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新解博、毛、周“三国志”：评《博古和毛泽东》
今天大陆的青年人大多不知博古（秦邦宪）何许人也，而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对博古的名字一般都耳熟能详，盖建国初原来只在党内高层中传达的有关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的错误一下子被公开化，原先没有被点名的两人的名字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上补上，并收入《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到了1960年代，全民学“毛选”，人们顺带着也学收入“毛选”中的“历史决议”，于是都知道了王明、博古。文革时期，“两条路线斗争史”大普及，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经常会在讲话中提到王明、博古，诸如博古是反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等。经过长期有意识的灌输和教科书、文学读物、戏剧影视的反复濡化，博古早已被符号化，是和王明一样的中共历史中的“反面人物”。由于博古是“四八烈士”之一，又在中共七大上作了“深刻的检讨”，他的名声就好于王明，最新的图像符号是前些年播放的“红色经典”电视剧《长征》，对其定位是“犯了重大错误又不失对革命事业忠诚的共产党员”。
秦福铨在2009年出版的《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引用只注页码）对延安整风后形成的，以批判博古等错误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史、长征史等历史定论提出质疑。作者是博古的侄儿，依据他从长辈处听来的“故事”，在一系列重大史实方面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若能成立，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写相关历史叙述。但是该书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特别是它未能引用有关文献和其他文字材料，作者又是博古的后人，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到该书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都是需要细加研判的。
一、对传统定论的反驳
秦福铨第一次对几十年来围绕博古的传统旧论提出反驳，计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毛在江西的“个人崇拜”
此书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书中举例：罗明等在江西苏区经常把“领袖毛主席”挂在嘴边，博古等认为，这是毛放任对他的“个人崇拜”。站在博古和中央的角度，毛在江西的“个人崇拜”确是事实：《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引用当事人的材料，说明在当时中央苏区军民只知朱、毛，不知博古、王明，此等情况很容易被博古等认为在中央苏区，党的生活不正常，党员只知个别领导，而不知党的集体。更早一些，毛任湘赣边区书记，党内对毛就有“书记专政”之批评，然而“个人崇拜”一词是1950年代苏联批斯大林后才流传的，何以在1930年代的中央苏区就有这个词？将此词汇往前移置江西时期，当是作者和编者所为，那是不恰当的。
从秦书看，毛的实际影响力在长征前一直都是很大的，例如：毛提议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时，一定要带上妇女和机器等大物件，博古只能同意；毛甚至想抓谁就抓谁（1931年12月，国民党26路军将领季振同等率部投奔红军，不久季振同、黄仲岳就对毛有不满之言，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觉，以季、黄要投降国民党为名，下令李克农逮捕他们，周恩来同意毛的意见，项英反对也没有作用，最后导致季、黄等的被杀）；宁都会议后，毛情绪不佳，撂挑子，“小病大养”，“专找拼命工作的副主席项英的差错”（页25），中央无可奈何；他又经常散播对中央的流言蜚语，中央只能听之任之，束手无策。
是什么原因造成毛的自大？该书认为，关键是临时中央没权威。在一段时期内，临时中央只是上传下达的办事机构，特别是在财政上依赖江西苏区，而一方面军前委自作主张改变了税制，加之中央提款员两次被劫，使得中央的财政非常困难，在中央苏区那边就没了威信。1935年国民党“中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也提到，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第三国际已停止中国党之津贴，党之经济，全赖匪区供给，故留俄派对实力派，又不能不低首下心，此为留俄派全盛时期中之一大缺憾”，此恰和秦的书形成互证。但是，“中统”此说并不准确，1931年后，莫斯科对中共仍有经费支援，只是不像过去那样定时，才导致临时中央对江西苏区的财政依赖性加强，国民党当时并不知道莫斯科一直断断续续资助中共。秦书说，临时中央权威的建立是在宁都会议停止毛的军事指挥权之后，共产国际来电明确临时政治局为临时中央，情况才改变。
（二）反“罗明路线”与“反邓毛谢古”问题
在传统党史中，博古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反“罗明路线”与“反邓毛谢古”，毛说这是“指鸡骂狗”，是针对他的。毛还具体指出，“反邓毛谢古”，是张闻天写的文章，罗迈（李维汉）负责落实。毛说的并不错，反罗明路线确实是针对毛的，但本书披露事情的起因却和过去的说法不一样：第一，罗明一口一个“领袖毛主席”，让博古听了气恼；第二，毛让前委秘书长古柏领导三个中心县委，以地方为优先考虑，截留税款，影响国库收入。最后，罗明不顾群众，遇敌就跑，这样就被认为是“右倾”，并被升格为“罗明路线”，挨了一阵批。其实也多亏了这场“斗争”歪打正着，原来与毛素无渊源的邓小平从此就一直被毛认为是自己人，得到毛的重用。
（三）陈云在“王明路线”时期的角色
陈云颇似周恩来，为中共几个历史时期的领导人，历经几十年风雨而不倒。与周恩来相比，陈云还多一个优势，就是“工人”出身，因而长期受到莫斯科信任，从1931年9月进入临时政治局，到整个“王明路线”时期，都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春还奉命离开长征队伍，转道上海前往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以后留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一直到1937年11月，才与王明、康生等一同回到延安。
有关陈云与“王明路线”的关系，陈云本人倒是颇为坦率，他在毛上台后，特别是1940年代后说过，那个时期中央犯的错，他都有分。但是这方面的具体材料并没有，一般只能以陈云在这一时期担任的几项工作加以推论，如陈云一度负责中央特科，到江西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的党团书记、副委员长，于是判断陈云与核心层决策没有太多关系。新书提供了新的资料，这就是作为临时政治局成员，陈云与博古一道前往苏区，他与博古等在许多看法上是一致的，例如：他们都同意加强中央权威，反对毛的“个人崇拜”，秦书的这一说法应是可信的。1935年夏，博古的弟弟杨琳（秦邦礼）与陈云等同船同车前往莫斯科，陈云到达莫斯科后，与王明等也相处较好（《王明回忆录》中可见反映），以后陈云也没如康生那样去控诉王明。1962年夏之后，在毛的“一言堂”下，陈云以养生为重，避其锋芒，直到毛去世。作为历史见证人，在关键时刻出面说话，例如陈云和潘汉年是老战友，又在1935年夏一同前往莫斯科，1955年潘案发生，毛大怒，周恩来、陈云都不方便为潘说话，但在毛去世后，陈云为潘汉年的历史做了重要证明，若无他主持公道，潘的平反不会那么顺利。
在上海临时中央、中央苏区和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陈云还有一个老朋友，就是张闻天，他们同为1931年9月的临时政治局委员，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同为政治局委员，以后张闻天长期受毛排斥，以至于张有话不敢直接对毛说，而是托陈云与高岗帮他转说，而他们也愿意帮他转达，只是毛对张闻天成见太深，对张的一些请求往往置之不理。又是几十年后，1979年12月，中央为张闻天平反，陈云在杭州，特意致电中央请将张闻天的追悼会后延数日等他回京举行，果然是陈云亲自参加了张闻天的追悼会。
（四）长征前夕博古中央是否考虑把毛甩下？
旧说博古企图把毛留下，让他自生自灭。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写道：“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康克清回忆录》中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康克清与朱德谈到了毛泽东、陈毅是否参加长征的问题。朱对其妻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在《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也回忆了长征出发时因为中央纵队编队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而领不到物品的具体经过。
但是秦书却说，是毛主动要求留下：1934年10月初，毛派警卫员胡昌保、吴吉清给博古送来急信，信中提出，他要留在中央苏区，还提出可把中央机关的老、孕、重伤员等一起交给他留下，同时要求把罗炳辉和九军团的二十师也留下。周恩来专程前往于都劝说毛，大雨中警卫在外守护一夜，周与毛通宵长谈，毛才改变主意，同意随大部队转移。
（五）湘江之战的失败责任的问题
旧说湘江之败，责任全在长征之初博古中央带着瓶瓶罐罐，致使突围队伍行动迟缓，才遭此重大失败，此为经典叙述。此说还有重要细节做垫托，1980年代初，聂荣臻的回忆录问世，提到一关键细节：湘江之败，博古几乎崩溃，举枪要自杀，被聂制止，此情节后来还上了电视剧，影响很大。秦书提出：湘江之战的失败责任在毛。博古原先的计划是将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但毛不同意，因为机关人员中有老、女、病、孕，编到大部队，行走不便，他们也不愿分散到老乡家里去，有些农户也不愿接受。毛的意见是将他们集中，编成纵队西征，博古等最后接受了毛的意见。
“两顶轿子”，专指“红章”纵队和“红星纵队”。“红星”是中央机关、军委机关人员，“红章”是中央政府工作人员。该书说，博古反对多带物资，遭毛的反对，毛的意见是“择要随行”（页98）。另外现在的“轿子”一词还专指毛之长征乃坐担架而行。1980年代，索尔茨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被译成中文，有“担架上的阴谋”一节，毛之长征坐担架，才广被人知。
秦书说，到达湘江之前，发生挑夫罢挑要求发钱回家，不愿再西行，博古急电叶剑英，发银元让挑夫回家，并要求将所有辎重一律抛弃，两个纵队合并为一个中央纵队，不愿西行的，可以发回家路费，但此令未得执行，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小三人团”抵制。挑夫走了，辎重还得带上，叶剑英只能让八军团的新战士当挑夫，一天走不到四十里，“本来五千挑夫挑的东西，现在一个军团一万多人来挑也走不起来”。两个纵队三天只前进100华里，红九军团为保护这两个纵队，也被拖着走不快，首尾相差160华里，还得派红五军团34师死守在文市，以致延误渡江时机，造成湘江之战的重大失败。
（六）遵义会议周扶毛上台与劝退博古
此为本书最重要的内容。旧说对周在遵义会议之前为会议做的准备工作，完全不提，此书第一次披露：是周向博古提议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大转移进行一次初步的总结。博古信任周，让周主持会议，并向周提出，此次会议应纠正“政府比党大，有禁不止”，在政治局内搞“中央三人组”小宗派的问题。所谓“中央三人组”是指编在“红章纵队”的毛、张闻天、王稼祥，“天天聚在一起”，常常不听中央号令，自行其是（页105），被认为是在博、周、李德“三人团”之外的“小三人团”。
秦书认为，周恩来对遵义会议起了关键作用。首先，周在会议前夕，将跟随毛上井冈山的“湘东嫡系”红九军团二十师调上来，替代1934年9月由项英挑选的忠诚可靠的干部组成的原中央警卫营，博古认为，“明摆着是武力威胁，不达目的就动武”（页123），后经周的解释和宽慰，才使博古的心结释然。第二，周临时改变与博古商定的会议议程，支持张闻天的发言，还通过自我批判，把会议引到对中央的批判。第三，在会后与博古谈心，使博古心悦诚服地交出“总书记”一职。
周扶毛上台，难道不知毛的缺点？他在劝博古下台时谈到：老毛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领袖欲太强，好猜疑，主观，听不进意见。至于“肃反扩大化”，责任在中央，毛是借风使船，清除异己，以大手笔统一江西各路红军。周向博古解释，何以“老毛”缺点明显，但还要推毛出上，乃是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页128-129）。不久，博古和潘汉年谈话，叫他向王明汇报时详细记下他的话，其中就谈到博古为什么同意重新起用毛：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有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虽然毛泽东有不少缺点，尤其是有浓厚的封建帝王意识，排除异己，心狠手辣，但目前是逐鹿中原，没有一个像曹孟德那样的人还不行。（页140）
（七）毛何以对徐向前长期不加重用
此在官方论说中不提，但在民间，特别是网络上，是军史爱好者长期讨论的热点，新说：明确点出乃是因徐向前不听毛的劝告，执意随张国焘南下，毛临离开前警告徐，勿忘黄仲岳之教训。以后事实说明，毛是说到做到，在收编了徐部后，徐向前果然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
（八）“潘汉年案”的终始原因
“潘案”的解释多有变化，从旧说“内奸”到1980年代平反，虽知此案与毛有较大干系，但一般都以为是潘私见汪精卫又长期不向组织汇报才致使毛震怒而不对潘宽恕。秦书提出，潘之结怨于毛，乃是潘与博古、王明交厚，深受彼等信任，被委之于担任国内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唯一联系人，而潘身带莫斯科最新编制电讯密码九个月，却奉王明命，先与国民党谈判，不先回陕北交密码，从而不被毛信任。
（九）季、黄冤案与李特、黄超被秘杀
1931年12月，在江西剿共前线，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仲岳率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投奔红军，史称“宁都起义”，随即成立红五军团，以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副职；并以萧劲光为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赵博生、董振堂后为中共烈士，事迹广为人知，但季振同、黄仲岳的史实却长期被埋没，两人直到1980年代才被平反，说是被极左路线杀害了。事实上，将彼等送上黄泉路的并不是虚无飘渺的“路线”，而是有具体的人。秦书说，最初毛要调黄的手枪营，黄不同意，毛大怒，以谋反罪要抓季、黄等。本来上海临时中央已同意黄等提出的去苏联学习的请求，毛担心他们去上海后会向临时中央告状，就给李克农下令，将几个人逮捕，周恩来也同意，季、黄后被公审判处死刑，由于项英坚决反对杀季、黄，才分别改判十年和八年监禁。季、黄被处死应是在长征前的1934年9月，但书中未加点明，只是模糊说季、黄“以后”被杀。季、黄究竟是谁杀的？博古在其中起何作用？博古对此是否认的（页182-183），而1972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承认自己对季、黄被杀负有责任。
另一桩秘杀案也是在1990年代末才在内部低调平反。李特是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是四方面军第五军政委，他们在张国焘和毛的争斗中支持张，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转战到迪化。秦书说：李、黄听说王明从苏联回国已到迪化，没和李先念等商量，就前往苏联驻迪化领事馆要求面见王明，向共产国际告毛状。李特、黄超在领事馆被康生截下，然后通知陪同王明等同机而来的苏联顾问，说此两人要谋杀王明，苏联顾问急忙报告苏联领事，后者与盛世才通电话，盛下令要领事馆的卫兵就地处理。几天后，黄、李死于督办地下室的麻袋里。康生回延安后向毛汇报此事，受到毛赏识（页169-170），而知道内情的李先念从此噤口不语。
（十）博古与米夫等的关系，博古与苏区肃反等关系
旧说都认为博古等是米夫的亲信，苏区肃反是“王明路线”的罪恶等，在该书的附录中收入了博古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提纲）》，文中交代了他和米夫、王明、张闻天及周恩来等的关系是工作关系。他说，他及中国党，甚至联共都是不知道“国际为米夫匪帮所盘踞”（页179）。博古强调在苏区肃反时，他“绝没有任何一次指示要杀任何人”，“绝未使用保卫机关作党内斗争的工具”。针对康生等怀疑博古是奉国民党命在中共内部进行破坏的指控，博古申明，这是对他的“污蔑”，表示自己是坚决反对国民党并与它做殊死斗争的，“主观上是忠实于党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的，绝对没有一点自觉的破坏党和革命的企图”（页180-183）。从该提纲可看出，米夫被斯大林处决一事成为王明、博古失败的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在高层整风会议上，对博古的批判火药味极浓，康生和彭真是最重要的炮手。
此书新说举其要者十端，与旧说差别之大，十分令人惊异。关注中共党史的人，自会知道秦书这些说法的巨大冲击性，并且自然会追问：作者所说的是真实的吗？他有什么证据，资料来源可靠吗？
二、史源的疑问
编者说此书“先天不足”（页208），应该不是自谦，而是事实，加之作者身份的特殊，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此书的史源和客观性格外关注。
作者说，本书所写的都是他从长辈中听来的“故事”，在人们一般的认识和理解中，“史”与“故事”是有区别的：演义或传奇可称为“故事”，其特点是有虚构，有想象和夸张；“史”，则应是非虚构的和确实曾发生的。
是不是未经整理或片段化的口述，即为故事？而经史家验定查证的，即为史？或由官家认定的才是史？虽然按“后现代”史观，故事可以就是史，史也就是“故事”。只是作者在谈他写的文字是“故事”的时候，不是用的“后现代视角”，他所强调的无非是，这些故事虽然是“真实的记述”，但是“毕竟不是讲述人当时的录音和记录，而是后来的回忆，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页313），书中所说的内容在未经正统党史“查证和确认”之前，可将其以“故事”视之，这大概就是作者使用“故事”一词的原因。
此书也不似一般口述史，将口述者的回忆准确地记录下来，再查证于史料，此所谓“口述史”，但也须有基本要素：口述者叙述的时间、地点，记录者旁观中立的立场和态度，严格地说，此书尚不符合上述条件。
在我看来，此书兼具回忆和研究的双重性质，但又不完全符合“回忆”与“研究”的基本要求。首先，回忆主体模糊，例如：西路军、黄超、李特被杀等部分，是从哪儿听来的？秦书没有提供口述者具体回忆的时间、地点。其次，书中一部分内容明显是吸取了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却没有为资料和观点注以出处。整理者虽然作了说明，似乎可谅，但如此这般就将“回忆”与“研究”煮成了一锅，无形中就误导了读者。例如“毛与李先念的一次谈话”，就是从朱玉主编的《李先念传》中的若干章节摘抄而改写的。以上特点使该书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而对于一般读者或历史研究者，他们最关心的是作者这种听来的“故事”有多少可信度？在考证这个关键问题之前，首先须了解作者的身份及这本书主要内容的来源。
作者是博古的侄儿，其父杨琳是资深中共党人，1930年代初就与陈云相识，在陈云领导下以商人身份做中共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供出周恩来的住处，幸而周已撤离，在陈云的安排下，周恩来夫妇曾在杨琳开的文具烟酒店的阁楼上居住。1935年夏，杨琳与陈云、严朴等同船去苏联，又同坐一个火车包箱前往莫斯科，1938年被陈云派往香港为中共做资金调转、采买物资的工作，是今天著名的香港华润集团的前身“华润公司”的创办人，1960年出任外经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据作者称，他的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听之于其父，有关遵义会议前后的那些内容，就是其父在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里从陈云、严朴处听来的。到达莫斯科后，杨琳在共产国际中共党史研究室工作，接触过一些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往来文件，还亲眼看过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军委召开的几次会议给国际的报告。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在抗战前期的武汉，主要就是1938年，当时杨琳为押运物资并取回黄金，经常往返香港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在中共代表团任职的博古是有机会和住在武汉办事处的杨琳长谈的。
向作者说“私房话”的第二个人是博古的好友潘汉年。作者说，1954年前他多次去上海潘家，有关湘江之战，遵义会议，周、博谈话，博古和潘汉年的关系等内容，都是从潘汉年那儿听来的。
向作者说“私房话”的第三个人是严朴。在中共党史上，严朴知名度不高，此人且于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病逝，其事迹就更少为人所知。1961年，其女严慰冰曾创作出版一部文学剧本《于立鹤》，就是以其父严朴为原型的。文革中，已去世多年的严朴受女婿陆定一和女儿严慰冰的牵连，墓地遭到毁坏。严朴和博古同为无锡人，早年有交往，又和陈云交厚，1935年春离开红军长征队伍前去上海，再与杨琳等同船前往苏联远东边疆区转去莫斯科汇报。作者说，有关中央苏区，宁都会议，九月军委会议，六届五中全会，都是从严朴那儿听到的。
和作者说的最多的还是其父杨琳，在文革中已知不久于世的特殊背景下，杨琳是有可能“放开”对其子说一些历史上的旧事的。当然，所有这些私下说话，在延安整风后都是犯忌的：延安整风之后，由毛与那些不了解苏区历史的笔杆子如陈伯达、胡乔木等共同创造的党史解释成为定论，毛已上升为神，加之不久全国革命胜利，毛的威望如日中天，了解内情的人早都噤口不语，可是这几个人还是敢说，都是有特别原因的。严朴敢说，那是因为身体非常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听的对象又是好友之后；杨琳愿意说，那是在文革中，又是对儿子说；潘汉年则情况特殊，经历过长期的党内斗争且曾遭打击，而且是情报工作负责人的潘汉年怎么会对一个缺少阅历的年轻人谈那么机密的党内历史的秘事？但照此书说法，毛早在1936年就对潘有成见了，那么潘对毛也不会没有看法。潘缺少军队和根据地生活的长期淬炼，对毛之新权威多有隔阂，私下对好友之后说一通，偶犯一些“自由主义”，也不是不可能，这也说明就是在那个时代，毛也不见得能把每个人的嘴都堵上。
由此分析，该书的来源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否是“信史”，还要看有无其他史料佐证，即需要查证作者所说的内容有无直接的或间接的证据，以及有没有提供可资查询的“说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以这个标准看，该书部分章节既有所来源，也得到其他资料的旁证。
例如：关于临时中央财政非常困难，有赖于苏区提供，但苏区金钱支援中央也有限，就有俄国资料的旁证。1932年1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莱谢在给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关于在华工作报告中提到，由于中共“经费困难，党的活动严重瘫痪”。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对莱谢说，1931年9月底或10月初，党从苏区收到1万或1.3万墨西哥元，自那以后，就没钱了。张闻天要莱谢给中共弄钱，甚至提出应从在上海的苏联贸易组织那儿弄些钱。莱谢则要求中国同志“严加节约，以便渡过困难时期”，但是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同志“大手大脚花惯了钱，似乎他们根本不知道没有钱”。为了帮中国同志“维持生计”，莱谢甚至从更加秘密的苏联军事情报部门驻上海人员那儿“借了1500元”，从另一个俄国在华机构的代表那儿“借了1000元”。资料证明，临时中央收到不少从莫斯科转来的钱：1932年4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黄平（沃罗夫斯基）来信，说从1931年9月到年底，上海中央共收到共产国际1.03万美元，1000银两和1000墨西哥元；1932年已收到2.5万美元，包括3月5日收到的1.5万美元。
1932年5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发密电给在上海的苏军情报机构在华人员佐尔格（大名鼎鼎的红色间谍）：1931年12月－1932年1月，给他们转去3万美元转给中共，皮亚特尼茨基查问他们收到多少，确切交给中共多少？然而，1932年3、4月后，中共中央的财经来源确已中断。1932年7月14日、7月2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王明发电报，要求紧急汇钱，称“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有四个月没有收到国际的金钱援助，中央与苏区的交通也中断了，“苏区本身需要经费，因此我们不可能得到苏区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还说，前不久收到的一万美元，都用来救牛兰夫妇了，“我们一点儿也没剩下”。由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囊中空空”，1932年7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再发密电给在上海的佐尔格，要他把收到的2万美元中的1万，“立即转给中国朋友”。以后，共产国际给中共金钱援助就采取更加多样的方式，并采取“专项拨款”的方式来进行，1934年给中共确定的每月预算是7400多美元。
关于“两顶轿子”，也有重要旁证。最近披露的杨尚昆在1986年的回忆就提到“红章纵队”的问题。时任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说：前方的同志叫“红章纵队”为“混账纵队”，“前方有时候要等两三天”才能等上中央纵队，前方同志还责怪“红章纵队”拖垮了部队，造成湘江之战的重大损失。
秦书中关于查田运动毛的“左”，也有杨尚昆和刘英的旁证。杨认为，毛领导的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说她在于都第二次扩红，受毛的直接领导，毛给她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就杀谁。后来又来电话说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才把这些人放了。
虽然该书的一些说法有若干旁证，但总的说来，该书的许多提法和过去传统说法出入太大而证据薄弱。例如：现有不少旁证资料都证实博古中央要把毛留在苏区，不带毛突围，只是因为苏联反对，才允许毛上路。2003年出版的俄罗斯档案也如是说。该资料说：远东局“没有支持中央苏区要对毛泽东及其在江西的拥护者开展‘公开批评’并要把毛泽东派到苏联去的意见”（第246号文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反对这样做（第247号文件）。只是这份俄国资料没有具体说明苏区中央局“要把毛泽东派到苏联去”是在什么时候？从上下文看，似应是博古去苏区不久反罗明路线那个阶段，究竟真相如何，还有待新的证据的出现。
秦书中更有不少内容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地点，例如：第七章中的“季黄冤案和西路军”，作者在“对故事的说明”中说，这是从方华（刘述芳）那儿听到的，而此人是谁？结局怎样？作者并没有交代。有的内容虽是书中首次披露的，如黄超、李特被杀的详情，书中说，张怀礼（原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后在迪化被安排为王明的副官）对李先念说是康生杀黄、李的，可是张怀礼也不在现场，他何以知道？书中还说康生回到延安后向毛汇报此事，毛很满意，那又有何证据？黄超、李特被杀是很大的事件，长久以来没有细节证据，今天作者提出新说，就需提出过硬的资料来源。
作者称，他对“故事”做了整理，连贯，“查了大量党史资料”，“核对日期”（“前言”，页Ⅳ），这本来无可厚非，在口述史上也是需要的，但是过度整理，又会有加工之嫌，两者如何掌握，确是难题。鉴于以上各点，目前似应把此书看为一家之言——有某种特定背景的一家之言，书中存在的不明确或疑点之处，只能录以待考，留待将来中共方面有关档案开放后再加以印证。当然档案也并非只有中共一家，国民党方面也有某些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对了解当年有关博古等情况同样有重要参考作用。 |
发表于 2010-5-17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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