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的史学之路

李旧苗

吴虹飞



    很多人印象中，杨奎松从事的中共党史研究是“敏感领域”。但他很快纠正我们，“今天的中共党史研究，早已经不专属官方御用学者了。普通学者和同学，都是乐于选择的。”
    的确，除了专业的学术发表，今天杨奎松还可以面向大众读者，很坦然地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著述甚多，最新的一本，是《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部从国民党的角度考察两党关系的力作。甫一问世，就引起了众多关注。
    杨奎松是个“学院派”，似乎从不曾参与国内“新左”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论争。但是去年，他接受《南方周末》的访问，就一个颇为耸动的话题，“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分配”谈了自己的思考。结论是，权利平等，才能分配公平。这个，可以当成他对当下中国诸多积弊的一个表态。
    他面容清俊，典型的学者相貌。坐在那里，立刻给周围带来一股沉静的气质，那也许是历经长时间的艰深思考，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但他告诉我们，“就本性，我生性好玩好动，叛逆性强，喜欢直来直去，因此总是容易闯祸和得罪人。我的‘内敛’，可能只是面部肌肉的构造给外人造成的一种假相”。
    他出身优越，长在国家计委机关的大院里。他这个新中国一代人，注定了总要和大历史撞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他经历了，还是个孩子，和父亲一起去了计委“五七”干校。“因为妈妈生怕爸爸不在北京，我会学坏。”他今天都还记得，好多个月里，“每天起早贪黑，跟着原国家计委委员廖季立，把连队的羊群赶到十几公里以外的水库滩地上去放牧”。
    1976年，“天安门事件”，因为一首“黑诗”，他差点被枪毙。那时他已回北京当了工人，和很多激动的人一样，写诗，政治诗，贴到广场上去。在首都体育馆万人大会上，他被北京市公安局长点了名。他的诗，也被收入了黑名单，编号078。后来全国范围内照单抓人，“半夜一点左右，几个警察把我押上吉普车按在后排座位下面，先送到‘炮局’，审讯一周后送回工厂挂上‘现行反革命’牌子公开批斗，再送进半步桥监狱——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王八’楼。”被关押的日子并不难过，他常常乘狱卒不在附近，住单间时在房间里练习打羽毛球的步伐和动作来活动身体，住小间时和邻窗不知名的狱友互相朗诵诗词以解闷。“同牢的一位后来被枪毙的老犯人（35岁）曾断言我肯定会判死刑或枪毙，我也想到过如果杀100个，我这‘078’肯定跑不了，甚至想象过被枪毙的情形。（出来后才听说我的另一首诗干脆被排在‘016’，只是因为当时它和另一个人的另一首诗连成了一体，被公安局误认为是他人的诗了）”。
    他没死成。这一次的经历，让他发现了自己的冷静。“自始至终，我既没有激愤过，也没有掉过眼泪。”今天，他这样回顾自己，“我发现我对被判有期、判死刑并无所谓。这种心态其实一直到今天也都是如此。凡事只看眼前，得过且过，知足长乐，创造并享受，就是我的生活态度”。
    1977年从监狱出来，有了高考的机会。“当时家里商量的也是将来要跟着父亲向经济学方面去发展。”但是头两个政治经济学方向都没有录，他进了第三志愿，历史，中共党史专业。“这个中共党史专业，当时——今天恐怕也一样——并不是史学的一个门类，它完全是一个‘四不像’：既非史学，也非政治学，被划在所谓政治理论专业，毕业时学位证书上却写的是‘法学’学士。”
    于是，这个“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以后会去研究什么学问”，更没准备学历史的人，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他自己解释说，“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党史的学习，使我对许多历史问题发生了兴趣，同时当时条件下大量不顾史实的党史宣教，也刺激了我想要从事中共历史研究的意向”。
    从人民大学毕业，杨奎松找关系进了中央党校的《党史研究》杂志，做编辑。“1982年的时候，那里是最适合我们这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地方。党校历史悠久，又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档案馆是平行单位，久有业务往来，特别适合挖掘中共历史文献资料。”
    整个八十年代，是这个青年学者的养成期。“可以说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面。当时还没有用电脑，全部都用手抄卡片。光是各种资料卡片，就做了万张以上。也没有科研经费一说，编资料集完全是自费，按照全国期刊篇目索引，全国各地所有藏有相关资料的图书馆，无论大小，几乎都跑遍了。那个时候刚刚通过《档案法》，中央档案馆也一度不得不对外开放，我一连跑了几年时间。所有这些基础的资料工作在下一个10年，即1990年代都见了成效。那10年，我从1991年开始，接连出版了6部专著。”
    杨奎松见证了党史研究和史学研究的逐渐融合。“以前，几乎所有历史学研究者都极力避免选择做中共历史方面的研究，根本不相信可以把中共党史研究当成一门学问来做。”现在，他和近现代史其他领域的同行，可以用同一种语言交流。“这是一个巨大的观念性的改变。”
    在他的个人网站上，我们找到了杨奎松教授开给新生的推荐书目。近现代通史类，是这样几本：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费孝通：《乡土中国》。
    记忆中的“八十年代”
    人物周刊：研究历史给您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杨奎松：最初的乐趣是“破案”。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珠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弄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发生的经过情形如何以及原因何在等等，从而揭示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或者被人误读的历史秘密。我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每完成一篇论文，就都会有这样一种成功“破案”的满足感。
    但是，随着自己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和读者、学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直接，我就越发感到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职业的兴趣是远远不够的。我经常和同学们讲“问题意识”的重要性，经常提醒年轻的历史研究者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我今天研究历史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我的每篇文章或每本书，都有相当多的读者，而绝大多数读者都能够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和书，对历史或现实有所反思和警悟。
    人物周刊：出身干部家庭对您的党史研究有什么便利吗？
    杨奎松：出身干部家庭研究党史有一定的好处，就是因为接触这方面的信息早和多，对中共党内的情况相对比距离远的研究者更容易理解，对问题也更敏感。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坐在客厅里，似懂非懂地听父亲和他的同事在家里谈机关和社会上的事情。自我在工厂开始读马列之后，特别是上大学之后，我更是喜欢和父亲讨论，询问各种他所了解的政策演变过程中的原因与背景。至今我们还是会经常交谈这方面的情况。
    人物周刊：能讲讲您记忆中的“八十年代”吗？
    杨奎松：记忆中的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10年。记得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中共党史大讨论，什么意见都有，包括胡乔木在起草新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初期，许多讲法都十分大胆。中央档案馆那时的开放，也是他力推的结果。但严格说来，当时中共党史的研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较深。尤其是在新的决议发表之后，许多已经开始的讨论受到了新的限制。而另一个方面，即对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在那个年代却出现了一个高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开放，国民党史研究顿时成为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许多过去做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学者转去做国民党史研究，一时成绩斐然。只可惜，1990年代初期，风向再转，有人鼓吹“人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说什么前苏联就是修史不善以致灭亡。此说风行一时，影响到档案开放全面倒退，就连国民党的档案也连带挨批。
    传统之断裂，没有什么课能补得回来
    人物周刊：有些人觉得1949年后，我们的许多传统发生了断层。今天在做的很多文化工作，其实是补课性质的。您觉得，在您身上，最大的传统来自哪里？包括为人处世，治学研究等方面。
    杨奎松：这是个重大问题，我虽然不是做文化史研究的，够不上专业，可还是必须要面对和研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读建国前后那些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书信时就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们中许多人在1950年代以前和以后，写信的称谓和格式，出现了极大的改变。以前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称谓，即区别尊卑、长幼、亲疏、大小等种种身份差别的书面敬语，1949年以后几乎不复存在了。大家都逐渐换成了最简化的苏式，“亲爱的××同志”，“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或 “致布礼”）之类。影响到今天，许多年轻学生，连给老师写信时该用“你”还是该用“您”都毫无概念。类似的这种改变，从穿衣戴帽，到言谈举止，到接人待物，到婚丧嫁娶，乃至于到思维方式，几乎都是颠覆性的。我经常想，当我们几十年来堂而皇之地批判所谓“全盘西化”，大谈所谓“中国化”，强调“爱国”和 “民族”的时候，不知有没有人意识到，其实在中国历史上，1949年以后恰恰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
    说到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种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空间里的中国人，都无法不受到这种传统断裂的冲击和影响。而旧的传统一旦丧失，新的观念习俗就会渗入到人们的血液之中，怕是没有什么课能够补得回来的。传统何以会断裂？说起来也很简单。那些在今天人们看来的繁文缛节，说到底都是富裕人家才会去讲究的东西，穷人家多半是没条件去学的。孔子所谓“仓禀足而知礼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1949年以后，过去的富裕人家及其文化人不再主导这个社会，甚至成为被压制的对象了，依附在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连同他们的阶级出身一起，被当成脏水一道泼掉了。
    我唯一觉得庆幸的是，我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却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还保留了某些传统礼俗的家庭里面。我很清楚地记得，从小外婆就手把手地教我和妹妹吃饭前如何摆筷子，每个人的座位应该在哪儿。摆筷子时两支筷子应当并拢摆齐，筷子尖应当冲里。吃饭时人再小也要把碗端起来吃，夹菜碗里的菜不能去乱翻，更不能挑里面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来吃，只能从面上夹；还不要把筷子伸到菜碗的另一侧去，只应当夹菜碗朝着自己一侧的那部分菜。嚼饭菜的时候还要把嘴闭起来，不能张着嘴叭唧叭唧弄出声来……说到这些家教对我的影响，只有两个字：“规矩”。我估计这辈子也做不到“从心所欲”了，但我自信“知天命”且“耳顺”，加上懂规矩则早且久矣。这个规矩不是指那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而是指传统中国人做人的基本标准，即谨守本份，知足长乐。从做学问的角度，就是不急功近利，不掠人之美，不做违心之论，不弄虚作假，一步一个脚印地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人物周刊：九十年代初，有过一阵短暂的党史热，就是在那时候，叶永烈写了大量的传记作品。您对那次社会性的党史热有何评价？
    杨奎松：严格说来，那时热的并不是中共党史，而是领袖、名人的故事热。这也是传记文学作品大量出现的一个原因。叶永烈作品的长处，和稍早前权延赤的一样，主要在他们做了大量的口述史。对于口述史的重视，史学界是直到1990年代末才逐渐开始的，而叶永烈、权延赤他们在这方面明显地走在了前面。因为重视口述史，他们的作品中就有很多在文献史料当中看不到的活生生的历史细节。即使像我这样专业的研究者，也会买一些他们的书来读。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者，更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因而他们写领袖故事，只是着眼于歌功颂德，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进程的把握，通常也只是人云亦云。前人研究的不足和偏颇，自然也就会体现在他们的书里。
    伪造的文献也有价值
    人物周刊：大陆以外党史文献的真伪和质量究竟是怎么样的？今天海外党史研究的状况如何？
    杨奎松：任何历史文献都不存在所谓质量的问题。只要你能确定它是历史文献，它就有其价值。即使是历史上某一方所伪造的文献，也一定有其值得去研究的价值所在。其实，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受到某一集团高度控制的社会里，人们所能看到的文献永远都是片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外部任何一种哪怕是用来暴露这种控制的荒谬性的资料的出版，虽然其同样片面，却必定会有其价值。因为当你既看到这边公布的文献资料，又看到那边开放的文献资料之后，你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比较。有比较就有鉴别，有比较也才有分析，所谓质量也就存在于其中了。
    所谓海外党史研究，在今天来谈它们，多少会给人以昨日黄花的感觉。在1970年代，乃至于1980年代初，我们还可以说海外存在着“中共党史研究”。自1980年代初期以后，这样的情况早已逐渐消失了。无论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过去那些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基本上都已经改行了。我和日本目前还在继续坚持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开玩笑说：你们比日本的大熊猫还要珍贵。很显然，今天和二三十年前相比，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可以用于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献资料不知丰富了多少倍。
    人物周刊：您对旅英学者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有何评价？这本书某些方面对毛泽东的评论几近“恶毒”，在西方影响很大。作者本人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该书在学术界有何评论时，不无遗憾地说她几乎没有看到来自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您是否觉得有必要说两句。
    杨奎松：坦率地说，我和张戎比较熟。她写书的4年时间里每年都会来大陆一两次，几乎都会找我询问一些史实方面的问题。我对她那本在欧洲得奖的《鸿》很感兴趣，知道她是在写一本有关毛泽东的历史“小说”。因此，我对她的问题几乎是有问必答。她在书末也注明采访过我。但奇怪的是，她书出之后再没有来找过我，不仅没有送书给我，连封信也没写来过，更不用说询问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的意见了。这说明，她是知道我们的基本态度的。
    就张书而言，我在网站上对关心此书的网友有过一个简单的答复。大致如下：首先，张的书值得一看。从批判的角度，把毛妖魔化的书其实有的是，只不过过去大多数都是台湾学者或海外国民党的同情者写的，而且真正在史料上去下功夫的书不多。张不仅“长在红旗下”，而且是干部子弟，对中共历史自然会有不同于台湾和海外学者的深切了解和体会。特别是张与她的丈夫花10年左右的时间，在世界各国广泛查找历史档案文献，对相当多亲历者进行访谈，获得了大量史料，也揭示了不少新的史实，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看法。这些，使得该书在史实方面的颠覆性远比以往那些更具冲击力。只看大陆出版的片面捧毛的书，而不读这种有较大冲击力的批毛的书，一旦有朝一日读到，难免会从根本上怀疑自己过去所得到的历史教育全是骗人。因此，我是主张要更多地广泛阅读各种不同观点和不同说法的历史书的。多读这些书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断那些靠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胡编乱造来挣钱的书商们的财路，让更多基于学术研究的客观谈论毛生平史实的著作成为读者的需要。
    当然，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张的这本书是有其严重的弱点的。作者缺乏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主观色彩过于强烈，不知道围绕着诸如毛的重要生平及史实问题，凡出新论，不能简单地自说自话，非做严格的考据工夫不可。张确实挖掘到了相当多的史料，但只要预先将毛在内心中定性为恶，再多的史料在其眼中，也只会从恶的方面来理解和解读，而难以被客观地运用。这样的情况充斥于全书的绝大部分章节，这可以说是该书最为失败之处。
    人物周刊：这本书在台湾掀起了很大的风波。因为她在书中暗指胡宗南是中共卧底，引起了胡的后人的抗议。这种距离当今很近的历史，难免涉及一些在世的人物，您的写作遇到过类似的困惑吗？
    杨奎松：研究现代历史，要想完全避免类似的纠纷，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我研究的基本上是纯粹的公众人物，来自家属或后人的纠缠还没有遇到过。但是，因为客观地讨论公众人物的得失功过而得罪崇拜者，以至于影响到个别部门负责人借机把我列入他们那里禁发文章的黑名单，甚至讲我为“坏人”的情况，倒是有幸经历并且还在经历之中。
    荒唐的“必要之恶”
    人物周刊：现在有一种新的思路，就是认为，现代史上一些不幸和曲折，只是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必要的恶”。因为除此，就无法完成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杨奎松：这是什么新的思路？！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当年哪个不是这样的思路？凡主张革命者，都认为自己为的是国家或人民的利益。任何反对其革命者，都必定是其革命要压迫、肃清甚至消灭的对象。没有哪个有良知的年轻人天生愿意去行镇压或杀戮之事，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但是，为了国家，或为了人民，如同1921年因发动改良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终于下决心转向革命的毛泽东所言：这实在“是无可如何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放着更好的方法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但是，第一，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任何人都难免会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逐渐地不再把逆我者视为同类，从而逐渐不再视恐怖为恐怖，直至把恶视为最大之善。
    想当年1947年土改时，《东北日报》就公开报道松江省委书记的讲话称：农民对地主的打击处置不要受任何条文的限制和约束，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仅1947年一年中共北方根据地土改运动，被打杀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就高达到25万人之众。虽然1948年中共中央紧急纠偏，加以制止，但死人不能复生，这里有多少是“必要的恶”，有多少是不必要之恶呢？想来一望即知。然而从早年“富田事变”，到鄂豫皖“肃反”，到延安“整风”中“审干运动”，到1947年土改“左倾”，到1957年“反右”，到1959年“反右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不算其他各种运动，不断制造此种不必要之恶已成惯性，愈演愈烈，了无底止，这难道还不足以令人质疑此种逻辑之荒谬？
    不仅如此，所谓“必要之恶”的逻辑中，最让人不可接受的，就是其中全无人性和人道的观念。好像相对于国家、民族而言，构成国家、民族的单个的人无关紧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该牺牲的就应牺牲，不应有任何怜悯之情，不能存任何妇人之仁。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种逻辑的主张者，同样也必定是新的阶级论或种姓论的赞同者。在他们的观念中，凡不赞同他们主张者，即非我族类。既然非我族类，也就无所谓这类人的权利和感受。换言之，在他们的观念中，从来没有“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与意识，更不懂得当今社会中的人，其实首先是毫无区别的同样的有生命的人，然后才是张三、李四，才有其地域、阶级、民族和国家等种种属性。没有任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后天的属性，去剥夺他人生而为人的各种基本权利，包括他坚持异议的权利。如今，我们连牺牲环境来求发展的逻辑都已经否定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以牺牲人的自由和生命为代价的这种“必要之恶”的荒唐逻辑呢？
    人物周刊：大概是2003年，网络上开始流传《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大家都在猜测这个对谈录的作者，您是圈内人，您大概知道吧？
    杨奎松：我看过你说的对谈录的很少部分，他们的讨论有他们的独到之处。据我所知，两个“局外人”都是理工科出身，年岁也比我小。以理工科的背景，如此热心于讨论中共党史问题，专业不专业其实并不重要，至少在我的观点看，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不知道，如今年轻的理工科学生，还会不会有人有如此的热心和执着？他们讨论中共党史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希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找其自身的逻辑与线索，尝试着为今后中国的发展探求其内在的规律。要知道，根据我对这十几年来毕业的理工科学生的了解，有如此宏大志向的学生，早已不复存在了。因此，他们的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不是共产党的问题，是中国人的高度务实
    人物周刊：历史上，中共有很多次及时调整战略，改弦更张，实现自我更新的经历。您觉得中共的转型能力来自何处？对于眼下这次，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您乐观吗？
    杨奎松：你说的很多“及时”，其实里面有很多偶然，也有很多特定的机遇，并不完全是中共自身所能决定的。比如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如果毛泽东再多活10年，哪怕是5年，还有可能吗？很多机会或机遇一旦失去，即使你有了调整的可能，也未必能够成功。当然，我同意，中共的这些改弦更张，也并非都是偶然因素或某种机遇在起作用，这里面也有中共自身的转型能力起作用。这种能力是什么呢？依我看，就是中国人的高度务实性。这不是共产党的问题。前苏联也是共产党当政，为什么转型就转不过来？因为俄国人就其民族性而言，远没有中国人那样务实。中共为什么每到共产主义实行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及时转型，就是因为中国人具有这种极强的务实特性，不会撞了南墙还不回头。当然，务实归务实，具体到不同的领导人，也还是会有务实程度的不同。毛泽东太过理想，再加上人到晚年更加固执，要他像邓小平那样务实，转变那样彻底，难。
    关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从1990年代就开始提了，也一直在做。到现在你还在提这样的问题，可见在很多人眼里，这个转变还远未完成。因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本质区别在于，革命党是为革命而存在的，它始终相信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因而始终相信必须为巩固政权而战；而执政党则是为管理和服务社会与国家而存在的，它只有追求更好的管理和服务，才能确立它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它不会把自己执政与否看成是自己的生死问题。显然，要真正完成这样一种转变，远非那样简单。
    人物周刊：您是否认为，近代中国一直没有解决一个政治正当性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是以武装、暴力站住阵脚。邓野先生的《从一党训政到联合政府》似乎讲的就是这种困境。
    杨奎松：说起来，中国当年的这种情况，很像当今许多部落或族群冲突严重的非洲国家。那里也有中央政府，但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暴力冲突。双方都据有武装，而且各自有各自的群众基础。只不过，当年的中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党派情结，或省籍情结而已。就当今非洲那些内部冲突的国家而言，是否真的存在什么客观的政治正当性或政治合法性问题呢。我看未必。在这个族群中是正当的东西，在那个族群看来却未必是正当的。政治正当性也好，政治合法性也好，其实都需要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做基础。近代中国因为没有这样一种基础，或在国际大环境下只是被迫制造出这样一种表面的形式。枪杆子的问题没有解决，也就不可能提供一个解决政治正当性问题的社会条件。
    人物周刊：所谓鉴往知今，今天的社会变化如此剧烈，您觉得这句老话还有它原有的价值吗？历史学家除了重现过去本身，对一个社群、对一个民族，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杨奎松：说如今社会变化剧烈，恐怕只是就它的表象而言。中国社会许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环境方面的固疾，其实上千年来并无多少改变。即使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相比，好像变化剧烈，但影响左右我们生活，乃至命运的许多东西，也依旧在那里起作用，未必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
    我们如何知道，过去所发生过的许多情况，今后就一定不会再发生了呢？举一个例子，今天各级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程度，无疑是很严重的。因此，推崇建国初期“三反”运动，希望再来一次群众运动彻底惩治贪污腐败的网友和民众，人数众多。如果某些决策者不了解“三反”运动之类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种种内幕及其严重危害性，而是一味地相信众多教科书和相关著作里众口一词的高度评价，谁能保证他们有朝一日逼不得已，不会再来这样一场运动呢？
    对于今天中国的现代史研究者而言，绝不能简单地满足于重现或重构过去本身。我们这个社会，始终反反复复，在艰难之中前进。置身于此，历史学家尤其应当对创建一个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注重人性和人道的文明社会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为此，我们需要做的历史重现和历史解释，以便激发更多人反思和警醒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只靠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多一个人明白“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多一个人明白“必要的恶”的逻辑之可怕，就多一份建构中国未来文明社会的力量，中国就会多一分和谐与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