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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26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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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王跃文:十年之后看《国画》
北京《新京报》采访
十年之后看《国画》 记者:1999年,《国画》半年之内再版了五次,次次脱销。你当时怎么看这种现象的?是否想到过自己作为官场中人写官场小说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前景?
王跃文:我只是很认真地写了这部小说,但它后来居然那么畅销,有些始料未及。我没有想过自己的写作会如何的火,那会儿想当个像样的作家的想法都没有。只有一种表达的欲望,不吐不快。也许因为我写出了某种人们不常说、不便说或不明说的真相,才引起读者们的关注。虽然这部小说后来对我在官场的职业前景造成了直接影响,但当时并没有这种顾忌。也许是懵懂无知吧,我以为社会早已进步到可以说真话的时候了。
记者:2000年,你因为《国画》被分流出去,档案差点被转到人才市场,成为“人才”,你还写了公开信进行抗辩。你是否为写官场小说而丢官后悔?
王跃文:我的档案不是差点被转到人才市场,而是有可能转到人才中心。因为那次机构改革分流出去的人,如果三年之内没有找到单位,档案就进入人才中心。所以我曾经自嘲说,如果没有人要了,我就成人才了。我不是因为被分流而写公开信抗辩,而是因为某位官员以其不恰当的身份,在不恰当的场合,就《国画》发表了不恰当意见,我才写了公开信回应。我从来没有因为写了《国画》后悔过,也并不可惜从官场里出来。我本来就不是官,不存在丢官一说。我当时只是政府机关的一个写材料的技术干部,有人会把这活计当成官,那是他们的事。
记者:作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之后引起了如此之大的社会反响并有了不错的销量,对于作家来说也应该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你当时是否有一种创作上的成就感?
王跃文:我还没来得及享受创作上的成就感,就被一种言说上的紧张感震惊了。扪心自问,我在《国画》里没有说谎。当然,我也知道,有时候不说谎的小说不讨人喜欢。
记者:事隔11年之后,《国画》再度出版,其间盗版无数,而官场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写官场小说的人和作品也增多了。对于这一由你主力推动,发展起来的文学现象,你有什么想法?
王跃文:我不敢居此首功。如果顺着官场小说这种说法,那么这是中国重要的文学传统。《史记》与其说是史书,不如说是小说。它中间的很多篇章就是很好的官场小说。最为世情的《红楼梦》、《金瓶梅》,也能让人读出官场,更不用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了。现当代文学中的很多小说也都涉及官场,只不过它们多走的是伪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得真实些的就有过被打击的遭遇,比方王蒙先生《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国画》之后,同类题材小说越来越多,也许是事实。但这绝不是偶然的。如果不因为我的《国画》而引发这种现象,也会因别人的某部小说肇始。文学是现实的召唤,而中国大多数作家都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情结。我以为这是中国作家可贵的品质,应算是民族之幸。如果现实状况到了人们不愿意关心的地步,社会就没有救了。哀莫大于心死。我也注意到有人对此类小说表示过不屑,说它是官场恶习同出版商经济合谋的产物。简直可笑。未必有官场恶习的人,专门为了让出版商赚钱才“恶习”起来的?太荒诞了!
记者:有读者评论,《国画》可谓官场教科书,“想要在官场上出人头地的人、不想在官场上被宰割的人、想不被当官的欺负的人、想巴结当官的人,甚至在官场上春风得意的人,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可学习,可利用,可领悟的东西。” 你如何看待这种效果?
王跃文:古人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套用此话,还可以讲:庸者见庸,奸者见奸,坏者见坏。打个比方,水果刀是餐具,但它也可用来杀人。有人说《国画》在读者中的负面影响很大,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我更不同意抹黑一说。长着眼睛的人都知道,《国画》较之于真实的生活,不过就是冰山一角。我并没有窥视欲,也不会满足别人的窥视欲。我写的不过是现实的官场生态和官场人生。
记者:我去年采访时,你曾经谈到自己的经历,父亲在官场的失意导致被打成右派,你们全家都生活在由此带来的阴影中,你个人的成长和性格发育也被影响。你后来写官场小说,对官场的人性和权力运作进行了细微的刻画和描写。在潜意识中,你是否有反抗权力、打破官场潜规则的想法?
王跃文:潜意识里的东西,自己是捕捉不到的。但我自觉的意识,就是不服从我不认同的规矩,不管你讲得如何堂而皇之。不光是官场潜规则,社会上任何不健康的东西,我都深恶痛绝。有回从医院出来,保安收取停车费之后,手就装模作样的挠痒痒,想混掉不给发票。我见不得这种贪人,瞪了他说:票呢?他才很不情愿地撕了票。同车人却说:我从来不问他们要停车票,与其说让他上面的人去贪,不如让他贪了算了。我听了这似乎又是一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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