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陆德：2010年我国肯定会出现“通胀”状况

永德

我们对陆院士近期从2009年11月至2010年春节前的一系列讲话进行了整理，节选了他的一些独特分析和见解，现分几期刊登于网上，以供借鉴和研究。
一、2010年我国肯定会出现“通胀”状况

    我不赞同当前一些主流学派认为今年不会出现“通胀”的分析。

    年初，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发改委、央行等大多数权威机构和学者，都预测今年不会通胀，认为CPI在2.5%~3%之间。

    而我认为CPI在下半年即会突破3%，甚至还可能提前出现。

    什么是“通胀”？经济学的界定是CPI≥3%即为“通胀”，达到5%以上即为“恶性通胀”。我们应回到同一个学术界定标准来讨论通胀。所谓的“中国的承受能力”，则是另一码事。

    关于通胀的原理和概念，我以前已专门讲过，这里不再重复。

    我这次来讲如何估算CPI，它涉及到哪些主要要素。

    首先看流动性，看货币供给量。因为它们是产生通胀的“必要条件”。

    从1992年开始，央行每年增加纸币流通的速度都在23%左右，而经济增长速度却仅在9.8%左右。按照经济学所讲的通货膨胀含意，流通纸币的增加量超过实体价值的增加量，即为流通货币的膨胀。以上通胀率就在13%左右（注），以复数（1+13%）ｎ计算，（ｎ为年数），即6年左右就要翻一番。（注：实际每年我国广义货币的增量为GDP＋CPI＋3～5个百分点，是将通胀和余量都考虑在内）。从金融危机开始以来，我国M2的供应余额，已从2007年未的40.34万亿上升至2009年未的60.6万亿。短短两年时间，货币供应量即急增50%以上，给资产泡沫和通胀带来巨大压力。我们再“横向”比较，美国从2007年6月至2009年上半年，虽基础货币增发高达114%，但M2增幅仅达9%，而我国2009年上半年的“天量”信贷，M2增幅即高达28.46%，是美国的3倍多。故我国的通胀压力，比美国要大得多！

    以上是引发通胀的“必要条件”。

    下面再评价呈现通胀的“三大要素”，即需求拉动，成本推进和结构性引发的通胀压力。

    一般来讲，测算CPI“同比”的数据，可以分解为去年的“翘尾因素”和今年的“新增涨价因素”两部分之和。

    2010年的“翘尾因素”呈抛物线形，在２月份以后开始“起跳”，达到1%以上，到6～7月份峰值超过2%以上， 3～4季度逐渐回落，全年拉动CPI上涨1.5个百分点左右。

    这也就是说，若今年新增的“涨价因素”超过1.5%，则2010年已经通货膨胀了。

    “新涨价因素”，即为今年“三要素”的变化情况，故预测新涨价因素又可以转化为预测其“环比数据”来解决。

    在分析CPI时，还有一点要强调，即我国在CPI的构成中，食品所占权重为第一权重，大致为34%左右。故我们又可将CPI“环比数据”的分析分解为“食品项目环比”和“非食品项目环比”来分析。

    以上的分析，使我们明确了重点，抓住了分析矛盾的主要方面。

    那么，我们来看：
    在“成本推进”方面，由于在2010年PPI是上升趋势，它一方面受“翘尾因素”影响，另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大概率趋势，生产扩张，将引起大宗商品实际需求的上涨，而PPI领先CPI的上涨期为3～6个月，预测在CPI的八大指标中，多数指标都会上升。另外，农副产品的提价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农业丰收故断定我国不会出现明显涨价，但我不同意此种分析。就农副产品而言，我认为今年的“猪周期”可能要再次推动物价上升，因为2009年我国的“猪粮比”已下降到7：1的低水平。而农产品价格，为提高农民收入，我预测今年国家也要向上调整粮价，再加上国际农产品价格，随着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粮食的实际需求亦呈上升趋势。

    在“成本推进”方面，涉及到当前强调是“结构调整”关键期，要预计到我国政府会对资源类价格进行改革的问题，即要对资源类价格进行调整。从“九五”期间我国提出“结构调整”以来，我国对资源价格的调整由于种种原因贻误了几次机遇，这次对水、电、煤、气、油等资源的价格调整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是否又会半途而废呢？

    另外，由于2010年面临世界经济的复苏阶段，对“输入型通胀”因素不可小视。

    在“需求拉动”方面，要考虑“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投资需求”和“最终需求”对物价上升的拉动作用很强。我国的社会消费总额这几年是平稳增长，变化幅度不会太大。当前我国面临“产能过剩”状态，如果今年的投资增幅亦出现下降（今年不可能再有10万亿的“天量”信贷），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的同时作用，则2010年的物价上涨趋势将可能被抑制（向下拉）。

    同样，对于“进出口需求”方面，出口增强则会拉升总需求，推高物价；进口增加则会拉升输入型通胀。反之亦然。而多数机构预测今年我国进出口要上升10%以上的增幅，故它对物价是个上拉趋势。　

    本人认为，需求拉动中的“正”“负”作用相抵，“正”的拉动作用要大于相抵的“负”的拉动作用，物价还是个上升的趋势。

    为何预计“正”作用大于“负”作用呢？因为物价不仅与需求是“正相关”关系，而且GDP与需求亦呈“正相关”关系。若为了抑制物价就减小需求拉动，那么GDP也会要被拉下来的，这将是一种很无奈的抉择。

    还有一个观点要提示大家：

    传统的“通胀”观点是仅观察PPI、CPI两个参数对通胀的影响，而现代的观点，特别是面临“次贷危机”触发了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后，普遍的一个观点是还要分析“资产价格（FPI）虚高对实体经济的渗透和影响”问题，它最终要影响到物价指数。这就涉及到我前面提到的流动性和资产泡沫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我以为今年我国必显通胀，其大趋势是CPI逐步走高，年中左右将要超过3%，可能还会提前，但全年还不至出现“恶性通胀”（即CPI≥5%）状况。

    如果真如上述分析，那么一些权威机构对今年（特别是下半年）的经济分析，将需要去重新评估和调整。

永德

二、2009年的“天量”信贷，没有留下风险吗？
    2009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状况下，我国金融业为中国经济的率先回升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业绩是世人皆知的。

    但冷静分析一下，在巨大业绩下也潜伏了很大的金融风险。

    一些机构和专家讲：我们的信贷是稳健、安全的，措施也是正确、及时的；我国“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比年初下降0.64个百分点”（注）。我记得，在“达沃斯年会”上，温总理在提到我国经济初见成效时，也采用了这一数据。（注：又据央行统计，2009年底我商业银行不良率为1.58%，比年初降0.84个百分点）。

    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不良率”指标，它并不代表未来信贷风险的好坏。

    举个例子：银行贷我一个亿，我只还了九千万，那么“不良率”就是10%。但现在一下子“天量”的信贷，分母多了10万个亿，而分子（不良贷款余额）却不变，这样分母变大了，整个分数值当然会缩小，“不良率”就降下来了。而10万亿新增贷款中出现的不良贷款，大多要在两三年后的“还贷期”时才能显示出来。分子和分母的数据不是在“同一个时点”上显示，这样的“不良率下降”，有什么实际意义？它并不能表示银行新增“天量”信贷的风险程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银行业的“不良率”是个“滞后性”的总量指标，它只能代表以前，不能代表现在（潜伏期），更不能代表以后（爆发期）。不能用它来预测和分析今后的信贷风险。

    2009年的“天量”信贷投放情况看，它的积极主流是要充分肯定的，但在信贷质量、信贷结构、金融资源配置及投放效率等方面，却暴露出很多问题，留下了很大风险。

    比如：天量信贷中有2万多亿并未流向实体经济，而是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投放效率仅达70%多，而其余的近30%又助推了资本市场的虚高和泡沫；

    比如：信贷未注重其信贷结构和质量，“天量”信贷促使我国有21个行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量投资和产能过剩。我国共有39个行业，一半以上都出现了投资过剩，这给以后的信贷回收，造成了很大的风险。

    比如：“天量”信贷中，对占企业总量99.7%的民营企业仅有8.5%左右的信贷量。民营企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超过60%，解决城镇就业达75%以上，但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却得不到信贷的支持和帮助；等等。      

    从技术层面上，2009年“天量”信贷留下的风险至少有“三大风险”

    （1） 被房地产业“绑架”：

    2009年银行信贷对“房地产开发商贷款”和“个人购房贷款”的占比过高，达到20%以上，是历年以来的高值。房地产业风险已显，过高信贷被绑架。

    （2） 金融资源“短存长贷”错配，被“绑架”：

     a)、2009年信贷中，中长期贷款达7.1万亿，占比达74%，

将对2010年、2011年的信贷规模形成“倒逼机制”——构成“长（期）贷（款）”格局。
        
     b)、2009年末M1增32.4%，比上年加快23.3个百分点，是上年增速的3.6倍——“长（期）存（款）”转换为“短（期）存（款）”格局。

     在银行业，讲究“三七”理论，即在信贷中，以长、短期贷款3：７比例格局的信贷风险较小；而在存款业务中，则以中长期存款愈多愈构成银行稳定的资金来源为宜。但2009年银行的金融资源配置形成了“短期存款多，而长期放贷多”的错配格局，无疑增大了信贷风险。

    （3） 被地方政府财政负债近五万亿所“绑架”：

     2009年银行所上的信贷项目，绝大多数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项目。为了“保八”和政绩，地方政府采用“政府融资平台”的筹资方式，向银行借贷或担保。

    2009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已达3000多个，贷款余额达5万亿，接近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9.6万亿的一半！

    据国家审计局2009年对17个省区市地方性债务审计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地方债务余额在4万亿以上，且负债规模急剧扩大”。

    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70%以上是在地、县一级，自身的资本金很少，但杠杆率很高，多以土地进行质押融资，且大部分的信贷融资是投放在自偿能力较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项目建设上，无疑造成了财政的结构性风险和银行的信贷风险。

    以上“三大风险”（或“三大绑架”），或许是今年金融信贷系统要高度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正如2009年一篇评论“不良率”的文章所言：“2009年上半年14家上市银行不良率余额3330亿元，相对应的不良率1.53%，但上半年利润为2228亿元，一旦（若）不良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整个银行业的利润将化为乌有”。

永德

三、固定资产未满折旧期即被毁，岂不等同于“豆腐渣工程”



    去年我在东北某市讲学之际，领导同志陪我上街观光并谈今后此城5~10年的规划，其中，要将城市的一半重新去改扩建。我看到那刚修几年的柏油马路，马路两旁中的许多住宅楼刚建好还不到4年。



    我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固定资产未满折旧期（即未收回成本，剩余价值未归零）就把它炸掉，你的财富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他们回答：我们要的是GDP，GDP是增加了。



    资产和财富应如何计算呢？



    按经济学的原理，资产应分为“存量资产”和“增量资产”两项，而总资产是两项之和，并非只是一个GDP增量。



    前不久看报道，说某地耗费1000多万刚建了所新学校，还未有使用，新的规划又来了，要重新炸掉去盖商品楼。那麽，这所新学校的使用价值为零，存量资产亦为零，损失了全部存量，其学校工程等同于一个“豆腐渣工程”。



    一个存量资产，当折旧期未满时，仍有它的“剩余价值”。无端废掉剩余价值，就是财富和资产的减少。其新的增量资产虽然高，但是“虚”高，因为成本费用要增高，其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



    GDP是“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或者说是“所有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之和”。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对“增量”的一种计算。正如中央领导汪洋同志说的一段话（大意）：建个桥是个GDP，拆了又是个GDP，再建个新的又是个GDP，但还是这座桥。你看，三个GDP上去了，而存量（资产）只有一个，前面的皆为零了，也不知前面的投资成本和剩余价值收回来了没有。



    再举个例子：去年为“保八”，西南某省要上5~7条高速公路和3个水泥厂。由于水泥“产能过剩”，故我不赞同这一信贷项目。不久，xx行的一位相关领导来对我说：由于水泥的“运输半径”问题，在此省新建水泥厂是合算的。他说：由于公路和水泥厂两个项目都用本（银）行贷款，故他可以协调公路项目全部使用这3家（水泥厂）的水泥，这样，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只问了一句话，我问：“3年以后怎么办？”。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水泥厂的“投资回报率”是17%，也就是说要6年左右（甚至更长）的生产经营期才能收回投资成本，而高速公路的建设期只是3年左右，建成了就不用水泥了，那么，水泥没有了销路，后几年怎么去还贷呢？这时，这位领导回答说：“那我就管不了了”。



    对于这个例子，我们再换个角度，以“运筹学”的理论来重新调配一下：即将3个水泥厂按工程需求压缩为2个厂；将“同时开工”的7条高速公路分轻重缓急调整为“先后上马”，使总工期延长至7年全部完成，此时银行贷款亦全部回来，这不就把银行、公路、水泥厂原来的“双损”工程变成了“双赢”的工程了吗！



    但是，这一建议并未被重视，因为地方要的是GDP，近百亿的投入对当年的GDP将是个很大的翹动，至于分期建设虽能双赢，但对当年的GDP作用不大，故不予考虑。



    这里，我再重申一下：看经济发展，绝不能只重视GDP，仅仅偏重GDP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一种误导。西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向来要并重GDP、CPI、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经济参量”的变化和管理。另外，资产和财富要看“存量”和“增量”两个量，GDP只是个增量，而资产和财富是两个量的迭加。如果无端地一切要为“GDP增量”开路而不顾其它，那么，总资产和财富可能是一个量增一个量减，而并不是单纯GDP增量那么高，至少要打很大的折扣，或者说GDP的增加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



   这些年，我国大兴土木，大搞基建，成片拆迁重建，老的四合院炸掉，又重建新的“仿古”四合院。虽然GDP增量很大，但细想一下，很多远未到零资产的财富也都被毁掉了。而这些成本和代价又折算到新增量的成本中，抬高了物价催高了通胀，而这些又要让百姓去“买单”。这些成本、损失和代价，我们都考虑了吗？能否让我们的财富效益更高些，让我们的存量资产也保值、增值呢？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许多城市建设规划，都是不大面积地摧毁老城，而是将新区建在老城四周，并按功能配套建设。这样，一来新区开发成本低，二来对老城的存量资产也能尽量保值增值，使其剩余价值和使用价值被充分利用，而使存量和增量的总合达到“最大化”。



    GDP只是个增量，它不包括存量。用GDP来考核政绩，是个误区！

永德

四、要努力捍卫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公正性


——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



    2008年9月爆发“金融危机”后，这两年请我讲学的机构比较多，但有个变化，不仅院校比较多，而且党政机关也多起来。为什么？原来连党政干部也看不懂一些权威数据和结论，产生质疑，需要请人来解读、答疑了。


    在经济研究中，允许不同学派和观点的存在和争论，这是好事情，叫“百家争鸣”。学术研究、科学技术、领导决策中，没有“争鸣”就不能发展、就没有创新、就形成不了科学的决策。反过来，那就是“一言堂”、“家长制”，就会走向学术研究的反面。


    但是，学术研究有它的“游戏规则”，即它的主题、要素和概念必须要有科学的、统一的界定和规范。这是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去“百家争鸣”，“争”出各种那怕是不同的观点和主张，都是有益发展的。但如果连这一前提都不遵守，那就不叫学术研究，而叫“胡嘴蛮谗”、真伪不分了。


    比如足球比赛，大家都爱看，喜欢评论。但其中一个裁判将其游戏规则中的“手球界定”改了，改为所有队员手触球都不算犯规。那么这足球还怎么看？怎么去“争鸣”和“研究”它的战术和胜负？这不成了“橄榄球”比赛了吗？！


    当前，在经济评论和研究中，为什么许多人感到越来越糊涂，越来越看不懂。这一方面是民众的素质提高了，鉴别能力提高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破坏 “游戏规则”、偷换、混淆学术概念之风愈刮愈烈的结果。而这股风，对经济学研究这个“神圣的殿堂”而言，并不是一股好的学风。


举例说明：


    比如，2009年我国经济率先实现“V型”企稳回升，有些权威学者就指出：对经济复苏，学者们提出了U、V、L、W型的不同轨迹，但中国2009年的经济画出了一个亮丽的“V型”，写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上升期”。


    这一结论，虽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但在经济研究中，却是个偷换概念的作法。在《辩论学》中称作“诡辩”。为什么是“偷换概念”呢？因为经济界公认这次世界危机的“复苏周期”要4—5年左右时间，在这个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复苏轨迹有U、V、L、W四种可能性，而上述的权威把“四年周期”变为“一年周期”，偷换了概念，得出了结论。就象“100米赛跑”，刚跑出“20米”，就得出跑在前面的人“是第一”了。偷换了什么概念呢？偷换了“复苏周期”的概念。这一结论，与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末讲：“因为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许多工作还没有结束，现在打分还为时过早”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在经济学研究中，现在的阶段叫“后危机期”，是“经济危机”中的一个阶段，这个周期还没有走完，不能随意改换“周期”概念。


   

    比如，关于“国进民退”的问题。不少专家和有关人士认为2009年在启振中国经济中，有“国进民退”的现象要引起高度重视。但有的权威机构和领导却几次声明没有国进民退的问题，并提出要拿权威性统计数据来公式。但我看到的出示数据却都是“2005年—2008年”的数据，根本没有2009年的数据，同时也不提2009年有40%左右的民营企业濒临破产、倒闭（中国社科院统计）、“天量”信贷中对民营企业信贷仅8.5%和民间投资这个“接力棒”迟迟不能有效启动等等这些问题。这在“辩论学”中就叫做“诡辩”，因为在辩论和分析中要求其命题、界定、概念和时间、地点都一致，这就是游戏规则，但它却将“时点”进行“错位”，偷换了概念。别人讨论的是2009年的事，而它却讨论2008年以前的事，从而得出个相反结论，然后又把它定义在2009年的身上。就象“十月怀胎”的一个孕妇，十个月怀胎不易，但今天流产了，我们定义她“今天流产了”。但一些权威用过去十个月的数据，将时点错位，定义此孕妇“今天仍然是个孕妇”一样。这样，一来使许多关注“国进民退”的研究者，在“权威结论”的面前不敢讲话了。二来，这种结论会误导决策层的分析和判断。可喜的是中央一直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于2009年9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意见》（业内称“29条”），并有望在2010年某时出台。
    对“国进民退”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结论，但不能采用违反“游戏规则”的辩论方法。



    比如，2008年6—7月份，为了提振“奥运”股市，有些权威学者就提出当时我国是“慢牛”环境。而经济学中的传统界定是：当股市市值下降20%，即为由“牛市”转为了“熊市”。当时中国的股市已连续下跌60%，是3个“20%”的下降，市值缩水18万亿，怎么还界定为“牛市”，而且又创新为“慢牛”市呢？当然，学者的政治意愿是好的，是为了宣扬大好形势，但在经济上却误导了许多股民被套。



     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GDP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参数，号称“第一权重参数”，国内国外各界学者都要研究它。但近些年来，地方的统计数据和中央政府的公布数据，从来没有一致过。一般情况下，各省市自治区总合的GDP增长率要高出全国核算数据的二个百分点；而省内各地市的总合又要高出省级核算的二个百分点左右；县级又比市级核算高出一至二个百分点......。这无疑是被“政绩”因素拉动而出现的不实数据。那么，中央政府发布的GDP数据就“实”了吗？也不实。为什么？因为脱离了基础数据（地方数据）的依托。如国家公布2007年GDP增长11.4%，2008年被修正为11.9%，2009年又被修正为13%，它距第一次数据偏离1.6个百分点；如2008年国家核算的GDP增速为9%，但2009年初修正后又补进1.34万亿，达31.4万亿，比原基数（30.067万亿）上升了4.4个百分点，进而GDP增速又由9%调升至9.6%。我们不可否认，各国的GDP一般都要经过两次或以上的调整和修正，但其“偏离度”仅有百分之零点几的差距，而我国的修正数往往要大出它几倍到十几倍。你看！地方统计的数据偏高，而国家统计的数据又偏低，都是一个国家的统计机构，却始终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基准点”，比较准确的数据往往要等到两年后才能得知，而此前的一系列相关经济参数又要据此做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正，给宏观经济的分析、研究和预测，带来很大困难和不便。



    比如，今年2月初，一份权威机构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中产阶级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说我国目前已有3亿多人是中产阶级了，这比美国全国的人口还要多。这一数据，当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很大作用，表明我国强大了，富足了。那么，它是以什么标准来划的呢？是“国际标准”吗？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标准是4—20万美金，而我国的标准是1—1.5万美金收入即算“中产”，显然不是国际标准，而是“中国特色”。但是，根据我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来看，这个“中等”水平无疑应该是指“国际标准”。同时，经济学的各项参数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我国“经济总量”（国际标准）可能要跃居世界第二位；而我国“人均GDP”（国际标准）却排在世界107位，很低；我国的“基尼系数”（国际标准）又接近0.5，贫富差距很严重；而此时我国的“中产阶级”（中国标准）已达23%，这样一折算下来，我国70%左右的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则是更穷、更贫困了，更不和谐了。你看，原来这个数据是为了宣扬我国“国富民强”的，但采用数据综合分析后，它却变成了负面影响。



    比如，对贫困人口的统计。2006年我国对外宣布：我国“自1978年至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5亿人减少到2700万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巨大成果和伟大胜利。我国当时划分“贫困线”的标准是以一个人一年收入少于683元人民币的“中国标准”划分的，而“国际通用标准”是一个人每天收入小于1美元才算“赤贫”，按当时汇率折算，即一个人一年收入少于2500元人民币为“贫困”人员，它与中国的贫困标准相差近4倍。2008年我国报刊评论印度“贫富差距”的文章中说：“印度11亿人口中一半以上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以此来说明印度贫困问题的严重。但是，这种的评论和讥讽采用的是“国际标准”，若按此标准计算，折合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约为5000元人民币，这种“赤贫”却超过了我国全体“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2006年）的39%！为什么评论我国贫困问题时就采用“中国标准”，而评论其它国家贫困问题时就采用“国际标准”呢？这虽在政治上有一定作用，但在学术上叫做“不可比”。因为数据的采集不在同一坐标体系上，故两组数据不可对比。更有甚者，2008年12月，国家权威机构对外宣布：“全国农村计有4320万（扶贫救济）人口，占农村人口的4.6%”。怎么搞的？！2005年贫困人口已下降到2700万了，怎么越改革贫困人口越多，3年后反而又上升增加了60%呢？原来，我们的坐标体系又变了。这在政治上不是相当被动吗？


    2007年，美国经学家评估：按1美元/人•天的标准测算，中国目前仍有3亿多人口处于“贫困线”下。2009年，据世界银行的评估，中国目前有2.54亿人口仍处在“国际贫困线”下。我们若采用“国际标准”，有可比性，可看出我国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若采用“国内标准”，是关门自比，与外界没有可比性，则我们富得很。同一个事实，研究结论却悖离相反。



    比如，收入增长问题。权威统计报表称：“2009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增11.2%”，这个数据被许多人质疑，称作是“被增长”。


    我们可以质疑，但这种质疑不应是情感上的、感觉上的，这不是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分析应是有依据的。我们可以根据数据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原理，用它自己发表的权威数据来质疑它自己的权威结论。如果真与事实有差距，那么它这张“表格”是做不平的。


    即：
    A）、权威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2.9%，国有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7%”。


    质疑：企业工资和效益是“挂钩”的，现在企业效益下降1/5以上，是否有可能工资收入反增2位数呢？


    B）、权威数据显示：“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完成2136.73亿元，同比增长0.7%，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26.5个百分点”。


    质疑：“个人所得”与“个人所得税”，是一种“正相关”关系，是同方向增长或下降的。如今的统计结果，怎么是个人所得税下降而工资收入却增长，变成了“负相关”关系呢？


    C）、为保护职工权益，各级政府都对企业下达“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保障线）。经查，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制定的2009年“工资指导线”，都比2008年下调了5—10%的幅度。


    质疑：政府都下调了“工资指导线”，即允许了企业工资下调，怎么全国工资收入反升2位数呢？（注：目前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收入）


D）、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8.6，••••••是1999年开展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质疑：既然城镇居民收入增加2位数，怎么老百姓对自己的“收入感受”反而是11年以来最低的呢？


    E）、权威机构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半年同比增11.2%；3季度同比增10%左右；4季度同比增9%左右；全年增9.8%。


质疑：上半年经济滑坡、企业利润下降，但收入增长达2位数；而下半年经济快速回升、企业利润转亏为盈，怎么收入却呈逐季地减少，变成1位数了呢？


    F）、质疑“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是个平均值，而“平均”不反映“差异”。某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讲：一个贫民咖啡馆，几个中低收入者在喝咖啡，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来品尝。此时，政府统计官员进来了，则这个点的统计是：“人人都是百万富翁”。


    拿中国的“人均收入”做个简单算题：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假如全国总收入为100元，则其中一半被10%的人获得，它的实际人均是获得5元/人；而其余90%的人获得另一半50元，它们的实际人均获得是0.55元/人，这里显示出差异，因为是分层次计算。但如果要计算“全国”的“人均收入”，即将全部财富“除以”全部人口，则这个“人均收入”就变成了1元/人，即90%阶层的“人均收入”由实际的0.55元/人被“凭白无故”地“抬高”到1元/人，被抬高了81.8%的幅度。


    90%的人，感觉收入是“被增长”，难道还不反映出民意吗？90%人群的真实收入增长情况，没有被统计出来，而是被拉高了。


    在经济学研究上，对于“全国人均收入”指标还是要的，它可表征国家宏观实力和竞争力，表征初次分配中的配比关系。但是“全国平均”比不出差异，比不出贫富，比不出初次分配的不公，又会误导决策判断。所以要类同“细分市场”一样去细分不同收入人群的统计，虽然也是“人均收入”，但显示出了差距。否则，象上面的例题一样，永远有90%的人群说收入“被增长”，永远要质疑这一统计。



    比如失业问题。在工业化国家中，失业率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指标”之一。而我国对失业问题的数据，不管是公开报导还是相关数据，都是被弱化和相对不透明。


    我国采用的数据指标叫“登记失业率”，什么叫“登记”呢？就是不登记就不算你失业，这就不客观。什么叫“城镇登记失业率”呢？就是不计算农民（如农民工）的失业问题，这就意味着2009年返乡后没有再找到工作的2000万农民工，不计算在“失业率”中。


    国际上通常采用“调查失业率”这个指标，而中国社科院采用这个指标进行测试性统计，得出2009年的“失业率”为9.6%。对比目前我国现行的“登记失业率”为4.3%，两者相差1倍多差距。两个巨大差异的“失业率”指标，我们到底信服哪一个？又以哪一个作为决策依据呢？！为什么这麽说呢？因为失业率的“国际警戒线”是7%，若我国的失业率在4.3%，则可“悠哉悠哉”；但若失业率达9.6%，远超警戒线，则需“全民皆兵总动员”了。这是“水火两重天”的完全不同的两个决策选择。


    不仅如此，在“失业率”的一组数据参数中，也是数出多门，相互矛盾，而且推算也算不出来。


    例如：商务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预计2009年“我国今年待就业人数达4000万人”；而人保部则报“今年全年需就业人员总数超过2400万人”，数据相差80%！你以哪个参数作为基准参数呢？！


    例如：失业率的计算公式是失业人数/总劳动力，而总劳动力=从业人员+失业人员。我们知道了失业率和失业人数就能推算出我国目前的总劳力。据权威机构对2009年的失业统计公布数据为：“城镇登记失业率4.3%，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达915万人”，则我们可以推算出我国的总劳动力人数为2.13亿人。但怎么回事？！国家公布的我国“城镇职工总数为4.1亿人”，怎么一下少了2亿职工？


    到底是“职工总数”应减少2亿人，还是“失业率”应增大1倍，由各位学者或读者去破解吧，反正数据不透明！



    比如，货币政策中的“适度宽松”。2009年“两会”定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目标为M2=17%，执行中“天量”信贷使M2=29.64%，达3倍多的GDP增速，但仍称作是“适度宽松”。那么到底什么叫“适度宽松”？它总得有个科学的界定，而不是主管随意性吧！否则，让学者怎么去研究分析经济，又让干部怎么去掌握政策尺度？


    怪不得今年1月份“央行2010年工作会议”上，虽一再强调金融政策仍坚持“适度宽松”政策，但在这次会议上却没有提出M2的调控目标是多少。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央行向来是以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的。既然出了政策，为什么没有提出目标呢？——这就是将一些科学概念和界定，主观随意性去变动、去解释的后果。连自己都弄不通“极度宽松”、“宽松”和“适度宽松”之间应怎么界定了。这样下去怎么成呢？


    等等，等等。



    由于讲课时间关系，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大家看，在关系到国家重大政策决定和国计民生的GDP、人均收入、失业率、贫富差距、股市房市、民营企业、经济周期、金融信贷等重要参数和重大概念中，出现这麽一大堆的概念不清、界定模糊，这麽一大堆的偷换概念、数据矛盾，难怪使人产生质疑，一头雾水，连党政干部自己都看不懂了。


    这不是一种好的学风，也不是一种好的分析研究态度和方法，越来越多的质疑是对它是一种抵制，是“权威公信力”的下降。这种作风，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以上所说的一些情况，许多概念、界定和游戏规则，是财经、金融类大学一年级就学过的，不可能不懂，特别是对我们的某些学者和权威机构。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质疑和模糊呢？我以为，不是这些权威学者不懂，而是出于一些政治和金钱利益的诱惑驱使。但是，经济研究是一门科学，它要探索的是经济和市场中的真谛和客观规律，是不应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扰的，否则就不叫科学。这是科学的价值。另外，广大的企业和企业家在经济大潮中游泳，要经营和决策，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使他们倾家荡产、破产倒闭，他们需要了解市场，需要多听些真话、实话，而不是欢迎假话、空话。我们的经济研究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但它首先必须要真实、要客观。


    回想起先辈们，在法制混乱的时期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去维护法律的尊严。尔今，我呼吁“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以维护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也许，这个“平等”的获得，会付出血和泪的代价。


                                           （全篇整理完毕）

永德

昨天刚听了他的讲座，概括起来可以如下：
1、在全球经济好转的情况下，中国今年经济将出现倒退，第一季度增幅是11.9，第四季度将退至7.4~7.8之间。但是保8不成问题。
2、年底会出现通膨。
3、没有开征物业税和实行分税制，导致地方财政仍严重依赖于土地。房价不会降。

老木匠

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山寨绑架了国家

相里古诗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