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陶东风：公共评论与我的博客写作

周泽雄

从2006年2月开博到现在，我的博客写作已经走过了整整4年的历程。这些陆续发布的博文大致可以归入两类，一类是我的时政评论文字，一类是我的摄影作品。在这里我要谈的是前一类。

如果要我一个词概括我的时政评论的特点，我会选择“公共性”；如果要我一个词概括我作为时政评论作者的角色，我会选择“公共知识分子”。

并不是所有写作与文体都有同样程度的公共性，最能够体现公共性的文体，是政评论文，即英文所谓essay。时政评论文章往往能够及时抓住当下中国社会的各种公共问题迅速作出评论。在写作这些博客文字的时候，我希望它们主题严肃，不花哨，文风犀利而又平实，力求深刻但不故作高深。

公共领域离不开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则离不开公众，它传达的是公众而不是专家的声音。或者说，在公共舆论领域，专家的身份也只是一个公众。公共领域是公众就公共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的的交往-对话空间。这样的对话既不是私人之间的隐私交换，也不是高度专业化的圈子内交谈，而是一般公民都能参加的自由讨论：论题宽泛，形式多样，但要尊重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的结构时，指出公共领域的构成因素是有主体性的私人，其所从事的活动是政治讨论，而其讨论的手段则是公开而理性的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载体之一，就是18世纪各种报刊杂志上的评论文章。而在今天，我觉得最适合我的公共写作就是博客写作。在博客写作中，我不把自己作为一个文艺学的专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从来不以为自己在博客中表达的是所谓专家的看法。

相比于其他文体，时政评论可能是公共舆论的最佳载体。它谈论的话题是面向大众的公共问题而不是面向小圈子的专业问题，它的谈论方式和话语类型也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不像学术论文那样高度专业化。学术论文的表述方式带有强烈的专业性或排他性，其话语类型更加理性，其表述有很强的逻辑性，它力图通过严密系统的论证迫使读者服从其结论。相比之下，时政评论就显得不那么专断，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它更带随感色彩，灵活多变，不那么咄咄逼人。更加重要的是，它是对话性、商谈性的，而不是独白式、命令式的，这使得它不同于在我国曾经风行的那种以“绝对真理”发布者自居的、面目可憎的、独白式的“社论”。这种社论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或上下互动的。博客写作最能够体现这种互动性，我的很多文章后面也常常跟了一大堆的评论，我很珍惜这些评论，尽管其中不乏不文明的人身攻击，甚至有不堪入耳的谩骂叫嚣，我一般不做删除。它未成不是勘测当代中国语言环境和人际交往水平的一个窗口。

我的意思是：我很珍惜我博客中的这些评论文章及其公共意义，恰恰因为它所传达的不是所谓神圣不可怀疑的“绝对真理”，恰恰相反，其公共意义恰恰表现在它所发布是属于凡夫俗子皆可置喙、可商讨的“意见”，而不是只能顶礼膜拜的“神圣真理”“最高指示”。简言之，它是意见的集散地而不是真理的发布场。

阿伦特在《真理与政治》等文章中区分了“真理”（truth）与“意见”（opinion）。她认为，在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唯理主义传统中，所谓“真理”本质上是强制性的，而“意见”则不同。与经过哲学家理性阐释、富有逻辑性和连贯性的哲学“真理”不同，“意见”具有突出的非逻辑性，它是普通人的自发感受和想法，是复数的，可以讨论的。“真理”的逻辑性包含了一致性甚至强制性，而“意见”则保持了对话性和开放性，容忍差异性。“真理”所依凭的演绎推理在逻辑思维框架内展开，它与教条以及意识形态很接近，没有逃逸和讨论的余地。柏拉图就认为，“真理既不能在许多人中间获得也不能在许多人中间交流。”所以哲学家从不考虑复数性问题。

阿伦特主要是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中思考真理问题，对“哲学真理”的怀疑渗透在阿伦特的所有政治学著作中。她认为真理特别不适合于政治的领域，“绝对真理”、“系统的真理”等都是对政治自由的威胁，因为它没有为人的差异性留下空间。阿伦特认为，历史上真理和政治之间的冲突起源于两种正好相反的生活方式，即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和公民的生活方式的冲突。公民拥有的是意见，是对于不断变化的人类事务的不断变化的反应，它也与人类事务领域一样不稳定；而哲学家的真理则追求稳定性、绝对性。阿伦特认为，柏拉图等哲学家一直把哲学家的“真理”和公民的“意见”对立起来，试图从哲学真理中引伸出赋予人类事务（政治）以“稳定性”的“理性原则”。他们贬低意见，把意见等同于零碎的胡思乱想。

“意见”和“真理”的这种紧张和冲突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在阿伦特看来，是意见而不是真理才是政治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意见”的特点是多元、充满差异并指向交往，这不正是政治的特点么？政治领域本来就是“意见”的领域，政治领域的最高原则就是公共性原则，而公共性的核心就是复数性和多元性。柏拉图要把“意见”逐出政治领域，认为应该让“绝对真理”来统治政治领域，让哲学家成为哲学王，这无异于消灭了政治领域，也就是公共领域。

西方哲学史上因为迷信理性真理而走向极权主义的哲学家不在少数（阿伦特举的例子是斯宾诺莎），这使阿伦特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除了阿伦特外，哈耶克、波普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曾经系统清理过理性主义滑向专制极权主义的危险性。

被阿伦特引为知己和同道的西方哲学家康德说：“那剥夺了人公开地交流他的思想的自由的外部力量，同时也就剥夺了他的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思想的自由离不开交流的自由，思想的正确性也是如此。正如阿伦特说的：“我们的思想的‘正确性’的唯一保证在于：我们好像是与其他人生活在共同体里，我们向这些人交流我们的思想，正如他们向我们交流他们的思想。”人的理性，包括哲学家的理性，本质上都是容易犯错的，必须在其“公共的使用”得到检验。我想狂妄地说一句：我就是把博客当成把自己的知识和理性付诸“公共使用”的空间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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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295

定位准确，态度平时！
顶一个！！！

周泽雄

我觉得陶东风先生说得很坦率，也有说服力。
但根据他的说法，他把自己定位成“公共知识分子”就不太妥切，他谈论的更像是一种公民批评。

嗜睡如归

要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才能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以为：）

周泽雄

要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才能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以为：）
嗜睡如归 发表于 2010-5-22 11:47

我觉得，这里有几种评价或判断法，有内在的标准和外在的影响之分。
存在两种类型：一位作者频频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哪怕他表达意见的方式很不“知识分子”，但如果影响很大，也可能被视为公共知识分子。
另一种人，时刻用公共知识分子的经典标准来要求自己，从内在角度看也更符合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但如果影响不大，他还是很难被视为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读者，我们更愿意视哪种人为公共知识分子呢？
话说回来，一个缺乏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又是反讽的。既然你是在谈论公共话题而非书斋问学，换言之这是一个容不得清高的入世之学，那么，追求影响力就是正当的事。
所以，理想方式是：用最符合知识分子标准的方式来介入公共事务并获得广泛影响，就是一流的公共知识分子。
陶东风先生的文章主要是用以自律的，他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于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视为一种责任和担当。至于是否获得影响，在该文的语境里，不妨视为身外之事。毕竟，影响也有缘份，为了扩大影响力而一味制造话题，又与知识分子的本分相违。

嗜睡如归

5# 周泽雄
嗯嗯嗯，聆听周先生教诲。

周泽雄

6# 嗜睡如归
哪敢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