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方军：川军出川抗战幸存上尉军官95岁王振庸

ys1937

一，王振庸是谁？
   
  我非常有幸于2010年 3月 3日，在成都附近的安岳县采访了95岁的原川军上尉王振庸先生。王振庸先生的准确地址是：
  邮政编码：642355
  四川安岳县高升乡云光村七社。
  王振庸老人没有电话，他儿子王剑峰先生的手机是：13628103227 。老人满腹经纶、一身沧桑、生活贫苦。
  我是怎么认识抗战英雄王振庸老人的呢？原来，王振庸的儿子叫王剑峰，王剑峰大哥有个朋友叫唐良军，这个唐良军先生常常看我的博客。所以，他告诉我：“四川安岳县有个抗战老兵，95岁。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不但是大地主，而且，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还是北京市前市长陈希同的小学校长。川军出川抗战时他自愿报名，参军抗日上前线。”就这样，我有幸采访了王振庸先生。
  我2010年 3月 3日在成都双流机场下的飞机，王剑峰大哥和唐良军的同学公务员韦迅先生来接。没有想到，车开到成都郊区，韦迅先生说：“早听说方哥1973年开始，在解放军铁道兵开车。我马上去上班，其余 200公里，劳您大驾啦！”我当时心里一惊！“没有带驾驶执照！无照驾驶！百口莫辩！违章！”可是，事情到那里了，硬头皮也要 上！
  期间，我抽空给成都的朋友打了电话：“万一遇到检查，被抓到安岳县县大狱，拘留15日，千万解救一下？”朋友说：“管不了。成都市还行，您出去 200公里了就不行了。您还是在县大狱里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顺便采访一下牢头狱霸如何？”
  我一路小心驾驶，夜幕深降，终于到了四川安岳县高升乡云光村。我计算了一下时间，大约行进了六小时，210 公里。
  我们住在乡党支部书记蒋书记家。蒋书记老伴已经不在了，儿子在外打工。儿媳年轻漂亮，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儿媳给我们做了饭，第二天，她也坐上长途汽车去成都打工了。
  蒋书记家不能洗澡，他给我端来一盆水，让我洗脸。这让我受宠若惊。
  四川安岳县据说是贫困县，
  可是，空气清新，碧绿一片。蒋书记周围的人家已经是小洋楼四起，可是，蒋书记家还是古老的建筑方式。我发现蒋书记家房子的柱子全部是石头的！蒋书记说：
  “山上全是石头。高升乡的人盖房子全部是用石头柱子。”
  天色大亮，王剑峰大哥，蒋书记，我们三人开始步行进村。因为，车开不进山。
  一路行走，景色宜人。我看见路边有一尊唐朝的小佛像，80厘米高，衣衫飘逸、雕刻精细、工艺精湛。北京潘家园的“倒爷”在月黑风高时，抬走一个的话，可不得啦！王大哥说：“安岳县是雕刻之乡，唐朝已鼎盛传世。”他向后随手一指，我看见山上有几处寺庙、雕刻。王大哥说：“都是唐时代的。四川历来是天府之国，富庶之地，不亲历其中，难识面目。”
  途中遇见一人，我主动上前搭话。那人大惊失色：“没有搞错吧？王振庸！他是大地主哇！是专政的对象呀！你可别写错啦！抗日？没有听说他抗过日呀？……，……。”
  我了解到，这位老兄是1968年入伍的老兵。在西藏服役。镇压过叛乱。
  上上下下、沟沟坎坎、冷风稀泥，王大哥不断说：“小心啊，小心啊！”
  一不小心，我“咵”的一下，滑在泥里。急忙站起，举目四望，漫山遍野都是黄色的油菜花，一片，一片的，连到天边。煞是沁人心脾。我这样想：“王振庸老人，就是在这远离战事、风景如画的四川腹地生活的啊！他为什么主动上前线与侵华日军厮杀呢？”
  一路行进，进了村子。我见到，村里家家户户都是老年人，说年轻人都去打工了。
  在王大哥和蒋书记的引导下，我终于见到了95岁的川军抗战老兵王振庸先生。他蜷缩在那里看报纸。95岁的王振庸老态龙钟、风烛残年。但是，他思维清澈、彬彬有礼。
  这王老头子看的是《人民日报》！而且，是自己订阅的！他和老伴儿每月固定收入 143元钱！订阅《人民日报》每月要15元，每日需要烧 5块蜂窝煤，每一块 5角钱。这蜂窝煤还是让送煤的工人送来。“年纪大了，不能上山砍柴。”王振庸向我说：
  “真是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新社会！感谢遇上一个好时代！”
  我了解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王振庸确实是大地主。有多大呢？这个地主？这么说吧？他祖父时，从他家地界走一转，从日出到日落都走不完。当然，这些地，资产，在改朝换代的解放初期，他全部交给政府了。因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他家有钱，所以，王振庸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甚至，连北京市前市长陈希同还是他的学生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是他自己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
  95岁的川军抗战老兵，前上尉书记官王振庸的大致历史情况是这样的：
   
  王振庸自撰简历
   
  1916年农历 5月11日 出生于安岳县高升乡云光村大屋基。
  1922年在王家大屋基自己家中私塾开始读书，塾师唐辅德，清末老秀才。
  1928年转至安岳县城立小学读书。
  1932年去成都读民新中学，未毕业以同等学历考入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
  1935年毕业后去重庆江北洛碛镇区立小学教书。
  1936年回乡结婚，后在本县石羊区小学任教。
  1936年下年回高升小学当校长。
  1937年投军，被编入陆军47军 178师1063团任中尉文书。
  1937年10月在成天回镇誓师出川抗日。
  1937年夜到达山西抗日前线黎城微子镇东阳关抗日，继后参加了安邑战役、中条山战役、同蒲南端反攻，后调回陕县守卫黄河防线。
  1942年冬天，因妻病危，家中告急信迭至，念及家父逝世没能见到最后一面，没能送终，不能一误再误，故向团长请假，特准，经少校军需毛玉泉帮办一切手续所以从前线得以顺利返川，半年后，妻病亡。遂留本县石羊区立小学任教，后又应本乡所邀回高升小学任校长，后与本县林凤乡吴启秀结婚生子。
  1943年去安岳县粮食监察委员会任干事。
  1944年去本县周膺九处，周当时任成都市税捐经收处当一等科员。
  1947年，陈离（字静珊）被发布为四川省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陈离系安岳本地人，他要周膺九（安岳县龙台人）来信催我辞去现职，去泸县任职，于是我去陈离处任一等科员。后将我学历，经历送四川省铨叙，被任委任二级文官，改任委任视察。
  1948年春节回安岳县，任安岳县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安岳寿华中学教员。
  解放初，我将家产全部全部捐出，积极协助共产党的基层建政工作，委任我为高升乡剿匪委员会付主任，教育委员会主任，积极进行政策宣传，并只身前往安岳县天林场招降土匪、制止暴动有功，被王区长（永清区）在大会公开表扬并定为开明士绅。
  土改结束，经区政府批准，外出参加建设，去重庆市西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找到陈离（时任水利部部长），遂参加成渝铁路建设，成渝铁路通车后转入宝成铁路建设，被转为正式职工。后宝成铁路完工转至川黔铁路，到1961年夏，国家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力压缩基本战线，我即被精减回乡。
  随即社教、四清、文革运动迭起，加之当地村干部见我一家离乡未归，认为我们不会回来了，遂将土改时分给我的三间房产霸占。当我一家大小回乡，处于居无定所，我三子持土改时颁发的土地证去公社区上讨要说法，惹怒了他们，遂宣布我为逃亡地主（我当时离乡时是经区上批准的）。每次运动都将我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批斗、游乡、戴高帽成为家常便饭，文革祸起，批斗挨打更无宁日，有时被打后数日不能起床。
  好不容易捱到文革结束，我即被内江市师范专科学校选聘，但本人怯于多年运动、去校后不敢留校，仍回到安岳县，1978年 7月 8日又被内江市中医学校邀聘去该校任教。
  后国家要求各地修史写志，我即被安岳县中学于1983年11月 1日至1985年底为安岳县中学写校志，期间还为安岳县通贤中学写校志，并为安岳县总工会写劳动志，并应邀为安岳县修安岳县志，最后被安岳县委党史办聘去修安岳县党史，多次外调，并纠正了安岳党史的一些问题，为一些老党员蒙冤事件提出了平反建议。
  八十年代后期，省委下文， 压缩编制，我即封笔回乡至今。
  王振庸
  公元2010年 3月 4日
   
  各位看官您看看，采访老秀才就是好。咱想要什么？他当时就给您写出来了。
  我感到，95岁的抗战老兵王振庸最大的好处在于：“您随便写我，我不参与意见。”
   
  我从1998年开始在全国各地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我采访了有几百人吧。其中的酸甜苦辣，非一般人能忍受的！
  有个别的人，尖酸刻薄之极。明明是他们邀请我去，又不告诉我能去的时间，老人弥留之际，才让我去，还不让我发表和抗战老兵的照片。说是：“怕影响老人的光辉形象！”
  而且，“不许用老兵留下的文字，用的话，就诉诸法律！”
  好像我方军不是自费抢救抗日战争口述历史，而是他们家的御用文人！
  那我方军吃饱了撑得慌、千里迢迢去采访他？十年来，我尽其所有，家徒四壁！
   
  95岁的川军抗战老兵王振庸尊重了别人，也尊重了他自己。
  王振庸先生，是川军出川抗日的代表人物。我采访王振庸，是抢救一个时代的口述历史，是抢救一个民族的口述历史，是抢救我们中华民族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抵御外辱的一段国家历史。非方军个人的行为，也非王振庸个人的行为。
  95岁的王振庸老人，是川军出川抗战幸存老兵的代表；他同时是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华民族死伤3500万人之中的幸存者。这些老兵集结起来，就是当年抗战的血肉长城！他们汇集起来的故事，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抵御外国列强欺辱的艰辛历史。他们齐声高唱的就是：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看看衣衫褴褛的王老头子，我方军，热泪盈眶，我还有啥委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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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日战争中川军出川的历史

  王振庸老人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采访，他绝对是“被遗忘的角落。”
  今年，是卢沟桥事变73周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我不相信还会有人采访他。
  95岁的川军出川抗战上尉书记官王振庸先生的收藏，令我吃惊！绝对的国家一级文物！民国时期的孤本！善本！绝本！其中，“川军出川抗战”、“对日宣战”的布告都是连我国台湾省也没有的抗日战争文物。他王振庸一个大地主凭什么抛家舍业、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和武装到牙齿的侵华日军鬼子兵面对面地英勇作战？还不是因为这几篇布告！还不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思想！
  我仔细采访了王振庸老人，我问他关于“自愿”和“抓壮丁”的事实是否存在？
  王振庸老人不假思索地告诉我：“兼而有之！但是，我们一旦穿上军装，上了前线！我们就和他们；侵华日军鬼子兵！拼个你死我活！没有退路呢！”王振庸老头子一边说，还一边握紧他已经无缚鸡之力的老拳头向我晃一晃，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王老头子回忆，他经常干的是“报表。”当时，连上有护士，营上有军医。团上的军医是少校军衔。师里有野战医院。他的报表上要有“死亡通知书”、“伤、残、病”的报告书。
  王振庸回忆，他作为上尉书记官，常常要给战士们写信。农村士兵几乎都没有文化。所以，战士们都特别喜欢他，爱护他。又一次，在山西中条山作战中，由于他跑得慢，差一点被几个侵华日军鬼子兵活捉。这时，几百个川军士兵大吼：“小鬼子！我日你家先人！敢动他一根毫毛！老子们和你们拼啦！”几个鬼子兵没有见过这个阵势，都赶紧就地卧倒。
  王老头子自己笑成没有眼睛的状态：“笑死人，真是笑死人！”
  我听着倒没有那么可乐。他王振庸手无缚鸡之力，遇见日本鬼子，还不是遇难。
  王老头子说日本军的武器好！有大炮、有飞机、有坦克。可是，他们川军是老套筒，每人20发子弹。
  王老头子介绍，川军的手榴弹是一个铁坨子，没有木柄。用一个网兜编着，后面一根绳子。甩出去后，常常不炸，日本鬼子兵再给扔回来。
  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连四、五十岁的妇女都强奸，再杀死。
  那时，抓到日本鬼子兵可不得了！要一层、一层上报，再把俘虏送到上边去。
  川军李家钰的部队，尉官的袖子上有蓝线，校官是黄线，将官是红线。
  川军上将李家钰的部队纪律严明，在山西作战时，和八路军关系非常好。
  王老头子说：“我们和八路军在一个山上作过战，他们穿土布衣服，灰色。我们是黄色的军装。他们用缴获侵华日军鬼子兵的三八大杆抢，几个人一条枪。我们是川军自己生产的仿造汉阳造步枪。由于膛线不明，所以，子弹打出去翻跟头儿。我们对八路军说：“快到我们这边来，能吃饱饭！”八路军战士说：“我们这里有贴饼子，也可以吃饱哪！”
  “大家都是中国兄弟”王老头子自己又把双眼笑成一条缝：“笑死人，笑死人！”
  我还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
  我在村党支部书记蒋书记家住，几天不洗澡。浑身痒痒，我抓一抓。95岁的王振庸老人家里没有洗澡设备，我不知道他怎么洗澡。我看见他浑身也不痒痒。后来，我发现我的床上有一只大猫，他看看我，再用一只爪子抓抓身上！蒋书记说，他刚刚抓到老鼠吃！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干的活是拆房子。我向日本工友们学习，把毛巾塞在头盔里半边，这样，下半边就形成一个“屁帘”裆啷在脖子上。为的是干净。防尘土。
  95岁的王振庸老头子说：“笑死人！日本鬼子兵的钢盔后面都有屁帘，冲锋时上下舞动，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这次，我得意了。我说了那“屁帘”的作用。老人又笑了。
  老人回忆，川军李家钰上将的部队官兵几乎都穿草鞋。勉强能吃饱。
  老人回忆：当时，上将李家钰的部队管四川八个县的税收。他们是：遂宁、安岳、乐至、资中、资阳、潼南、简阳。当时，简称：“遂、安、潼、乐防区。”李家钰上将的47军出川抗日，有五万人将士。1937年10月成都天回镇誓师出川抗战。到1942年在山西的中条山战役之后，李家钰上将带出的部队原班人马几乎打光了。
  我查了一下资料，1945年10月 8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称：“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
  抗战历史研究者吴志维是我的朋友，他说：
  川军，曾经是与“内战”、“纪律松懈”、“吊儿郎当”、“装备简陋”、“双枪兵”等关键词密不可分。然而，经过一场几近亡国灭种的战争的洗礼，川军终以奉命之忠，死事之烈而一雪前耻。“川军”二字，最终得以彪炳千秋。
  据何应钦在《八年抗战经过》一书中统计，在抗日战争中，川军累计阵亡263991人，失踪 26025人，负伤356267人，伤亡人数占全国官兵伤亡人数的五分之二。
  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在《一个人的抗战》中写道：我这儿讲的川军，是大川军的概念，即抗战初成建制出川抗敌的30万士兵和八年中四川各地应征入伍补充到各个抗日战区的 260万川籍士兵。让我们一同追溯那 300万川人子弟用热血铸成的历史。
  吴志维给我讲了“千里赴死”的历史印证：
  1937年 7月 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7 月 8日，在重庆主持川军整军会议的何应钦将这一惊天消息通报在场的 300多位参会的川军团以上军官。在这一刻之前，以刘湘为代表的川军将领都怀揣着各自的利益，用军阀之间的混战和对国民政府中央阳奉阴违，维护着各自的地盘，抗拒着蒋介石的“军队国家化”的蚕食。而当七七事变的现实骤然眼前的时候，这个多年沉迷于内战和内斗的军阀集团顿悟了。
  第一个站起来请缨出战的是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他表示：“愿率本部官兵，出川抗战”。他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位公开表示奔赴抗日前线的将领。10日，从南京回川的刘湘立即电呈中央表达出川抗战的决心。他成为全国第一个请缨率部抗战的一省军阀。14日，刘湘又通电全国“日军侵略决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敌一拼”。
  回想起1931年，坐镇成都的四川军阀刘文辉从英、日等国购进武器和飞机散件，从上海起航经万县港被盘踞于重庆的刘湘扣留。同为大邑刘氏子弟的刘文辉与刘湘之间的恩怨，终于升级为争夺四川全面统治权的“二刘大战”。这场内战从1932年10月打到1933年 9月，以刘文辉带着仅存的12个团从成都退到雅安而告终。
  1912年至1932年的20年间，历经 478次大小争战，四川军阀的混战尘埃落定，刘湘当上了四川省主席。川军，也就此以内战而恶名昭著。
  如今，出川抗战，对于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的川军而言，用“千里赴死”四个字来概括再恰当不过。川军是当时中国军队中唯一以草鞋为制式装备的队伍。据当时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的邓汉祥回忆，“川中部队之开拔，东路经川湘、川鄂两路，北路经川陕路，皆须步行，不能利用少数汽车，以作军运。至于渝汉两线之少数轮船，因早由行营管制，以供运输中央驻川各部出川之用，无有剩余。”如此，留给川军的，便只剩下脚下的那一双草鞋了。
  川军在抗日前线慷慨赴死之名，是川军将士用一次次硬仗中所付出的热血铸就的。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开辟新的战场，意欲将日本人的从北往南打的局面一举扭转为由东向西打，从而使中日战争成为全面持久的战争以拖垮急于速胜的日本。“八·一三”淞沪抗战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堪称中国之幸；同时，“八·一三”淞沪抗战也成全了川军能打硬仗恶仗之名，亦为川军之幸。
  最先在淞沪以血战著称的两支川军部队是川军第20军和川军第43军第26师。
  1937年 9月中旬，杨森的20军从贵阳出发奔赴淞沪战场，于10月10日陆续布防于大场、陈家行一线。1937年10月15日夜，20军下辖的 133师进入大场、蕴藻滨等前沿阵地，立即与日寇白川大将的第九师团和禁卫师团所属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20军在这次参加上海抗战的一个星期的日日夜夜，总计伤亡团长营长20多人，连排长 200多人，士兵7000余人。第20军 804团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 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 4个，士兵只剩 120余人！
  川军第43军26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 5个师之一。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 600多人！
  我的朋友吴志维还给我讲过关于“滕县遗墨”的川军出川抗战的故事：
  滕县保卫战，在抗战的历史上，开了守城将士与城池共存亡的先河，也直接促成了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同时，也因滕县保卫战全由川军担负，而一举让川军的顽强英勇名扬天下。
  当时守备滕县的是川军第41军 124师。师长王铭章，副师长税梯青，参谋长邹绍孟。
  1938年 3月11日这天，邹绍孟给儿子邹汝宁寄发了一封家书。邹绍孟的家在四川绵阳，因出川抗战而将长子邹汝宁寄养在乐山五通桥的岳父胡可权家里。几天前，邹绍孟接到岳父来信，言及儿子成绩“名列丙等”，于是去信训诫，以尽父亲教导之责。
  邹绍孟在寄出这封信的时候，滕县外围已经有零星的枪声。3 月14日拂晓日军濑谷支队从下店附近发起进攻，于15日傍晚到达滕县附近。16日，日军一万余人在山炮十余门、飞机十余架的掩护下，集中火力猛攻，在滕县城墙上炸开约十二米宽的缺口。日军在轻、重机枪数十挺的掩护下，从缺口突入。川军守军五十余名，只听连长一声令下，每个人将结成两个一捆的手榴弹一齐投入日军群中。反复数次，日军的冲锋终因惨重伤亡而停顿。
  17日黎明，日军以山炮、野炮及重炮五十余门及飞机二十余架对滕县猛烈轰炸。全城顿成一片焦土。上午八时，日军开始向城东关进攻，从东寨墙轰塌的突破口以坦克十余辆掩护步兵冲锋。此时的王铭章在发给孙震的电报中报告：“敌以炮兵猛轰我城内，及东南城墙，东门附近又冲毁数段，敌兵登城，经我反击，毙敌无数，已将其击退，若友军深夜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他并不知道，指望增援的中央军汤恩伯部已不来增援滕县了。
  王铭章在其后的给孙震的电报中写道：“我忆委座成仁之训，及开封面训嘉慰之词，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十七日晚，我援军未到，敌大部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军作最后血战。”傍晚，占领西关城楼的日军居高临下，向刚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的王铭章等一行十余人猛烈射击。王铭章壮烈殉国。随同王铭章殉难的将士中，还有参谋长邹绍孟。
  此时，城内重伤的三百名士兵，不愿受日军残杀侮辱，引爆手榴弹以身殉城。
  川军英烈的鲜血没有白流，指挥鲁南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又说：“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川军出川抗战的历史研究者吴志维还告诉我“长空英烈”的史实：
  出川抗战的川军，也不光是怀里插着烟枪的草鞋兵。四川的知识青年，在整个抗战中都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
  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乐以琴，是中国空军的骄傲，也是抗战的川人的骄傲。他曾任空军第四大队上尉中队长，1937年12月 3日于南京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现安葬于南京航空烈士公墓。他共落日机 8架，与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并列为空军“四大天王”。
  乐以琴的侄女乐近范回忆：1937年 8月14日第四大队冒雨自华北飞返杭州，刚在笕桥机场落地，即遇自台湾来袭的日“木更津”轰炸机联队，各机来不及加油即升空迎战，在高志航大队长率领下，一举击落日“96”式轰炸机 6架。乐以琴的分队飞在最后，未及赶上此役。次日“木更津”轰炸机联队再次来袭，乐以琴驾驶着他的“2204”Hawk-3双翼战机一举击落了 4架日“96”式轰炸机。
  淞沪会战中，乐以琴愈战愈勇，击落纪录彪升至 8架，成为当时击落敌机最多的王牌飞行员。被舆论赞誉为“江南大地之钢盔”。
  淞沪会战失利后，国军渐次败退到南京。1937年11月底，退守南京大校场机场的空军只剩下几架破烂的意大利战机，飞行员也只剩下了董明德和以琴两人。面对每况愈下的战局和即将沦陷的首都，董明德和以琴都抱定了以身殉国的决心。他俩每日驾机升空，遇见进犯的日寇部队就拚命扫射，遇见进犯的日机就拚死决斗。12月 3日，以琴再次升空，与 8架敌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不幸他的座机被日寇击伤，以琴被迫弃机跳伞。谁知伞未打开，我们的英雄壮烈殉国，年23岁。
  95岁的川军出川抗战的故事在王振庸这里也是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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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振庸参加抗日战争回忆录

  王振庸，男性，1916年农历 5月11日出生于安岳县高升乡云光村大屋基一个“耕读传家”的小地主家庭。
  父辈弟兄五人，大伯王康之，光绪二十五年府学生（秀才）二伯王笃周，光绪十八年入泮补廪（廪生）度过锦江书院，我父亲王锡之，（弟兄姊妹排行第六）成年后在家侍奉祖父母，理家政，清末民国时代前后曾任团总乡长等十次，公正廉明，乐善好施。四叔王述之，曾一任保正（乡长）吸鸦片烟，荡其受分产业。幺叔王伯祥，笃志好学，安岳师范毕业，袁策安老师深赏其品学醇博。年十八，应泸定县幕长度支，继莞文案，积劳成疾，早死。我出世时，祖父、二伯、幺叔都已逝世。
  父母生五男二女，长昌谟，字丕文，安岳旧制中学学生，因不满于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去重庆考入刘湘所办军官学校，染时疫病死，二姐适白塔寺（今东兴乡姚良强，安岳师范毕业，曾任东兴乡小学教员，乡长等职）已病死，二姐亦已亡故，三姐早夭，四兄王昌诒，醉死，五哥王嘉猷，成都四川大学毕业，曾任本乡粮食征实保管员，乡长，小学校长等职，已死，幺姐王昌淑，曾任成都市鹦歌巷幼儿园职员，适陈济涛，幺姐已死，次即是我。兄弟王昌谅，字友直，安岳职中毕业，曾任荣县国民党县党部干部，定居成都，拉运黄包车，多年不通音讯，下落不明。
  我从小即爱好读书，我父望子成龙，聘请耆儒唐辅德来家设教，礼遇有加，唐老师邀请耆老，倾其所知，尽心劝勉，因此我好学勤学，酷暑我不昼眠，冬夜抱烘笼阅读，因此日就月将，博闻强识，后就读于街上小学，县城县立高小，但考县中落榜，乃去成都读民新初中，旋以同等学历考入川大文学院预科，曾亲亲聆吴芳吉、彭芸生诸耆宿讲授，彭芸生虽系青年党骨干，而儒家经学造诣太深，吴芳吉以婉容词闻名于世，但其人品讨风，无可指责。
  我父置产无多，又值天旱，收成不好，民国  年后寿终。其时我已墨经从戎，未能假归，终身抱恨。
  先是我离开学校后，同学余仲苏介绍我去他乡江北洛碛镇区立小学校任教，每学期薪金 150元，依当时粮价，可买老家黄谷25石。我任六年级主任，主讲史地语文，颇博好评，一边教学，一边自修，曾以所得薪金，买入《辞源》等多种书籍，增益知识，写成讲义，传给学生，次年与前妻姚良淑结婚，此期前后均执教于石羊区立小学，越年日寇侵陵日急，满洲伪国建立后，华北形势日趋危殆，倭寇野心非我灭亡不已，我家世传忠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不能燕处危巢，虽说教育为为育人大计，但人才众多，何患无人，我能墨经从军，总比我在后方，能参加抗倭为好，再四权衡轻重，前妻姚良淑亦鼓励我上前线，我于是去成都同幺姐王昌淑说了，姐姐把她一枚戒指卸下相赠。我去当铺抵押质当，得了十元钱，我于是徒步出发，走到西昌礼州镇去。
  四川边防军是防区制时的产物，它的辖区有遂（宁）安（岳）潼（南）简阳等县，总司令是蒲江人李家钰，他有个团驻安岳。团长孙介卿与我父及王瑞麟叔父，都与孙介卿交好。孙团长与街上吴家女子为妻，吴家与王家也有世谊，因此我父及王瑞麟叔义结金兰。
  我离开成都时正是放蜡虫的时间，路上行人很多，初次出远门，人生地不熟，恐怕费用不够，只得撙节步行，过大小相岭，也不等结伴，一人独自默默前进，到了越西？才放心下来，买了鸡蛋请旅店为我煎好做佐酒吃饭。
  到了礼州镇，我直接去见孙介卿团长，他慰勉有加，以礼相待，对我说：“好好修养身体，千里步行，实属辛劳。如你不堪寂寞，可教导我二儿孙国定读书认字，再谈工作。”他公余之暇，还偕我去当地古庙宇瞻仰和把他阅读过的王阳明文集给我看。
  一周后，他下令给第二营，任命我为第二营中尉书记，呈上对下的文件不多，公文程式我早就学过，不妨碍自修专研，志运？胸怀。
  不久，国民政府军委员会把四川防区制军队均整编改称，李家钰的四川边防军改为“中国陆军第四十七军”。此辖两三个师，一个师师长是李青庭，一个师师长是李宗昉，前所编号为 104师，后在为178 师。178 师辖 3个团，孙团为1063团，辖三个营，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担架队，一个消毒排。团本部设团长一人（孙介卿），中校副团长杨矩之，少校团附张仕如，军需主任郑秉钧，军医主任颜厚泉，上尉书记王成光，上尉副官刘某等。我由二营调到团部仍任原职。（孙团原意我改行就武，任为中尉副官，军部不同意，才仍任原职。）
  1937年 9月整编就绪，奉令北上，去山西黎城微子镇，到东阳关设防。
  徒步出发，过雅安河友军于隔河河岸架起机枪迫击炮戒严，要求检查有没有携带鸦片烟，孙团长对部属早已迭次申诫，料无他虞，坦然接受检查，后方同意，查论无它，乃从容渡河，继续前进。
  在天回镇举行誓师典礼，照了像次日继续出发，出发前，团部准尉司书张希仲因病请假回家疗养。营长以上军官有马骑可代步，其余军官佐属皆与士兵相同，穿着草鞋步行，沿途经过的县城，均有欢迎慰问的队伍在城门口迎接，送上慰问品和放鞭炮。路过绵阳县城，值敌机轰炸之后，市民死伤狼籍，有伤重未死者面目漆黑，血肉狼籍，哑口无言，唯屈体呻吟，上尉书记王成光是我族兄，他怕死要弃职潜逃，我不同意，我说我一走，团部就无书录人员了，于私对不起孙团，于国成了临阵逃亡的怕死鬼，你放心回去好了，我不及时举报，请向我父母婉言：国难当头，我不能回家奉养，请二老保重。”挥泪而别。团部书录人员缺得太多，临时在途次录取了两人当文书军士，编制是五人，仅有三人供职。
  一直徒步前进，走到宝鸡才装上闷罐车到博爱，又步行到山西高来、晋城、长治、到微子镇，在长治穿上棉衣。
  1939年12月初47军全部到达长治，军部率 104师驻长治城及其附近。当时，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率129 师刘伯承部在47军左翼地区。
  1938年 1月，刘伯承参加开封会议回部时在长治47军部驻留了一个多星期，李家钰军长邀请刘伯承师长给全军营级以上军官讲演游击战的重要性和战略战术。18集团军也有一个连驻长治城内。山西晋东专署专员薄一波亦驻长治城，同李家钰军长经常多番往来两军感情甚笃。
  1938年春节，47军直属部队有一军官强奸民妇，被告发，经审问属实，立即枪毙，当时广大山西老乡都赞佩军纪严明。
  其时，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驻临汾，47军属其指挥，李家钰曾亲赴临汾谒见。
  1938年 2月，敌人大部由平汉线和同蒲线向南进犯。由平汉线南下的敌人指向新乡。敌派 104旅团下原椎弥部由邯郸直攻山西黎城东阳关，再下长治策应同蒲路敌之主力，打下临汾即南至风陵渡并威胁国民党晋东部队的侧背，长治就成为平汉路西进敌人的重点。
  二月七日，进犯东阳关的敌人，以炮空配合，向东阳关进攻。当时我团凭借山地构筑防御工事，顽强抵抗，战斗一昼夜，阻止敌人前进。敌即以一部分兵力向我迂回，全体官兵仍奋力拼杀，无如敌众我寡，敌武器精良，我部既人众不多，而武器又相形见掘，敌人使用的三八式步枪，打出的子弹音响大，杀伤力强，其轻机枪山炮等都很好，我军的步枪、百克门、迫击炮都是遂宁兵工厂制造的七九式，打出的子弹，其声扑扑然，像放火炮，而三八式，呼啸而来，带有尾音，百克门、迫击炮都不中用，尤其是手榴弹，竹麻编的尾，掷出去后，不能立即爆破，敌军捡起又反掷回来，敌人有炮兵、骑兵、坦克车等配合，还有空军低飞轰炸扫射，血肉之躯，只凭勇气，胜败不卜可知。178 师1063团第一营营长周策勋、第一连连长吴湖相继阵亡，迫击炮连连长姜某临阵脱逃，此役 178师官兵伤亡达 500余人。在长治的 104师奉命增援，该部队尚未到达时，178 师部队已向西败退了。
  当 178师在东阳关败退时，军长李家钰即令 104师的 312旅固守长治城阻敌西犯。旅长李克源仅凭四川军阀混战经验，令部队先将城门全用砖石封堵，依据城垛死守。敌 104旅团攻下东阳关后，即直抵长治城郊，以主力团攻长治城，另以一部分兵力牵制我军城外部队，主攻指向北门。47军官兵使用的川造步机枪，既不精确，又常卡壳，仅激战一个上午，敌炮将北门城门轰垮冲入城中。312 旅旅长李克源派部多次反击，均未凑效。敌又以飞机轰炸，激战至夜，杨嶽珉营长，杨显模连长阵亡，全旅官兵伤亡六百余人。至次日上午，东西两门相继失守，全旅官兵与敌逐街逐屋战斗，且战且退，终以伤亡过大，旅长李克源下令全部撤出城外。此时官兵撤至南门附近。城门早被堵塞，官兵纷纷跳城逃跑。战斗仅两天时间，晋东重镇长治，即被敌人占领。624 团团长熊岡陵、副团长王国猛，团副朱凤楼、营长傅月蜀？瞻等逃出后，皆畏罪潜逃。
  长治失陷后，军长李家钰率部在长子县附近整理部队，仍受乱机两次轰炸。敌军以主力沿长治到临汾公路直向临汾，沿途与18集团军部队激战，炮声时有所闻。敌攻下临汾，即沿铁路南下，进占了风陵渡，后此，后方供给部队的生活物资、枪械弹药等均难以运送过河，大米、面粉等没有了，就地筹粮，只有小米一种，小米脱去外壳不易，老乡用牛拉动石磙子在石质大磨盘里推碾，外壳未能尽去，粗糊难于下喉，吃的是小米，大便出的也是小米，官兵营养不足，体质虚弱，疾病增多。
  晋南局势，当时已成一片混乱，47军电台与外部已失掉联系。军长李家钰亲见自己的部队伤亡惨重，又深感川军统帅邓锡侯在娘子关的失利，几乎被敌俘虏。自己孤军易地，诚恐全军覆没，决心西渡黄河整补部队。乃于三月二日夜里，在侯马车站以东附近，将全军分为三路：178 师在左，军部和直属部队为中央纵队，104 师在右，迈过同蒲铁路经稷王山、万全到达荣河县城。在黄河边无渡船，即征用民间木材、门板等，抢制木排，试往西渡，经试三次，均被激浪打沉，无法渡河，又不敢久留河边。李家钰又下令全军由原路东奔，到太阴山区休整。回师时，104 师师长李青庭率部向北强渡汾河，该师多团连队文书军士多系女性，下到河中惊慌失措，水深流激奇冷，多数淹死。官兵遭北岸敌人火力袭击，死于河中的官兵达 200余人，该师全部溃乱，后到太阴山区始收容归队。
  1063团将非战斗人员组成留守处，有少校军需郑秉钧统率，我等书录人员也在这个东阳关战役后，前后方失去联系，军部的电台叫不通，也不敢久留在微子镇，他与大家商量，全体去西安暂住，一俟取得联系，便归还建制，于是回到西安在南院门租屋暂住，其地距碑林不远，我常到碑林去看古近名人书画石刻，也买了一些文史书籍阅读，获益良多。
  47军到达太阴山区后，不久，蒋介石致电军长李家钰，申斥其战斗不力，还说，据报该军现有兵源不满五千，饬速查报。李家钰接报后，深为不满，复电只陈诉东阳关长治作战损失，请求补充，否则请另派人前来接替军长职务。
  此时，1063团留守人员已与团联系上了，仍由郑秉钧率领由白浪渡上过黄河，归还建制。
  卫立煌在临汾陷落后，已调河南西口，接任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李家钰也去电陈情，四月中旬得卫复电，准由黄河南岸运来粮食弹药补充。
  在太阴山区，47军得到粮弹补充，军参谋长魏粤奎曾亲率参谋到绛县以南的南樊镇敌人据点周围侦察，拟定攻敌计划，尚未实施，庚即奉命南调。
  1938年 5月初，47军奉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令，由太阴山区南调中条山西段。当时敌人20师团牛岛部队，分驻同蒲铁路南段的临汾、闻喜、夏县、运城夏县（重复）及风陵渡之线，利用沿线伪军（皇协军）和地方维持会，搜刮民间物资，搞起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行动。
  47军部队到达平陆，即在张店、西沟之线，沿中条山山麓，向夏县以南铁路沿线警戒，军部驻南村，派两师的部队对敌扰袭，相机进攻。
  1938年 6月初，47军奉命攻击夏县南安邑县城，目的是迫使敌人退出风陵渡，解除敌人对黄河南岸陇海铁路炮击的威胁。军长李家钰令 178师1063团团长孙介卿攻占安邑县城，全团攻入安邑城内，据守仅两天敌人受到突然袭击，逃走后，遂纠集闻喜、夏县和运城之敌千余人，南北急进，围攻安邑城。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战斗仅一上午，城被攻陷，孙团伤亡过半，团长孙介卿跳城墙逃出，身躯已被敌弹击中，血流不止。军长李家钰见损失太大大，又未达到战斗企图，怒不可遏，又听到团附张士如的卸罪叼唆，说孙团不听诤言堵塞城门固守的错误。李家钰即以孙介卿作战不力，命令 178师师长李宗昉将孙就地枪决。孙在师部时，师长未当他面宣布死刑，只说军长要他到军部面谈。乃于去军部途中将其枪决。李家钰上报战报时，说孙介卿在安邑战斗中殉职。
  孙团官兵伤亡惨重：一营营副贾国华在敌人攻入安邑城时，在十字街口与敌遭遇，持枪与敌冲杀，被敌五人围攻，壮烈牺牲，团部中尉副官张才文（安岳通圣人，成都军校毕业）与敌短兵相接，同归与尽。
  孙团死后，李家钰派人将其遗骸运回原藉蒲江县安葬，少校军需郑秉钧，上尉军需周成平辞职护丧回籍。
  孙团遗缺，李家钰派上校参军马是骥接充，后方补充人员到后，马团长任命补充团的书记翟凤祥为上尉书记，我仍供原职，勤恪奉公。
  是年夏秋之交，夏县运城之敌，纠集敌伪军约一千余人，对104，178两个师的防守区域进行扫荡，主要目标指向两师的师部所在地。日军在 104师侯家岭前沿阵地上，几次受到我部近距离密集火力的袭击，战斗一个上午，打死打伤敌伪军百余人，终于把敌人打退。在战斗中连长李国亮英勇牺牲，我军伤亡四十余人。
  又一路敌人在向 178师毛家山前原阵地进犯时，从早至午战斗激烈，三连炊事员李发生送饭到前线，见到敌人与我士兵正在战壕上拚刺刀，他放下饭挑，手执扁担，乘敌不备，猛力打死敌人数名，接着又来几个敌人对李发生围攻，这时，我全线官兵乘势冲出战壕，打得敌人狼奔豕突逃跑。李发生身负八伤，夺获敌人三八式步枪三支，亲自背下战场。李发生的英勇事迹，受到战区和中央军委明令嘉奖。发给他勋章一枚，并为他在其原籍梓潼县修了一座房子。
  1939年 6月 6日，同蒲铁路沿线敌人牛岛部队出动二千余人，先以飞机轰炸47军阵地，以一部从我军两师接合部插入，直攻南村军部，迫使军部撤向东北山中。两个师的部队亦撤向二线阵地，依据深沟隘口奋勇抗击。先将敌人拒止于郑家圪塔、下涧之线。翌日敌猛攻 104师师部所在地西沟时，178 师以一部兵力侧击，使敌受挫。入夜，两师各派几个连出袭敌后，迫敌不敢再向东进，后来敌人分别撤退，47军各师收复了原来的战线。
  1939年冬47军调防晋城，并指挥三个游击支队，防守太行山南麓、获嘉、焦作，博爱以北地区，向道清铁路之敌警戒。
  1940年春，道清铁路之敌一千余人，向太行山我军防区扫荡，以主力直向晋城进犯。我军力于狙击未成功，遂退据北洋泉河山地，军部命 178师以一部出敌侧后使其撤退。
  47军进入山西以来，与敌多次战斗，在自己部队损伤较大的事实面前，认识到了游击战的重要，在1938年秋特派侍从副官孟体富、营长樊德厚、副营长龙德云等十余人，到翼城十八集团军部学习游击战术，回军部后即在平陆槐村庄开办军的干部班学习游击战术，要求部队在实战中使用。
  1940年春，军部驻晋城郝远村，曾派科长谭席珍赴十八集团军总部联络。李家钰退据北洋泉河时，朱总司令赴洛阳，经李部防地，曾在李家钰总部住宿一夜，两人谈话至深更，次日李派一个营的兵力护送朱德总司令迈过敌伪封锁区，直到黄河渡口，我个人也曾荣幸地与团部同事排队迎送朱总司令，得近距离瞻仰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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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安邑战役后经过后方补充兵员，李家钰奉命将 178师改编为二旅四团制，其番号和团长以上的军官是：
           531旅旅长杨显名                 512旅旅长张持华
          1061团团长温建民                1063团团长马是骥
          1062团团长袁国驯                1064团团长双宗海
  关于武器补充，是经过汉口办事处处长吴淡人与何应钦拉黄埔军校师生关系，批准一批步机枪和手枪等。但蒋介石的管发大员要钱才发，后来李家钰出了一笔钱才把枪支领回，发交部队使用。李家钰曾先后向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请求补充，也领到一些马克沁轻机枪等装备了部队。
  马克沁重机器性能良好，有支柱可升高射击，得到此批武器后，我军大显威风。在中条山张店设防时，敌人不知我有了新武器补充，贸然来犯，把他打得伤亡？而败、溃不成军，不再敢轻视我军。
  李家钰先被升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939年冬，又奉蒋命升为第三十六集团军副司令，除仍兼47军军长外，还直辖驻陕西的十七军高桂滋部队。
  47军的薪饷，此时也由包干制改为正规制发放。但蒋介石政权属于贪污剥削，部队亦无例外。
  1940年 4月，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山西晋城北洋泉河奉命南渡，担任黄河防务。李即率47军经留坪到白浪渡口过黄河，以军的两个师及配属指挥的河北民军乔明理部队，西至闵乡，东至渑池，沿黄河分部防务。并以配属的炮兵十五团驻防陕县，防务重点保持在陕县附近，总司令部驻陕县五原村，533 团驻陕县城。
  1941年冬又奉命东移，担任渑池到新安河防，总司令部驻新安北的古村。
  1942年河南遭受蝗灾，李家钰号令全军在新安、北冶、官水磨地区，协助当地群众消灭蝗虫。
  1940年秋，47军两个师奉命废旅改为三团制，团的番号和团以上军官是：
           104师师长李青庭                 178师师长李宗昉
           310团团长吴长林                 532团团长彭仕复
           311团团长张光汉                 533团团长温建民
           312团团长李克敦                 534团团长双宗海
  我在温建民任团长时，即被提升为上尉书记，因恪尽职责，精熟表报，公私文件措辞言理有条不紊，颇得好评，迭获上级嘉奖，同袍器重，成为全师专录皆知的人物，并得允许兼任团直属部队文书，以是照顾，自己对上司同僚亦和谐相处。但1942年夏秋以来迭接五哥王家猷函电，以发妻姚良淑久病卧床，医药无效催促假归料理，再四陈情温团均不同意，不得已，自向安岳籍团长袁国驯、副团张仕如等及本团副团长杨矩之等向团长说项，才批准给假三个月，又承好友毛玉泉鼎力相助，为办好宝鸡至成都的特约车手续，回返老家，妻病至次年六月病故，我神伤骨立，几至丧生，又以老母年高，一子尚幼需得承欢签？箮堂，抚慰幼子，飞函陈情，请予批准。嗣后仍执教鞭在石羊、高升等乡中心校任过教员校长，在安岳任过寿华初中教员，在泸县任省立高工？教员，也当过公务员，在安岳任公粮征实监查委员会干事、参议会干事，成都市税捐征收处科员，泸县专员公署一级科员委任视察后任安岳师范教员等职。
  解放初期，参加地方剿匪生产工作，曾获区署表扬给证外出就业，参加铁二局筑路工程队，由工人提任供应段职员、仓库管理员，代行过采购员，自然灾害时精兵简政，被减退回家后被迫害划为地主分子，一直冤屈到大揭帽，进县查案才知道是村支书搞的鬼，去见中共县委宣传部长谭具庸，他说：平反冤假错案，要有案可查，现在你无案可查（揪）？，我无能为力，又劝我听从邓小平的劝告：向前看，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听信了，此后又重理旧业，在内江中医学校教医古文，1983年办了精减失业老工人手续，月领补助款10元，安岳县立中学聘任主编校志，完成后颇获好评，通贤中学也请我编写校志，县总工会请我写总工会会志，最后，中共县委雇我整理党史材料，直到省上发布文件，不准任何单位雇佣编外职员，才回家乡。
  儿子有个难友要我编选注释《古文观止》，我费气力写成《古文观止选评》一书，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得稿费一千元，其年冬，写就《一饭恩怨》一文，投寄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大观园》，发表后给我汇来稿费60元。因家难，迁移上街居住，我后妻会包皮蛋，她包，我和灰浆，生意很好，应接不暇，其后因年老健忘，怕把灰浆原料轻重搞错，要赔偿，就不敢包了。我会写祭文，初时还有生意，这几年又不兴了。儿子虽多，多有多的困难，但失业老工人月领的一点钱，再挣节也不够，2009年以来，夫妇俱疾病连绵，后妻住院，主治医师开了病危通知，8 月25日出院迁回故居，迄今两人俱患顽疾未愈。
  又：同乡之参加过抗日者，记忆所及，还有王成光，他于绵阳军次，不假潜逃，后来家庭不和，又到陕西来找我，我把他介绍给师医院曹院长任命为中尉书记。抗战结束后，他在黄爵高县长手下当军法官，解放后反资产家，他与人买小猪出售，被安岳县判刑，远去新疆建设兵团，已死。高升乡人周可钦是团部附员，我军守陕县河防时，他奉派去敌占区搞情报，我回家后，至今不知道他的下落。还有郑打更匠的一个儿子，在孙团当兵，旅长张持华很嘉奖他忠勇，也不知下落。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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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军上尉军官的儿子管理国军少将中将

  我采访95岁的川军出川抗战老兵王振庸时，我注意到这样一个故事：
  王振庸讲的“上尉书记王成光在路过绵阳时，看到侵华日军轰炸，百姓尸横遍野。当时，他就当了逃兵。60年代末，社会动荡。他被群众捆住批斗。后来放在刚刚宰杀剥离的牛皮里，暴晒！骄阳似火，草木皆哀。只一个下午，牛皮就被晒干。挣扎变蠕动、蠕动变抽搐；哀号变呻吟、呻吟无声时，人已经裹紧成一具干尸。
  王振庸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在天回镇举行誓师典礼，照了像次日继续出发，出发前，团部准尉司书张希仲因病请假回家疗养。营长以上军官有马骑可代步，其余军官佐属皆与士兵相同，穿着草鞋步行，沿途经过的县城，均有欢迎慰问的队伍在城门口迎接，送上慰问品和放鞭炮。路过绵阳县城，值敌机轰炸之后，市民死伤狼籍，有伤重未死者面目漆黑，血肉狼籍，哑口无言，唯屈体呻吟，上尉书记王成光是我族兄，他怕死要弃职潜逃，我不同意，我说我一走，团部就无书录人员了，于私对不起孙团，于国成了临阵逃亡的怕死鬼，你放心回去好了，我不及时举报，请向我父母婉言：‘国难当头，我不能回家奉养，请二老保重。’挥泪而别。团部书录人员缺得太多，临时在途次录取了两人当文书军士，编制是五人，仅有三人供职。
  同乡之参加过抗日者，记忆所及，还有王成光，他于绵阳军次，不假潜逃，后来家庭不和，又到陕西来找我，我把他介绍给师医院曹院长任命为中尉书记。抗战结束后，他在黄爵高县长手下当军法官，解放后反资产家，他与人买小猪出售，被安岳县判刑，远去新疆建设兵团，已死。”
  王振庸最终没有敢记录王成光的“牛皮记。”笔者但是认为，王成光的“牛皮记”是一面镜子；他生动地折射、记录了60年代末期的无以言表的疯狂时代。
  在那个扭曲的时代，民主和法制形同虚设。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样？国防部长彭德怀将军怎么样？元帅贺龙又怎么样？那么，远在四川安岳县的王振庸、王成光更是何足挂齿尔？
  王振庸解放以后，应该说一直是专政的对象。我采访王振庸时，他回忆一件小事：
  数九寒天，他王振庸在生产队的活儿是：在水田里光脚把白薯秧子踩到深泥里。仅仅这一件小实例，足以说明一个人牛马不如的生存环境。
  王振庸在解放初期，被民兵押着，烧自家的文物，也可见一般。
  王振庸向我回忆被烧毁文物有：
  祖父王代琛字保臣在清光绪时，任过安岳县户房老典，职权较当今县税务、财政两局职权还大，专营全县田亩工商户铺钱税几大箱子，书、字画、威施光写的《筹海图边》。洪钧的大红拜帖。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书三国志，合称《四史》还系武英殿殿本，孙中山去广州，用宣纸刻的《总理奉安实录》本县只有一本。我家也有一部60本一套大本木刻《康熙字典》，王宫午的墨龙力，冯书原的人物仕女图，罗湘江的墨竹，包弼臣的字，象牙筷子无数，尚有沉香来的硫，保绍基的字，很多善本古籍，字画，瓷器古玩解放时全部悉数上交连祖父的一盒朝珠都交了，这些善本古籍字画全被当场烧毁硬是烧得的双泪长流，旁边一群民兵拿枪看着。
  王振庸提起烧文物来，无限感慨、摇头叹气、惆怅无奈万分。
  各位看官看见的川军出川抗战95岁老兵王振庸收藏的五张“抗战布告，”仅是王振庸大量被毁之一炬的极少部分。95岁的王振庸告诉我：文革时代，“战争回忆录”和“抗战布告”一旦被发现，极有可能拉出去就毙了。收藏蒋介石的布告，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我问：“那么，您为什么置生命而不顾，保留这些呢？”
  95岁的川军抗战老兵慢吞吞地说：“我亲眼看见，抗战将士前赴后继、无谓牺牲！”
  王振庸说，解放以后，我当了几年铁路工人。60年代初，铁路精简，回到家乡。由于民兵队长住在我家老房子里，那时，我真是无立足之地了，全家老小寄人篱下。
  总住在被民兵队长霸占的我家房檐下，也不是办法。村里决定，把村中南北朝时代修建的大庙拆了，把时隔2000多年仍然坚硬无比的木材全部给民兵队长该房用！可是，民兵队长还是不理不睬，任凭南北朝时代金丝楠木的建筑木料风吹雨打。
  王振庸向我介绍：“我的儿子们和我一起，吃尽人间困难。”他手指王剑峰说：“文革中，民兵们把他捆上用青竹抽打，硬是几天几夜，死去活来。”
  王大哥自我介绍：“与其被打死，还不如逃跑，留条生路。”
  王大哥在1967年冬天，自己一人潜逃至丹东鸭绿江大桥附近。他在鸭绿江大桥下，犹豫了几个小时。夜黑风高、饥肠辘辘、万般无奈，只有从桥下的冰面上悄悄往朝鲜方面走去。
  桥上面，就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一旦被发现，只有被射杀。
  王大哥在朝鲜生活了半年。王大哥说，朝鲜同志对中国人很好，朝鲜那时富足得很。朝鲜人一般都会四国语言：日本语、俄语、中国语和英语。因为，连绵不断的战争，使普通的朝鲜人都经历了各国的军人。
  半年之后，吃的满面红光的王剑峰被朝鲜同志押送会鸭绿江中国一侧。
  我对王大哥说：“我从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院里长大。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个叫张宇的编辑，才华横溢。《红岩》一书，他是责编。张宇夫人就是朝鲜人。1967年，我常常到张宇叔叔家玩。当时，这位朝鲜舞蹈演员的惊艳，常常让我目瞪口呆。张宇叔叔家的汤勺都是银的。后来，这位舞蹈演员回朝鲜了。应该和你前后脚！”
  王剑峰被押送回国后，因为反革命罪，前前后后被判处20年徒刑。
  1969年四川省简阳县四号信箱四分箱（对外的名录），实际是四川监狱管理局简阳县养马河劳改大队四中队。王剑峰服刑于四中队（是养马河劳改大队的重点严格监管的政治犯中队）王剑峰所在这个全大队的唯一严管政治犯中队，全中队共有 200多名政治犯，这些犯人中有历史反革命即：前国民党、政、军、宪、特人员；也有解放后破获的反革命集团，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为反革命的形形色色人员。
  王剑峰当组长时，组内有国民党军统中将、少将十几人。特派员徐天机、四川省乐至县人1968年又因参加乐至县反革组织“劳动党”，任该党高级参谋划，被乐至县公检法军营会判处20年有期徒刑。军统少校特派员任泽长，资中县判19年，国民党军官少校团副王有任资阳市人判 9年，国民党少校军医陈国勋判 9年，国同党少将高参中将特派员张治民，黄埔三期与杜聿明同期，常骂杜聿明是笨蛋，内江市人被判15年。
  现行反革命集团乐至县“中国劳动党”党主席熊天寿，总书记熊作祜，总司令胡云，熊天寿被判15年，熊作祜判10年，胡云20年，杨某某被判 9年。
  王大哥的狱友，还有反革犯孙自筠。他原来是兰州大学中文系学生，中共党员系支部委员，1959年因上书谈了自己对政策左倾的看法，信从中央寄到兰州公安厅，以反革罪被捕，判刑10年，送新疆劳改，服刑半年，逃脱，辗转全国千地与卖打一起为他们私刻公章，出写假证明，1962年在云南楚雄被抓入看守所，后乘监管不备越墙逃入民居，老百姓施以同情，给予米线充饥，给了一套旧衣，送其出城一路逃亡到四川简阳县壮溪人民公社，给一五保户当干儿，冒充文盲，在当地入了籍，后曲清运动开始，追查他的身份，他又逃亡，逃至西昌被抓，送回简阳又被判10年，1978年平反，让他在劳改队当干警，他拒绝后，四川省委组织部征求他对分配意见，内江市师范专科学校任中文系教员，为教授1978年被任命为学校党的纪律委员会书记，后写了不少书，例如《太平公主》、《秦官泪》、《状元史话》、《陈子昂使》等。
  我对王剑峰大哥说：“国军上尉军官的儿子领导国军少将、中将，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也是创举呢。从1998年开始，我采访过几百个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可是，国军抗战将军，我只采访过两人。他们是：贵阳的张葆琛中将，陕西泾阳县的仵德厚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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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亮啦！又活了一天！”

  我采访川军出川抗战老兵王振庸先生几天，回到北京以后，满脑子都是这个人物。甚至每日夜晚，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95岁的王振庸和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和老伴浑身疼痛，甚至每日夜晚，辗转反侧、夜不能寐。高枕无忧也好，低枕太平也好，就是不能进入梦乡！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人生如戏，场场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每日清晨，雄鸡一唱，东方一抹鱼肚白，朝阳渐渐升起，我们老两口子就感叹：天亮啦！又活了一天！”
  我总结95岁川军抗战老兵王振庸的一生有几个要点：
  其一，卢沟桥事变爆发，侵华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国家存亡之时，地主、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王振庸，毅然投笔从戎，走上和外国列强血肉相拼的战火纷飞中。
  其二，社会变革时期，老秀才王振庸毅然决然把全部家产交给新社会、新中国。表示对“改朝换代”的无限理解、并且，顺应潮流而动。把财产、地产交给新社会，王振庸并不是撕心裂肺的痛。他渴望一个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期待中国走向富强。
  其三，解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大地主，国民党残渣余孽，国民党军队反动军官王振庸都是首当其冲被专政的对象。期间的酸甜苦辣，非笔墨难以形容。
  其四，95岁的王振庸是中国近代历史、近代社会历史变革史的缩影。作为一个老秀才，他自己能在刀光剑影、生死离别之间，保留少数的历史文献，实属难能可贵。他保留的五张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出川抗战的布告就是天下绝版。他对于文革的记录，也是历史的再现。国家博物馆，四川博物馆如果对王振庸的收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话，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悲歌。弹冠相庆的，应该只有日本右翼。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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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JACK

向老兵敬礼。



63岁的村共产党蒋书记、95岁和91岁的王振庸夫妇、65岁的王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