本党当然有了仇恨心理”。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 8月 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7期。“试看今日全国各大中小学，无一不拒绝蒋家的国民党分子之侵入”，“各地民众对各地党部无不怨声载道”，“党外洁身自爱的青年皆以入党为可耻、为畏途”，“至视党部为万恶之渊薮”。孙科斥蒋，“简直把本党先烈以头颅碧血换来的光荣历史和民众同情都摧毁完了”，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 6 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1期。声称：“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人心之公敌”。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 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8期。
    孙科对蒋介石的抨击是尖锐和凌厉的，他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立场，为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而痛心疾首。在宁粤分裂期间，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全部释放出来。他用了许多诸如“专制魔皇”、“怙恶不悛的反革命”、“最鲜明的反革命东西”等词形容蒋介石。孙科甚至大骂蒋介石是一只“传染甚速的疫鼠”，呼吁全国“急扑杀之”。（注：《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 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 5月26日。）虽然孙科与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然而这只是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孙科的温和改良主义和蒋介石军事独裁主义之间的冲突，它并不能使孙科的反共态度有所改变，因此，孙科在鼓吹反蒋的同时，仍然坚持反共的立场。
　　孙科鼓吹粤方“非常会议”的使命，“头一个是倒蒋，第二个是剿共”。（注：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 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8期。）他认为，“欲求中国和平统一，必先倒蒋”，“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兴”，“端在打倒蒋中正”。蒋若不倒，“全国皆亡不可”。但是，他却把共产党和蒋介石相提并论，同指为“和平统一”的障碍，而提出“讨蒋必剿共、剿共必讨蒋”的口号。（注：孙科：《以党治国之真义》（1931年 7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3 期。）他声称，“救中国、求和平、求统一、从事革命建设”，非把“倒蒋”、“剿共”并行，“非此中国是无出路的”。孙科站在反共立场指责“蒋是造成共产党的罪魁”，（注：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 7月20日），载《中？？？？？期。）认为蒋驱使非嫡系部队剿共是“借刀杀人”。孙还攻击蒋“剿共不力”、“大言夸功”。他说，江西红军以前只有“几千枝枪”，而“现在已有了十几万”，“其增加的数量，完全由剿共军送给他们”。孙科挖苦蒋介石“剿共军”，“实在是红军的运输队”，声称“这样下去，再过一年，蒋中正的枪要全给（红军）去了”。“我想要迟十年，他也是剿共不成”。（注：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 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8期。）
　　孙科在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假党治”、真独裁的同时，亮出了他自己的“党治”主张。孙科认为，实行“以党治国”的首要条件就是：
　　（一）以“分权代替集权”，促成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
　　孙科把蒋介石军事独裁势力膨胀的原因，归之于国民党党权的衰落，因而竭力主张“把党权恢复起来”。他提出，为了“坚固同志的团结”，防止有人包办党务，必须“把政府与党部关系划清”，“将治权整个地归之于政府”，使“各级党部纯粹居于指导监督者地位”。（注：孙科：《以党治国之真义》（1931年 7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3期。）孙科认为，如此才“不仅可以推倒今日之蒋中正，而且可以抑制来日无数之蒋中正使其不能产生”，使全党“跟着三民主义走”。（注：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 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
　　（二）鼓吹推行地方自治
　　孙科认为，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训政时期一个重要工作是推行地方自治，它的目标不仅在于“训练”掌握管理自己的能力，而且还是达到民生主义、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断不能因为“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流毒造成地方自治的基础异常薄弱”而“因噎废食”。他鼓吹国民党应象“‘保姆’教儿童走路一样”，“对人民加以指导训练”，“培养”人民具有完成地方自治所必须的“心理基础”、“人才基础”、“教育基础”、“伦理基础”。他鼓吹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国民党除了在农村加紧“修筑道路”，还必须推广“识字运动”，使人民能够了解法令文告，改变“少数土豪劣绅”对基层政权的“把持操纵”的局面。在孙科眼中，只要采取这些改良主义的方法，不仅国民党统治基础可以得到巩固，而且中国“很容易的就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甚至可以超过他们的成绩”。（注：孙科：《地方自治的基础》，载《中央导报》（广州）第2期。）
　　（三）主张改善国民党与人民的关系。
　　孙科鼓吹，为了改变“青白旗之势力日蹙一日”的局面，（注：《孙科在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粤方）的开幕词》（1931年11月18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22期。）“挽回本党已失去之信仰”，国民党必须设法“改良人民地位，增加人民福利”。他声称，国民党“不是少数人的党，而是全国人民的党”，要求国民党员“千万不要向人民作福作威”，务必使“人民对党发生好感，不要使他们以为本党是特殊阶级”。（注：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 8月 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 7期。）
　　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对蒋介石的“党专政”作了颇为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幻想通过提高党权、抑制日益膨胀的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调节国民党内部的严重矛盾，并主张采用一些改良主义措施，来缓和国民党与广大人民的尖锐对立。于是他只能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去反对同样扛着孙中山旗帜的蒋介石。然而，在不根本改变国民党政权性质的前提下，无论谁鼓吹“以党治国”，都不能挽回国民党在人民中早已丧失的声誉，也不可能使国民党内部的严重矛盾真正得到缓和。
　　国共分裂后，孙科在反共和维护国民党统治这一点上，与蒋介石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在于蒋介石一意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使国民党陷入了四分五裂的严重危机，引起孙科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孙科由于长期受到英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一直企望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国家的各项建设，但是在蒋的独裁统治下，经济建设不仅无从开展，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壮大却日甚一日，这又和孙科所主张的用经济建设防范共产主义的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反共方法上，孙科虽曾同意用军事力量反共，但却更强调采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来扩大国民党统治基础以和共产党对抗。虽然孙科在思想上和蒋介石存在严重分歧并发展到政治上的公开对立，但这种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双方争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则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因此，一旦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孙、蒋就完全有可能在共同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各自作出一定的妥协，重新开始政治上的合作。1931年底宁粤对立结束，孙科返回南京。1933年，孙科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新一轮的孙蒋合作又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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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

    原名《论孙科在制定“五五宪草”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 4期。

    《五五宪草》是由孙科主持起草，于1936年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五五宪草》具有较为复杂的性质，一方面，孙科作为国民党内最早呼吁实施宪政的代表，为此文件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在《五五宪草》中纳入了大量体现专制主义色彩的条文，使得《五五宪草》中的若干民主性内容成为一纸空文。孙科在制定《五五宪草》的过程中，思想变化一波三折，他试图有所振作，但最终仍不得不与国民党主流派妥协。
      
呼吁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
  
    三十年代初，在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反对国民党党治，要求结束训政，尽早实行宪政的潮流。在这场运动中，孙科从党治的拥护者转变为宪政的积极鼓吹者，成为宪政运动中最活跃的人物。
      孙科原本是“以党治国”论的积极支持者。1928年10月，孙科、胡汉民拟定了《训政纲领》，其说明中谓：“夫以党建国也，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划训政之效能，使人民自身能确实运用政权之谓也。”《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统治全国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训练”全体国民掌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立宪政之基础”。
    《训政纲领》的颁布，标志着国民党已完成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1931年 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 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声称：对“敢破坏约法籍便私图者，政府固当依法制裁，不稍瞻徇，全体国民亦当视同共敌，不存姑息”，充分暴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面目。
    对于蒋介石的训政，孙科在一个时期里采取了表面支持，私下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到了1931年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开始激烈抨击蒋介石。在这个阶段，孙科只是要求用分权制代替集权，而充分肯定党治主义，并没有提出结束训政和党治，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
    孙科关于训政和党治的看法，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粤双方在上海举行和谈期间发生变化。与绝大部分反对立即实施宪政的国民党人相反，孙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威胁，而是一个机会。孙科作为粤方代表参加了在沪举行的和南京方面的谈判，在会上第一次提出“速开党禁，实行民治之主张”。1931年12月，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致闭幕词，正式提出结束训政，加快实施宪政的主张。1932年后，又通过发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和《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系统阐述了他的宪政主张。
    孙科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实施宪政的主张不是偶然的，他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党治、要求实现民主政治思潮的重要影响。
    1927年后，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内，是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连年内战，很快使他们的幻想破灭。1932年 1月13日，章太炎、黄炎培、马相伯等六十余人，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谓：“最近暴日犯锦，长驱直入，而我守土大军，不战先撤”，事至如今，“则党已显然破产，亦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民族资产阶级还尖锐批评国民党党治的弊端，《益世报》认为“党治”已成为人民最痛恨的制度。《申报》指出：“独裁统治一日不改革，政治即一日不得不清明，人民即一日不得解救其困危，国难一日不得打破”。《申报》载文写道：“国民党执政五载，全国民众无一日不在喁喁望治之中，乃期望之心愈切，而失望之事愈多”。“平心而论，今日吾国受空前之外侮，实已多年植其病根”。丁文江甚至警告道：如果国民党不采纳结束党治的主张，“革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为此，章太炎、黄炎培等要求国民党
    立即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会的自由，并在八个月内制定民主宪法。
    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党治、要求民主的呼声相呼应，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呼吁实施民主的舆论。1931年12月，何香凝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了“释放政治犯，集合全国人民力量一致抗日案”和“政治公开由人民组织监政委员会行使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案”，要求立即实行政治公开原则。她认为，由于国民党“对内行政上之黑暗，已层出不穷”，因此政治公开已成为当务之急。继何香凝后，李烈钧、邹鲁、覃振、张知本等也向全会提案，呼吁国民党“切实保障人民自由”，要求在六个月内，设立国民大会筹备会，一年以后召开国大，由国民大会决定国是”。
    在国难当关的形势下，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了沟通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民主分子的共同政治目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科形成了他对宪政的基本看法。
    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团结御侮”乃“全国四万万人，人同此心”。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然而由于“政权不公开，言论无自由”。人民对国民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遭致中国“其力乃不敌一蕞尔小国”。孙科指出，“欲挽危亡”，不仅国民党要加强内部团结，“就是党外各部分，也应该不分派别的精诚团结起来”。国民党应使“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得以和平方式尽量发表政见主张”。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功能的一个重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觫惧”。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堕失”。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之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他进而强调，“训政不过是一种革命手段，宪政才是革命的目的，这是我们党的唯一使命”。他提出，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方”就是促成宪政，否则“本党难辞抗御误国之咎”。
    为此，孙科提出结束训政，促成宪政的三项重要主张：
    （1） 于1932年10月，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
    （2） 于1933年 4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决定颁布日期。
    （3） 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
    孙科的宪政主张充分反映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他已认识到加强国内各党派和人民团结对抵御外侮的极端重要性。尽管孙科把“三民主义”作为开放政治的一个条件，但在人们眼中，三民主义并非是国民党之专用品，它不仅不会妨碍人们要求民主政治，反而会成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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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起草《五五宪草》
  
    由于孙科的特殊身分，他的结束训政，加速实施宪政的主张一问世，就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孙科的宪政主张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舆论界对孙之主张多给予“同情的批评”，但是，在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强烈反对的议论。
    国民党内反对结束训政的主要代表是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但是两人在表现形式上却有区别。汪精卫是公开持反对态度；蒋介石则比较隐晦。
    1931年10月，当孙科在宁粤和谈期间，第一次表示了自己关于结束训政，实行民治的观点时，就遭到汪精卫等的强烈反对。汪精卫认为，“无党则无国”，放弃训政，必然导致危及党国。当时汪精卫与孙科“反复辩难”。12月，中国青年党代表向汪请愿，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遭到汪精卫严厉指责。汪声称，“国民党的政权是多年革命流血所取得的，绝不轻易示人”。1932年 4月，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汪精卫回避全国各界呼吁结束党治这个紧迫问题，宣布会议只有三个议题，即“御侮”、“剿匪”、“救灾”，反对讨论政治改革问题，汪精卫十分勉强地声称，他虽“原则上赞成宪政”，“然而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不要退到1923年的形势”。国民党一些高官甚至以民国初年施行宪政的失败，作为延长党治的借口。汪派人物梅思平说：“我们从过去北京时代国会的经验看起来，知道在初行民治的国家，议会的压力愈大，他的腐化也愈容易”。
    对于汪精卫等的论调，民族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孙科均表示强烈不满。在国难会议期间，各地代表提出要求实施宪政，保障人民自由的提案仍有13个之多。有 100个代表拒绝出席国难会议，他们表示，除非会议能保障他们的完全自由，并允许他们讨论与国难有关的所有问题，他们将抵制会议。《申报》批评国民党道“借所谓国民会议，国难会议等等敷衍人民，适见其心劳力拙耳”。沈钧儒、黄炎培等指出，当前一切问题之重心，“不外对日抵抗到底，对内结束党治，实行民治”。胡适说，“如果训政的延长只是为了保持政治饭碗，那么，训政延长一日，只是当国的政党多造一日罪孽而已”。王造时质问国民党，“训政五年，训到丧权辱国，内乱不已。土匪到处如麻，贪官遍国都是，国家濒亡，民不聊生，试问再要这样‘训’下去，如何得了”？
      孙科对汪精卫等反对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观点，站在维护国民党利益的立场，也进行了批评。孙科首先强调一部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孙科以苏联在宪政下国力不断强大的事例为证，提问道“为什么俄国在宪政之下，就可以推行它的共产主义，而我们何以不能在宪政之下，推行三民主义，进行革命建设的工作呢”？第二，孙科批评国民党内攻击实施宪政是“模仿北洋军阀”的论调是“陷于因噎废食之病”。孙科声称，“本党同志断不能承认自己是和北洋旧军阀相同的”。至于宪政，“不得谓其尝遭颠踬而终不令其尝试”，“不能以北洋旧军阀过去的种种失败，就说对于宪法我们也不能够再去推行”。第三，孙科对宪政后的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他认为，对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决不能说宪法一经颁布，国民党就不能参与政权”。孙科断言，实施宪政，“国民党必能受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以更加巩固的”。
    在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民主的巨大舆论压力下，兼之孙科的宪政主张具有维护国民党利益的明显色彩。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虽然内心里并不赞成结束党治，但还是决定接过孙科的“集中国力”的口号。1932年12月中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孙科的“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决定于最近期间，进行宪政开始之筹备。又决定，“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并“饬令法院从速起草宪法草案发表，以备国民之研讨”。蒋介石摆出了准备实行宪政的姿态，声称“国民党责任为训政完成以后，实现宪政以归政权于全民”。
    1932年12月18日，孙科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已接受其实施宪政的主张为由，接受了立法院院长的任命。孙科上任伊始，立即成立了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延聘国内著名法学家三十六人参加，自己兼任委员长，亲自主持宪法起草工作。
    孙科主观上是希望通过制宪确立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的，孙科认为，首先未来的宪法政府应遵循孙中山遗教中所描述的形式加以组建；其次，政府的立法部门应具有较高的权威，以防止军事独裁者的控制。
    在孙科主持下，自1933年 2月 9日至 4月20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共举行会议十二次，就起草宪法总纲拟定下述原则：
    （1） 规定总统、副总统由国民大会选出。军人非退职者，不能当任。
    （2） 总统为国家元首，不直接负行政责任，任期四年，不得连任。
    （3） 行政院长由总统经立法院同意任免。
    （4） 省长民选。在县未完成自治前，省长暂由中央任命。
    这些规定的主旨是企图用分权制替代集权制，以内阁制代替总统制，防止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色彩。
    1933年 6月，根据上述原则，在孙科指导下，由吴经熊拟就的宪法草案初稿完成。孙科提议，以吴氏私人名义发表，征求各界批评。但是，初稿一经公布，围绕分权制原则，立即引起国民党内保守派的激烈反对。
    国民党的保守派，集中指责关于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认为“总统不得连任原则……限制太严，缺乏弹性，且无甚意义”。要求“改为联任一次或两次”。
    在国民党内保守派的压力下，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吴经熊初稿逐条修改。至1934年 2月24日初步订稿，3 月 1日全文发表。随即，立法院又指派傅秉常等三十六人，将初稿全部条文加以整理，成“初稿审查修正案”。经过这番变动，初稿中内阁制精神已一变为总统制精神。
    修正稿规定总统为行政首领，行政院长及政务委员及各部部长均由总统任命，对总统负责，此与原稿规定行政院长须由总统经国民代表大会之同意任免明显不同，表明最高权力全归总统，行政院长仅为总统的幕僚长。修正稿还规定省长由中央任免，省为中央之行政区，而非自治区域，明显违背孙中山关于省长民选，地方自治以县为起点的主张。王宠惠进而主张，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院长之人选，不由原设想的国大选举，而由总统任命。经过修改的宪法初稿，宪草中的民主色彩几乎完全消失。
    1934年12月14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讨论宪草修改稿，认为该草案仍“牵致太多、权力未能集中，故运用必难灵敏”。指示“行政权行使之限制，不宜有刚性规定”，“宪法条款不宜繁多”，要求立法院再作修改，“以造成运用灵敏，能集中国力之制度”。戴季陶也给孙科写信，声称制宪“不可过于重视消极方面，而忽视积极方面”。戴季陶更以“中国国大人多”为由，宣称“立法不可作悬想”，“时当过渡，法宜宽大”，“事太细微，不易一一偏举”。其意在向孙科施加压力，要求宪法草案更加突出总统权力。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一再施加的压力下，自1934年12月至1936年上半年，孙科又组织力量对宪法草案初稿作了两次大幅度的修改，至1936年 5月 5日，成“五五宪草”正式公布。此时总统权力已至高无上，其具体条款：
    （1） 原草案中“军人非解职后不得当选总统”一条，全部删去。
    （2） 原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立法院任命一条，改为由总统任命。
    （3） 规定立法院对总统提交复议之案，经三分之二决议维持原案时，总统不必公布，仍得留下届国大复决。此项条款，实际授予总统以取消立法院任何决议之权。
    （4） 总统、副总统任期由四年改为六年，原“总统依法统率全国海陆空军”，将“依法”两字删除。增“总统有权发布紧急命令及为紧急处分之权”。
    （5） 国大代表之任期，由最初定的两年，中经改为四年，最后定为六年。国民大会由原两年召集一次，改为三年。立委、监委原定全部由国大选出，现改为半数选举，半数由总统指派。
    根据以上条款为主要精神的《五五宪草》充满浓厚的法西斯专制主义色彩，其集权趋势实超过现代任何总统制之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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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在民主立场上的倒退

    如果说1933年宪法草案初稿还具有“相对的自由”色彩。那么到了1936年的《五五宪草》，它的民主内容已被极权的精神所替代。人们一定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何以作为宪政倡议者的孙科，为什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步步后退呢？
    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孙科制宪思想具有维护国民党利益的浓厚色彩，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宪法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他说，西方议会政治“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需要改弦更张的时候了”。苏联的制度，“无论它在苏联实行的成绩如何，但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因尚无资本家和劳动者两个森严阶级斗争对立的事实”，也不适合；因此，中国只能根据本国国情，“自出新裁研究出解决的办法”。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呢？孙科声称中国国民党的“政治背景和革命历史”就是中国的“国情”。他对把三民主义列入宪法持不同看法的党外舆论大加指责，称这批人“主观太深”、“太狭隘”，“忘记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而专以党为对象来讲话”。孙科攻击共产党，把中共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汉奸、复辟党、大资本家、大地主”相提并论。孙科称，“安得以宪政之开始，为反三民主义公开活动当然之解释乎”？
    三十年代初、中期，在国民党内有着浓厚的法西斯独裁气氛。一批蒋介石的亲信学生，打着“复兴民族”旗号。在蒋的支持下，散布“在中国实行民主还不成熟”的论调，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制造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而此时孙科已是立法院院长，属于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一员，已大不同于1932年提倡宪政的在野派地位，这也使他不能不屈从于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压力。这些情况对孙科无疑具有影响。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孙科的民主思想，犹若火花一现，倏然而逝。
    第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中的消极因素对孙科有严重影响。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提出“直接民权”设想，即广大人民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力。孙中山认为，有了这四项“直接民权”，西方代议会制的缺陷就可以弥补了。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提出了“权能分开”学说，主张把“权”与“能”分开，人民享有“政权”（“权”）。可以选举，罢免官员，创造、复决法律；政府有“治权”（“能”），具有高度的行政效率以服务于人民。如此，即可使人民和政府的力量，达到彼此平衡。孙中山认为这是他超越英美民主制度的新的思想贡献，但是这仅反映了孙中山主观上的一种良好愿望。因为在无所不能的“诸葛亮”式的治权下，人民所拥有的“四权”仅是一个摆设。
    孙中山晚年对苏联经验的学习往往限于加强革命组织的建设和强化革命纪律方面，因此在对人民自由权利的认识上有所倒退，他认为俄国革命“彻底成功”的原因就是“由于消灭无政府的主张，把极端平等、自由的学说，完全消灭”。在孙中山这种思想指导下，“五权宪法”主张中的有关人民权利的条文，就被淹没在加强政府权能的论述中。乍看起来，五权分立是三权分立的扩大和进一步分割权力，实则监察权与考试权的分立乃是为了削弱议会对行政的牵制，而进一步加强行政权力。因此，“权能分开”学说完全可能被转化为一种加强政府高度集中的理论。
    蒋介石取得政权后，即抓住孙中山“权能分开”理论，鼓吹“主权属于全体，系总理所亲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治之道，则必经过训政阶段——非籍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蒋介石这一段叙述，对孙中山“权能分开”学说之理解并无错误，只是他顺利地假借孙中山之名，视专制为达到民主的一个工具，已把孙中山民主主义精神彻底抛弃，使南京国民政府确实成了镇压异己的“万能政府”。
    孙中山“五权宪法”中“权能分开”学说，直接影响到孙科的立法主张。孙科称赞其父此说乃是“近代政治理论和实际政治中一个最新、最科学、最伟大的发明”他认为，四权之说之提出，“非纯粹代议制国家可比也”。在1933年他还认为，“把治权放在政权下，实在是很正当的”；然而随着蒋介石压力的增强，到了1934年孙科就强调治国“未有予人以绝对之自由者”。孙科指责西方人权学说是“十八世纪玄想之陈说”，认为应受“合理多方的限制”，声称“我们所需要的宪法，不能以个人的自由来换社会和政府的自由”。孙科的助手，法学家吴经熊也跟着说，“我们不得不要求每个人为了团体的自由而牺牲个人的自由”。孙科甚至要中华民国全体公民“饮水思源”，不忘国民党“缔造中华民国”之功勋。孙科这种维护国民党利益的立场，在关于限制国民大会权限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孙科声称，“人民直接的权限，只能在每个地方来发动，不能到中央来发动”。“政府的施政方针以及预算、外交等案，都是政府本身的事，是治权的事，不必到国民大会或国民大会代表会去决定”。孙科强调，国民大会虽然“其形式与一般代议制度下之国会相当”，但和国会制度性质迥异，因为代表只是“享受政权”而不能干预政府的“治权”。孙科反对使国民代表大会具有西方议会的职权，指责如此则是“寡头政治变相”。他说，如果那样，国民大会将“执掌国家统治权，以临驾乎五院之上，操纵而驰骋之”。更有甚之，孙科在不伦不类地攻击了国大之“寡头政治”的同时，对蒋介石的真正的寡头政治表示支持。他称，“依照总理遗教，过去之事例，及目前之环境而论”，总统“似应兼操实权为当”，完全推翻了自己原先的主张。
    孙科在制宪过程中态度的变化，不仅与当时国民党内的独裁的氛围、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有关，也与他本人政治地位的改变具有一定的联系。为了维护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防止党外知识分子借呼吁民主，要求与国民党分享权力，孙科可以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后退，甚至完全改变自己的观点。于是以孙科为代表的国民党内的“自由”分子，最终就和蒋介石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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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一
           
    国民政府自1932年12月与苏联恢复邦交至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中苏交涉东北主权收复事宜，对苏外交在其对外关系中一直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在蒋介石主导的对苏外交中，立法院院长孙科是一个重要人物。作为国民党内“亲苏派”的代表，孙科在推动中苏复交、促进中苏谈判、争取苏联军援以及设计战后对苏方针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孙科在上述方面的活动，是国民政府在这一阶段对苏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孙科的对苏活动，不仅有助于了解国民政府对苏外交方针的演变及其特点，就是对认识孙科这个所谓“亲苏派”的思想轨迹也不无裨益。
    孙科涉足对苏外交始于1932年，这一年他因力主调整对苏方针，积极推动中苏恢复邦交，开始被社会舆论公认为是国民党内的“亲苏派”代表。中苏邦交是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而断绝的，自此以后，两国基本停止了往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面临紧急调整对苏关系的需要，但在一段时期内，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于英美及国际联盟调停中日冲突，将外交重点放在英美，暂时搁置了对苏外交的展开。国民政府搁置对苏外交还另有重要原因。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两面立场，引起中国方面的疑虑。苏联对日军侵略东北的态度是从自身的安全利益出发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境,苏联感到日本的严重威胁，因此，一方面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退入苏联境内的我国抗日武装，给予一定的保护和接济，另一方面又首先宣布对“九·一八”事变持“中立”态度，以维护其在中东路的利益。在1932年 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苏联又采取事实承认的态度，默认伪满洲国接管中东路，甚至允许伪满在其远东境内设立代表机构。
    中苏关系陷入僵局，在国民政府方面，是出自于对西方干预中日冲突抱有强烈希望和对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有所不满，但在日军大举进攻、中日矛盾激化之际，中国既无力解决在东北权益问题上与苏联的分歧，就只能从大局出发，暂时搁置与苏联的矛盾，转而寻求在反日基础上与苏联合作。因为日军侵占东北，不仅损害了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社会舆论果然出现了要求与苏合作的呼声，“国内对俄复交之浪声。渐渐高唱入云”。
    孙科此时刚卸去行政院长之职，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在上海从事政治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孙科感到改善中苏关系不失为一个挽救外交颓势、抵制日本侵略的重要策略。1932年初，孙科提出以“联美”、“联俄”相结合的策略来扭转外交僵局的主张。随之，他又和陈友仁一道，提议把中苏复交列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的主要议题。
    孙科、陈友仁的建议被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拒绝，除了国民政府对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不满外，一些人还担心对苏复交将影响国民党的“剿共”政策。“中央要人鉴于正努力剿共，对中俄复交后应付共党及苏联在华宣传赤化等事，颇多顾虑，其议遂寝。”
    虽然孙科关于恢复中苏邦交的建议未被采纳，但他仍竭力为之呼吁。孙科在1932年 4月发表的《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提出：“凡与日本帝国主义利益冲突之国家，均为我之与国。应与之作切实的、互惠的联合。”
    他批评国民政府对“与俄复交之议，拖延半载，迄无结果”，要求“为求远东之与国，应积极进行中苏邦交之恢复”。
    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内和社会各界不断呼吁恢复中苏邦交，蒋介石的态度发生转变。他认为，恢复与苏联的邦交，将有助于加强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地位，因此接受了孙科等的主张。1932年 6月 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了对苏复交和商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经过中苏代表在日内瓦的多次磋商，12月12日，两国互换了照会，正式宣布恢复邦交。
    中苏邦交虽已恢复，但两国间在东北权益问题上的矛盾却再次凸现出来。1933年苏联将中东铁路低价售给伪满洲国，使国民政府对苏联再生疑虑。兼之蒋介石“剿共”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对国民政府亦有不满，两国关系陷入停滞状态。孙科此时已进入国民政府，在1933年初出任立法院院长之职。他对两国关系的现状多有不满，希望加快中苏合作的步伐。孙科以为，在日本对华侵略加剧的形势下，非联苏无有出路。于是他撇开苏联损害东北权益的问题，对苏联“国势日隆”、“建设成功”，表示钦佩，甚至打出其父孙中山的旗帜，强调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是“很重要，很合理的”。
    孙科在中苏关系停滞时期对苏言论虽然不多，却十分引人注目。随着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中日矛盾急剧升温，蒋介石开始调整内外政策，逐渐走上联苏和试探与中共接触的道路。在蒋介石的全盘考虑中，联苏与试探与中共接触是一体两面的事。蒋介石将打通与中共秘密接触事宜委之于陈立夫，而将改善与苏联关系等公开方面的活动交之于孙科等，使孙科成为其对苏政策的主要助手之一。
    1935年10月25日以孙科为会长，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为副会长，旨在“研究宣扬中苏文化，促进两国国民友谊”的“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这是“中苏复交后关于中苏友好民间活动之第一声”。
    孙科主持的“中苏文化协会”作为国民政府半官方团体，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在配合国民政府改善中苏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孙科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建立了密切的个人联系。1935年 7月14日，孙科作为立法院院长，出席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为欢迎鲍大使而举行的谈话会。鲍大使在讲话中对孙科个人为促进中苏友好所作的努力予以了高度赞扬。由于孙科最早主张联苏抗日，并主持“中苏文化协会”，兼之与苏联驻华大使来往密切，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围绕孙科周围，支持孙科观点的还有于右任（“中苏文化协会”名誉会长，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蔡元培、颜惠庆（驻苏大使）等党国要人。于是孙科被普遍视为是“国民党内的亲苏派”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支持中苏友好的“一股有力的势力”。
    从1935年10月到抗战前夕，中苏两国就合作抗日、争取苏联在中国抗战爆发后以军援助华等问题开始了秘密谈判。由蒋介石亲自主导的对苏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就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主权、中苏合作抗日的条约形式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反复磋商。经一年的谈判，双方的立场基本接近，但苏联不愿单独与中国签订两国安全保障条约，而坚持要求美英中苏等国共同行动。谈判的第二阶段转移至中国首都南京进行，在这阶段，孙科也涉及其事。1937年 3月，孙科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就苏联对华军援问题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举行秘密谈判。苏联允诺将以军事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但须以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为条件。孙科告知鲍大使，国共和谈正在进行，请予宽释。
    在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不久，日本终于挑起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国民政府迫切希望与苏联协议，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贷款和军火援助。“七·七”事变后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再次授权孙科和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
    苏方此时建议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援助中国的法律依据。孙科和王宠惠接受了鲍大使的意见。8 月 1日，蒋介石批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8 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政府代表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互不侵犯领土、主权，互不使用武力；其中一方遭到第三国侵犯时，另一方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援。这对当时处于极度困难之下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将保障中国从苏联那里得到战争物资”。
    很快，苏联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从新疆沿陆路运往中国内地，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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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国际环境丕变，蒋介石将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放在外交目标的首位，但是英、法等国仅口头同情中国而无具体物质援助，孔祥熙在欧洲的出访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苏联则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因此，对苏外交立刻显示出重要意义。蒋介石权衡形势，为了推进苏联援华计划，争取更多的苏联军援，决定起用孙科，以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合作。
    孙科被蒋介石委之以对苏外交的重任与他的背景经历有密切关系。由于孙科长期致力宣传中苏合作，并曾参加过与苏联的谈判，加上孙科的家庭背景——孙科之父孙中山在苏联受到普遍尊敬，孙科便成为蒋介石考虑出使苏联的最合适人选。
    抗战初期，孙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三访莫斯科，争取到苏联对华巨额援助和大量军火。1937年12月底，孙科率傅秉常、吴尚鹰赴苏联进行第一次访问。孙科一行于1938年 1月13日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与专程从巴黎赶来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会谈，交换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当时，“国内对日和谈之风甚大”，孙科对此甚为愤慨，他对顾维钧说，“中国义无反顾应继续抗战”。孙科并表示，“面对日本侵略，中苏利益完全一致”，“只有苏联是中国可能取得最大援助和支持的所在”。孙科提议，由他领衔，代表驻欧使节，向蒋介石、孔祥熙发出电报，请他们不要再向国外拍发“要求和平与和解的训令”。
    由于孙科“急于访苏去争取积极的支援”，1938年 1月16日，孙科一行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莫斯科。孙科在苏期间，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孙科向斯大林转达了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斯大林未作明确答复，但表示苏将以物质援助中国。孙科此行争取到苏方5000万美元的军事借款，用于中国购买苏联军火。孙科在访苏结束后，于 9月返回武汉。
    1939年 3月，孙科奉命再度访苏。自西安、兰州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因气候原因，苏联飞机不能降落，孙科一行改乘汽车沿陆路进入苏联，于 4月10日抵达莫斯科。此行。又从苏联得到 2亿美元的贷款。
    6 月13日，孙科与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规定苏方以特种物品（军火武器）交付，中国以矿产品、农产品各担半数陆续偿还，双方物资往来均经陆路运送。孙科在完成使命后，于 7月 4日抵达巴黎。
    1939年 8月，孙科在回国途经巴黎期间，接到蒋介石要他去苏联进行第三次访问的电报。蒋要孙科转告斯大林，“不管苏对同中国合作对付日本已否采取新的步骤，中国都准备和苏合作，准备跟随苏联之后，唯苏马首是瞻”。
    蒋介石并要孙科协助新任驻苏大使杨杰观察苏联军事、外交动向。于是孙科遂有第三次莫斯科之行。9 月 9日，签订了《中苏航空协定》，直到10月初，离苏途经欧洲返国，于11月20日回到重庆。对于第三次访苏是否必要，孙科曾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蒋介石不提具体合作方案，中国政府内某些圈子（指汪精卫）又正在进行对日和谈的舆论宣传，这些均不适宜他重访苏联。
    但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孙科仍然履行了第三次访苏的使命。
    孙科三赴莫斯科争取军援的成功，不仅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孙科发表大量联苏言论，作出“亲苏”的姿态。孙科的这类言论在抗战前、中期十分突出，成为当时政坛上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孙科高度评价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认为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他说，早在“九·一八”事变时，苏联就“大声疾呼地谴责法西斯侵略国家”。到了抗战爆发，苏联“不仅在精神上给予我们以可贵的鼓励，而且在物质上也给予我们以最大的帮助”，“数目之巨，至今还占援助者的首位”，“就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仍有物资运到中国”。孙科在称赞苏联的同时，批评了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他说正是因为英法等国“顽固地拘泥于政治成见”，及至抗战爆发，对日本“更无具体行动”，才造成了“东方法西斯主义的猖狂”。
    孙科认为，只要把苏联的“豪侠举动”和西方的态度一对比，“我们的朋友是谁? ”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在我们的朋友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国父早就明确指示我们要与之成为盟友的苏联”。
    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国父联苏政策随时代之需要更富伟大意义”。
    孙科在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中，高度评价苏联十月革命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程度之热烈，言辞之浮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是罕见的。孙科抨击“世界反动力量”“诋毁”、“攻击”苏联，他称赞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体现了孙中山生前“无时不企图”的“新兴革命力量的兴起。”
    孙科说，关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在“世界各国都还没有解决”，而“苏联却在艰苦的环境中，经过了二十二年革命的奋斗，终于把它一一完满地解决了”。孙科进而声称，苏联“建设成功，就是达到三民主义的理想”，“总理不及亲见，也料不到三民主义理想，竟然又先在苏联实现”。
    在孙科的眼中，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已是地球上的“理想国”。           
    孙科对苏联的热烈拥护，甚至发展到为苏联的一些大国主义霸权行径辩护的地步。1939年苏联与希特勒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继而占领波兰东部，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芬战争爆发。国内公众对苏外交颇多疑惑，进而担心苏联对日本态度将有所软化。孙科为了消除国人对苏的疑虑，在公众场合多次发表言论，对苏联继续表示高度的信任。他说“苏联绝无必要牺牲中国，讨好日本”，“苏联对中国同情和援助的友谊,绝不会有丝毫的转变”。
    1941年 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苏日中立协定》，孙科虽有不满，但在同年10月发表的有关苏联对外政策的演讲中，仍试图为苏联对华的某些大国主义行径辩护。孙科在谈到中东铁路、外蒙、新疆等问题时，一方面批评了苏联的做法，但又将中苏在这些问题的争端描绘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声称苏联的举动是“事出于不得已者”。
    孙科在抗战期间对苏外交活动中扮演了一个极为活跃的角色，他不仅身负重大使命三次远赴苏联，为中国争取到巨额军事援助，又以立法院院长和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身份，积极鼓吹对苏友好，几乎逢会必赞美苏联，若干“亲苏”言论甚至到了令人“侧目”的程度。问题是，这些言论是孙科的真实看法，还是他代表国民政府作出的某种外交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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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抗战期间，“联苏”是国民政府既定的国策，对苏外交由蒋介石一手主导。国民政府总的说来采取了对苏友好的外交方针，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尤为明显。孙科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亲苏派”代表，他的言论基本上出于国民党对苏外交的政治需要，具有明显的外交策略的色彩。
    孙科把对苏友好视为抗战期间中国必须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他援引孙中山曾交替实行过联英、联美、联俄政策的史实，强调“世界各国间，邦交的厚薄，完全以利害关系为转移”。他指出：当“我国受日本残酷侵略的时候”，只有苏联大规模支援中国，所以“我们当然要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1939年 1月，孙科把蒋介石制定的外交策略电告驻苏大使杨杰，“对苏外交以军事为重心，对美外交以政治为重心，对英外交以交通、经济为重心”。
    所谓对苏外交以军事为重心，就是最大限度地争取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孙科认为，要争取到苏联援助，就不能反苏。“对内是另一问题，对外实有联俄的必要”。
    中苏地理的接近，苏联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影响，也是孙科主张对苏友好的另一重要原因。孙科知道苏联对华有大国主义的企图，但是出于中国眼前利益，主张暂且隐忍。孙科认为，中苏边境漫长，苏联国力随几个五年计划已大大加强，与此相比，中国的国力则十分衰弱，新疆等地区仅在表面上“听命中央”，实则半独立。除了新疆问题外，中苏之间还存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苏联在这些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就法理来说，……是非法的”。然而孙科认为，尽管中苏间存在这三个“未决之悬案”，但“较之在艰苦抗战中，苏联所予我们宝贵的援助”，似不应过分强调。孙科说，解决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把敌人驱逐到鸭绿江彼岸”，及中国“强大起来”。在未达到此目标前，则必须正视现实。孙科提出，在中央政府加强经营新疆的同时，要尽力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取得苏联的谅解。甚至连“东北善后”，也应“与苏方协议解决”，以服务于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的目标。
    孙科发出的这类言论，实际上反映了蒋介石的对苏外交策略，孙科只是说出了蒋介石不便明说的话。当国民党内的右翼人士批评孙“时而亲美，时而亲苏，朝三暮四，没有一定的主张”时，孙科反驳道：“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敌，也没有永久的友，过去是敌国，现在也可以做好朋友。”
    孙科的这种态度也是抗战期间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孙科在晚年回忆出使苏联的往事时，直言不讳地说，当年远赴莫斯科的目的乃是“想拉拢苏联”。
    孙科的大量“亲苏”言论，并不仅局限于对苏外交方针方面，还涉及国内政策方面。这些言论突出了当时他作为自由派、民主派的个人形象。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个高官，孙科有意角逐更高的政治地位，他需要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主张对苏友好是其政见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集中表现在他将联苏政策与改良国内政治加以密切联系。
    1938年 8月 7日，孙科在首次访苏归国途经巴黎时致电蒋介石，提议“中苏合作不限定时日，战事终了仍应提携，宜缔永久盟好”。孙科要求蒋介石改良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措施。他认为此两项虽“属我内政”，但影响两国关系巨大，“彼当局口虽不言，心中未尝不怀疑我战胜后，有法西〔斯〕之危险”。孙科还向蒋介石通报了访苏期间，苏联领导人对国民党的某些疑虑。苏方曾就国民党“对八路军待遇不公”，对中共存有“歧视”，国共关系“未能融洽”，向孙科表示了不安。孙科对此十分重视，向蒋介石提出对此类事“急应改善”，中国应“自动解除其疑虑”，“以实现与苏精诚合作”。
    但是对外“联苏”，对内改良政治却是一个易说难做的复杂问题。孙科既已将苏联列为中国首要学习、模仿的国家，就难免被世人认为他是在鼓吹中国应效法苏联，走苏式建设道路。面对这个矛盾，孙科煞费苦心地试图划出几个界限，向国人提供一个所谓学习苏联的正确方法。孙科认为，向苏联学习除了“学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方法，学习他们的办党经验”，还要学习苏联的“整齐划一”，以及苏联人对自己“立国主义”所持的坚定不移的立场。至于苏联的“立国主义”，那是中国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已有适合于中国的三民主义，无需乎舍己求人”。
    孙科对左派、右派各打五十板。他说，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不明白苏联实在的情形”，因而有“反对三民主义的言论”；另一部分人则“不明白民生为何物，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苏联的情形，没有深刻的观察和研究，因而尝有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言论”。孙科声称，“共产主义是人类一种最高尚的理想，就是中国数千年所讲的大同”，“民生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冲突，就是与共产主义也没有冲突”，“两者实在是殊途同归的”。他强调“中国的历史与环境与苏不同”，因此中国只能采取有别于苏联的“不同方法”。他的结论是，“愈是羡慕苏联的人，愈要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愈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愈应该研究苏联，和苏联携手”。
    孙科以为经过他这一番对向苏联学习内容的限定，中国既能“坚持一定的立国主义”，又可迅速学到苏联的经验。但事与愿违，随着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孙科“亲苏”、开明的形象面临严峻的挑战。1941年后，他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然而他并不愿就此放弃“亲苏”的姿态。孙科的反共方法别出心裁，他竟以吹捧苏联的方式反共。
    孙科在指责中共“犯了反民族主义的错误”的同时，竭力称赞苏联。他声称，苏联红军抵抗纳粹侵略的英勇战绩，“完全是因为受民族主义感召的缘故”。孙科援引苏联领导人对他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应该协助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不必抄袭苏联共产主义的办法”，攻击中共“没有苏联这种革命的气度”。孙科说，中共“这两年的行动，如果是在苏联，是绝不允许的，他们一定要被严厉地制裁”。他还以苏联军队“非常讲纪律”，苏联“政治、经济、社会的体制和理想都是一律的”为由，要求中共服从“三民主义的纪律”。孙科讲道：“有些人说国民党一党专政，以为一党专政便不是民主国家，这是错误的”，“苏联革命成功，由专制走向民主，还不是以布尔什维克一党建国，一党治国吗? ”
    尽管孙科的反共、“联苏”立场与蒋介石并无矛盾，但是随着苏联对华军援在1942年完全中止和美国与中国开始协同对日作战，对美外交立时成为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的重心，孙科等“亲苏派”的地位与作用已明显下降。孙科只能依托“中苏文化协会”进行一些宣传中苏友好的活动。1944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日本败局已初步可见，苏联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影响远东战后安排不可忽略的因素，此又与中国东北问题紧密相联。在这个时刻，孙科再度就对苏问题频频发表议论。
    孙科此时已修改了他的反共立场，转而主张为了搞好与苏关系，应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共问题，按孙科的主观意图，这一切主要是为了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与国民政府合作。孙科在1944年已预测到苏联将出兵中国东北，并把此与中共问题加以联系。他分析道，当欧洲战争了结，“苏联也有参加对日战争的可能”，“苏联出兵打日本……一定在东北”。“假便（使）到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兵力还没到达那里，那时他们当然要找他所认识的人，很可能找中国共产党”。对此前景，孙科深为忧虑。他说“未来东北情形假便（使）是这样发展，……东北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样又有一个可能，当然要与中国共产党打起来。而后面有苏联帮他的忙，结果非同苏联打仗不可”。此种前景使孙科不寒而栗。于是他一再提醒蒋介石，中苏“接壤万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以为反共就是反苏”。他呼吁，“今后我们要建国，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亲善，……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
    孙科有关战后对苏外交的设计，得到蒋介石部分的赞同。蒋介石同意对苏友好，也希望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合作，但拒绝因此而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共的方针。1944年，孙科在国内政策问题上对蒋介石多有批评，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后盾，意图夺取国府主席”。
    在蒋介石看来，孙科的立场已不堪任对苏外交的重责。1945年，蒋介石转而起用具有亲美色彩的宋子文以及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将对苏外交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蒋介石并且把国民政府对外关系全部寄托于美国，企图以美制苏。孙科于是彻底退出对苏外交的舞台。
    综上所述，从1932年至1945年对苏外交在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蒋介石为了增强中国在对日本交涉中的地位，在1932年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继而在抗战前期全面加强了与苏联的合作。孙科是蒋介石制定对苏方针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之一，此也造就了孙科“亲苏派”的公众形象。1942年后，苏援停止，美援到来，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已转移至美国。蒋介石对苏联仅维持一般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亲苏派”代表的孙科作用已大大降低。抗战后期，苏联出兵东北在即，对苏外交又显重要。但蒋介石已决定以美制苏。由于东北问题不仅牵涉到中苏关系，还与中美、美苏关系复杂纠葛，加之孙科与蒋介石因政策分歧，两人关系已趋紧张，“亲苏派”的孙科终被蒋介石弃用。在孙科涉足对苏外交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孙科只是一个辅助性的角色。虽然孙科在“联苏”与国内政策方面不乏某些想法，也曾试图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但其主张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根本无实现的可能。1945年后，宋子文、蒋经国等已接管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并负责与苏交涉收复东北的问题。以孙科为代表的“亲苏派”已不再起任何作用。随着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交互影响，蒋介石的对苏外交也逐渐陷入死胡同。

ys1937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兼论孙科的“多变”

    原名《论抗战后期孙科的“左”倾》，载《民国研究》第 2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7月版。
         
    孙科是民国史上极具特殊性的政治人物，以政治立场多变而闻名，在几个紧要的历史关头，他的政治立场都曾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无一不影响到当时政局的发展，给社会造成强烈的震动。抗战后期孙科积极鼓吹民主政治，猛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然而时隔几年，他又从原先的政治立场后退，转而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在不长的时间内，孙科的政治立场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转变，究竟是其个性上的“朝秦暮楚”使之然，抑或是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本文拟结合对这一时期孙科政治主张及活动的考察，对这一问题尝试性地提出一些解释。
         
一、孙科在抗战后期的“向左转”
         
    自广州时期始，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就经历了几次由破裂到修好的过程，直至1933年初孙科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一职，孙蒋合作的局面才告稳定。在这之后近10年的时间里，孙科对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大体都持支持的态度，但是孙蒋合作的局面在1943年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孙科和蒋介石之间在对许多重大政策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孙科鉴于国民党政权已经严重腐败的现实，主张开放政治，要求对国民党进行重大革新，“赶快从走错了的右路回到左路来”；孙科：《说左右》，《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77页。蒋介石则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为此，孙科一变对蒋介石全力支持的态度转而猛烈反蒋。
    1943年后，孙科发表了大量的鼓吹民主政治、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其内容广泛涉及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所有方面：
    第一，借批判德、意、日法西斯，谴责国民党一党专政。孙科认为国民党长期以来，“只是做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使党“变成了衙门机关化，乃至官僚化的组织”，“一切都是军事作风”、“就像德意日一样”、“每每好像是习惯了一种统治阶级的态度和风气。……不允许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孙科：《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三民主义新中国》，第30页。他声称由于自己深受“总理与别位老前辈”“耳提面命”的教诲，因此在1928年访问意大利及希特勒初登台之际，就已“深信法西斯党之兴起”，“不过是世界民主大潮流之一股逆流，是一时的反动现象”。孙科：《民主世界中的民主中国》（1944年10月），《三民主义新中国》，第56—57、60页。孙科进而批评国民党“几年来”“有意无意中模仿了法西斯作风”，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1） “一党统治”，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2） 政府非由人民普选产生。（3） “共产党未能获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 2页。孙科还讥讽国民党“具有斗争心理”，认为这种“心理”是因对中共存有“戒惧”而引起，“使得大家如惊弓之鸟”。于是固守一党专政，造成国内政治问题一直无从解决。
    第二，引英美舆论抨击蒋介石的独裁专制。1943年，围绕重开缅甸战场和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美国政府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扩大，美国主张建立一个包括国民党内自由派、中共和其他党派共同参加的联合政府，共同决定并实施对日作战计划。然而美国的意见和蒋介石的反共方针却产生了严重冲突，蒋介石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对此，美国朝野极为不满，于是在一个时期内，英美报刊出现了大量批评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美国的这种态度正好和孙科的思想倾向相符，孙科批评国民党以“国情不同”拒绝英美舆论的批评，指出这“不过是自慰与解嘲而已”，他声称“旁观者清”，“凡在自由界讨生活的，都彼此共见共识”。孙科：《自由与组织》，《三民主义新中国》，第97页。在1944年整整一年中，孙科几乎逢会必把英美对蒋介石的批评详细报告给听众。
    孙科首先讲明英美批评国民党，“同情反对国民党的共产党”，并不是他们就“赞成中国走共产主义的路”。孙科说，英美批评国民党乃是因为，“我们国民党是倾向独裁的，是一种特殊的统治阶级”，孙科：《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三民主义新中国》，第33页。他们的根据乃是“国民党一党垄断政权”，“国民党组织青年团，是学习法西斯青年团的办法，国民党特务是效法德国的盖世太保，甚至于说我们中央训练团是集中营”。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1、72页。孙科说，英美因为看到“国民党在朝，人民没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人民集会结社，复受法令的限制，不能公开活动，这些作风是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倭寇的唯一的法宝。为什么中国也去模仿它呢？因此产生怀疑”。“恐怕中国也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孙科：《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三民主义新中国》，第33页。孙科称赞美国对国民党的批评，乃是“惩前毖后”，他呼吁国民党迅速革新，“绝不能够保留仿效法西斯的残余风气”，“赶快使他们了解，使他们放心”，因为，“今后一二十年领导世界的是美国，今后中国建设要靠美国帮助，美国对我们不谅解甚至怀疑我们”，“对中国的前途是危险不利的”，将使中国在战后“陷于孤立”。孙科：《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三民主义新中国》，第32页。
    第三，主张政治民主化和实行多党制。孙科指出“民主是中国目前迫切的需要……中国如果不实行民主，那就决不能立国”。孙科：《怎样促进民主》，《三民主义新中国》，第52页。他批评国民党“执政快二十年了，对于政治民主……进步得太缓慢”，孙科：《世界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57页。“训政十七年，空居其名并无良好的成绩”，孙科：《向民主宪政的大道前进》（1944年 5月 3日），《三民主义新中国》，第44页。
    “到今天全国没有一个县参议会，更没有一个县长，是由民选的”，以至“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国家还在危难之中”。孙科认为，“民主不民主第一个条件，首在政府是不是经过国民选举而产生”，他指出，国民党虽然口称“民权主义”，“但事实上我们这句话，说来说去，还是句空话”。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6、65页。孙科要求：“在抗战中短时间以内，完成民主政治的建设”，“提早结束训政，召开全国大会，制颁宪法，实施宪政”，孙科：《民主世界中的民主中国》，《三民主义新中国》，第 2页。他警告说，这是“奠定国家亿万年基础的办法”，“否则中国可能因为政治问题未妥善解决，而发生变乱和革命运动”。孙科：《向民主宪政的大道前进》，《三民主义新中国》，第45页。
    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他提出，“一党专政不是民主”，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4—26页。
    他批评国民党“政治上没有上轨道”，因为“英美民主的运用，是使政府与反对派同时存在”。孙科表示希望战后中国“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在各政党中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4—26页。
    抗战期间，孙科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几经反复，时有变化。抗战初期，孙科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支持国共合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比较友好。但是随着中共力量在抗战期间的迅速发展，孙科对中共的态度也出现变化，1941—1942年，孙科公开发表了反共言论，但从1943年开始，他改变了原先的反共态度，恢复了抗战初期赞成联共的政治姿态。
    孙科对共产党态度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他要求国民党改变“反共心理”与反共“作风”。
    孙科认为，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逐步胜利，已出现一个世界性的民主潮流，民主潮流的特征之一是联共而非反共。他指出：“十年三十年前，世界许多国家，也是同我们一样，讨厌共产党，害怕共产党，要消灭共产党”，致使“反共潮流逐渐变成反民主的潮流”，终于“酿成这次世界大战”。及至今日，“民主潮流已将反民主的潮流压倒，也就是把反共的潮流压倒”。反共已成为过时的东西。孙科指出，“英美现在已没有反共的宣传”，“反共老祖宗的意大利，现在亦已放弃反共，且有共产党加入政府”，孙科：《世界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1、62页。“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反共”，孙科质问道：“我们还有没有保持‘反共’、‘防共’的那种作风的必要？”“一面容共，一面反共，这不是矛盾吗？”孙科要求国民党“扫除反共心理”，他指出，“我们不能脱离世界”，“‘反共’不但违背世界的潮流，而且没有认清自己的环境”。孙科：《世界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6页。孙科批评“主张对中国共产党非用武力不可”的论调，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7页。他一方面强调“军队必须统一在国家系统之下”，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1页。同时又指出“政治解决”的先决条件在于国民党放弃反共政策。孙科认为，“对共产党问题”应“以理智的判断求其解决”，而问题的关键，“只看我们同志间能否改变心理与作风”。孙科：《世界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6页。
    孙科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上述批评，并非表明他赞成中共的立场，他是站在维护国民党利益的立场，看待与共产党的关系。孙科主张与共产党改善关系，是基于如下几个重要因素。
    孙科认为，随着第三国际的解散，中共“进行共产革命”的“国际背景”已不复存在，对其已不必“害怕”。而苏联则因为要在“一、二十年里复兴，发展国内事业”，“希望中国对他谅解，维持友好关系，亲睦善邻”，因此，中共“要进行共产革命”，不仅“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一定不赞同，就是苏联也不许可”。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0、71、67页。孙科认为，与此紧密联系的还有中共对遵守三民主义所作的承诺，即“1937年共产党已经改变立场，公开宣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原则”。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5页。他说，这个承诺表明，中共“已经显明地认定，使中国仿效苏联式的苏维埃化是不适宜的，而且是不能实现的”，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5页。“这种信念是经过与国民政府悠久的九年战争，企图夺取政权终于失败后，才产生出来的”。孙科断言，这些情况使“中国共产党非走上三民主义的路”，“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不要害怕，共产党不能消灭国民党”。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0、71、67页。
    另外，孙科相信用武力不能“消灭”中共，主张承认中共对部分地区控制之现实。他说，“如用武力暴力要求统一，那只是假的统一，只是一时的解决，是不会永久维持的”。明确表示反对在“这次反侵略战争胜利以后”，“再来进行内战”。孙科强调，“不但人民经不起这种牺牲，试问，国家的前途还成个什么样子？”他说，“我们不能再关起门来自己打自己”，“所谓剿共其实没有法子去做，因为头一件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因此，孙科提出，“今天要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绝不可也绝不能用武力”。孙科：《世界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2页。
    最后，从对东北前途的预测上，孙科深虑反共必危及国民党命运。孙科长期留心于国际问题的研究，对时局的分析有一定的预见性。在1944年，孙科即预感苏联将出兵东北，并把此与中共问题加以联系。孙科分析道，当“欧洲战争了结”，“苏联也有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苏联出兵打日本……一定在东北”。“假便（使）到那个时候，我们与苏联还没有密切合作，他也许不会来找我们，也许来不及找我们，因为我们的兵力还没到达那里，那时他们当然要找他所认识的人，很可能找中国共产党”。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7、68页。对此前景，孙科深为忧虑，他说“未来东北情形假便（使）是这样发展……东北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样又有一个可能，当然要与中国共产党打起来，而后面有苏联帮他的忙，结果非同苏联打仗不可”。此种前景使孙科不寒而栗，于是他一再提醒国民党，中苏“接壤万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以为反共就是反苏”。为此孙科重申，“今后我们要建国，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亲善……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正因对国民党前途充满忧虑，使得孙科对内战持坚决反对的态度。1944年当一些国民党中委向孙科鼓吹“对中共非用兵不可”，散布“国内战争迟早要打”时，孙科一再劝诫他们：“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路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8页。
    孙科在1943—1945年与美国驻华使馆人士接触密切，1944年 7月 3日，孙科与美使馆随员谈话，要求美国对蒋施加压力，使“政府军及共军均应用于抗日”。孙科声称，“美国如出以高压，蒋的意见可改变”。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 724、725、727页。孙科利用美蒋龃龉，对蒋介石旁敲侧击，使蒋进退维谷，大为恼怒。1944年 5月 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指孙科与中共“勾结”，美国从中助长，图谋推翻政府。
    1944年 5月14日，孙科在宪政座谈会上作“论三种自由”的演讲，对国民党政府多有批评。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后盾，意图夺取国府主席”。
    9 月27日，美蒋冲突因史迪威事件白热化，蒋介石约见国民党重要官员，声明“绝不为任何压力动摇，绝不受外人干涉，凡引外人言论自扰者，罪同汉奸”。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727页。然而孙科并不示弱，他反唇相讥道：“难道我们要模仿法西斯的作风，才是自力更生吗？”孙科：《说左右》，《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8、79页。“假使我们真的要‘反尾巴主义’，那么只有回复到闭关时代。”孙科：《论三种自由》，《三民主义新中国》，第 105页。1944年夏秋之际，孙科与在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当时这些人正在酝酿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孙科对此表示赞成，并说他也可以秘密参加，但对内对外都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不久，孙科派了他的秘书司徒德参加了国民党民主同志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即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前身。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 4期。孙科1943年后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批评，其前提也是他已预感到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的前途，而并非是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根本的改变。在孙科看来，虽然此时中共力量1941—1942年又有大的发展，但真正危及国民党严重危机的，却是和世界民主潮流相违背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孙科才改变了对中共一度抱有的敌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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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孙科与1946年政协会议
         
    抗战结束后，中国政坛又开始新一轮的变化，国共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国共双方代表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订的《双十协定》的规定，国共双方一致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工作”。1946年 1月 6 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1946年 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正式开幕。政协会议是国共双方及各党派讨论战后中国建国方案的一个具有广泛影响性的会议。出席政协会议的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共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 8人，中共代表 7人，民主同盟代表 9人，社会贤达 9人。孙科作为国民党内开明派代表人物，被蒋介石挑选作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是各方所共同瞩目的重要人物。
    孙科对于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国内和平，持相当积极态度，他希望能通过政协会议，将国内和平局面巩固下来，为民主建国奠定基础，然而他的这种立场却与国民党主流派的思路存有较大距离。
    对于政协的召开，国共两党抱有不同的理念。在国民党方面是希望通过政协会议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交出军队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实现所谓“军令和政令的统一”。1946年 1月 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演说，以谈国家统一为名，不点名地指责中共“破坏”交通运输，“骚扰地方秩序”。蒋介石说：“政府为进一步促成国内环境的安定，为实现全国的精诚团结，为使政治中枢成为最充实而有力的机构，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并准备延揽社会贤达与各党派人士参加政府，不论是参加决定政策的会议机关，或是参加执行政策的行政机关，政府本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原则，无不竭诚接纳，以期集思广益。而我们的政府于此所希望的，并无其他条件，只是参加政府的各党派，不能拥有其自己的军队来作政争的工具。这因为一个国家以内，如果容许有国军以外的军队，无异造成国家以内的另一个国家，则国家即不能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如果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命令各别的军队，则政府必不能稳定，更不能望其合作团结健全而有力了”。《蒋介石1946年元旦的广播演说》，载《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蒋介石的这段话，明确强调了国民党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的态度。
    中共方面则一再重申了对国家“政治民主化”问题的立场。1946年1月4日，中共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王若飞接受重庆《新民晚报》记者访谈，强调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所要讨论的政治问题主要应是“结束训政，改组政府”。关于国民大会，他认为当然要坚持修改组织法及选举法，召开日期要等上述问题决定之后才能决定，“因为这上面规定的总统权限比日本天皇还大”。《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访问之三十：王若飞先生》，重庆《新民晚报》1946年1月5日。中共同时也希望通过政协，表达自己的和平意愿，并利用争取来的和平时间积蓄力量。
    国共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争论的焦点在两点，一是军队国家化问题，另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蒋介石固然希望通过政协会议扩大国民党的影响，给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交出军队。但是，他也知道，涉及如此重要的问题，中共绝不会轻易就范。因此，为了照顾美国的要求和国民和平的呼声，蒋介石频频作出姿态，表示对政协会议的重视。但在另一方面，他继续加紧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为从武力上消灭中共，进行各方面的部署。挑选孙科作为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就是蒋介石对中共、美国及社会各界作出的一个重要姿态。孙科与中共领袖皆熟，大革命时期与周恩来相识于黄埔，与毛泽东认识则在广州。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孙科曾在家中设宴款待过毛泽东，两人曾就国内和平的前途作过交谈。毛泽东曾当孙科面表示过对蒋介石和平诚意的怀疑。《孙哲生口述自传》，载《孙哲生先生年谱》，第 483页。至于美国，更是在1944年后表示过对孙科的兴趣。蒋介石知道孙科的“开明”形象对自己将是一笔资源，他任命孙科为国民党参加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就是要利用孙科的“左”倾的社会形象和孙科与美国的联系，为国民党造势，及向美国传达蒋介石有意改革政治的信息。
    对于孙科有关改组国民政府问题的意见，董必武代表中共作出反应。董必武表示，中共的基本态度是在现政府的基础上来改组。第一，中共承认蒋主席的领导；第二，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第三，不变动政府的各院部会组织机构。但是，中共在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方面，持有与国民党不同的意见：
    在中共、民盟和青年党的要求下，经过宪草分组委员会4次讨论后，国民党在几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上作了让步，而这种让步又是与孙科的努力分不开的。
    在宪草修改过程中，张君劢等拟定了宪草修改十二原则，其中心意思是削弱总统实权，将大权集中于行政院，变国大为无形国大，确定省自治原则，省长民选，省可制定省宪。
    由于张君劢等思路与孙科的理念十分接近——孙期望通过一部具有民主精神的宪法，限制蒋介石的独裁，因而孙科对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持接受和肯定的态度。梁漱溟：《国共和谈中的孙科》，载《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 220页。
    蒋介石为什么会同意这个限制自己权力的宪草修改方案，据梁漱溟回忆，这是因为蒋介石对政协会议并不重视，没有注意阅看孙科的呈文，而当发现“问题”时已为时太晚，不及修正。故蒋介石声称“事前未能详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贡献意见，以相商榷”《对于宪法草案之提示》，《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编，战后中国（二），第 487页。。蒋并表示，“宪草只是党派协议，我们大家不能包办民意，还需取决于国民大会将来再斟酌吧”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载《忆往谈旧录》，第176—177页。。实际上，蒋介石的这句话已为今后推翻宪草修改原则预埋了伏笔。
    蒋介石虽对宪草修改心存不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吞下这颗苦果，这就在客观上为孙科提供了一个活动的空间。1 月28日，孙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报告各分组委员会会商情形，孙科例举了各项修改。他说：“对总统也有两点规定，总统经过行政院决议，将发布紧急命令，但须在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原来规定两个月）。关于地方制度规定省为自治单位，照现在制度，省是一点权也没有的，将来恐怕办不到。省与中央权限划分以均权为原则，省长民选，这些总理遗教本有说明，五五宪草就没有表现出来。……人民权利与义务这一章，本来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一句，我们认为这是保障人民权利，他们也有相当的了解，不过文字上有点修改”。《政府代表孙科报告政治协商会议各分组委员会商谈情形》，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编，战后中国（二），第215—216页。
    由于国民党在《五五宪草》修改方面作出了重要让步，1 月25日，宪法草案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
    1946年初的政协会议在各方的努力下，就会议的五个重要议题都达成了协议，孙科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在讨论过程中，孙科的立场较为弹性，一般多能考虑吸取其他党派的意见主张。同时作为会议临时主席，孙科在安排会谈、协调各方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 2月 1 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一篇名为《延安权威人士评称政协会议获重大成果》的文章，对政协会议所获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文章称：“修改宪草原则确定了今后中国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原则。……而改组政府及增加国大成分的决议是保障共同纲领实施及国大制宪胜利的条件”。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 2月 1日。这两项工作——修改宪草与改组政府，孙科都曾与闻，孙科作为国民党内开明派的形象，得到社会公众的一致肯定。
    然而，政协会议所造成的协议能否落实，首先则取决于执政党方面——即国民党政府的诚意及其贯彻措施。国民党内的反共强硬派CC集团对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协议持强烈反对的立场。1946年 2月10日，国民党右派挑起“较场口事件”，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被殴受伤，当晚民盟召开紧急会议，孙科、周恩来等均到场。到了1946年 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CC派的活动达到高潮。他们一方面攻击中共对政协会议抱有阴谋，利用政协会议拖延时间，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将矛头指向国民党内的开明派，指责彼等对中共妥协退让，“丧权辱国”。在国民党及其强硬派的进攻面前，自由派在国民党的活动空间日益缩小，孙科面临党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左右为难，进退失据。1946年春，孙科的政治立场开始再度发生变化，逐渐显示向右转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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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科与“制宪国大”、“行宪国大”
         
    政协会议后，国民党内反共强硬派掀起了反对政协会议的强大声浪。1946年 3月，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反共强硬派全面攻击政协决议，尤其集中攻击政协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苗培成、张强等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议案，指责政协决议宪草修改原则“多不脱欧美宪法之窠臼”，“有违总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遗教精神”，提议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会议宪草修改原则，“不予通过”。
    苗培成等：《遵照六全大会决议确定以国民政府公布之五五宪法草案为国民大会制宪之讨论基础案》，载《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案原文》第 3册，第32—33页。在反对声浪一边倒的形势下，孙科等遭到国民党内部的严厉指责和诘难。1946年 4月 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上发表“政治报告”，在谈到宪法草案时，从原先的立场后退，竟声称，若依原先协议的宪草原则，“乃不是和平而是混乱，不是统一而是分裂”。蒋介石并表示，“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与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蒋介石：《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二），第497—498页。
    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引致中共方面的强烈批评。1946年 4月 4日，周恩来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反驳蒋介石对中共的指责，揭露国民党方面意欲全面推翻政协协议。梅园新村纪念馆：《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年 3月至1947年 3月，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171页。4 月 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蒋介石》，指称蒋介石为法西斯反动派。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 4月 6日。这篇社论发表后，国民党内的反共强硬派再度掀起反共声浪，尽管此时孙科仍主张政治解决为先，但在《解放日报》社论发表后，他也认为“和平已没有了”。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34、69页。
    1946年 6月，国共内战爆发，孙科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重要成员之一，事实上已面临抉择的关头，或者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或者继续扮演国民党内开明派的角色。孙科一向主张在国民党领导下，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共纷争，但在反共空气弥漫的国民党内，这种立场已无活动空间。孙科选择了与蒋介石站在一边的政治立场。1946年下半年后，孙科停止了“和平”声调，全力支持蒋介石，这尤其集中在关于国大召开的问题上。
    召开国大，原是政协会议各方一致达成的协议，政协会议后，国民党方面出尔反尔，提出与原决议有违的新建议，遭到中共方面的强烈谴责。为抗议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1946年 9月16日，周恩来从南京前往上海。9 月30日，周恩来等致函孙科，拒绝提出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人选，并明确反对召开国民大会。孙科一再函促周恩来返回南京会谈。参见《孙哲生先生年谱》，第187、193页。中共方面为了尽力维持国内和平，作出让步。10月21日，周恩来自沪返回南京，继续与国民党方面展开谈判，但中共坚持反对召开“一党专政”的国民大会。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共在北方的重要城市张家口，蒋介石以为胜券在握，遂不顾中共与民主同盟的强烈反对，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制宪国大”。
    孙科在制宪国大上扮演了一个颇为活跃的角色，他与蒋介石、于右任、曾琦等48人名列大会主席团。1946年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孙科因长期主持宪草制订与修改，政治行情上涨。1947年 3月 1日，孙科出任官办组织——“宪政实施委员会”会长。4 月17日，孙科出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至此，孙科与蒋介石完全合流。
    为了洗刷以往个人形象的“进步”、“左”倾色彩，6 月至11月，孙科频频发表公开谈话，表达对苏联、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满。6 月29日，孙科对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发表谈话，指责苏联支持东北的中共军队，阻拦国民党军队进入旅顺、大连，声称苏联行动已违反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 月28日，孙科又发表谈话，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已因日本战败而告解除，代之而起者为苏联。11月15日，孙科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批评美国仅以3亿美元援华，不及援欧数额的百分之五，“实无济于事！”参见《孙哲生先生年谱》，第187、193页。
    孙蒋合流，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和配合，在1948年 3月“行宪国大”围绕副总统竞选一事上达到高潮。1948年 3月29日，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幕，从 4月23日开始，国民大会进入选举副总统的阶段。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国民党方面有李宗仁、程潜、于右任等，党外则有莫德惠、徐傅霖等人。在参选人中，李宗仁是最重要的人选。李宗仁得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早在一年前即有意角逐此位，但是蒋介石却不属意于李宗仁。长期以来，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存在尖锐的矛盾。1947年后，美国对李宗仁的兴趣大增，这一切都引致蒋介石对李宗仁的防范与限制。蒋介石宁愿选择文人出身、势力较弱的孙科做自己的副手，而不愿身边有李宗仁这个咄咄逼人的军人领袖。1948年 3 月16日，蒋介石召见孙科，鼓动并支持孙科出马竞选。孙科本无意角逐，在蒋介石承诺以全党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于1948年 3月25日，宣布竞选副总统。
    孙科参选，给李宗仁及其桂系集团造成很大压力，尤其是孙科参选得到蒋介石的全力支持。1948年 4月23日，得到桂系支持的南京《救国日报》刊载有关孙科的桃色新闻，一时对孙科的社会公众形象造成很大的冲击。经过一段颇为激烈的竞选拜票活动，1948年 4月29日投票揭晓。经过三轮投票，李宗仁以1438票当选，孙科得1295票，仅以 143票微弱之差，败给李宗仁。李宗仁当选为行宪后国民政府第一届副总统。孙科则在 5月17日，就任行宪后第一届立法院院长。
    孙科竞选副总统失败与蒋介石一意助举造成的反弹有密切联系。蒋介石为了防止李宗仁当选，调动所有手段，在迫使李宗仁退选不成后亲自干预选票流向。1948年 4月23日，初选结果揭晓，李宗仁得票领先，但未超过半数。蒋介石指使贺衷寒等人为程潜助选，以图分散李宗仁的选票，而使孙科当选。4 月24日第二次选举，李宗仁仍居领先地位，蒋介石又出面让程潜放弃竞选，并下令国民党籍代表支持孙科。在第三次选举时，蒋介石更是周密安排，由蒋经国亲自部署助选，但终究事与愿违，陈立夫已不能控制党员代表。蒋介石的上述行为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强烈震动，对孙科当选客观上帮了倒忙。
    孙科一向自恃己为孙中山之子，举止骄傲，与具有平民色彩的李宗仁形成鲜明反差，在竞选期间，拉票活动又远逊于李宗仁，此也是造成落选的原因。
    孙科虽然未能当选副总统，但行宪国大竞选一事将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进一步拉紧。在国民党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孙科选择了与蒋介石继续合作的道路，尽管在1948年后，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已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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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雨飘摇中的孙科内阁
         
    1948年11月至12月，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折，国民党军队主力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损失大半，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败局已定，其统治已全面动摇。为了挽救濒于灭亡的危机，蒋介石在各方的压力下，被迫准备下野，并放出与中共和谈的试探气球，但仍退居幕后操纵。此时，孙科成为蒋介石以退求进的一个棋子，蒋介石一心拉孙“挽救危亡”，孙科再一次被蒋介石推向前台。1948年12月23日，孙科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孙科内阁在风雨飘摇中成立。
    孙科内阁的成立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矛盾趋于白热化，为应付形势作出的特别安排。1948年 4月19日，蒋介石在行宪国大上出任总统。为了显示“开明”形象，特延揽翁文灏组阁，由翁文灏担任行政院院长，无党派人士王云五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内阁建立后，面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统治危机一筹莫展。9 月17日，中共军队夺取济南，12月 3日，占领徐州。12月15日，人民解放军已完成对北京的包围。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也宣告失败，在这种形势下，翁内阁已无法应付局面。此时，主张重开与中共谈判的桂系集团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各方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考虑下野，并有意让李宗仁担当起与中共“和谈”的责任，为此，蒋介石对内阁的改组也作了打算。
    1948年12月 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国民党内“主和派”代表人物张治中，向张表示：“现在最好是组织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参见《张治中回忆录》（下），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 781页。蒋介石向张治中提出他对内阁首辅的两个方案。第一，由张治中组阁，但是蒋认为，张治中的“主和”色彩太浓厚，“恐怕立法院通不过”；第二，是让孙科组阁，由张治中做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这样就是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余湛邦：《一九四九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载《文资资料选辑》第67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页。张治中婉拒了蒋介石的建议。蒋介石随即找孙科谈，孙科同意组阁，但要求组成“巨头内阁”，即延揽各方重要代表性人物入阁，包括张治中、张群、翁文灏、吴铁城、邵力子、陈立夫等。孙科执意拉“主和派”张治中、邵力子入阁，其主要目的也在于向中共作出“和平”姿态并希望由张、邵出面，代表国民党与中共方面议和。
    从1948年12月23日至1949年 3月12日，孙科内阁仅维持68天。面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的局面，孙科试图振作，但终究无力回天。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后，为挽救濒临灭亡的国民党政权，不断呼吁与中共议和，争取实现“光荣的和平”。1949年 1月 1日，孙科发表广播演说，提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并表示新内阁将以实现和平、解除人民痛苦、改良征兵征粮、稳定物价为施政首要目标。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孙科表示他个人的意见，主张国民党应尽早与中共和谈。司徒雷登大使并表示，美国政府将对中国内战继续持中立态度。《孙哲生口述自传》，载《孙哲生先生年谱》，第 487页。1 月19日，行政院会议决定，与中共在无条件下签订停战条约。1 月22日，孙科主持行政院院会，决定派邵力子等组成代表团，“与中共和谈”。2 月 6日，孙科在广州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继续进行和平努力，政府迁地办公绝非放弃和平。对于国民党方面的求和姿态，中共以毛泽东 1月14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作为回答。由于孙科对“八项条件”极为抵触，他对与中共重开和谈能否取得成果并没抱太大的希望。相反，他寄希望于请美、英、法调停中国内战。1949年初，孙科曾通过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政府正式提出请苏联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建议，遭到苏方的拒绝。美、英、法政府也对国民党政府的请求予以拒绝。争取议和及吁请列强调停既不成，孙科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已近绝望。
    就在孙科已萌退意时，他在1949年 2月初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孙科内阁不经代总统李宗仁的同意，竟私自迁往广州，2 月 5日正式开始办公，造成府院分离的局面。1949年 1月，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事事受到退居幕后的蒋介石的掣肘。孙科因制宪国大竞选副总统受挫，与李宗仁积怨较深，故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意与李宗仁作对，而与退隐溪口的蒋介石遥相呼应。孙科上任行政院院长后曾赴奉化，与蒋介石面谈，12月29日，遵蒋介石命任陈诚为台湾政府主席，为国民党败逃台湾预备部署。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孙科滞沪不返，使李宗仁的政令无从执行。1949年 1月27日，代总统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接受中共“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孙科称李宗仁此举未经国民党中常会和行政院讨论，表示坚决反对，谓之“城下之盟”，遂有孙科率政府机关南迁广州之举。
    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的形势下，孙科心劳力拙，毫无建树。在李宗仁一再邀促下，2 月28日孙科自广州返回南京，但对一片混乱的局面，一筹莫展。政府的全部工作“只是忙着印钞票以期供应军队”，至于钞票印多少，在哪里印，孙科也一无所知。《孙哲生口述自传》，载《孙哲生先生年谱》，第 486页。与此同时，李宗仁控制下的立法院、监察院又就孙科私将行政院迁广州之事向孙科发起进攻，指责孙为“和平之障碍”，“民国以来最恶劣无能之内阁”。孙科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自知已无力再承担内阁首辅之责，于1949年 3月 8日向李宗仁提出辞呈，3 月11日正式向外公布，孙科内阁维持不及三个月即倒台。孙科的此次下台，乃势之所然，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非任何人所能挽救，在当时的形势下，再熟练的官僚也无法使国民党政权起死回生。
    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后，在 3月16日曾去奉化晤蒋介石一面，随即赴广州，5 月移居香港对外称“就医”。7 月16日，蒋介石飞抵广州，召开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成立会议，孙科返回广州开会，名列委员名单。会后仍返香港。一年后，孙科自香港转赴法国。从此结束了他近30年的政治生涯，开始了海外流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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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原名《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 3期。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一员的孙科，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使国民党摆脱政治困境，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革新主张。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上，孙科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孙科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速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孙科的这些革新主张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现代化的倾向。然而由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阻滞革新的思想和势力十分强大，兼之孙科思想的内在限制，孙科的革新努力最终遭到失败。孙科的失败从一个侧面证明，1928年后在国民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一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集团1928年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已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定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保障。孙科曾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孙科从一度对党治深信不疑，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到了抗战后期，又近而发展到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制的民主政治。孙科政治主张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他试图为已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重新调整政治发展方向，同时又表明孙科具有蒋介石迥异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倾向。
　　对于党治问题，孙科的思想曾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28-1931 年，孙科对于蒋介石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和措施虽然在个别之处有所保留，但总的说来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孙科希望通过党治，“造成一个巩固的政局”。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初，经过几年的强调权威的党治实践，孙科发现，国民党对权威的强调并未能使权威真正确立，在党治下，国民党所面临的困难非但未能被解决，相反，国民党却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第一，以武力解决地方军事势力，虽有所进展，但终因战事不断，致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第二，与前一问题相联，国家的动荡和国力衰落，促使日本侵华步伐加快，而对于日本侵略，国民党束手无策，“没有丝毫办法”；第三，单纯依靠武力镇压中共，未能奏效，以前只有“几千支枪”的江西红军，“现在已有了十万”。
    国民党既要垄断政治权力。而事实证明国民党又缺乏能力维持这种垄断，党治弊端暴露无疑。孙科认为，唯一能使国民党摆脱困难的方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
　　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孙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结束训政，“速开党禁”，加快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是基于以下一个理念：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视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民对国民党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孙科指出：“欲挽危忘”，国民党因“使政权日渐公开，使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
    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使全国人民之心思才力，咸能贡献与国家之生存。”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栗惧”。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惰失。”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
    他进而强调，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恢复党的民众立场”，“切实履行本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各种自由论纲，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滥行拘捕”，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
    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法”就是促成宪政，否则“本党难辞之咎”。
    与国民党内反对实施宪政，认为结束党治将危及国民党统治的人相反，孙科对实施宪政后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三十年代初，蒋介石迫与舆论压力，不便在公开场合明确反对孙科的主张，但私下却极不赞成孙科的主张，暗中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蒋的亲信黄郛、杨长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的主张，以减缓国民党所面临的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的巨大压力，但遭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反对”。与蒋相反，孙科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危险而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对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他确信“只要实施宪政，国民党的政权必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以更加巩固的。”
　　三十年代初，孙科对于民主价值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多地是从准备抗日的需要谈民主宪政。孙科思想的这个倾向到了1937年有所变化，抗战后期转向强调必须追求政治现代化的趋向。
　　首先，孙科肯定了人之应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思想基础，主张政府应对各种思想以平等的宽容。孙科针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种种事实尖锐指出，“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一定要陷于失败。”孙科批评国民党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要求国民党对于“人民言动，应予涵容”。他指出除了有关国防军事秘密外，“对于国内政治的主张、意见和批评，……都应该可以公开发表”。
    他指出，“无限度的新闻检查是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言论统治太严”，“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吁国民党迅速实行言论自由，“绝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辙”，不要“制造新的革命，”“自寻苦吃！”
　　第二，如果承认政府应尊重保护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么对谋求实现民主目标的政治参与活动，政府也应承认其有活动的自由。基于这个理念，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的确立。他提出，“一党专政是不是民主”。孙科批评国民党“政治没有上轨道”，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１）“一党统治”，“国民党在朝，不容在野党存在”，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２）政府非有人民普选产生。（３）“共产党未能获得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
    他表示希望“战后中国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在各政党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政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
　　孙科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从支持“以党治国”转变到呼吁民主政治的道路，为国民党政权重新设计了一个摆脱困境，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方案。但是对国民党而言，它自身必须首先具备领导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素质，无庸质疑，国民党的现代化应是实现国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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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28年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国民党之成为执政党，并非由选举和议会中产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的“内在政党”（inside party），而是由某个政治权威人物领导的政治运动扩大发展，以武力获得政权的“外在政党”（outside  party）。对于这样的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要使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党的民主化问题，即党的组织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广大党员必须有自由选择党的领袖后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２）对于党外其他的党派，应允许其存在并和执政党竞争，只有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外在政党”才能逐渐向“内在政党”过渡，党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并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简言之，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是走“革命民主政党”道路，抑或是“民主政党”；是强化“革命”色彩，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是否巩固和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
　　1928年的国民党，党的组织结构形式上承接的仍是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的经验，确立国民党内实行民主集权制，并使党的意识形态趋与系统化，1927年后，国民党所谓“革命”已变质，“革命”成了专政的代名词，已经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使民主集中制在实际运用中，完全集中于突出党的领袖权威，自居领袖的蒋的权力不受任何力量的约束，同时蒋介石竭力完善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权力中心。蒋介石的这种方针造成了两种现象：第一，在蒋的个人独裁下，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国民党党内的各派间的斗争持续不绝；第二，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僵化，使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于阻滞思想多元化和压制政治参与，国家长期限于政治危机之中。
　　针对这两种现象，孙科主张，在国民党内应分权制代替集权制，以选举方式推举党的领导人，防止权威人物以个人权力控制党，对于党外其他政治力量，孙科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持弹性方针，反对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党派问题，主张为取得对方信任，国民党必须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风”。
　　孙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蒋介石的独裁一向不满。孙科与蒋介石的几次皆是由于孙科对蒋的独裁“忍无可忍”。“望无可望”才爆发。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继续维持和蒋的合作局面，使得孙科难以摆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
    1931年宁粤分裂，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一时全部释放出来，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声称，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
　　抗战后期孙科出与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再一次猛烈抨击蒋介石的独裁，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孙科批评国民党从1923年后，“只是作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不允许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孙科要求健全全党的选举制度，孙科批评道：“所谓选举，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部党选举，”“还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选举自己做代表吗？”他指出，只要党能民主化，国家民主化就可实现。为此，孙科呼吁国民党立即改弦更张，“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
    在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这主要具体表现为对待中共的态度，从1928－1946年，孙科虽历经几度变化，但总的基调上，和蒋介石相比，孙科表现得较有弹性，较为灵活。从大革命失败至三十年代初期，孙科虽表现反共立场，但程度与国民党保守派有异。在这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孙科与中共的关系逐渐缓和。1932年 4月，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孙科提出：“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此已寓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在党化氛围浓厚的三十年代，孙科在对有关三民主义的解释上，表现出一种新的灵活性，也为在实际层面渐趋缓和与中共的关系作了准备。1934年，孙科提出对三民主义“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对三民主义“所包涵的各个问题切切实实下一番研究和补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欧洲最现代化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回避不了，孙科称赞“马克思能发出前人所末见，”“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具体的实权行方案”。孙科在三十年代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也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善于变通，在他力所能及的工作范围内，曾有意无意地庇护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成为下一阶段公开呼吁国共合作的前奏。
　　抗战前夕，孙科共产党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他在1937年 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下，与宋庆龄等联名提案，呼吁恢复三大政策。抗战前期，孙一度对中共怀有疑惧，并曾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中共，但到了抗战后期，当预感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前途时，孙科随即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
　　孙科深知，有武力不能“消灭”中共，“所谓剿共其实是没有法子去做的，因为头一件事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所以，“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为此，孙科强调，对于中共，只能求“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的障碍即在于国民党具有浓厚的“党国特殊集团”的心理与作风。
　　孙科批评国民党1928年后“自视为一特殊集团”，国民党的政治宣传与其政治实践严重脱节，使全党“大失信于国人”，孙科指出，“大凡一个党，或是政治上的一个势力，一旦大权在手，如果不能保持民主的态度，自成了统治阶级，便会成了革命的对象”，提醒国民党：“不要以为我们的党有几十年光荣的革命历史……便应该永远占着执政党的地位，永远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孙科警告道：“这种独尊专制的态度，是当今普天下的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以求其毁灭的。”
　　抗战后期，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民主化，在党内形成一股民主力量，从而分割蒋介石的权力，乃至最后排斥蒋介石，把国民党改造成民主的政党。孙科的善于国民党民主化的主张，反映了这种寄希望于现有基础上实行国民党自我革新的思想倾向，它的提出，活跃了国民党的政治过程，反映了孙科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努力，对于孙科的这种政治态度，中共曾给与一定的肯定，董必武就曾指出，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其中肯讲话而又能讲话的要算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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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于1928年后的国民党，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是重视发展经济，关心解决民生问题，抑或是仅维护现存社会结构的稳定，忽视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紧迫性，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孙科是谈论经济和民生问题较多的人。从二十年代未起，孙科或撰文，或演讲，不断呼吁国民党注重经济建设，抓紧解决民生问题，从积极意义上讲，关系到国民党能否与共产党争取群众，能否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孙科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有如下特点：
　　（一）二十年代末，孙科呼吁发展国家经济，以经济建设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人民革命的发展，对于“平均地权”问题，还没有放置首要地位。孙科认为，北伐完成，统一实现，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他强调，“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和因镇压了共产党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相反，孙科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断非一味以消极的武力镇压就能扑灭下去。”
    在孙看来，只有经济建设才能“永塞”共产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利用刚获取政权后的“千钧一发的时机”，“转移目光”，“商量怎样把三民主义新国家建设起来”。二十年代以来，孙科虽然也谈到平均地权问题，但由于此时共产党武装力量刚刚兴起，孙科对解决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权问题尚无紧迫感，相比之下，孙科更把“实业计划”，“发达国家资本”放在建设的首位。孙科声称：“本党今后经济建设第一件事，还是在乎建设国家资本。”
　　（二）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对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的前提出发，转而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
　　三十年代，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来没有如今之甚至！”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已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家，竟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破产为例指出，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因苦、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孙科惊呼，土地问题不解决，对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孙科承认国民党“对于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面均没做到”，尤其对“平均地权”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孙科说，为此国民党“应该在总理遗像前请罪”。
　　孙科在分析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时，对共产党力量在农村的发极为恐惧。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壮大，“就是以暴动的手段，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过来，分给一般无以为生的农民”；“农民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当然要参加他们的运动”。孙科声称，共产党“攻城掠地”－“这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孙科鼓吹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来彻底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尤其是经济的方法”。孙科强调，平均地权不实现，“非但革命不能成功，恐怕连现在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将来亦保不住”。此时，孙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权”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前了。
　　孙科提出了他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设想。
　　第一，认为解决农村危机的方法在于“调正现有之租佃关系”。此时，孙科批评“地主侵取不当”，指出：“农民经济之崩溃”最终原因，在于农民“无土地以资耕种”，“而地主坐享其成”。一方面，孙科承认农村大地主是反对平均地权的，“因为民生主义实行以后，他们垄断土地的益权，便要受到打击”，但又有意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问题。孙科声称，土地所有制问题“错综复杂、颇难分析”。虽然他本人一再呼吁要“迅速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来，对于地主的“侵取不当”，只要适当预予以“调正”即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投机者无所取巧，劳动者各有其地”，这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内地主势力的退让。第二，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方法，第三，试图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严重冲突，第四，以稳定国民党在广大农村的统治。他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要害，第五，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良方案。孙科的解决方法包括：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第六，向地主发行土地债券，第七，由政府把从地主手中征收的，转让给佃农，第八，由农民分年摊派农产品，第九，抵还所得土地的本息；政府组织土地金融机关，第十，向农民发放耕地资金；成立各种类型的“农民产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等。孙科认为，第十一，如此“不（此处缺字）其最低限度自给的生活”。
　　尽管孙科的这些主张出自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苦心，然而在三十年代根本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1934年 1月31日，孙科提议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立中央地政署，要求从美国棉麦借款款项下，拨出专款，有于土地法的实施。但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孙科建议议而不决，不了了之。而在这不久，中央政治会议却决定，给在江西进行“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提前拨棉麦借款一部分，作为“剿匪资本”经费。相比之下，孙科的改良主义主张降其格仅是“治标”的方法，因此，不可避免被束之高阁。孙科为加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片“苦心”只能再次落空。
　　（三）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腐败日益加深，农村民变蜂起，孙科呼吁打击地主豪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希望国民党统治集团声迅速采取革新措施来缓和农村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孙科认为，国民党拖延实施平均地权和乡村基层组织全部被土豪劣绅占据，是危及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因素。孙科分析道，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蜕化和土地问题难以解决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县以下基层组织都操纵在土豪劣绅手里”，尽管他们“作威作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是视同儿戏”，但国民党却把征兵、征粮授权他们办理，“更增加了他们鱼肉乡民的机会”。孙科质问道：“为什么拿这些土豪劣绅作基层的力量？”“为什么还是使土豪劣绅居其位剥削老百姓？”孙科断言，目前存在“很大的危险”，这就是“假使党将来果代表地主阶级和地方上的恶劣势力，我们的革命也要随之变质，国家也要变质”，孙科提出对此“要特别的警觉提防”。
　　孙科对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的保守态度极为不满，他批评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既没有采取革命的方式，和平方式又行不了，十多年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指出，由于国民党在乡村依靠大地主和土劣，使“坏人潜伏在政府里面为所欲为”，“土地问题一千年都没有办法解决；即使依靠行政院地政署来办，再办一百年也不行”。
    孙科掩饰不住对国民党前途的焦虑，他慨叹土地问题无法解决，“这真是不得了”，“这将会弄到农民暴动，会发生新的社会革命！”他直言不讳道：“本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和中共争夺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已给反对党以可乘之隙”，“国民党愈不行，政治愈腐败，……就愈是他们宣传的机会”，国民党“已不知不觉在替人家造机会”，“造什么机会？革命的机会，革谁的命？革我们自己的命！”
　　那么有何种方法来解救国民党在农村的严惩危机呢？孙科提出“解决土地问题，一定要靠老百姓才行”。可是他又清楚，在“国民党与在的作风下，”平均地权根本无从实行。孙科呼吁革新基层政治力量，可是拿什么新生力量去替代基层的土劣呢？对此孙科更是一筹募展，尽管他曾批评过三青团“类似盖世太保”，但他还是提出派几十万三青团员“深入农村”，把土劣“换掉”，“镇压下去”。孙科认定“革命是不必的”，“因为政权还在我们手里，”但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又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孙科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因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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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写道，中国要“实现孙逸仙博士的理想”，“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孙科并十分具体地描绘了在“贤明的政治领导下”，中国未来的景象：“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扫除封建地主及富豪军阀压迫和剥削农民的行为，而鼓励其将精神和资本从事于现代工业”，“改变广大的农业人口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工业的国内销场”。这些话反映了1928年后孙科自居“贤明领导”，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的思想特征。孙科青少年时代在美国度过，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在个性、行为、作风上与蒋介石的矛盾既有争权夺利的因素更有思想政见上的分歧。孙科重视建立民主政治，反对过度强调权威；在国民党内主张用分权代替集权，反对个人独裁。在国民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上，主张采取灵活的而有弹性的方法，反对一味诉诸武力；孙科尤其重视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强调用改良的办法扩大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但是，孙科的这些主张始终不被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所重视和采纳。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孙科长期为之努力的革新国民党的活动也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宣告彻底失败。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是由孙科思想本身的内在矛盾以及当时政治环境等因素互为作用的产物。
　　（1） 孙科的民主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由于较多地从形式层面理解民主的意义，导致歪曲民主政治的全面含义，从而形成了与国民党主流思想的沟通之处。
　　孙科在理念上一向欣赏英美民主制度，但他又经常显示出他的文化相对论者的倾向，孙科不认为中国一定要以西方政治发展形式为样板。孙科多次宣称，民主主要是法律制度与选举程序的完善，他尤为强调民主之所具有的手段功用。三十年代中期，孙科在主持起草《五五宪草》时，反复强调，一部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并不错，然而宪法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其具备完善的法律条文，宪法应以维护人权为前提，即在法律之后还应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正如海耶克所说，应具有“超于法律的信条”，表现为一种尊重人权的政治理想，所以宪法的价值并不仅在条文完备的立法形式。但是在孙科那儿，这一切均在考虑“中国国情”的托辞下，遭到严重的扭曲。孙科声称，中国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出心裁”制定宪法。
    那么什么是中国“国情”呢？孙科说，国民党的“政治背景和革命历史”就是中国“国情”，结果根据这种中国“国情”制定的宪草，虽具法律形式，却无民主内容，只是给党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致使《五五宪草》“其极权趋势实超过现代任何总统制之民主国家。”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指出的，中国现代化所以不够彻底，乃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内容了解不多，认识不足，结果“西方文化的内容也就所剩无几了”。值得注意的是，孙科并非不了解西方文化，只是他一意为维护国民党利益而强调中国“国情”，恰在这点上，孙科与基于同样目的也强调中国“国情”的蒋介石构成了共识。
　　从现代化的要求看，对意识形态的频频强调，往往会扼杀民主之需要的思想多元化的发展。在诉诸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与蒋介石等相比，孙科确实较为灵活，但是还是最终难以摆脱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桎梏。孙科相信只有三民主义作为社会的统宰思想，这种立场具有排斥其他倾向，并极易演变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行动。孙科既诉诸意识形态，排斥思想异端，这就为和共产党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2） 国民党内的新传统主义主流思想的力量过于强大，构成了妨碍改革的巨大阻力，由于孙科缺乏广泛的党内和社会的支持，在新传统主义的进逼下，只能步步退缩，无法在国民党内形成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
　　1928年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形成了一种保留了大量传统痕迹，试图在现代与传统中寻求妥协的新传统主义并不主张复古，但强调认同传统，倾向于以传统的方式建立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在统治方法上具有中国传统政治的浓厚色彩。面对时代的压力和现代化的要求，蒋介石可以赞同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管理、技术层次，如三十年代蒋启用一批受西方教育的专家主持经济工作），但更强调用确立国民党权威的方法来维持既有秩序的稳定。1928年后，国民党试图在内外压力的环境下建立一个新秩序，以权威的确立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蒋介石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孙中山作为整合社会的精神资源，强烈地排斥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三十年代以后，面对国土的破碎，蒋介石更重视用传统文化来弥补民族主义的缺损，这种文化上的本土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关系十分密切。在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等推动下，新传统主义成为国民党内的主流思想。成为国民党决策层的基本理念。1933年，孙科在制定宪草初稿时主观上是希望确立某些民主原则的，但遭到保守派的限制，戴季陶写信给孙科，告诫要考虑中国“国情”，“立法不可作悬想”，逼迫孙科在宪草中减少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在戴季陶等的压力下，孙科只得步步退让，草案每修改一次，总统的权力就扩大一步。与国民党主流思想拥有广泛的党内基础相比，孙科的基础极为薄弱。五四以后，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虽然一直受到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无法深入民间。随着中国政治的剧烈变化，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十分明显，其中大部分人投入激进的革命运动，而少量温和的知识分子又因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功能的分化不够，难以形成一种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具有独立思想倾向的自治团体。因此，孙科无法从这些人处得到有力的支持。孙科在国民党内本来就势单力薄，尽管他长期身处上层集团，然而始终未成为国民党的重心。在他身边的一个政治圈子是基于利益追求、政见相似以及慕仰孙科显赫的家廷等因素结合起来的，一旦缺乏利益保障，其成员流向主流派势在必然。更重要的是国家统治权已掌握在蒋介石手国，孙科既不希望重起炉灶，那他只有获知于蒋介石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其理想。为了不与蒋破裂，孙科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这就使他政治态度游移而善变，虽然谈了许多政治理想，但在现实上却更倚重于与蒋介石的关系。加之孙科既有西方色彩，又具有中国特色，两者之中和产和产生的能量有限。诸种因素相互作用，所以，孙科及其政治圈子在国民党内注定难以形成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压力集团。
　　（3） 孙科面临一系列无法摆脱的矛盾，这些矛盾使孙科陷入困境，只得屈从于国民党的主流势力。
　　首先孙科无法解决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扩大政治参与，和国民党认为民族危机加深应加强权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三十年代初，孙科开始进行积极的民主宪政的宣传，然而此时民族矛盾日益加剧，国民党内兴起一股模仿德意法西斯的极权主义运动，一批蒋介石的亲信、学生在“复兴民族”的旗号下，散布“在中国实行民主还不成熟”的论调，制造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与此相呼应，社会舆论界也存在一股要求实行极权的思潮，部分知识分子赞同国民党为加强权威而采取的措施，认为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强权政治或许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有效途径。三十年代中期，关于中国是走民主或独裁道路的讨论即反映了一部分人对民主政治的怀疑的困惑。这种以“复兴民族”的面目出现的要求实现极权的社会氛围对孙科形成很大的压力。面对这种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向民主主义的进攻，孙科无力抵御。
　　孙科面临的又一个困境是，民主政治实现所要求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现代中国缺少这种环境的矛盾。孙科尽管一直醉心于英美式民主制度，但民主成长所要求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中国三十――四十年代根本不存在。托克维尔说：“民主不能在风暴中产生”。四十年代后期，国共双方冲突加剧，国统区政治经济日益不堪，形格势紧，在危机中，国民党的权威性格更加明显，孙科等只得噤口。在国民党统治即将陷入总危机的状况下，由于孙科与国民党的深厚历史渊源，孙科在感情上和国民党已难解难分，孙科只能选择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的道路，孙科的革新主张遂丧失全部功能，最终汇入国民党主流思想。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孙科的主张尽管未能实现，但他仍显示我们以意义：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在中国错综回流环境下，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在追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孙科有其政治抱负，有所追求和期待，但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他有时能固守自己的观点，有时又向现实妥协，然而这种矛盾在孙科那里可以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孙科的思想缺少内在的统一性与一贯性，常常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恰恰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正是这些表现使孙科具有现代政治人物的若干特征：多变、不固执、不独断、对事物持弹性态度，这种态度活跃了政治过程，向社会公众展现了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助于人民培养对政治参与的兴趣。
  　孙科的失败证明，新传统主义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1928年后，国民党排斥了中共，试图单独领导中国现代化。以新传统主义作为政策导向，在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的前提下，作出有限度的变革。但国民党显加强一党对权力的垄断，竭力限制变革的范围、规模、速度，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国民党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忽略了现代化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同时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乡村土地改革的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非一味因循不变，而满足农村多数人对土地的要求，即可带来政治稳定。本来权威之建立是现代化进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对权威的强调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影响到对现代化其他条件的调适。五四以后，民主的要求并非是一局部的现象，但国民党以种种借口（诸如人民缺乏实行民主的心理准备等）拒绝迅速开放政治。尽管在时代压力下，国民党曾被迫许诺开放宪政，但是却尽量推延，对民主实是口惠而心不至，弃之如敝履。蒋介石自任肩负实行孙中山理想的历史使命，对一切要求自由的力量均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类似集权主义的统治方法。实施极权在特定条件下只能是一权宜之计，但终非长久之策，况且国民党完全缺乏实施极权所必须具备的权动性和高度效率。面对这样的状况，国民党并不思转变和自我改革，结果导致政治经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客观上促成了反对力量的成长。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抗战初期，全民拥戴国民政府，使国民党的权威接近于形成。但权威即使形成，也很脆弱，还需要发进一步的革新措施来培植权威的基础。国民党对此不予努力，“一切因循守旧”，于是当民族主义的最初冲动沉寂后，国民党制度上的保守与僵化很快就耗尽了民族主义的感情，赞成人民普遍的心理受挫，引发了人民对国民党的失望。实践证明国民党融合传统与现代化的努力未能成功。由于国民党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无法作出适应现代生活所需的变通，农民党统治终至崩溃。中国人被一新的强大的社会运动所吸引，1949年，在中国又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具体化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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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的晚年岁月

    原文载于《纵横》1998年 9月，总第 105期。

    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已陷入全面崩溃前的一片混乱，孙科于 3月辞去行政院院长后，由广州移居香港，事实上已与国民党政权中断了联系，成为流亡海外的“寓公”。孙科在欧洲、美国一住16年，息影山林，潜心读书。1965年返台湾定居，次年出任“考试院”院长，在其晚年的最后阶段，又开始了颇为忙碌的社会活动，直至1973年去世。
         
蛰居海外
         
    孙科于1949年 7月去广州参加国民党非常会议返回香港后，意气消沉，认为“大局已无法挽回”。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台北，没有通知孙科赴台。1950年夏，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国民党改造运动，也没有请孙科参加，仅由洪兰友向其通报简况。孙科向洪兰友表示，国民党应当改造，但在改造之前应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开会决议才算合法。不久台湾的报纸就出现了攻击孙科的报道，并风传孙科将来台湾当“副总统”，于是有关方面对孙科来台竭力加以防范。台湾方面既不欢迎孙科来台，也不给他发放申请赴美的护照。在孙科方面，既已对国民党前途不抱希望，无奈中也只能在香港暂时住下。
    中共曾通过有关方面与孙科联络，但孙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革命的胜利怀有很深的对抗情绪。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感到无限痛惜，为此他拒绝了中共方面发出的欢迎前往北京的邀请。
    孙科在港居留将近一年，这一段时间，因大陆失败的刺激和国民党前途的黯淡，孙科对于时局深感“悲观”，“情绪非常不好”，以致“身心交瘁”，对政治及一切均表倦怠。孙科在香港的宅邸每天都有流寓在港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叩门拜访，向孙科告贷。孙科每以10元港币打发这些昔日的军政要员，后因人数增多乃改为 5元，但是，前来借钱的人仍持续不断，孙科遂决定尽快离开香港。
    孙科本无久居香港打算，他看不出在香港有什么前途。他既无法从国民党方面得到护照，于是一来港，他就向港英政府申请出国护照。但是在1949—1950年，孙科却为一私人之事受到困扰。广东籍某女子声称与孙有染，在台湾和香港两地法院同时控告遭孙科遗弃，要求孙支付一笔数目不菲的款项。此女子得到孙科政敌的支持，其目的是阻止孙科前往台湾。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进行了诉讼，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港英政府以诉讼未决，不得离港为由，拒绝签发孙科出国护照。直到1950年春，香港法院判决孙科胜诉，他才得以出国。
    1950年秋，孙科偕夫人经印度、希腊赴法国，抵达巴黎后，住老友前驻苏大使傅秉常在巴黎郊外的别墅，开始了他晚年流亡海外的岁月，是年孙科60岁。
    孙科虽流亡海外，但起初生活颇为优越。1950年寓居巴黎后，在养病之余，经常游历欧洲各国，先后去过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下榻之所则非高级宾馆不住，异国之绮丽风光、丰富的餐饮，似乎已洗去孙科多年从政的疲惫。
    孙科在巴黎寓居两年后，决定转往美国。1952年 7月，孙科夫人先行离开欧洲前往美国，孙科在12月下旬才启程。孙科夫妇住其长女孙穗英家，次年迁居加州洛杉矶西部圣塔莫利卡，在此地居住 4年，后迁至洛杉矶南面临海的 LagunaBeach。
    孙科在流寓美国期间，台湾的蒋介石对其不闻不问。偶尔有少许大陆时代的故旧前往寓所探访。1961年，陈诚以“副总统”身份访美，也只打了一个电话给孙，并没有专程前往探访。国民党驻美机构与孙科也无往来。
    大陆方面仍惦记着孙科。1956年 3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英国人马坤，请与孙科有数十年私谊的马坤代向孙科致意。周总理说，我们不能让孙中山先生的儿子长期流亡外国，中国政府欢迎孙科返国。
    然而，此时的孙科似乎已倦于政治。他没有对周恩来的口信作出回应。孙科深居息影，俨然“闲云野鹤”，在南加州乡间闭门读书，只是生活颇为清苦。已无任何固定收入的孙科夫妇与次子孙治强一家共同生活，依靠子女的小额接济，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其夫人陈淑英负责烹炊，孙科则收拾洗刷碗碟，洒扫房间。有资料说，一段时间内孙因经济窘迫只能吃番薯。然他每天到附近图书馆看书，家中也堆满了书籍，完全过着一种普通退休老人的困窘生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5年。
         
赴台定居
         
    1965年孙科已经75岁，自1949年退出政治，流亡海外也有16个年头。这一年孙科作出其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选择：赴台定居。孙科曾在1948年冬春之间去过一次台湾。那一次他在台湾只住了两周就返回南京，而这一次到台湾却是一去不复返。
    在孙科寓居美国十多年的流亡生活期间，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并没有对他表示出任何关心和重视，孙科也从未返回过台湾。1949年蒋介石败逃台湾后，大陆时代众多的国民党元老全被其“闲置”起来。在历史上多次与蒋反目的孙科更不能在台湾立足。1965年前后，孙科已步入垂暮之年，多年蛰居海外，虽然清闲逍遥，但静极思动，加之在美国生活颇为艰苦，诸般杂事皆须自己动手，孙科已年迈体衰，感到在美国生活诸多不便，渐有归台之意。在台湾方面，自60年代初始，孙科的某些故旧也为孙科赴台多方活动。1962年“双十”节前夕，中山县籍“立委”刘崇龄向“行政院”提出质询，他说，“哲生先生功在国家，过去担任过国民政府副主席和行政院、立法院院长。最近孙先生于言词之间也怀念台湾的老朋友，同时也表露出有思乡之感”。刘崇龄要求当局主动邀请孙科返台。时“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回答道，“政府非常欢迎哲生先生回国，而且在筹备中的第三次阳明山会谈，哲生先生也列入尽先邀请的名单”。在这以后，孙科的故旧、国民党元老梁寒操等粤籍要人积极活动，具体安排孙科赴台事宜。　
    经过台湾方面与孙科的接触，双方确定孙科以参加纪念国父诞辰 100周年活动为由返台。1965年是孙中山诞辰 100周年纪念（台湾方面根据中国传统以虚年而定），蒋介石有意隆重纪念，以显示国民党政权之“道统”的合法性，也需利用孙科的国父哲嗣身份，来壮大自己的声威。1964年由台湾出资的在美组织“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推举孙科担任董事长，孙科前往华盛顿参加年会，来往机票及餐宿费用均由该会负责。从这时起，孙科与台湾官方机构建立起联系。孙科既有意返台，蒋介石也有心欢迎。1965年10月29日，孙科搭机从美返台，在台北松山机场受到蒋经国及2000余人的欢迎，场面之盛大令孙科不禁涕下。
    孙科结束流亡生涯，投奔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首要之务即在于重新调整与蒋介石的关系。孙科抵达台湾的第二天，在蒋经国陪同下，专程从台北乘专机前往高雄蒋介石的官邸拜谒。两人自1949年广州分手，16年后在台湾相逢，过往旧事已如昨日云烟，史载孙、蒋会面，“相见甚欢”，蒋介石设午餐招待孙科，饭后并邀同车到外面游览风景，蒋并亲送孙科回左营军校寓所。蒋介石并将自己曾住过的阳明山第一宾馆交孙科及其家属居住，该住所系日式平房，花木扶疏，清静幽雅，孙科在台一直居住于此。
    孙科既蒙蒋介石礼邀，当投桃报李。一周后，孙科在台北举行的“华侨救国总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发表返台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表态全力拥护蒋介石，声称要“在总统英明领导下，反攻大陆，消灭伪共，重新建立统一之中华民国”。又半月，孙科在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大会上再度吹捧蒋介石，攻击中国共产党。
    孙科返台后在重大场合表明了支持蒋介石的政治立场，被蒋介石一一看在眼里。1965年12月20日，蒋介石正式聘孙科为“总统府资政”，此职虽为闲职，但毕竟结束了孙科返台后一个多月的闲散人的身份。1966年 9月 1日，蒋介石正式提名孙科为“考试院”院长。从此，孙科又名列党国要人之列，只是“考试院”院长毕竟没有大陆时代的立法院院长那般风光，蒋介石以“考试院”院长这个半闲职慰劳孙科，对于年高76岁的孙科而言，已是心满意足了。
         
重返政坛
         
    返台后孙科除了投靠蒋介石已再无其他选择，大陆时代少许追随孙科的老人早已改换门庭，现今大多挂个闲职，在政治上无任何影响。孙科在大陆时一度寄予希望的美国，也早已把他遗忘，在蒋氏父子严密控制下的台湾，孙科以一衰老之躯，欲发挥“余热”，只能一切视蒋介石的眼色行事。1966年10月30日为蒋介石寿辰，孙科特作文《总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为蒋介石祝寿，颂扬蒋介石“继承国父的遗志，完成不竟的事业”，“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其事母孝，对国父忠，于国家民族则显露出其大智大仁大勇的德行”。以后凡蒋介石寿辰，孙科皆作文祝寿，若仅从其祝寿文观之，历史上孙、蒋矛盾冲突之事似乎从来就没发生过。
    孙科晚年在台湾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参与推行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活动”。1966年夏，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运动，红卫兵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大肆毁坏文物、古籍，迫害知识分子，其暴行举世震惊。与大陆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下的台湾当局对此迅速作出反应。1966年11月12日正值孙中山诞辰 101周年，位于台北阳明山中山楼的中华文化堂也于此日落成，蒋介石出席仪式，并宣读纪念文，并与同日定准孙科等所提“定国父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大幕。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具有比较复杂的性质，一方面，它表现出孙科等人对中共及其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在另一方面，也显示彼等对恢复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的关心与责任。
    从1966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推行始至去世，孙科发表了大量的演讲阐释他对复兴中华文化的理念，孙科的看法可作一简单的公式概括之，这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三位一体”。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台湾出现了一股“阐释”三民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文章热”，孙科、陈立夫、陶希圣、梁寒操、马树礼等人，或长篇，或短论，论述“固有的优秀文化，主要就是这一部三民主义”这句现存的结论。
    在孙科等的主持下和推动下，在全台湾普遍设立了推行“文化复兴运动”的机构，并在总会下设置各种专门性委员会，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也整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古籍，受到读者普遍的欢迎。
    孙科晚年另外一项主要活动就是督促、协调台湾文官考试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孙科在担任“考试院”院长期间，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公务人员考试、任用、俸给、考绩等法令及施行细则，这类法令计有：1967年实行的《分类职位公务人员考试法》、《分类职任公务人员任用法》、《后备军人转任公职考试比叙条例》，1969年颁布的《聘用人员聘用条件》、《派用人员派用条例》、《政务官退职酬劳金给予条例》等等。这些法令及条规对台湾行政机构人事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起了促进作用。
    1969年 8月，孙科应韩国邀请参加韩国国庆纪念，在韩国访问了10余天，并被韩国中央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12月末，奉派参加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就职典礼。这是孙科返台后，以台湾“官方”身份出访的仅有的两次。1970年 4月，孙科应当年就读的母校——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邀请，前往旧金山参加母校建校 102周年纪念活动，并被校方选为外籍优秀毕业生的代表，接受了加州大学颁授的哈斯国际奖。在接受颁奖后，孙科重游美国旧地，对嬉皮士运动蔓延青年间深感不安和不解，他以所见的美国嬉皮青年的某些反叛行为的表象，认定这场运动具有“复古”的形状。
    1970年孙科已届80，又是他返台定居再任公职的第 5年。10月17日为孙科与其夫人陈淑英八秩双寿日，王云五等发起筹备孙哲生博士学术基金以为祝寿，包括蒋介石夫妇在内的台湾政要2000余人亲往孙科住所祝贺，宾客络绎不绝。台湾60多个团体并为孙科发起祝寿晚会，假中山堂“光复厅”举行，场面之热闹，为孙科晚年生活中最富色彩的一幕。
    进入70年代后，孙科继续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讲，配合蒋氏父子在台湾推行的各项政策。1971年10月28日，孙科主持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临时会议，就台湾国民党政权被驱逐出联合国一事作出两项决定。孙科在开幕词中大谈“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表示要坚定“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决心，与蒋介石保持完全的一致。
    1973年 2月 5日，孙科邀台湾国民党“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到其住宅，将一大包文件郑重转交黄。孙科对黄季陆解释，这包文件是不久前从香港带来的孙中山生前给他的家书、手令等真迹。孙科说，他要有一个交代，请黄代为整理，全部送“国史馆”保存，以了其多年的一桩心愿。经黄季陆细心加以整理，孙科转交的这包文件具有五类。1970年10月 7日，孙科夫妇共度80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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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词语】

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上的发言（2005年11月30日），载《深圳美术馆》2005年。
         
    我的发言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谈，对艺术，我是门外汉。我就从近年来学界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化的反思来谈，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因为中国80年代的新艺术就是从那儿派生、裂变而来的。我今天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学界对左翼文化的批评性反思；二是，谈谈我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化的认识。
    目前国内学界对左翼文化批评和反思都是结合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以及革命、改造、建设的背景来谈的，有些看法是非常尖锐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化知识分子有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道德的自我迷恋”，所谓“理想主义”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最后必然走到民粹主义，而“左”和“右”都是相通的，左“在反对中更强烈的复制对方”。一些论者还认为，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的全盘改造的思想背景就是法俄革命，以今日观之，当年的左翼文化多是“肤浅、浅薄”的。
    台湾那边反思的代表人物是尉天骢先生，他也是台湾知识分子中的左翼的代表，在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讨论”中，尉天骢和陈映真是领军人物，当年他们提倡关心底层、面对底层，曾受到过余光中等的攻击。尉先生对五四时期到30年代的“反封建”有一个尖锐的批评，认为五四对“封建”的指控如同“判决”，对中国的优良传统，几乎全部抛弃，从此中国人失去了尊严，失去了他的存在之处，即使他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也只能过着一个流放和流浪者的生活，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噩梦。尉天骢认为，在近代中国，革命行动的产生是难以避免的，但从实践看，理想主义走向了帮会化和流氓化。他还提出了一个概念：“革命浪子”，这个词来自于法国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中国的某些情况可以形成对照。他说，狂热的理想主义是薄弱的，也是虚幻的，从理想主义走向乌托邦主义，再一变就可变为对天堂主义的追求。尉先生对自由主义也有很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依附性和投机性，也是浅薄的，中国的自由主义鲜有传统读书人的骨气。他提出，真正的理想主义应在质疑中进行。尉天骢说：历史不仅是事实的呈现，它实在也是一种审判，这审判不管是对于过去，对于现在都是一样的。
    我认为上述的一些看法是令人深思的，许多也是有依据的，例如：30年代的左翼作品确有肤浅、浅薄的毛病，而且左翼的“道德上的自我迷恋”也是事实。
    但我个人认为，在反思左翼文化的时候，不一定要用30年代左翼决绝的态度。在考察左翼文化现象时还是应注意到左翼文化与20世纪中国历史大环境的互动关系这一层面。也就是说，左翼文化的产生是有深厚的土壤，也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的“左翼文化”或“革命文化”兴起于1927年后。鲁迅先生曾说，其他国家是由革命的失败导致革命文化的失败，而中国的情况则是由革命的失败导致革命文化的兴盛。我想，五四也为左翼文化的兴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就是平民主义和爱国主义。检视历史，我们可以看到20年代中国两个主要政党都从列宁主义那里吸取思想和组织资源。只是国民党吸取了列宁主义的下端结构性的要素，就是党治、党国、党军，而放弃了列宁主义的高端的概念——阶级斗争；共产党则是将列宁主义的上、下端都吸取了，1927年后，又融入了中国农民造反传统。1927年以前，在总体上中国是没有左翼文化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五四文化。1927年以前，国共两党同享一个意识形态，都强调反帝爱国，平民主义，劳工神圣，两党的思想差异并不明显。所以共产党1927年以前参加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人民革命”，也就是左翼的主题还没有完全浮现。国共分手后，左翼革命的主题完全凸现。这就是在一切领域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以及诉诸底层普罗生存处境的痛苦。同时强调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快速改变社会。
    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叙述是从莫斯科和日本传来的。阶级斗争的叙述强调关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侵略以及中国人对此的痛苦记忆，同时又提供一个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远景，在理论上，它叫“共产主义”，在现实，它就是“苏联”，在左翼十年（1927—1937），基本如此。在30年代初之后，左翼又增加了一个更具号召力的旗帜：“抗日救亡”，把民族主义的元素融入到了左翼革命的叙述之中，从此，左翼占据了两个道德制高点：反帝爱国主义和平民主义，这又和五四的主题连接在一起。1949年前，中国的左翼文化长期占据中国思想意识的很大的空间，就是由于占据了这两个道德制高点。
    我认为中国的左翼文化不完全是来源于法俄，当然法俄的元素非常重要，但中国还有自己的背景——“文以载道”的传统，利用文学改造社会的传统。20世纪初就有这样一种利用文学艺术介入社会改革、参与社会改革的潮流。1927—1937是中国“红色的三十年代”，是以文学、艺术介入社会、介入社会改革的10年，不少文学家和艺术家更是直接投入到社会革命。“红色的三十年代”与五四时期的文学改良是有区别的，文学改良重在呼吁个性解放，在阶级背景方面，在对社会贫困原因的叙述方面，都还是模糊的，而到了30年代的左翼文化中，就清晰化了。
    我个人对30年代的左翼文化持一种理解的态度，尽管许多作品和论述比较肤浅，但是在那个年代，左翼文化是一种呐喊、反映和表达了许多人的想法和感情。在那时的环境下，不允许一个公民社会的自然成长，风紧云急，为左翼文化的流播提供了土壤。
    “红色的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与40年代以后的革命文化、根据地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异的，其间最大的差别就是，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还保有一种在革命框架下的多样性及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
    当40年代初革命在根据地走向制度建构后，经过全面的改造，“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被改造成了毛泽东的“革命文化”，或者叫“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质就是“党文化”。其实这个词我觉得没什么不好，马雅可夫斯基最先就用这个词，“党文化”一词在革命年代是顺理成章的，它其实也可称之为“整体性文化”。
    整体性文化内含30年代左翼文化的元素，例如“阶级斗争”、“人民反抗”，更有40年代制度建构之后产生的新元素，诸如“立场、观点、方法”及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命题的提出；对个性主义的扬弃和对集体主义一致性的高度强调；对民族特点、风格，尤其是对底层农民文化的重视和吸取；以及较为单纯的本土视野等等。
    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某些元素，如“阶级斗争”等被不断强化，而“国际视野”、“小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反抗”、“革命罗曼蒂克”等等，则迅速被稀释、退隐，到了“文革”前夕，“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已被完全改造为“整体性文化”，“三十年代左翼文化”也就成了“三十年代黑线”，和“十七年黑线”一道，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江青的那个有名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实际就是一个升级版，是整体性文化的极端形式。
    最后，我的看法是：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左翼元素的存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左翼文化其中的进取、参与、反省、批判的气质应是需要的，它对今天发展中的某些弊端也许是一个“解毒剂”。我觉得有两种情况是值得反省的：“整体性文化”的绝对主义思想逻辑是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的。另外，在今天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下，是否也有资本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隐性控制的问题？我想在任何时候都应有多样性的存在，特别是在艺术的表达、内容的多样性方面应该有广泛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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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

    长征作为英雄史诗，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却鲜为人知。
    什么叫“历史的叙述”？就是随着人们对某一事件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察视角，对某一历史事件反复进行追忆、回味、体会、发现，挖掘新的史实，再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载体，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史实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如果没有“长征”这一段，不仅是难以想像的，而且有关中国共产革命的叙述就褪色许多。“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连接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早在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行，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 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所幸共产国际来了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迅速调整政策，经过红军东征、西征和建立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才缓解了陕北苏区的危机，打开了新局面，一年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中共的力量得到大发展，“长征”就此天下闻名。
    现在我们知道，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毛泽东在批判王明路线时称之为：从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而国民党从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江西瑞金，长征的出发地。
    一直到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是红四方面军先用的。与此同时，陈云到达莫斯科，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这个词，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刊物，传到了中国。
    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 也应了毛的一句名言：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1936年下半年，毛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 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 月 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十月底共收到稿件 200余篇，約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 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 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 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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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做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　到达迪化（今乌鲁木奇）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1935年 6月12日，中央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大雪山——夹金山。
    1941年 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建国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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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讫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1， 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确实是长征的灵魂；
    2， “路线斗争”和党内斗争也是事实，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在长征中或他们写作的1936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离核心层较远，而这方面的内容又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大多数红军干部并不了解详情；
    3， 最重要的领导同志没有参加写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罗迈（李维汉）、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等等；他们才是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但他们知道“内外有别”，不会把这方面内容向外界（国统区和外国）去展示，即如毛在1936年和斯诺谈话时，也没有去展现他和博古、张国焘等的分歧，而是尽量表达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什么在很长的时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对其它红军长征的历史却很少了解呢？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中央、中央军委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在战时状态下，是几块牌子，一个“单位”，中央红军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上有共产国际的承认，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员，是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所谓“正宗”和“名正而顺”，加之红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生也多，写史或写传，就很自然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
    其次，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历经艰难险阻，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取得过许多重大战绩，但其将士多为不识字或识字少的贫苦农民出身，由于张国焘长期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厉行极左的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识字者常是极左肃反的对象，故而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识字不多的一般红军干部更难在短期内写出有关四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本。
    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间一度出现扩大化的倾向，波及和伤害了许多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加之红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时也没有心绪来写自己的长征经历。随之，有关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结论，成为认识和评价这些事件的有着巨大约束性的前提和标准，这样，为了维护党和军队的高度团结和统一，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全貌和更复杂、更细致的长征历程，也就无从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叙述就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体了，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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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这个时候国人对中共和红军的认识受到国民党或国内中产阶级报章的很大的影响，国民党方面曾组织新闻界人士去江西“共区”参观，《大公报》等一些报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单独前往采访，国民党军队的长年军事围剿，战争的严重破坏和极左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难，《大公报》、《逸经》杂志等对此都有报道，使得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对中共和红军畏之如虎。
    这样，对国统区的民众宣传红军长征就得面对这个现实，直接歌颂之，必定受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不能通过，只能转换角度，以旁观者的视角，向国人介绍长征。
    1936年 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关长征的叙述越来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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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的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建国后，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通过建立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戏剧，电影（《万水千山》），歌曲，舞蹈、美术，年画，宣传画，连环画、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并深入人心，那就是：红军战士为革命，为抗日，冲破敌人封锁线，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翻越夹金山，穿过六盘山，突破腊子口，奠基直罗镇，胜利会师在陕北，奔向抗日最前线。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党内参考资料。这一次的刊印，对1942年版的错字做了校订，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其最重要的变化是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 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遵义日记》等 5篇。
    1954年被删去的几篇的主要的原因，是依着50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竟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这就是1936年写回忆录的红军干部的认识，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可是在50年代，人们对长征的认知已逐渐程式化，删去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似乎也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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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长征叙述的转变

    195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开始出版，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纷纷发表了自己的长征回忆，写作者包括原一、四、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各个方面的老同志，基本格调是多侧面反映长征的历程，突出红军将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1959年，刘伯承元帅发表《回顾长征》一文，成为建国后领导同志撰写的第一篇有关长征回忆的重量级文章。到了60年代初，特别是在1963年之后，对长征的叙述在继续过去的主题的同时，更加突出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强调毛领导长征的丰功伟绩和党内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 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1934年 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 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 恩 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 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粤军有部分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曾和红军发生过激战）。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1934年11月28日--12月 1日，红军强渡湘江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 8万 6千人只剩下 3 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联，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在90年代也得到了平反。
    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对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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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和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1935年 9月12日，毛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留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 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长征结束后，毛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在他们的带动下，革命力量大发展。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
    1969年 4月，毛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 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身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的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最后，《红军长征记》在今年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 5篇已全部补上，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七十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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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

    原名《毛泽东与1937年的刘、洛之争》，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 4期。

    1937年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两次上书洛甫，就1927年后中共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不同于中共中央既定结论的看法。刘少奇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共鸣，但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洛甫并不同意刘的意见，刘、洛因而在同年 6月召开的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党的十年政治路线的问题。在刘、洛争论中，尽管毛泽东有其明显的倾向性，但囿于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毛泽东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述他本人对十年政治路线的总体看法。
         
一
         
    1937年初，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等通过对西安事变的处理，使中共的命运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国共之间长达10年的内战实际已经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中共终于争取到了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宝贵时机。在与国民党的交涉取得重大进展后，毛泽东开始从指导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脱身，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党内，试图利用对日全面抗战将要而未发的这一短暂的和平局面，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的调整，并加强和发展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已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于毛泽东而言，抓紧每一有利时机，调整党的方针政策及交替处理重大军政和党内外问题，是其在遵义会议参与中共最高决策后一贯使用的工作方法，唯因这次面临的环境与以往全然不同，毛泽东所希望调整的范围又较过去有所扩大，故而形成了对1935年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冲击。
    建立在反对由博古、李德等组成的原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基础上的毛泽东、洛甫政治结合，是在遵义会议上及其后形成并逐渐巩固的。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左”的领导，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加紧了与洛甫的联络，在毛泽东的启发和帮助下，洛甫和王稼祥这两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泽东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的支持力量。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鼓励洛甫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洛甫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洛甫起草决议，此举使洛甫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洛甫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洛甫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把原“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洛甫安排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毛泽东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洛甫与莫斯科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且是中共一个较长时期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举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在洛甫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 3月20日后不久，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 页。，至此，毛泽东与洛甫，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无疑，毛泽东属于那种以自己的思想改变历史进程的“以其道易天下者”，“道”者，个人对中国社会改造所抱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作为一个从青年时代就矢志拯救国家与民族，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毛泽东深刻地了悟自己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而当l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岗山后，他所选择的道路就成了通往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争取革命胜利的理想与毛对革命的坚强领导事实上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换言之，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毛的“决志行之”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行为，而是关系到革命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然而，欲在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的旧中国推行和领导革命，则必先有其凭藉，1935年毛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遵义会议及其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的人事变动，虽然使毛第一次在党和军队的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可是离执掌“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毛虽置身于中共核心层内，但主要偏重于军事领导。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主动放下党内的意见分歧，有意避开对敏感政治问题的争论，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国民党的军事追击，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对毛泽东而言，事实上却存在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富而喻，“易天下”即是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当时直接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因此，如何回击并战胜国民党，不仅是毛无时不刻所于思考的首要问题，也是凝聚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信念和驱动力。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勿庸置疑，欲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一切则无从谈起，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精神气质等各个有形、无形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一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置于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加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原先就十分雄厚的政治基础。使其在军事上的影响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和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内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战时环境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它还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任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在长征前夕，为了适应战赂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而代之以新的最高领导核心，领导成员的组成虽发生了变化，高度集中的体制却继续保留。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由于党存在于军队之中，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他也同时处于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不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和情感基础，他还拥有权其雄厚的政治资源。毛曾亲自参与建立中共，是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巩固，除张国焘之外，1935一1936年的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他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受越权的指控。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1935一1936年，毛泽东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毛洛政治结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联合挫败了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双方合作共享的几年里，洛甫对毛十分尊重，在几乎所有关于党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事先征求毛的意见。有关党的重要文件虽由洛甫和毛联署的名义发出，但毛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全局性方面的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有关纪律，努力维持领导层的团结；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对党的领导结构进行局部的调整。
    (1) 在中央最高层，毛继续维持同原“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改变政治局事先须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然而从莫斯科返回的同志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同志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逐渐形成了惯例．
    (2) 毛将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他次要工作”，将因进行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瑞金时期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的领导，将这个关键组织直接隶属于自己的管辖之下。
    (3) 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下。
    (4) 毛直接掌握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其他任何入不得插手。
    尽管毛在对党的领导结构的局部调整中获得长足进展，但是仍有一些棘手问题一时难以顺利解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是毛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这是横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于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在军事压力紧迫的1935年 1月，毛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一切都斗转星移。
    这个结论之所以必须推翻，是因为非此，便无从剥夺“教条宗派集团”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更无法打破党内巳形成的浓厚的教条宗派气氛，毛就难于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也无从建立。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洛甫。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与这条路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他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的强烈反对。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国内时局已发生大的转机，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主军、洛甫管党的格局早巳发生变化，毛的地位已获得明显加强，洛甫已显示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毛与周恩来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的新的角色，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是，毛仍不便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将自己对过去党的路线的评价公开托出，这样将使自己处于和洛甫及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境地，从而影响到党的团结和个人威信．然而，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再继续违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对的意见，也实在勉强．就在这关键的时期，刘少奇及时站了出来，刘的出现打破了中共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合的确立。

二

    促成毛刘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 2月20日、3 月 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洛甫陈述自己纲领性意见的两封各长达万言的信。刘少奇在这两封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对中共中央多年来的路线、方针公开表示自己的怀疑，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左”的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1) 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刘少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热，刘的上述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2) 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十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中共十年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十年政治路线”。
    (3) 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
    刘少奇在1957年 2月20日、3 月 4日给洛甫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折，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据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 3月抵达，1937年初，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年 4月返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并未返陕北，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毛刘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决定向洛甫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的党内左倾分子的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的政治权威。洛甫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他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大家一致共认的唯一领袖20。因此给洛甫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十年历史的看法上，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 3月23日、4 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洛甫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志随声附和，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涮，刘“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是陈独秀的“应声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对于刘少奇有关八七会议后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错误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刘少奇的声音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毛没有直接卷入具体问题上的争论，而是竭力调和刘、洛之间的意见冲突。这样，刘少奇虽然受到洛甫的严厉批评，但由于说了毛想说又不便公开说的话，引起毛泽东的共鸣。毛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1937年 5—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向洛甫发起面对面的挑战。

三

    1937年 5月17日一6 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刘少奇与洛甫的激烈争论，其间曾一度中断，后在毛泽东的有倾向的调和下，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从1937年 5月17日一 5月25日，是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围绕刘少奇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复 3月 4日给洛甫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评十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的传统。刘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柯庆施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的路线是正确的”。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1937年 6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十年来的白区工作，毛泽东在关键时期助刘一臂之力．毛一反不久前回避刘格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在 6月 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又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
    毛进而不谈十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洛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十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的意见得到包括洛甫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 6月 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洛甫有意识地谈化毛泽东在 6月 1－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理解的 6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洛甫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25。洛甫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洛甫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洛甫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 月 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作结论报告。刘表示同意洛甫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
        
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广泛影响绝非一朗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准备。刘少奇与洛甫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洛甫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洛甫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洛甫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格甫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 6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对党员思想方法的广泛影响。刘宣布“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洛甫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洛甫。为了防止格甫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洛甫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 常委会 )，而于 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暂时离开中共中央中枢，然而毛刘政治结合却因刘、洛争论而正式形成了。毛刘与毛洛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著区别。
    第一，毛洛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洛有意放弃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围绕此问题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刘说就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洛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
    第二，毛泽东与洛甫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洛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在领导全党全军对外的同时，将进一步加紧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以随时准备选择最佳时机，向“教条宗派集团”发起新的攻击，从而实现其改造全中国的政治理想。而这一切，不仅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前途。

ys1937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  

    主持人：欢迎走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几年以前，《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在香港问世，很快地它就成为了所有关心中国政治，关心中国历史的人所最热衷的话题。有人评价说，这本书凝聚了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时代所进行的理性的思考以及心灵的体验。也有人说，这本书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且通过这样的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高华先生。欢迎您，高教授。
    在请高先生为我们进行演讲之前呢，首先还是来一起了解一下高华先生。
    高华先生1954年出生在南京，十六岁半进工厂，当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95—1996年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学者。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
    高华先生主要从事研究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其代表作主要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还有《身份和差异：1949-1965 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以及还有一本马上就要出版的新书，叫《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主持人：高先生我想，可能很多人提到您的名字，一定会提到这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所以大家也一直都特别想了解一个问题，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延安整风这个事情开始感兴趣的？
    高华：其实应该说还是对历史感兴趣了，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是从六十年代初就进入小学，那是一个理想主义高昂的时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经常能感觉到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对流，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生活中，在我们的学习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的历史，过往的那些因素，经常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浮现，这就促使我对过去的那些历史，特别是对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产生一种兴趣。再一个呢本身就是我比较喜欢读历史书，历史上许多场景那种波澜壮阔，令人回肠荡气，有的时候也让人扼腕叹息了，就是喜欢历史，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了。

    主持人：其实对于您小时候的事情，我读过您那本书的后记，也有一些印象，好象您从小就是一个对政治特别敏感的孩子，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就每天去看《参考消息》，是吗？
    高华：那个年代呢，今天看很多青年人可能会觉得很好奇了，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一个政治意识过分发展的那个年代，所以青少年很自然地受到那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看《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些革命的回忆录。我读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每天看报纸，以后就成了一个习惯。

    主持人：真的看那些回忆录，关心那些国家大事，还是一个孩子，能理解吗？
    高华：我记得我大概1965年的时候，我动一个小手术，住在儿童医院里面，我带几本书，带一套《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个讲德国共产党的一个革命烈士的故事，一本书，叫《前列》，我到现在还记住它的名字。那个护士小姐非常吃惊，她说这个小孩怎么这么老人头啊，老人头，这个，这点小就看了什么《毛选》，其实也没有人，哪个人叫我去看了，是自己，就是愿意去看。

    主持人：刚才高先生说1965年的时候住院，1965年的时候，高华先生是十一岁，就是十一岁的时候在读《毛选》。那个年龄读《毛选》，读出了什么心得体验？
    高华：首先是很有意思，就是毛主席的书真的是比较通俗易懂啊。还有一个，我在读这些书之前啊，大量地看到很多的这些革命回忆录啦，报纸啊，所以已经有一些理解的基础了，至于什么心得体会，还谈不上，就是把它当成历史书来读，特别喜欢读毛选中间的，那后面的注释。

    主持人：为什么对注释那么感兴趣呢？
    高华：因为注释它是含量大一些了，它对很多毛主席著作里面提到的东西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比如说什么“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发生在哪一年，哪一月，它大致的经过是什么样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它透露的信息量更大一些。

    主持人：也许是您的成长经历，也许是您当时的家庭环境，促使您后来喜欢去研读历史，喜欢去关注一些可能跟政治上比较有关的一些话题，后来您写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一直在有人问说，这本书出版了之后，有没有对您个人有影响？
    高华：我觉得没有什么，“三中全会”以后，就是咱们的国内的整个气氛和环境有变化，那么我觉得我写了这本书并没有对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主持人：那可能您学生的看法跟您不太一样。因为据我所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高先生的资料，原来在南京大学的时候，高华先生应该是很受学生的关注。有一位学生呢说，有一天晚上，高华先生在大课上讲到反右运动，到中途休息的时候，高华先生突然冲下了讲台，到第三排的一个学生面前找她要证件，后来呢结果这个课结束了之后，高华先生跟同学解释说，因为看那位同学呢长相可能比较成熟，比较像公安，而且呢在这个课桌上还放了一个随身听吧，以为是在录音，所以同学们就感叹说，高华先生在上课的时候实在是太紧张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吗？
    高华：事情大致是有的了，但是在这个描述中间呢，是大大夸张了。第一个，我并不是一个箭步冲下去，没有。我们知道，老师有的时候会问一问同学了，你是哪个系的什么等等啦，我大概是很一般的，很平和的，我大概会问一下子，或者你的学生证给我看一下子。是这样。

    主持人：看学生证在课堂上还是很少见的，我想。
    高华：有的，个别情况。   

    主持人：无论高先生是不是记住这些细节，但是我想这些细节给听过您的课的人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我也希望今天接下来您的演讲，也能给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有请高先生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
    高华：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抗战时期的根据地的教育》。这些年来，我对抗战时期的教育呢有一个新的研究兴趣，我发现，抗战时期的中国的教育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上都有很重要的价值。
    我们同学们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以后，对中国的教育造成极大的破坏，据当时的统计数字，仅仅一年期间，原先1937年我们中国有大专以上的学校 108所，但是受到日本的侵略，被破坏，占到91所，占整个中国高校总数的85％。一年以后，仅仅一年，当时全国的中学生只有50多万人，57万人，那么有50％的中学生是失学。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我们中国在教育方面直接和间接的损失将近是九亿六千万美元，这是当时的美元的那个比价。所以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教育，从而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情况，这个新的情况就是中国教育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中国出现了三种类型的教育。
    第一种就是大后方教育，我们知道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8.13淞沪会战发生以后，我们有一个教育内迁，当时有52所沿海地区的高校迁到了大西南，那么这是一块大后方教育。第二块是沦陷区教育。第三块就是根据地教育。那么今天我主要的是讲根据地的教育。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在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是第一次大规模地把政治动员和社会改良相结合的一次试验。那么这里我要讲一下，根据地的这个教育类型是和当时大后方的和沦陷区的教育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是非常独特的。简言之，它是有三个类型的教育系统。
    第一个教育系统就是面对干部的，以培训革命干部为宗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个类型是面对社会底层民众的社会教育系统。第三个才是一般的国民教育系统。那么这三种教育系统的创设，一个是现实的需要，第二点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要求。
    那么下面我就首先讲根据地的干部教育，这是三大教育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
    三十年代后期，四十年代初期，许多去过延安的这些访客，都会对延安的一个现象感到非常吃惊，就是在这个不太大的地方，很小很偏僻很落后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多的学校。它有培养共产党的高中级干部的中央党校，有培养共产党的高级理论人才的马列学院，有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有培养军队干部的抗大和军政学院，有培养民族干部的民族学院，有培养文艺干部的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还有培养新文字干部的学校，叫新文字干部学校。当然青年是延安的主体，延安有两所专门面对青年的学校，一个是陕北公学，还有一个叫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当然除了这些学校以外，还有一些专门性、专科性的技术性的学校。
    那么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办这么多学校，肯定需要学生，延安哪儿来这么多学生，但是事实上，当时确实在小小的延安就涌进了将近两万到三万的学生，他们基本上是在1937到1939年进入延安的。那么这就牵出另外一个话题，也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这么多青年人，他们不去大后方，而到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因为这个时期国民党也在积极抗战，如果说为了抗战，那么大后方也可以去啊，这么多青年人去延安，去干嘛呢？我想，我的看法是，这么多青年人去，他们是要干革命，他们是要去寻求生活的意义。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它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延安是一个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这个地理空间，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这个空间。在那些去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的心目中，那些自然景观，它都会被赋于一种丰富的意象，比如说宝塔山啊，延河水啊，农民戴的白羊肚的那个毛巾啊，秧歌，纺车，都被赋于了一种思想的含义，从而成为某种鼓动性的一种符号。我认为延安的中心话语就是革命，抗战被包容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延安和其它根据地的最重要的灵魂。特别是在这个延安和其它革命根据地，它奉行一种就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这个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当时的革命者有着巨大的意义，具有平等意味的这种共产生活方式，它是和大后方的，和重庆的那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对立的两种生活方式，它对金钱物质的排拒，使它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动员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召和凝聚力。
    那么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它的主题是什么？是不是每天学数学、物理、化学等，不是的，它的主题就是学马列理论和中共的方针政策。所以从毛泽东开始，王明，洛甫，就是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朱德，邓发这些著名的中共领袖经常到这些学校去做大报告。在我看，1937年到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什么叫过渡时期呢？就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这个时期，在思想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多样性，这个多样性一个是“五四”的那个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平民主义的那种叙述，它有一个空间，它还在流传。第二种话语是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从江西时期延续下来的那个布尔什维克等等啊，这种俄式话语，弗拉基米尔·伊利奇。第三点就是毛泽东的新话语已经开始登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那么我的看法是，话语有三种，甚至更多一点的话语在那儿重合，所以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或者说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种多样性，主题就是革命、抗战和共产主义。人们在这儿学习，学习理论，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就是到今天还有许多老同志，他们很怀念那个时期在延安的学习生活，这是我讲的根据地教育的最重要一块，就是干部教育。
    那么根据地教育的第二块是社会教育。什么叫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就是对底层民众进行扫盲，知识启蒙等等。我们知道陕甘宁边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地区。边区主席叫林伯渠，在1939年 1月他有一个报告，他说在边区，在1936年到1937年这个期间，边区全部人口是 150万人。可是识字率呢，识字率只是 1％。妇女几乎不识字，而且缠足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个时期的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扫盲，开展各种形式的冬学。冬学就是天气冷了，没有什么农活了，利用这个时间学识字，办了各种识字班，就是把抗战和对底层民众的知识启蒙，把它结合起来。我想它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提出来要消灭文盲，目的是提高大众的政治文化水平。第二，要提高大众的民族觉悟，要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第三，要提高大众的民族思想，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使群众学会运用民主的能力和培养民主的习惯。第四，还要增进大众的战时生活知识和一般生活知识。这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宗旨。
    那么到了1941年，边区已经办了 58000多个识字班和识字组，吸收了将近 4万人扫盲。其中许多妇女参加到这种识字班和扫盲组中间去。到了1939年，根据边区妇联的统计，在边区的妇女人口中间，识 200个字的妇女已经占到了10％。200 字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从来不会识字的，懂 200个字已经很了不起了。识一千个字就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和刚才我讲的社会教育相联系的，就是废止缠足，裹小脚。
    边区政府在1937年 7月19号，也就是抗战“七七事变”才爆发没有多少天，就通过了第一个禁止缠足令。以后在1938年，1939年边区的政府和边区的民政厅又通过两个法令，规定18岁以下的女孩子绝不准缠足，如果违背，她的丈夫和父母要处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是用政府的力量强制性地进行社会改革。当然我们知道，在运用群众运动推行这个社会改革，这是当时的一种基本方法，也就是通常说一个是宣传，一个是组织。为了废止小脚，各地，各个区、县、乡，都成立了放足突击委员会，放足组，放足突击院，而且还创作了一个歌，叫做《放足歌》。到了1939年，在延安市这个裹脚的现象已经没有了。在延安县，在垅东地区，在许多地区，这种裹脚现象已经越来越少，这是我讲的第二块，就是根据地的社会教育。
    第三个问题，我讲国民教育。1937年以前，全边区只有 120所小学，中学生是屈指可数，女孩子读书几乎没有。经过几年的文化建设，边区的这个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发展。1939年年底，全边区中学生的女孩子是 120个，我讲的这是土生土长的陕甘宁的女孩子，不是外地去的那些女孩子、女革命家。那么到了1941年，全边区有中等师范学校已经有了 7所，小学也发展到1300多所，小学生有 40000多人。那么这是刚才我很简要地把边区的三个类型的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一般的国民教育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叙述。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根据地的教育，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教育，我的看法是它是“战时状态下一种高度政治动员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教育，它实现了从江西苏区战时共产主义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个过渡或者叫“转换”。我下面对它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中共成立以后，就开始办过一些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班。但是在1927年以前，还没有大规模的教育试验，有教育试验，是有了自己的地盘才开始。那么中共的教育从1927年以后在江西就开始实践了。它的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什么，是和当时的国内的其它地区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我看是一种叫“阶级论”的教育。突出阶级论，阶级论的教育，也就是相信一个看法，叫做“教育权随所有权”走。
    教育是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共产党教育观的一个核心观点，从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初就开始形成。由于有这样一个看法，就对“五四”以后的，在国内传播的这个自由主义的教育观，和“五四”以后的，在社会逐渐发展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都给予一种批判和否定。在排拒了“五四”的这个教育观念以后，吸收的是从苏联引进来的苏式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制度。
    从1927到1937年间，差不多是十年，在江西苏区和其它苏区，参照苏俄经验，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它的基本方针就是教育要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要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要和劳动生产相结合，这是江西时代的教育理念。破天荒地第一次，从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把中国教育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培养干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动员和劳动日常技能训练的叫国民教育系统，第三类是社会教育系统。江西时期，这三类教育的大致模型已经出现。只是延安时期把江西时期放在第二位的国民教育系统给它拉下来，把社会教育系统提上去。
    我为什么说它是从延安时期、抗战时期，根据地教育实现了一个从苏式的共产主义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转换。在江西时期，由于国共处在尖锐的这种战争对立，所以在教育的内容方面，除了政治动员以外，更重要的在教育对象方面有限制。因为它奉行的是工农子弟优先入学的方针，地、富子女只可以读小学，不能再读到高中上去，这是明确规定的。再一个，在江西苏区是禁止私塾先生，禁止传统的旧学，对老师的阶级成分和思想的正确性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我们说它是带有共产主义特点的，共产主义式的教育制度。但是到了延安，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首先在继续坚持阶级论的教育观的同时，把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大增加，这样子就和国内的、大后方的主流的教育思潮发生了一个联系。第二点，对教师的要求有所松动。江西时期，教师要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延安时期，只要你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继续可以教书，旧学、私塾，可以保留存在。再一个对地、富子女的入学放宽，和其他人一样，地、富子女也可以读中学，江西时期是不可以的。那么在教育理论方面，我想这个时期很重要的变化就开始有比较多的中国的民族特色。
    1942年，在 4月份，当时的共产党机关报叫《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名字叫《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它强调共产党在根据地办教育当然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可是在站稳立场的同时，也应该从中国的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吸取养分。这是一个新概念，在这个之前不谈这个问题。这个主要体现在是把教育的类型进一步明确化，就是干部教育是第一位重要，社会教育是第二位重要，一般的国民教育是第三地位。这个主要是从当时的这个政治动员，以及这个政治功用这个方面来进行这样的分类。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
    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这个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的价值和它的局限性。根据地教育是中共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强调意识形态灌输、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动员性。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为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以及基本生活、生产技能的学习。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根据地的教育，又和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相依相随。经过整风运动，根据地的教育就实行了一个转换，就是从过去江西时代的教育，甚至是比较多地受苏联教育模式影响的那种教育转换过来了，形成了一个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论的教育。那么这两种教育观，在我看没有太多的差别，差别不是太大。那么所谓苏式的教育观是什么呢？也是在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强调知识传授的系统性。那么中国的这种特色的阶级论的教育呢，是因为受到战时环境的影响，更注重政治教育的通俗化以及实用性的生产技能的学习。面对大众，这是中共阶级论教育观的主体部分，也和“五四”的平民教育思想相契合。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那么一切都以普及为中心，最重要的是普及，不强调提高。当然我这里强调是因为当时战争环境的影响，当时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以后深受影响，对我们建国以后的教育都有影响，就是大众应该也是教育的主体，比如说请老农到学校来上课，那个时期就开始。
    高华：那么经过改造的根据地教育，就实现了毛泽东对教育的要求，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群众的思想。而边区的那些老师呢，过去他们是所谓自由职业者，经过这个转换已经变成了叫“毛泽东的教育战士”。从实际效果看，根据地教育取得很大成效，培养了许多、一大批适合战时需要的人才，对边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改善，对人民生活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根据地教育也存在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下面我要谈它的局限性。第一点，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分地打击。在教育思想、学制、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有时会因为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取代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这是它的第一个不足。
    第二个不足，在战时的环境下，如果一切都从眼前的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1938年到1941年，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是由张闻天负责领导的，在张闻天那个思路下，他认为抗战以后，我们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那么应该教育方面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向正规化这个方面应该有所发展，所以在张闻天的这个领导下，边区在1937，1938，1939，40，把一些分散的小学合并成叫“完小”，也办了好几个师范学校，那么这些努力以后呢都被批评了，认为是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1941年 9月开始，延安就开始检讨、批评前几年的教育方面的错误，那么认为在前几年的那个教育思路影响下，边区的教育者都被荒废了，在边区不存在一个升学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呢？我们教育只要培养识字、会算、认识路条就可以了,叫能写、会算即毕业。这都是叫需要第一。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讲或许是适应当时的这种战争和生产的需要的，但是以后呢，把它作为一个革命教育的一个经验，在实践过程中又给神圣化，这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的影响，这是我认为它的第二个不足。
    第三个不足，就是忽视受教育者兴趣、天性、个性的发展和培养。认为教育如果关心学生的兴趣和个性，这叫失去分寸。那么从这个观点出发呢，就过分地批判了儿童教育。因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革命战争和生产。那么事实上呢，它有碍于边区教育的一个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成长。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第四点，过分地强调干中学，学中干。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轻视知识传授。慢慢就走向一个对知识传授的一个否定。在学校里讲授太阳系，我们学天文讲太阳系，这个不好，思想不正确。为什么呢？太阳系太空洞，跟我们眼前的斗争没有关系。最后走向一个完全取消学校教育的这个地步。当然我这里强调它是在一个阶段，在1943年的下半年，以后这种偏差得到纠正。
    第五个不足，我们说在当时的边区和其它根据地，广大教师为边区的教育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说这些教师他们都是教条，教条知识多。又不会劳动，又不会打仗，因此对他们有的时候团结教育不够，批评多了，批评多了。今天看的话呢，也是对当年这些教师的积极性的发挥方面，应该讲是存在问题。这是刚才我讲的根据地教育，我肯定它有很大成绩的这个前提下，我也指出它存在的以上的不足。
    那么我的最后的看法是，近代以来，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国家的现代化是紧密联系的。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从瑞金时代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在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的理论。但是根据地教育，又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我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的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参照。这就是我今天的报告。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高华先生，刚才是和我们一起来回顾了在延安根据地时期的教育系统，同时也对它进行了一些评价。这里有一些网友希望和您进行一下交流，有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叫做“我爱北京天安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毛去世以后，他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很多次的转变，曾经走下神坛，又走上过神坛。但是现在民众在上访的时候，会把毛主席万岁挂在嘴边，而有很多的企业家，他们也会把毛主席的像供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您怎样看待这些社会现象，认为它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
    高华：这个现象我也看到了，我想主要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在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分化也比较明显，所谓出现了这个弱势阶层。那么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对过去的历史记忆啊，他们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历史记忆。毛时代的很多经验被抽象化，认为毛时代非常强调社会公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对我们现实的、目前的一种发展或者是某些不和谐的方面，它只是一个反映。可能这样。
      
    提问 2：高华教授，您好，我是华东师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我们很多同学都很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建国之后的国民教育中，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我们一般是没有进行什么大规模的宣传或者类似形式的一种表扬吧。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在抗战时期，在根据地教育中，对于国民政府的在抗战的一些作用，他们是如何宣传的？那么这些宣传是否对后期的一些教育产生过什么样的作用？谢谢。
    高华：好，我刚才提到这个在边区的教育中间有三大块，三大块在干部教育这一块中间，在1940年之前，还有一个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这个教育特别是在1938年、1939年这个阶段，它是一个经常性的教育。那么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国共两党的关系，虽然有摩擦，但大致还处在抗日合作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所以这个时期根据地的有关教育，对国民党的抗战啊，一般都给予比较正面的肯定。甚至在延安，在边区，有的时候还会把蒋介石的像还挂起来。孙中山的像是长期挂着的。这都是表示对统一战线的这样一个维护的一个态度的问题。
    那么到了四十年代后，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严重紧张。所以对国统区的有关抗战的情况它他的这个叙述有所变化。就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区的，就是社会的那种，因为战争造成的民生困难啦，政治腐败啊，像这一类情况，就报道得更多一些。我想这一种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这个作用的描述，是和当时的国共关系，它的这个起伏是相联系在一起的。
    主持人：谢谢。   

    提问 4：高华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延安所办的这些学校，它的生员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那么这批知识分子，他本来就应该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那么当他投身到延安这个革命大潮当中的时候，他接受这种以阶级意识为中心教育的时候，是很顺利的吗？难道当时他的心理状态，还有这个观念的转变是什么情况？谢谢。
    高华：好的，你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问题，讲一个小时都可以的。我想第一个，去的青年人基本上都是左翼青年，所以去的人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一些革命的基本的概念，这是使他和延安的那个新生活能相融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如果他对这个不认同，他可以去其它地方。我想有一篇小说，是丁玲的小说，叫《在医院中》。《在医院中》就写一个女主角叫陆萍，陆萍是上海去的一个女青年，她去延安的时候，她当时那个基本想法，她说，她要去做群众的工作者。她要做女性的革命领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去的。可是去了以后，那么要求她的是什么呢，要求她的是大众化，而不是你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的化大众。当然她会有痛苦，她有一个转变过程，她对新概念有一个学习和内化的过程。就是刚才我讲的，毛的那些新概念，包括阶级论的教育观，都有一个内化的过程。大量的资料证明，就是尽管是左翼青年，可是他去之前，他的革命的想象和去了以后是有落差的。另外革命对他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这个过程，有人称之为叫脱胎换骨的过程。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主要是知识青年。我推荐你看，就是《在医院中》，就可以回答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主持人：好，在我们的结束之前呢，还是想请问您，希望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您今天的这个演说？  
    高华：好的，我想啊二十世纪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变动最剧烈的这一百年，人们在为了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和改革，其间获得巨大的成就，也有很多教训。就像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这样，它的成就和不足都值得后人的重视，可以成为我们今后利用、研究、反思的思想资料之一。

    主持人：好。
    高华：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觉得今天高华先生带给我们的这个演讲，就像高华先生曾经写过的那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样，其实，他让我们回忆起二十世纪中国曾经有过的这些革命。它可能是美丽的，也可能是浪漫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些美丽和浪漫之外的东西。
    好，再一次感谢高华先生，也感谢我们在座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ys1937

“新人”的诞生

    原名《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改造、制度创设与政治运作》，载《领导者》2006年第 2期。

    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中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改造——即用毛泽东的理论和概念转换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是延安整风运动重要的一环。毛泽东领导的这场浩大的思想改造工程迄今已五十多年，笔者认为，无论从毛泽东的个人创造力，抑或是从思想改造对日后中国人的广泛影响而言，延安整风期间锻造“新人”的经验都是值得充分研究的。然而学界对有关这一课题的叙述，基本集中于全党思想统一的政治意义方面，对整风运动中的政治操作层面及与思想改造的关系、制度创设对整风的有效推动、锻造“新人”过程中的“思想”和“组织”因素的交互作用等，均极少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由中央总学委领导的、广泛推行的“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的思想改造的路径，作为整风运动政治操作的基本方式，对于整风运动目标的实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从“思想”打开突破口
         
    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极其繁重，难度也极高，它所涉及的既有政治层面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问题，又有思想层面的全党的思想转换，确立中共的独立自主地位和新的思想路线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新人”等问题。然而，在彼时彼地，可供毛泽东活动的空间却相对狭小，首先是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尽管此时苏德战争激烈，但是苏联及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司令部，对中共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寻求独立自主道路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又分为实际的具体压力和无形的精神压力两个方面。前者是拥有大功率电台的苏联在延安的观察组，他们随时向莫斯科汇报在延安观察到的有关中共的一切战略情报；后者主要是中共内长期存在的盲目崇拜共产国际的浓厚的精神氛围。在这两种压力以外，在党内一部分同志中还存在着对开展整风、反教条主义“正当性”的疑虑和抵触。
    在1941年 9—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1931—1934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批判，得到了中央领导层绝大多数成员的拥护，毛泽东已获得对王明等“教条宗派分子”的绝对优势。但是，王明等在全党，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党员中仍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全党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以迅速将党的核心层中的路线分歧向全党公开。然而为了彻底摧毁“教条宗派”在党内的基础和影响，又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搞清路线是非”，既对事，也对人。只有将上层与中、下层的斗争全面展开，才能为全党转变思想，接受“教条宗派是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这一命题扫清障碍。
    从延安整风运动推动中共革命胜利之巨大成效看，毛泽东的意图是有充分正当性的，俄式革命概念若不经中国化的改造和转换，事实证明，是难以在中国真正发挥作用的，而“无产阶级革命新人”又确保了中共干部队伍在严酷的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实现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只是在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既要清除党内的盲目崇苏的思想，又不能损伤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更要维护斯大林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形象，还要考虑到全党思想认识的现有水平，故而毛泽东不能操之过急，他只能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整风之初，他暂时回避了敏感的领导层班子改组的问题，选择先从较为“形而上”的，也是所有问题之基础的“思想”入手，从而使得从1942年开始的行动显得颇为扑朔迷离。在一段时间里，党内上下并不都能完全理解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意图，即确立中国党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推倒和清除王明路线在全党的影响，重建党的思想路线和改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尤其不理解为什么要在抗战艰苦的年代，将各根据地的重要的领导干部调回延安？为什么当各地的七大代表到达延安后，又推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为什么要把延安中央机关和各根据地的许多日常的工作停下来，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党的思想路线的学习和讨论？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仅需要沉稳细致，耐心等待一些同志的思想觉悟，更需要采用一些政治上的方法和步骤，包括创设各种制度，来落实他对党的思想和组织重建的思考，而他在政治上所拥有的强大优势则有力地保障了他的意图的落实。
    1942年，党、军队、政治保卫机构，都在毛泽东的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尤其在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后，他的政治智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既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又有敢于突破常规的胆略。毛泽东是党内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他又不是从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走出来的“书院型”思想家，在进行复杂的革命斗争，在解决党内矛盾，落实、贯彻他的革命策略思想方面，毛泽东的所有思考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政治性。与此同时，他的政治领导能力和领导风格又是极其强势的，换言之，毛泽东在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的同时，还是一个极其成熟的政治家，他拥有巨大的政治才干，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1942年春，整风运动初兴之时，其主要内容是号召全党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指定阅读的一系列文件。整风以学习文件先行，反映了毛泽东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独创性，毛泽东以“思想”为突破口，这既是全党思想转变的重心，也是扭转党的一切活动的前提。1942年 2月 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 月 8日和 9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两次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在此之后，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几个有关整风学习的中央决议，至1942年 4月 3日，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
    毛泽东在 2月作的报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关动员整风的决定，都没有直接点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只是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年前的1941年 5月，毛泽东当着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指斥教条主义者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控诉他们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毛泽东在1941年 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把教“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列为教条主义最恶劣的表现之一。毛泽东的这句名言随之在延安不胫而走。1949年后，毛泽东的这段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除。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 延安：1942 )，第4—5页；另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1页。
    现在毛泽东又在演说中历数中共党内的盲目崇拜苏俄情结在思想宣传形式上的错误。毛泽东说：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
    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
    上述内容在收入《毛泽东选集》中已被删去，原文见《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
    毛泽东亲自登台作报告，矛头直指教条主义，表明他已决心全力发动整风运动，并以此昭示全党，他本人是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者。紧接着，2 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2200余名干部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他说，“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解放日报》1942年 2月22日。
    3 月 7日，康生又在同一地点向3000多名干部传达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4 月18日，康生再次在八路军大礼堂向中直机关、军委直属机关干部作长篇动员报告。通过这几次大型报告会，毛泽东的新概念，在延安 3万名干部中迅速传播开来。
    整风运动既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那么理所应当，负责全党思想和宣传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将处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心地位。然而，由于历史上中宣部因长期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它自身也有一个思想和工作方法转变的问题，也需要在整风运动中进行整顿。
    1941年 9月政治局会议的后期阶段曾经决定成立以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负责改革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但是张闻天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实际上就离开了党的核心层，这个“教育委员会”还没开展工作就不复存在了。张闻天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整风运动方针”，在1942年 1月26日率领一个“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去了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中宣部部长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何克全）代理。但是凯丰在历史上犯过严重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是这次运动所要触及的对象。凯丰为了表示与过去的错误彻底决裂，亲自在《解放日报》发表《如何打破教条主义的学习》的文章，他写道：“过去我们的学习方法，受教条主义熏染太深，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习惯太多”，《解放日报》1942年 6月11日。
    凯丰还联系实际，检讨了中宣部没有把贯彻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作为目前宣传工作中心任务的错误。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 9期。
    对凯丰的进步，毛泽东表示欢迎，在当年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还让凯丰做了会议的召集人，但为时不久，凯丰病倒，于是毛泽东派了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前去“暂代”凯丰，凯丰在1942年上半年整风运动开展的初期十分活跃，他甚至是 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要组织者，同时，毛泽东亲自挂帅，指派胡乔木协助自己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6 月 2日，毛泽东在中央总学委成立会议上宣布，“因凯丰同志工作很忙，改由康生负责中央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编委工作”。不久，胡乔木即奉毛泽东之命正式代理了凯丰的中宣部部长一职。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 121页。
    用这种方式改组了中宣部。
    毛泽东运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大胆引进党内资历较浅的年轻新锐，首先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进行了新的人事布局，对于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毛泽东也采取了和改组中宣部的类似的办法。1942年 2月，毛泽东将老干部陆定一派往该报，4 月，《解放日报》改组，陆定一成为主编，但博古仍继续担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社长一职。
    在1942年冬春之交的延安，广大中下层干部对眼下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意义，理解得并不深刻，他们还以为这是类似1939—1940年学习运动的新一轮学习运动。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干部们正兴趣浓厚地按照上级的布置，制订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间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象，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
      
二、“和风细雨”：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延安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渐次展开的，可仅仅依靠他一个人，还不能够确保运动全面、有序地进行，他还需要一些助手，也需要在既有的领导机构之外，成立某些新的临时机构来领导运动。众所周知，党的正式的领导机构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然而当时这两个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在过去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整风开始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绝大多数同志虽已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有关整风的部署，但是，对于一些过去犯过严重路线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进自己的错误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他们犯过路线错误的事实，也使得他们不适合再来领导运动，所以必须成立一个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新的一元化的机构来落实毛泽东对整风运动的部署。1942年后，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的次数大为减少，周恩来、彭德怀等一些政治局委员也不在延安，在理论上属于政治局领导，新成立的中央总学委就成了领导运动的最重要机构。中央总学委由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1942年底，刘少奇从苏北返回延安。1943年 3月，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原来的一些书记处成员的职务被停止，毛泽东成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以刘少奇为第一助手的中央一元化领导体制。
    与斯大林以肉体消灭为主的党内斗争的模式相区别，毛泽东领导的整风强调以思想学习来推动思想和政治态度的转变，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更善于交替使用“教育”与“外力推动”两种方法。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方法的多样化，不仅说明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水平的高超，更主要是因为40年代毛泽东的政治目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是在苏共执政的条件下，为强化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施用专政力量，毛泽东政治上的首要目标则是清除党的领导层中的教条宗派力量，转换全党的俄化的精神气质，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进而争取抗战胜利后取代国民党，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中共尚未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将党内的思想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主要依靠自己的路线、方针乃至作风及风格来吸引、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其次，诉诸教育手段也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基本范式，它具有易于被人接受的亲和性。借用中国传统的若干概念和方法，再融之以列宁主义的内容，基本可以达到转换人的思想意识的目标，从而避免了单纯使用强力手段可能给党带来的损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发动全党思想改造——学习毛泽东的论述和经毛泽东审定编辑的有关文件，才成为整风初期的中心任务。
    中共中央通令全党在整风运动中必读的文件通称“二十二个文件”，但在1942年 4月 3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仅规定了18个文件为必读文件，在这18个文件中有 2份是斯大林的作品。4 月16日，中宣部又增添 4份必读文件，除 1份为季米特洛夫的论述，其他 3份均为斯大林、列宁的论述，这样就正式形成了“二十二个文件”。
    “二十二个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以学习毛泽东的论述为中心，结束了党内长期存在的、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漫无边际的泛泛学习，给全党提供了一个学习和思考的范围。现在主要是由毛泽东，而不是由王明等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权威性的解释，从而把全党的思想纳入到毛泽东所指明的方向。
    如果与整风运动中后期大规模的审干、肃奸、抢救斗争相比，整风运动发动之初的干部学习文件的活动就称得上是“和风细雨”。其间，自毛泽东发表演说和传达毛泽东的报告后，延安的干部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出现了一段“自由化”时期，但为时不久，以王实味《野百合花》为典型的“矛头向上”的风向就被迅速扭转。3 月下旬，总学委紧急刹车，开始部署对王实味的“反击”。中宣部“四三决定”更具体落实总学委的战略意图，明确强调广大中下层干部也和高级干部一样，同属整风对象，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 4月 3 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第364—365页。并宣布研究文件的时间为 5个月。4 月18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学习“四三决定”的动员报告，在这次有2000人参加的大会上，康生要求各机关成立学习分委员会，由该组织统一领导各单位的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4 月20日、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处和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别召开文件学习动员大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主任王首道和负责领导边区工作的任弼时作了和康生报告相类似的动员讲话。《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112页。于是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大规模活动在各单位迅速展开。
    提倡干部进行思想反省，并写出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反省笔记，对于延安的广大干部固然是一种“新生事物”，但是这还不至于超出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因为全党对于“反省”一词并不陌生，刘少奇更在1939年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中借孔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号召共产党员通过“内省”，加强“党性锻炼”。事实上，许多共产党员已经按照刘少奇要求的那样去做了。党的元老吴玉章自述：“恍然觉得我们现在的整风工作，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谓‘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修养”。“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虽然旧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严于自己省察，行为不苟，是可宝贵的。”《吴玉章文集》上，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 240页。
    由于列宁主义的“新人”概念与中国哲学的“内省”、“修身”，并无明显矛盾，因此对于广大党员，接受这种兼顾新旧、融合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改造方法并不十分困难。
    毛泽东的方针已定，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文件学习与反省思想加以结合并用来指导当下的运动。1942年3月9日，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的《教条和裤子》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胡乔木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脱裤子，割尾巴”——要求每个党员对照毛泽东的讲话，勇敢地解剖自己，与旧我告别。继之，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参加整风的干部“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4 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重申必须“运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体指导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内容要多写自己阅读（文件）后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并且首次宣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 107页。
    两天后，毛泽东亲自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毛泽东强调：党员必须遵守党的铁的纪律，写笔记就是“紧箍咒”，人人皆得执行：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太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 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 2期。
    在 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引述康生两天前在中直和军属机关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说：
    康生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 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 2期。
    毛泽东甚至表示自己也要“写一点”笔记，他说，“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 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 2期。
    在毛泽东讲话后，5 月 1日，整风试点单位——中央党校在制定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中作出硬性规定，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必须“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及与本身有关工作”，明确宣布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机构均有权“随时检查笔记、记录”。
    经过约一个月的试点准备，到了1942年 5月下旬，中央总学委认为，在全党将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转入对照文件进行思想反省的时机已经成熟。5 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写反省笔记》，至此，整风进入到思想反省的阶段，调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随之在各机关、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从现象上看，动员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在各级和各单位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不愿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为了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典型，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1942年 6月后，《解放日报》陆续刊登了一批反省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种类型。
    （一）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的反省
    所谓“经验主义”或“经验主义者”，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指那些曾经在政治上支持过教条宗派，或虽未明确表示支持教条宗派，但曾一度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出入，而与王明等有过合作关系的党内高级领导同志。“经验主义者”大多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在党内的基础也较深厚，所以他们只是处在被批评的第二个层次。总学委对“经验主义者”的策略是分化他们与王明、博古等教条宗派的关系，将他们争取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经验主义者”只要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总学委一般均会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共元老王若飞的反省即提供了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领导干部自我反省的范例。
    1942年 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的文章，王若飞在该文中以毛泽东的立论为依据，对照检查自己：是多少带有陶渊明所说的某些气质，“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饮辄醉”，这种粗疏狂放的作风，每每不能深思熟虑，谨慎其事处理问题，即令自己过去曾是时时紧张地埋头工作，也常陷于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以致工作无形中受到很多损失。严格地说，这是缺少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解放日报》1942年 6月27日。
    王若飞的上述反省没有涉及对王明、博古等批判，他写道：
    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认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个人与党的关系，是个人一切言行，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只要自己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便是党性，并以此泰然自安。《解放日报》，1942年 6月27日。
    人们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王若飞只是重点检查自己“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他也实事求是地谈到他对革命的忠诚，例如，“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如果从苛求的眼光看，王若飞的反省还没达到“深刻”和“尖锐”的程度，但是仍然受到毛泽东的欢迎。王若飞属党的元老，因在1926—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与陈独秀关系密切，长期遭受莫斯科与党内教条宗派的排挤，抗战爆发后王若飞来到延安，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工作，对毛泽东十分尊重，现在又在报纸上公开进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表示对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对于这样一位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态，总学委又如何能对他求全责备？此时此地，毛泽东所要求的党的中央领导层干部就是像王若飞这样在政治上表明态度。更重要的是，王若飞身为中央领导干部，带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自我反省，对广大干部将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
    1942年 8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王思华的反省文章《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就堪称是这类干部自我反省的标本。
    担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原是30年代颇有名气的左翼社会科学家，曾留学德国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对自己以往20年的理论研究活动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王思华写道：
    我在大学和在外国留学时，所学和研究的，不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便是法国的魁奈和萨伊……所学的是外国的，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自然也只能是这些外国的。这样做，不但省劲，而且受学生的欢迎。因为在一般的大学生中，有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无兴趣，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外国。学生的这种反常心理，先生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大学生，这种轮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时代的我，而我又拿来害青年！《解放日报》1942年 8月23日。
    王思华上述有关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遗憾的是，他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对这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做了一个比较简单化的处理：
    十三年前，当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又把它“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上还是主观主义的。在这种态度下，还是只想懂得希腊，不想懂得中国……把马克思的一切东西当作千古不变，放之于四海皆准的教条了。《解放日报》，1942年 8月23日。
    紧接着，王思华使用了一系列否定性的词句，对自己进行了在今天看来是“过了头”的自我批判。他自陈，他教学生“啃《反杜林论》是为了迎合学生的好高骛远的奇特心理”，《解放日报》，1942年 8月23日。
    到延安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之下，不得不联系到中国”，但这仅是“以资装饰门面”，自己仍“只想在《资本论》本身上来翻筋斗”。《解放日报》，1942年 8月23日。
    王思华痛责自己“夸夸其谈”，“不老实，企图取巧”，“只知背诵教条”，“向马列主义开玩笑”。在对自己口诛笔伐的同时，王思华热情称颂毛泽东对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他表示，“为了彻底消灭‘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彻底打垮我这样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思想方法”，自己已决定“到实际工作中去，不仅是到实际研究中去，而且是真正变为一个实际工作者”。《解放日报》1942年 8月23日。
    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家范文澜为前一阶段中央研究院出现的以王实味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局面而深感痛心。范文澜谴责自己“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声称这是“难以忘怀的一件痛苦经验”，他对此“衷心抱疚”。《解放日报》1942年 6月 1日。
    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和中央国际政策研究室成员王子野则专门检讨了自己“夸夸其谈”的“不正派作风”，他痛陈自己往往仅凭“一知半解”，“凭着想当然”大发议论，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荒唐之至”。《解放日报》1942年 6月 1日。
    在中央总学委发起的劝导反省的思想攻势下，大批高级文职干部纷纷自我批判。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个老党员，早在20年代末就是国内闻名的红色社会科学家，曾翻译《经济学方法论》等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参见《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上海生活书店编行，第72页。
    但在整风之初，他被批评为“教条主义者”，理由是曾翻译过教条本本。此事给柯柏年很大的刺激，他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1943年春，毛泽东根据已变化了的形势（教条主义者已被搞臭），认为有必要恢复中共的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可是当毛泽东征求柯柏年意见时，柯柏年却向毛泽东坚决表示，今后再不搞翻译了。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 247页。
    柯柏年以后转入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外事系统，改行做对外统战工作，再也没回到中共马列著作编译部门。显而易见，整风运动期间的“反教条主义”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偏差，及至1945年春，谢觉哉私下也感慨，“自从反教条，有人不讲书本子了”。《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791页。
    （三）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军队领导干部的反省
    和党的高级政治生活毫无牵涉的军队一般高级干部，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风的重点批判的对象，然而整风既为全党的运动，军队干部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外，他们同样应在运动中“提高认识”。但是，对于来自不同军队系统的干部，他们所需提高认识的内容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必要检讨自己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场和态度，而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则需要重点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现以曹里怀的反省为例：
    曹里怀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检讨”重点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点：（1） 在日常工作中，解决和处理问题不细心，草率从事。（2） 爱面子。（3） 理论和知识的修养太差。（4） 自己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整理。曹里怀认为自己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倾向确是浓厚地存在着”。
    曹里怀的“自我检讨”中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颂毛泽东的内容，他热情地将毛泽东与列宁并列，声称毛泽东的著作是“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著作）告诉了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这些著作，是完全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又向客观实际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解放日报》1942年 7月13日。（毛泽东的）这种有高度布尔什维克原则性和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内容的政策，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所能办得到的。《解放日报》1942年 7月13日。
    （四）革命历史雄厚的党的元老的反省
    在40年代的延安居住着几个德高望重、受到全党尊敬和爱戴的革命老人，他们分别是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除了这四老，李六如、张曙时等尽管也年届六十，但是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尚不够“革命元老”的资格。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伯渠担负边区主席的实际工作，吴玉章等大多挂个虚衔，并不掌握具体部门的领导实权。整风运动初起，吴玉章等以自己的反省现身说法，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论断，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明。吴玉章写道：
    中国旧时社会最坏的习惯，就是稍有聪明才智的人都变为知识分子而脱离生产，结果，小的变流氓，大的变政客，都为社会的毒害。而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则蠢蠢无知、任人鱼肉。
    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余毒很深。这能免“欺世盗名”之诮吗？我虽从事革命四十余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他能力太缺乏了！吴玉章：《以思想革命来纪念抗战五周年》( 1942年 7月 7日 )，载《吴玉章文集》上，第 241页。
    吴玉章的反省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态。李六如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著名人物，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与其相识，20年代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整风运动开始时已经55岁，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对其老友谢觉哉说，“以前自以为不错，自以为立场稳定，整风后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 此系毛泽东在整风中的名言——编者注 )”。谢觉哉说，他对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谢觉哉日记》上，第 456页。。谢觉哉不仅自我反省，还在《解放日报》化名发表《一得书》短评，向教条主义发起攻击。谢觉哉指出，教条主义“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非浅，容易把革命弄坏”。焕南( 谢觉哉 )：《感性与理性》，载《解放日报》1942年 8月10日。
    以上四种类型的干部反省的样本，为全党展开思想反省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统。中央总学委利用报纸，大力推广这些反省经验，再结合于组织措施的落实，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尤其使有“教条主义”背景的干部无地自容。至此，思想改造工程的关键性步骤——清算过去的大门已经打开。下一步就是广大党员联系个人的实际，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依照报上发表的反省样本，写出各自的反省检查。

ys1937

四、填“小广播调查表”
         
    1942年秋冬之交，延安各机关、学校正遵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将学风和党风的学习纳入到干部自我反省的方向。就在广大干部和党员纷纷写出个人反省笔记的时候，1942年12月 6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各单位又迅速开展了以肃清“小广播”为中心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
    所谓“小广播”，与“脱裤子、割尾巴”一样，是40年代初延安时期创造出的新词汇。“小广播”系指和党的宣传口径等“大广播”相对应的，在同志之间流传的对党的政治、人事关系的私下的议论。被中央总学委列为“极端危害党的大患”的“小广播”的类型有下列5种：
    （1） 泄露党的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秘密消息和行动。
    （2） 散布与党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的对国际国内战争形势的看法。例如，传播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观言论。
、  （3） 有关对整风运动目的的怀疑和议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谰言”。
、  （4） 攻击党的领导，“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
、  （5） 同情“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论，蜕化论的宣传”，“替反革命分子‘广播’反党思想”。《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第468—470页。
    中央总学委的《通知》提示各学委会必须严密注意下列对象：
    （1） 在思想和组织上存在浓厚的自由主义，厌恶党的原则、组织纪律和秘密工作制度的人。
    （2） “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人。这些人敌我不分，“对‘私交’可以无所不谈”，“就是反党的分子也可以作为他们的朋友”。但是，“对党的组织可以欺骗隐瞒，甚至听到反革命的言论，也可以不报告组织”。
    （3）“喜欢溜门子”，“打听个人的生活起居，加以评头论足”的人。 《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第468—470页。
    具有上述三种表现的人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通知》明令：
    每个党员深刻的反省自己与严正的批评别人，检查自己和别人是否犯了“小广播”的错误，曾泄露了一些什么秘密，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消息，向党隐瞒了一些什么问题，听到了一些什么不利于党的消息没有向党报告，对于这些问题每个党员应向党诚恳坦白的报告出来。《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第468—470页。
    如何坦白？中央总学委这一次又创造出新的办法，要求每个干部必须填写“小广播表”。中央总学委规定，各机关学校应根据《通知》的精神和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发‘小广播’调查表”并将其：
    分发每个同志填写，以调查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及由内外向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广播了一些什么，这种调查材料，应加以整理研究，并向总学委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第 470页。
    用组织动员的方式要求广大党员交代自己的言行，在中共成立后党的政治生活中尚属头一回。这反映了战时状态下，在边区面临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情况下，总学委对加强共产党员思想和行为一致性的高度重视。虽然在1942年12月前，延安的党员和干部已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普遍写出反省笔记，但反省内容大多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通知》详细阐释了这项行动的必要性，但是，调查党员私下的一般性的言行毕竟与要求党员反省思想不是一回事，有少数党员对其“正当性”产生了怀疑。其实调查党员的私下言行和个人间的交往，对于共产党员不应是题外之意，“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的利益至高无上”，本来就是许多共产党员的人生信念，为了崇高伟大的事业，还有什么个人的私心杂念或隐私不能向党公开？对于多数农民出身的党员，这不是问题，对此举有疑惑的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党员。于是，针对少数党员中出现的消极不满情绪，中央总学委又适时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口号。
    1942年末，围绕动员填“小广播表”一事，各机关学校布置反复学习毛泽东1937年作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报告。毛泽东的这篇演讲稿并不是论述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理论，而是阐述其理想中的共产党员人生哲学的范式。在这篇演说中，毛泽东对“自由主义”一词作出新的解释，他所要反对的“自由主义”，除了指政治思想上与党的路线背离的言行，重点是指党内的“一团和气”，换言之，也就是在共产党员中所存在的“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现象。现在，重新翻检出毛泽东当年的报告，把“客观上帮助敌人”的“自由主义”和眼下要肃清的“小广播”串联起来，为反对“小广播”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在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反对“小广播”通知下达后，1943年1月19日，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应用辩证法，反对自由主义——在整风中纪念列宁逝世十九周年》，延安各机关学校除了动员每人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外，还纷纷组织以反对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学习会”和“讨论会”。
    作为反“小广播”斗争的试点单位，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学委会早在11月20日就布置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大讨论会”。大会历时19天，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由学校领导机关广泛搜集“犯自由主义”的材料；在第二个阶段，动员师生展开互相批评；在第三个阶段，则将斗争重点转移到“犯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错误思想特别顽固”的人和事件上。《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 337页。
    12月 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中共中央材料室向每个工作人员发出考试试题，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1） 到今天为止你对党还有什么隐瞒的事情没有？还有什么不满意党的地方没有？
    （2） 你的自我批评精神如何？你对其他同志的批评还有不坦白的没有？其他同志对你有什么批评没有？你的认识和态度如何？有无自由主义的毛病？自己还有什么缺点需要揭发呢？《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338页。
    上述试题与半年前中央党校学风考试的内容已完全不同，这表明“整顿三风”的运动已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内容，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五、“急风暴雨”：审干、反奸的迅速展开
         
    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开始，运动展开以后，延安干部又相继经历了整顿学风和党风的阶段，但是现在又对所谓人际交往中的自由主义现象的情况进行调查，这和原先的反“主观主义”的主题已离开很远，而更类似于政治保卫机关的调查检举手段。尽管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委又部署开展反对“党八股”的文风检查，延安的报纸还在继续宣传整顿“三风”，然而事实上，原先以教育为重心的整风学习运动，现在已迅速向审干、反奸运动的方向转移。
    将整风运动导入审干、反奸轨道经历了一个过程，促成其工作重心转移的导火线则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1941年 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虽然已经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的审查委员会”。1942年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的发表及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共鸣，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警惕。1942年 4月，延安《解放日报》开始陆续发表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从现象上看，这个时期报上批王的言辞并不十分激烈，毛泽东甚至还两次通过秘书胡乔木，向王实味转达他个人希望王实味“改正错误立场”的意见。参见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但在内部，领导层已决定对延安的自由化思潮采取强硬措施。
    4 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作有关国民党方面对延安动态反应的汇报。康生在讲话中没有提及大后方对《野百合花》的反应，只举出了中央青委的《轻骑队》壁报已被敌人所利用。康生说：“国民党特务称赞《轻骑队》为延安专制下的唯一呼声。”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 3期。
    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康生提供的情报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应，其中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言中揭露延安“特务分子”的种种罪恶：“特务分子利用党内自由主义乘机活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检查工作中，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散布思想毒素，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并写文章、出壁报、进行小广播，团结不坚定的党员来反党”。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 3期。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听了康生的汇报和其他人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话，他明确表示：
    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 3期。
    这是迄今所发现的，在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最早布置审干、肃奸的资料，时间是1942年 4月中旬。
    4 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将自由主义比喻作“诸子百家”，历数了延安“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种种表现：
    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 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 2期。
    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烂也要搞”。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 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 2期。
    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表明了他要肃清党内自由主义的决心，在宣布人人必须“写笔记”之后，又向与会的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干部部署了新的任务，要求从政治上对延安的党员普遍进行一次“排队”，毛泽东指示：
    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 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 2期。
    毛泽东 4月20日的报告，虽然没有直接谈及王实味和审干问题，但是他的讲话已将反对自由主义思想的问题凸现出来，所谓对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其实就是动员审干、肃奸的代名词。在此之后保卫系统立即行动起来。本来，该系统在中共与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杂斗争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敌情研究方面，成绩十分显著。举凡一切涉及敌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阶级关系等方面的相关材料，都在反特机关关注的视野之下。例如，如何“一点一滴地从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用各种方法去搜取”材料；如何“随时留心，随机应变，善于适应环境，善于和人接近，善于选择对象，善于灵活运用调查项目，达到调查工作的目的”等。匡亚明：《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9日。匡亚明1926年加入中共，1929年曾被中共特科红队误认为是叛徒而遭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穿过脖颈险而未死，1941年任中央社会部( 情报部 )第四室( 政治研究室 )副主任。
    如今，在特殊的形势下，这一整套的对敌斗争经验，被全部运用到党内思想斗争和组织清理的领域。
    1942年 4月底 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会部宣布：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已于 4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 8期。
    不久，康生正式宣称，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复兴社分子，是兼差特务。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 8期。
    对王实味的这个政治判决究竟依据是什么，康生避而不谈，但显而易见，最重要的证据便是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另一个证据便是王实味于1940年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交的有关自己与托派分子历史来往的书面材料。如果依据王实味自己撰写的书面材料，推测王有托派嫌疑，虽然武断，但仍有迹可寻，但是指称王实味是“复兴社分子”则纯属虚构。
    有了康生对王实味的政治结论，正式给王实味戴上“特务”帽子就只是时间和手续问题了。1942年 6月11日，在康生的指导下，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罗迈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暂告结束之际，公开宣布王实味是一个托派分子。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 492页。
    中央总学委对康生等将对敌斗争的经验运用于党内，和中央研究院配合作战，揭出王实味的“问题”给予充分的肯定。6 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还对如何扩大审干、肃奸的战果作了进一步的指导。毛泽东说：
    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20多个。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 3期。
    在上述这段话中，毛泽东不仅首次将原先不太明确的“特务”范畴加以丰富和补充，而且还明确划定了审干、肃奸的工作重点和目标。
    中央社会部积极贯彻毛泽东 6月19日讲话的精神，将“调查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王实味的社会关系和知识分子之中，很快又再次发现“疑点人群”：1942年 7—8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揪出了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9—10 月，中央研究院又开展了对潘芳（潘蕙田）、宗铮（郭箴一）的批判斗争。以上 4人为两对夫妻（潘芳为中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副主任，其妻宗铮，原名郭箴一；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其妻王里在中央妇委工作），他们或因与王实味比邻而居，平时有些私人来往，或在历史上曾与王实味相识，或因与王实味在思想上存有共鸣，成全于1942年 2月曾给任弼时上书，提议不仅要整顿“三风”，而且要“整顿人风”，“信的内容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中内容类似”。
    最后都被网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 8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宣布揭露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同时，中央党校也传出揪出了“党校的王实味”——李国华和吴奚如的消息。李国华曾任延安马列学院党总支常委，是曾经留苏、与王明在莫斯科有工作联系的长征干部；吴奚如原名吴习儒，大革命时期曾任叶挺团的连党代表，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联”，1934年冬转入中央“特科”，1938年，吴奚如受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的派遣，随同叶剑英在南岳军事训练班为国民党军官讲授游击战，以后又担任中共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后转入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后逃脱来延安，他还是1940年成立的延安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现在竟被宣布为国民党特务。消息传来，在不大的延安城激起了强烈的震动。
    到了 9月，陆续破获的“特务案”为总学委的论断提供了证据——党内暗藏有托派、国特和日特，而自由主义则是产生敌人的土壤。此一形势促使总学委调整整风战略，将整风的重点加速转移到审干、肃奸的轨道。
    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再次突出强调审干、反特的问题，将原先内部进行的审干扩大至半公开的状态。毛泽东向与会者发出号召：
    我们各个机关学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的、精细的、长期的去清查。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 4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 298页。
    毛泽东严厉批评各级领导思想麻痹，斗志松懈，丧失了阶级的警觉性，他抨击道：
    过去我们对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义！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 4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 298页。
    1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花了两个整天时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长篇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严厉抨击他所称之为当前存在的两种错误偏向——“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毛泽东明确提出，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反党活动，他说，“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毛泽东：《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 1942年11月21日 )，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第116—117页。
    他并且正式宣布：
    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 4期；另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 298页。
    整风既以“弄清”党员是否是“半条心”、“两条心”为目标，但是如何“弄清”，即运用什么手段对广大干部进行清查，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棘手难题。自从总学委内部部署开展审干、反特斗争后，也只是由中央机会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作了小范围的试点，绝大多数机关和学校对于如何进行审干、反特仍然是一知半解。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各单位领导的“肃反意识”。
    1942年12月 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有关审干、肃奸的动员和情况介绍的报告。康生首先描绘了一幅特务猖狂活动的画面：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以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紧接着康生严厉谴责“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警告领导干部，敌人可能就隐藏在身边，必须提高警惕，不得姑息养奸。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另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60页。
    1943年 1月 4日，审干试点单位——中央党校的一位负责同志，继康生之后也前往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反奸肃反报告。他在会上结合党校破获的“吴奚如特务案”，详细“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给到会干部以锄奸工作具体方法的启示”。《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 346页；另参见《谢觉哉日记》上，第377 页。
    康生和中央党校负责同志的报告给毛泽东有关“弄清”“半条心”和“两条心”作了形象化的解释，为将审干、肃奸推向全党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在1943年 1月13、14日所作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总结中，正式将“反奸”列为西北局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高岗鼓动各级干部“要从深入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清查暗害分子”，同时指示各级领导务必“自己抓紧对于本部门的审查和防奸的领导”，不得单纯依赖边区保安处与组织部，“所有干部都必须学会如何与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办法”。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第6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最后，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出了决定，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并划出了清洗人数的比例，将占党员总数中的 10%，包括奸细在内的坏党员清除出党。《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 302页。
    于是，原先以打击党内自由主义思想与可疑分子为主要目标的秘密审干、反特斗争，已经发展到普遍清查党员的审干、肃奸运动，斗争的范围也从原先的重点人群扩大到延安的所有党员干部，而动员党员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就成了全面审干、肃奸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六、交代个人历史
         
    进入1943年后，反对党八股的学习检查活动很快就告结束，审干、肃奸的主题顿时凸现出来。中央反奸委就是在整风进入到审干和反奸阶段后成立的一个内部领导机构，它和中央总学委的工作有交叉性，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高岗等组成。随着审干的节奏加快，中央总学委继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后，又发动了坦白运动，指令每个党员和干部以书面的形式详细交代个人历史。
    1943年 6月 6日，毛泽东给在太行的彭德怀发出一份电报，具体介绍延安开展运动的经验、方法和步骤。
    一份合乎要求的个人自传由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1） 个人的一般概况。包括年龄、出身、专业特长和配偶姓名、政治面貌等。
    （2） 个人的学历，参加革命前的经历，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及受奖惩情况。这一部分为自传的核心部分。传主必须按年月叙述，不得有任何省略，并且需要提供每段时期的证明人及证明人的工作单位。
    （3） 家庭状况和社会关系。传主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阶级出身，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家庭成员的姓名、职业、政治态度以及自己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传主也必须交代自己与一般同学、老师、同事的关系，他们的姓名、职业、社会地位和政治面貌。
    （4） 个人对革命的认识以及思想变化情况。在这一部分中，传主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以及对当时国内外事件的看法。尤其需要提供入党时的详细情况：由谁在何时何地介绍入党，是否履行过审批手续。更要提供是否曾经被俘、被捕及受伤脱队的详情，传主必须交代事情的原因及所有细节，以及各项事件的旁证人。
    （5） 党性检查。传主必须根据整风文件的精神，详细反省个人参加革命后的一切言论、工作表现及工作作风、对上下级的态度等各方面的表现。
    如此看来，干部交代历史一事的意义可谓大也。一方面，它可以用毛泽东的新概念来锻炼干部，考察和提高干部的党性觉悟，使党组织持久、全面、彻底地掌握干部的一切；在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借此发现敌人。作为审干的一个中心环节，干部交代个人历史，终于成了锤炼“新人”成长的铁砧。
         
七、“脱裤子，割尾巴”
         
    从写反省笔记，到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再到“三番五次”写个人历史自传，总学委推出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1937年后入党的新党员完全陌生，即使是老党员和老干部一时也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总学委的这一套毕竟与过去中央苏区时期的审干、肃反方式大不相同。
    毛泽东的“新”就在于熔理论教育和强力震慑于一炉，配之以有力的组织措施，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磁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想改造方法，谢觉哉有十分生动贴切的解释，他援引王阳明临死前说的“此心光光地”一段话，要求共产党员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把心中的一切杂念，连根除掉。焕南( 谢觉哉 )：《此心光光地》，载《解放日报》1942年 7月 3日。
    谢觉哉说，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变个样”，他写道，如此过程，“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 四三决定 )是慢火蒸。……煮过了，并不就算‘熟’，还得长时期的熬炼，一直到要‘而今而后，吾知勉夫！’”
    谢觉哉用一首诗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脱胎换骨的要诀：
          紧火煮来慢火蒸，
          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着避火诀，
          学孙悟空上蒸笼。
          西餐牛排也不好，
          外面焦了内夹生，
          煮是暂兮蒸要久，
          纯青炉火十二分。
焕南( 谢觉哉 )：载《解放日报》1942年 6月23日。
    又是“蒸”，又是“煮”，知识分子党员犹如进了一座思想高压炉。
    磁力之一，是来自个人内心的自我压力。经过对“二十二个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读和反复对照检查，个人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开始分裂。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产生了羞愧意识，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沾沾自喜、骄傲自满等不良习气一扫而空。
    磁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组织上要求党员在批评自己的同时还需揭发、批判、帮助别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他同志的揭发、批判、帮助，陇东驻军“大渡”部队抗战期间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各部队皆有代号，如“团结”部，“澳洲”部等。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 352页。
    政治处甚至发动了“小册子运动”，鼓励每人准备一个小本子，封面上写着“请为帮助同志而提上意见吧”，让持本者挨门挨户征求意见。中央党校一学员先后征求了所在支部30多人对他的意见。《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 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 101页。
    集体的帮助形式也有两种，一种是“动之于情，晓之以理”的诉诸革命感情的方式，另一种为“猛喝一声”：“同志，你走错了路！”的严格要求的方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用。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亲自登门，耐心启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对组织长期隐瞒的历史上的“污点”问题和“个人主义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组织上布置小组批评会，让同志们“帮助”该同志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他的“错误言行”，使他有触动，愿悔改，最后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在自我压力与集体压力的双重合力下，个人的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犹如历经一次漫长的心理蜕变的过程。在整风审干期间，干部们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许多人因思虑过度，“头痛、失眠、减少饭量，面色发黄”，以致“旧病复发”。《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 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279页。
    更有个别人因神伤气虚，心情极度焦虑、紧张，以致“午睡遗精”。《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 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 2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279页。
    为了使自己的反省获得组织的首肯，绝大多数干部都竭尽全力，反复撰写有关材料。中央党校有个学员检讨自己的“小广播”，竟写出 800多条交组织上审查。《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 2集，第 140页。
    中央党校二部学员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学员的材料“修改了 8次才完成”，少数人甚至“修改了13遍”。《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 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 2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279页。与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干部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中央党校三部学员刘白羽自陈，“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他“惶恐不安，彻夜难眠”，“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刘白羽回忆道：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很好的方法。当时张如心同志是党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负责对我进行了审查。我详详细细从诞生之日起一点一点严格剖析自己，对自己进行再认识。我写了一稿，自以为不错，谁知张如心同志看了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严正地指出不正确之处，一方面推心置腹耐心交谈，于是我又从头到尾写了第二稿，还是不能通过，最后写了第三遍稿，张如心同志才点头认可。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第134—136页。
    刘白羽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思想改造深度进行的逼真画面，尽管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他的两稿自传都没被通过的原因，也没有具体描述张如心是如何指导他抛弃“旧我”的，但我们仍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窥见当年审干严厉之一斑。问题是，如此酷烈的灵魂搏杀，能否产生总学委所预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据刘白羽称，他就是经由审干的洗礼，“在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才犹如一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第134—136页。
        和刘白羽的情况相类似，丁玲也经历了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丁玲在整风运动中一度是文抗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当年她的那段心路历程：
    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道路的崎岖和平坦的……丁玲的这两本整风笔记以后遗失，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 2期，第35—36页。
         
八、结语
         
    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在的运作机制是什么？中央总学委等机构在实现整风目标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和风洗雨”和“急风暴雨”的各自的功能又是什么？这两种运作方式对于整风运动政治目标的实现又有何种意义？这都是笔者在撰写这篇文字时萦绕于胸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建立的中央总学委等机构对整风运动目标的完成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通过它们高效的繁重细密的工作，才把毛泽东的部署加以了贯彻落实。中央总学委和中央反奸委作为领导整风、审干、肃奸运动的临时机构，到了1944年，随着整风运动目标的基本实现，新的领导集体的轮廓已经清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就停止了工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反奸委的建制，在历史上不是唯一的，在建国后50年代的“审干”和“肃反运动”中，具体领导运动的组织就是由公安部和中宣部为主成立的“肃反十人小组”，以后各级党委都有常设的“肃反办公室”，这些机构的性质类似于40年代的“中央反奸委”。而“文革”初期建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则和“中央总学委”有很大的相似性：
    整风运动中创造出的“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运作两个层面的互动联系和它们之间的张力，它又和毛泽东的革命政治的两个层面，即毛泽东的革命的崇高的理想性层面和革命现实政治的运作层面，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着互为关联的紧密关系。毛泽东的革命政治有其两翼：以革命的终极理想作为革命的精神动力；用强有力的政治手段来落实革命理想。毛泽东的革命的崇高的理想给共产党员提供了革命和人生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成为共产党员革命奋斗、不惧牺牲、前赴后继的巨大动力来源，更是共产党的安身立命之本。可是如果当革命进行到某些特别阶段，例如，在战时状态下因对敌情过度估计而对党内同志使用了非正规性的政治手段，致使有可能损害到革命的“正当性”的时候，毛泽东的革命的崇高理想层面就发挥出强有力的解释功能，被委屈的同志就可从革命理想的崇高性那里获得对非正规性的政治手段运用之“正当性”的解释。上述两者之间的互补性的关系，就真实体现在整风运动的“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的两个阶段。
    “和风细雨”的学习文件，小组讨论，帮助延安的共产党员初步接受毛泽东的新概念，可是思想上的除旧布新，立场、观点、思想方法的转变，并不是单纯学习文件就能解决的。正确思想之确立还需要经历批判“对立面”才能实现，王实味的意义就在于他起到一个公众性对立面象征人物的作用。批判王实味，更重要的还在于清除每个共产党员头脑中的王实味思想。要实现革命者在思想、情感、生活方式等所有方面彻底无产阶级化，必须经历党组织的全面深入的考察和更严峻的革命考验，于是整风进入到“急风暴雨”的阶段，这就是运用强大的政治手段动员个人详尽交代历史、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开展审干、肃奸、“抢救”，前所未有地把革命政治深入到共产党员的思想领域和个人生活空间。
    在“急风暴雨”阶段，“非正规的方式”被采用，一段时间内，许多共产党员对运动的“正当性”产生了疑惑，这时毛泽东的革命的崇高理想层面就发挥出解释“正当性”的作用：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特务破坏活动，组织上对党员进行严格的审查是必须的，就是使用了“过火”的方法，其出发点也是好的，个人受些委屈不算什么，只要党纯洁了，党巩固了，个人蒙受再大的委屈都值得。政治手段的非正规性，由革命理想的崇高性给予解释，而崇高的革命理想又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方式来加以落实，这两种方式的交替使用，最终使毛泽东的革命政治运作中的两个层面实现了良性的对流和互补，促成了整风目标的完全实现，不仅完全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产生了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有力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还将自己的理论、概念——毛泽东思想深植于全体党员的意识之中，从此，全党的精神气质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了彻底的革命化或无产阶级化，一种全新的人——具有无产阶级精神气质的“新人”，开始出现在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
    延安和各根据地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已彻底地“脱胎换骨”，从而具有“新人”的特质，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集战斗精神和忠诚于一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已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学会用这套概念来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的言行，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强烈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从此，“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成为延安共产党员最重要的革命信念。“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到哪里”，毛泽东成为革命理想、革命道德、革命胜利的人格化身。这种情况决定性地影响到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其正面作用是在新中国建立后促成了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推动了人民大众对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政治认同等等。但是，随着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陷入空想的迷雾，战争年代某些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经验被神圣化，且被不断复制并被推向极端，也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考其渊源，则无不和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解有关。但这已不属于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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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 8月上半月期
         
一、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的革命话语

　　在今人的一些文章里或影视作品中，经常把20世纪50、60年代称之为“火红的年代”或者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是由一系列宏大的革命话语组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红色词语的海洋里，为它激动，受它指引，也因它而困惑和痛苦。词语即叙述，革命的词语或革命的话语就是对于革命的叙述和表达。列宁有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早在20年代初，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开始建构自己的革命话语，也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解释。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阶级”特征和“民族”特征都还未充分呈现，究其原因，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与国民党共享“打倒列强、除军阀”等一套革命话语，虽已包含反帝民族主义的内容，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还没有自己原创性的、体现“中国”民族特征的、有关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叙述。在这一阶段，中共的革命话语也未和党的领袖的名字相联系，换言之，陈独秀等并非是革命话语的原创者，中共的革命话语基本上来源于俄式共产主义。即便到了1927年国共分裂后，“阶级”的主题虽已全面凸显，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中共革命话语还没有产生自己的“民族”特征，中国无产阶级的有关革命的叙述，尤其是建制架构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俄式色彩。
　　1931-1934 年，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博古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全面、系统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已初步建构起具有俄式共产主义色彩的话语系统，这就是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言必称弗拉基米尔。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既有内容，更有形式：
　　在党的建设和政权的建制方面：有“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卡尔。马克思高级党校”；
　　在革命军队和群众武装建制方面：有“少共国际师”、“赤卫队”、“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加广州暴动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
　　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
　　在青少年组织方面：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16至19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
　　在文化教育和群众教育系统：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各单位还辟有宣传鼓动栏──列宁角；还有“高尔基戏剧学校”，苏维埃剧团，即蓝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
　　在群众组织方面：有“反帝大同盟”；
　　中央苏区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苏联领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革命文豪高尔基、日共领袖片山潜、德共领袖台尔曼等。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似乎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但是俄式共产主义的话语环境在1934年陷入困境：
　　第一、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蒋介石军队的围剿下，中央苏区已不能维持，革命话语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即将消失。第二、博古等“国际派”作为俄式话语的阐释者在解释、叙述他们的经验时已捉襟见肘。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中央红军的关键岗位，以后又逐渐领导了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党和红军已在陕北完全立足，晋察冀等几个大战略根据地在敌后也相继开辟，革命话语已经得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地理空间，可以依赖根据地试验、推广和传播。
　　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中崛起的毛泽东立志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中，他悄悄地且又是有条不紊地对中央苏区那一套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进行了转换。然而旧的一套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一个过程，1939年延安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王明还是抑止不住要宣泄他满头脑的苏俄崇拜的情愫。大会会场正中虽高悬毛泽东的画像，却又模仿苏联，在毛像的左右挂起了王明、朱德、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画像。王明身为女大校长，总忘不了国际共运那些女革命家，于是校门两边的墙上又悬挂起蔡特金、伊巴露丽、克鲁普斯卡娅的肖像……一时间，似乎又有些瑞金时代的气氛了。
　　但是，时光毕竟不会倒转。此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早已改名为中央党校。不久，延安的马列学院也易名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完全俄化的名称，也被改为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甚至延安的托儿所也名之为“洛杉矶托儿所”，却不叫“莫斯科托儿所”。至于“皮安尼尔”，则早已不复存在，边区有的只是儿童团。然而，毛泽东对洋名词也并非一概排斥，例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党内就保留了“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语，一来这个词流传甚广，早已深入人心；二来这个词也并非王明一人就能垄断，其它人也可以使用，在整风运动中，毛就作过《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的著名演讲。差不多到了1950年代中期，这个词语才逐渐退出流行政治语汇，与此相联系，“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这个共产党员之间的称呼终于被“革命的敬礼”所取代。
　　在延安时期，毛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无祖国”，国家的概念以及爱国主义不仅不重要，而且不利于世界无产者的团结。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是爱国主义者，而是具有十分国际性的世界观。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代就被看成是救亡图存的一个武器，毛泽东发展和强化了这一传统，1938年更具体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一切方面的中国化、中国气派的重大命题。
　　毛还建立起以阶级论为核心，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平民主义叙述，对中国农民阶级重下新定义。俄式解释虽然早就提出中国革命的关键是要解决土地问题，也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在江西时期，“鞋子”和“脚”却不对称。苏区并没有现代意义的产业工人阶级，却有各类“工会”，于是，只能以强化意识形态来暂时缓解“鞋子”和“脚”的“不对称”的窘境，而在叙述上仍没给农民阶级“正名”，还是用“国际主义”，“皮安尼尔”，“少共国际师”等来提升农民的“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的意识。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比江西苏区更加落后，边区和多数根据地基本没有现代工业，没有工人阶级，只有不识字的农民。1937年，边区的小学校只有 120所，识字人群占人口的百分之一，华池县为二百分之一，妇女基本不识字，缠足现象非常严重。在延安时期，在沿用江西苏维埃叙述时“暗渡陈仓”，继续保留“鞋子”（“工会”），但已开始在革命叙述中突显农民的作用，农民的“勇敢”和“忠诚”被认为是体现了“朴素的阶级感情”，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毛称颂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高度褒扬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不仅是对俄式解释及江西苏区经验的进一步的发展，也是面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对现实状况的一种承认和强化，因为在“苏维埃十年” （1928-1937），党和革命军队的主体就已是被广泛动员的农民，抗战以后，军队和党得到巨大发展，其主体仍然是受过初步政治训练的农民。
　　毛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新叙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论述。马克思认为，“革命阶级”用革命和民主的方法解放社会，在这种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有意义的。列宁比马克思对知识分子有更多的论述，他虽然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有所肯定，但对知识分子和旧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等则给予了更多的分析和批判。斯大林则第一次发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毛认为，共产党、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领导核心，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很重要，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因而也是最无知识的，所以需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毛以后对国共斗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
　　毛的新话语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心。毛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了“启蒙”民众和社会批评的责任，毛教育他们，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化大众”。毛将知识分子引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毛通过对“知识”、“理论”、“人性”、“个人与集体”等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建立起毛的新文化的基本架构。他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在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毛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知识分子应服从革命。毛的革命文化突出强调个人对革命、对党的责任，他甚至规定了革命文学的写作原则，并使之成为法定的革命文化的最高创作原则（关于形式与内容、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普及与提高、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等等）。“五四”带来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话语的重新定义，其动力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本土现实环境的刺激，出现了流行的“五四”话语：人性、人道、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等。在“左翼十年”（1928-1937） ，受时局环境的强大影响，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进一步加速，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已和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被高度政治化了，彻底的政治化发生在1940年代的延安。
　　毛的革命话语既源于列宁，又是他的独创，他对文艺的政治功能的强调，较之普列汉诺夫、列宁、“拉普”、瞿秋白，更加突出。列宁善于利用给词语下定义达到革命的目的，列宁给“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民族”重下定义，称自己的党派为“布尔什维克”，虽然列宁一派当时并没有得到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拥护，但是“多数派”这个话语的使用造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毛继承了列宁的风格，又有自己的特色，毛的革命话语气势磅礴，通俗易懂，极具鼓动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光明与黑暗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等等。
　　毛经过与王明等的斗争，取得了对词语下定义的权力，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他个人鲜明特色，也是比较固定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通过整风运动，基本扫清了俄式话语对党的影响，从而完全奠定了他的“革命话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抓住两面旗帜，反帝反侵略，开展底层革命：第一面旗帜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抗日）；第二面旗帜是以平民主义（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争取底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数；又以民主主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争取到国内知识阶层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的成功取决于他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对之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孙中山创建三民主义，也是“反帝反封建”，他发动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败，关键是对底层的改造着力不够。毛的反应则是通过对马、列、斯的转换，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至高点。

二、延安：一个革命的符号地带

　　1937-1938 年，国内政治较为开明，国民党也抗战，可是为什么许多青年人投奔延安？那些从山南海北奔赴延安的青年相信，延安不仅抗战，在那里还摆脱了政治压迫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去延安是为了“干革命”，去寻求生活的真正的意义。
　　30年代的中共左翼文化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占据了国统区的意识空间，从生活书店1935年的《出版总书目》中可以看到，这一年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是32本，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是23本，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有关计划经济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著19本，而有关国民党历史的出版物是 8本，三民主义的出版物，只有13本。这类书在上世纪30、40年代，主要还是依靠像叶青这样过去的共产党员来写。叶青的论著非常教条，也不通俗，影响力很有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的左翼文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红色的三十年代”在东方的突出现象，就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左翼话语已改变了一部分知识青年的意识。在许多左翼文化人看来，在国统区的生活不是生活，那种生活压抑，庸俗，空虚，无聊，琐碎，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在延安的生活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
　　蒲鲁东在1848年指出：“让我们革命！在人们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是好的，有实际意义的，那就是革命。”
　　加缪也说过：“毫无疑问，美丽不能创造革命，然而总有一天，革命将需要美丽。”
　　和世俗化的、贫富对立的武汉、重庆、西安相比，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已主义。延安就是这样一个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太阳城”。在这个“中国的西北角”，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许多青年相信，美丽包含革命的一切美好和正义的方面（陈学昭），而“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一个革命同志爱的共同体。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在那些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的心目中，延安的那些自然景观，都会被赋予一种丰富的意象，宝塔山，延河水，农民戴的白羊肚的那个毛巾，秧歌，纺车，都被赋予了一种思想的含义，从而成为某种鼓动性的符号。延安的中心话语就是革命，抗战被包容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最重要的灵魂。特别是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所奉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当时的革命者有着巨大的意义。具有平等意味的共产生活方式，是和大后方的，和重庆的那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完全对立，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金钱物质的排拒，使它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动员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召和凝聚能力。
　　1937年到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在这个时期，在延安的思想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多样性，一个是“五四”的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启蒙主义、平民主义的叙述，它还在流传。第二种话语是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从江西时期延续下来的那个布尔什维克等等。第三个就是毛泽东的强势的新话语已经登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话语有三种，甚至更多一点的话语在那儿重合，有讨论，有争辩，或者说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种多样性，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主题就是革命、抗战和共产主义。人们在这儿学习和工作，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甚至有一种非常国际化的视野和世界观。在远离欧洲的延安小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在关心着西班牙保卫共和的战斗，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组织的几十位中国同志甚至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纵队”。在那个年代，延安的各类学校的学生都传唱着“保卫黄河”和“延安颂”，李伯钊，陆定一，凯丰都会写歌词，三个人都有留俄的经历，《黄河大合唱》吸取了西洋颂歌的原素和形式，表达出一种磅礴的崇高感，远景感，和对新文明的憧憬感，极大地鼓舞着延安的知识分子。
　 从根据地的干部学校，从各种报刊宣传品，传播着一种革命的新话语，大家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在自己的话语范围内，是同志，是战友，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同一话语中，人们互相激励，互相温暖。
　　延安知识分子渴望成为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有机化知识分子”（“组织化的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们成为毛的话语的最热烈的听众。五四遗产的一部分：爱国主义、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社会改造，运用文艺改造社会，改造人性和民族性等等，与毛的新话语有着精神上的密切的联系性，革命、改造、斗争、爱国主义，这些都和延安知识分子相一致。
　　但是，延安知识分子和毛的新话语也有不兼容的一面：五四遗产的另一部分：自由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社会批评、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又与革命的“一元化”的要求存在着矛盾。一些延安知识分子以革命的道德化的理想来批评现实中的不完美现象，于是有了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三、新话语的“中心”和“隙缝”

　　直到1942年后，典范性的延安文化才出现，在此前多年“有破有立”的基础上，毛的革命话语通过对党的历史的重新叙述，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最终建立了起来。
　　第一个层面：重新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形成“两条路线”——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场域，启发高级领导人联系个人的历史，带头反省，再使革命向下层深入，使全党接受毛的新解释；
　　第二个层面：毛带头讲“故事”—毛叙述了党的历史上“钦差大臣”，“洋八股”，“本本主义”等危害革命的大量事例，再引导其它领导人讲自己的“故事”，进而引导延安的每一个党员讲自己的“故事”，并将他们的个别经验转化为一个集体的经验，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在这个过程中，延安的干部认真学习文件（“整顿三风”、“布尔什维克十二条”，“四三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二十二个文件》），写读书笔记和反省笔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脱裤子，割尾巴”；其间又贯穿改造文风、反对“党八股”，用群众语言，农民的语言，取代俄式教科书语言和“五四”后流行的“学生腔”。
　　思想学习加速了延安知识分子对新的革命话语的内化，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根据地的“一元化”新结构已初具规模，革命队伍中的“差序，礼仪和规范”，本来就是思想转化为制度过程中的必要的建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冲击到革命的核心价值“公平”，王实味的表达及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在无意中建构起知识分子和革命体制关系的一种经典性的叙述。针对王实味事件，“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的提出，使阶级出身的问题进一步突显出来，阶级出身作为衡量思想纯化的标尺，也就基本固定化了。根据地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的重点对象也转移到对已入党或未入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他们的组织审查。这也和江西时期的经验有着延续性，只是在1934年长征以前，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没有大群的外来知识分子，在苏区展开的多是以“反托派”，“反右倾”为名目进行的党内斗争或对敌斗争，对象既有党内的知识分子，但更多的是红军指战员。
　　经过延安整风，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是新话语的宣传者，在革命的队伍中，他们担负着鼓动群众的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
　　毛的话语把“我们”和“他们”区别了开来，凝聚了革命力量。新话语在各革命根据地得到流行和普及，在文艺方面，出现了新表达的载体，改良后的新秧歌，信天游，木刻，版画，年画，将革命和斗争的主题凸现出来，生动铨释着毛的新概念。新话语也在国统区传播，革命文艺战士何其芳、刘白羽于1945年初赴重庆，在大后方阐释新话语，扩大了这一革命话语的影响。
　　伴随毛泽东的革命话语的普及、流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完全胜利，毛的革命话语也从延安的权威话语成了新中国的权威话语，作为一种全新的整体性的论述，它在那个年代具有巨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知识分子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在“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通过他们的努力，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纷纷与过去的知识体系决裂，费孝通说：知识分子接受了，认为过去的一套完全无用了，都不行了。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也都这样，觉得思想非变不可了。而且认为是原罪论 （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我们是文化投降，我们代表这个知识分子阶层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也是真心诚意的”。
　　尽管整体性论述的“覆盖面”极为广大，但是，五四话语在毛的新话语成为中心话语后，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潜隐在新话语的边缘。由于在新话语和五四话语间有一种“重叠”，在某些特定环境下，整体性的叙述也会出现一道“隙缝”，反对迷信、解放思想、人民民主、“实事求是”，双百方针、关心群众生活，都可以被给予新的解读，形成了与五四话语的“对接”，故而在 1956-1957年才有可能出现如黄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等一批针砭时弊的杂文。
　　在1956年为时很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刺激，中国也开始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然而，波、匈事件的发生，却在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强大的僵硬思维迅速将创新的思想火花扑灭，刚刚开始的对新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在转了一个弯后不但没有回到原地，却朝向一个更极端的方向急速滑去。1957年夏到1958年，一些从根据地来的知识分子被他们的同志，也是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他们努力说服自己，强迫接受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的现实，希望在艰苦的劳动中得以“脱胎换骨”，重新回到革命的行列。可是若干年后，延安知识分子又被更激进的后来者——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窜红的极左派“理论家”加以“规训和惩戒”。“文革”前夕，周扬等延安知识分子和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被“一网打尽”，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起了王实味，对“规训和惩戒”提出质疑和反思，王实味也成了持续性的集体记忆的符号，一些昔日的延安知识分子，如顾准等人，终于又回到了五四，走到了自由主义。
　　考察20世纪中国的革命话语，离不开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的大背景，这 100多年的中国的基本主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这两大主题在20世纪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简言之，一条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另一条就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其间的差异巨大，但两者都是为了追求建立一个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1， 都在追求“现代化”，并试图把“民族性”融入现代化；
　　2， 都着力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3， 都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传统的思想及制度资源与外来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
　 4， 都重视意识形态叙述，希望以此整合社会意识，渴求出现一个能带领民众使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为达到此目标，在历史素材和人民期盼的基础上，积极建构“英雄创世纪”的社会记忆工程；
　　5.  都在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军事化趋势不断增强等等。
　　为了追求一个现代中国，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中国人为之努力、奋斗，牺牲，他们给后人留下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过去革命话语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它改变了中国，也持续性地影响着我们。
　　今天的环境变了，人们需要探索新的思路。二十世纪波澜起伏的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已进入历史，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或许还是用的上80年代的一句老话，这就是在21世纪的当下，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又如何面对未来？

ys1937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

    对于朱瑞这个名字，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是很陌生了，人们或许只记得，这位东北野战军的炮兵司令员，是在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役攻打义县的战斗中触雷牺牲的，而对于他的其他活动则知之甚少。但是，在当年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朱瑞同志”却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1939年 6月，早年留学苏联克拉辛炮兵学院，长征中担任过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共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的朱瑞，奉命随徐向前自冀南入鲁，成为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朱瑞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1939年的山东局面与华中大部分地区的情况相似，与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的力量相比，中共在山东的力量还较弱小，朱瑞作为党在山东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好在毛泽东已为全党制定了大政方针，这就是抓武装、夺地盘。
    然而，落实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的关键，是手中必须有军队，尤其是久经战火考验的主力部队，但是，由于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制约，中共军队入鲁的时间较晚。1938年春，山东党负责人黎玉在延安当面向毛泽东请求派红军干部入鲁，以整训、壮大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毛泽东同意了黎玉的请求。红军将领张经武率一批长征干部随黎玉返回山东，不久就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徐向前、朱瑞进入鲁南后，即与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8 月 1日，正式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八路军总部给其的权限是统一指挥 115师、山东纵队和中共在苏北的部队。而在这年的 3月，由罗荣桓、陈光率领的 115 师的一个主力团与师部机关已陆续进入鲁西。
    这样，中共在山东就有了两支军队：八路军 115师和山东纵队（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抗战新局面随之打开。革命在大步前进，行进中的步伐凌乱就被掩盖了，八路军总部规定的山东纵队统辖山东及苏北中共武装的命令被无形取消。原由朱瑞担任政委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在1940年被撤消番号，改由山东纵队指挥所属部队。1940年 6月，徐向前奉召返回延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山东抗日根据地未能实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集中统一领导。
    战争期间，情况瞬息万变，上级机关收回成命的事情，时有发生，惟取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事，却有蹊跷和微妙之含意。抗战初期，驻扎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事实上起着指挥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枢机关的作用，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共山东分局亦属中共北方局领导。在一段时期内，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对华北、山东的影响相对于延安更大，经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后报延安备案。例如，115师入鲁，就是奉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之命，而朱、彭则是依照延安毛泽东的指示发出这道命令的。当然，延安始终保有对华北、山东的直接指挥权，毛泽东可以直接给军队和地方发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对华北、山东敌后根据地的指挥与领导，随看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相继返回延安后，开始发生变化，从此延安对敌后的指导作用日益突显出来，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无形撤销，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被取消后，朱瑞的主要职责是领导中共山东分局。在山东，党的领导与军队领导，两职长期分开，各司一摊，执事者角度有异，难免产生意见分歧。
    在山东，还有其特殊问题：115 师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久未解决，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山纵与 115师分别处在不同的作战区域，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山东抗战的两个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东领导机关的分散现象，在1941年后曾作过努力予以改变，但是来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模糊性，山东的多头领导现象在1941年后继续存在，115 师与山东纵队仍没实现集中统一。
    朱瑞在山东最闪亮的时期是1939至1940年，1941年后，日寇频繁进攻根据地，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军杀害，在牺牲者的名单中，有朱瑞的妻子、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儿子。
    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也趋于激烈。1941年 9月后，罗荣桓更对分局在领导山东抗战上的某些失误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都未得到重视。进入1942年，形势愈加严峻，罗荣桓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前来参加。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
    此时的刘少奇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负着极重要的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务，正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倚重。1942年 3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 115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出广泛调查，得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刘少奇所指何许人？朱瑞是也。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山东阶段的朱瑞，虽已是久经考验、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也有不成熟的方面——身上还保留一些书生气。朱瑞善于作鼓动性的大报告，他甚至为推动根据地婚姻制度的改革，作过几个小时的动员报告。
    刘少奇来鲁指导工作之际，正是山东根据地形势最困难的时期，若从毛泽东的立场论之，刘的批评基本符合实际，某些意见，罗荣桓过去也曾向朱瑞提过，作为山东分局负责人的朱瑞实难辞其咎。
    朱瑞，这颗一度闪烁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 9月，朱瑞奉调返回延安，而在此前的 3月，中央军委就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和 115师政委、代师长，统一指挥 115师和山东纵队。朱瑞返回延安后，延安立即任命罗为山东分局书记，将领导山东党、政、军一元化的重任交付罗荣桓。
    朱瑞回延安后，被安排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这个学习为时颇长，有近二年的时间。
    来延安的高级领导同志，虽然都在学习，情况却各不相同。刘伯承就曾一度被停发文件，不被通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后经周恩来援手，刘伯承的境况才有所改善。陈毅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境遇亦向好的方面发展，1944年春、夏，被通知参加接待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外事活动。然而，朱瑞没有得到这种边学习，边工作的机会，他长期处在“学习”状态，颇为引人注目。
    朱瑞在延安的学习，产生了一个结果，这就是他写的《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在这篇《自传》中，他对自己的历史作了严格的剖析。在中共七大上，朱瑞又作了《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对自己在山东工作期间的缺点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热情歌颂了毛泽东的伟大。朱瑞的这个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在中共七大上，因工作需要而未能到会的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从此，朱瑞开始以一个新的形象被党内同志所认识——犯了错误，并愿意改正错误的党员干部。
    朱瑞之被贬谪与罗荣桓地位的上升，在同一时期发生。客观事实证明，在朱与罗的争论中，罗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当然，朱瑞在党内地位的下降，还源于各种复杂微妙因素的综合作用。
    朱瑞早年留苏的经历，瑞金时期蒙受重用，随着时空的转移，此时已成为消极性因素，在某些偏激者眼里，朱瑞的上述经历，已够划入“教条主义者”一类。延伸下来，抗战前期，山东工作屡失“先机”，此又可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挂上钩。至于善作“自由婚姻”一类的大报告，正可证明“教条主义者”具有的夸夸其谈的“党八股”的特征。
    更重要的是，朱瑞缺乏早年追随毛的经历，在遥远的莫斯科，朱瑞虽时时萦念祖国的革命，但未能亲身参加开创井冈山，进军赣南的战斗……到达瑞金后，毛泽东在党内已遭贬斥，在毛最困难的岁月里，朱瑞没能和毛建立起亲和性的个人联系，对朱瑞而言，这是无法弥补的历史的遗憾。
    抗战胜利，中共又面临一新局面，此又是用人之际。在延安的各路战将秣马厉兵，纷纷赶赴白山黑水，大江南北。延安总部没有忘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朱瑞，中共七大后，本拟任命朱瑞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但渴望再赴战场的朱瑞主动请缨，要求去干自己的老本行——炮兵。朱瑞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被任命为延安炮校的代理校长。
    延安炮校是今天人民炮兵的摇篮。抗战期间，受客观的游击战争性质的限制，延安炮校局促于延安远郊，长期进行训练、生产。在康生插手策划的“抢救运动”中，延安炮校的多数同志因知识分子出身而被打成“特务”、“奸细”。朱瑞在短时期内就把炮校恢复，继而赶赴东北战场，这实非易事。在东北，朱瑞发出了生命的最后光华。这位当年大战略区的第一把手，现在成为林彪麾下的炮兵司令员，且还不是直接带兵之人（当年，在干部心理上，都向往直接带兵，对技术兵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朱瑞的领导下，以延安炮校 500名骨干为种子，仅仅三年，东北野战军就发展到16个炮兵团和一个炮兵纵队，拥有各种火炮4700多门。
    渴望战斗，而不耐在人事关系复杂的上层机关搞一些地图作业，这或许是朱瑞不愿留在延安总部的原因，而放手让朱瑞去前方，也表明那个时代任人唯贤，不以一时偏失定终身的一种优良作风吧。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革命者需要为理想承担一切磨难，包括革命阵营内部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各种隔阂和误会，此所谓革命的“炼狱”也。然而革命年代，革命为最高宗旨，舍小我为大局，个人荣辱皆可全部抛开。在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捷报中，朱瑞触雷阵亡，是他革命一生的最后的自我完成。幸耶，不幸耶？
    是年，朱瑞4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