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那些姓刘的匈奴

一

刘渊的生年不详，但大抵是在曹魏嘉平年间（公元249年～254年）。到了魏元帝咸熙时（264～265），刘渊作为任子到了洛阳。也就是说，此时他的年纪，最大不超过十五周岁，最小则才刚刚十岁。
这差不多是出国留学的中学生的年纪。和现在很多即将远行的孩子们一样，刘渊到洛阳去，要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尽管没有去过那里，但通过其他途径，一个大概的认识，还是有的。
刘渊是匈奴左部帅刘豹的儿子。这一支匈奴在东汉光武帝的时候迁到长城以南，生活在晋阳附近的汾涧之滨，到曹操时被分割为五部。因为他们的远祖冒顿单于娶了汉高祖刘邦的宗女，又曾与刘邦约为兄弟，所以就改姓了刘氏。这样，和汉人交际的时候多少会方便一些。匈奴人在这里势力很大，所以并州的门阀大抵希望能和他们建立起一种伙伴合作关系。当地最大的家族太原王氏，就一直把刘渊视为重要的朋友。后来，这个家族的嫡宗王浑、王济父子，都曾多次向皇帝推荐刘渊，或者为他辩护。
所以，刘渊熟悉汉人，事实上，他接受的就是汉文化的正统教育。很小的时候，刘渊就能相当到位的实践汉人那种略显夸张的孝道，他在母亲的丧礼上表现，得到过汉族高级士人的称道。然后，刘渊学习过好几部儒家经典。——这可能会导致他到洛阳后略有失落，因为在那里，这些名义上保持着神圣性的典籍早已经不时兴了。在洛阳还谈论这些，就好像在巴黎的贵族沙龙里，却一丝不苟的穿着那些大众名牌一样。
秉承着匈奴人的粗犷尚武的习性，刘渊还是对和战争有关的书籍更感兴趣。他喜欢阅读孙吴兵法，还有《左氏春秋》（《左传》历来是被很多人当兵书来读的）。他曾经对同学谈论过自己的理想：“随何、陆贾不会统兵，周勃、灌婴不懂治国，我常常为此而感到羞愧。前者在汉高祖的时代却不能建立封侯的业绩，后者遇到了汉文帝却不能振兴礼乐教化，难道不可惜吗？”
在洛阳的期间，有两次，刘渊有过实践自己军事梦想的机会。晋武帝的女婿王济推荐刘渊去指挥灭吴的战争，关陇地区发生树机能的叛乱时，再度有人提议，临时授予刘渊将军的职务，让他率领匈奴士兵前去敉平。这两个设想都很快被否决，理由是同一个，晋政府不可能对一个匈奴人感到放心。
以上事件可以被作为种族歧视的证据。但是另一面说，这样的建议能够被提交到晋武帝面前认真讨论，恰恰也可以说明歧视并不极端。这可能造成刘渊对某些具体的人产生怨愤，但对汉民族本身，他没什么敌意。少年刘渊到了洛阳，之后他在这里生活了至少十五年。这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日后回想起来，多半注定会有一种亲切而感伤的情愫。洛阳城里最精致的汉文化的氛围在刘渊身上，会打下深深的烙印。

同样的感受，可能也存在于刘渊的儿子刘聪身上。除了和父亲一样博览经史之外，刘聪还擅长写草书和隶书，文章做得也不坏。如果说，这个评价可能是史官的谀辞，那么不容否认的是，年轻时代的刘聪写作了一百多首的抒情诗，以及赋、颂之类的作品五十余篇。仅从这个数量上，也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热情。
刘聪来到洛阳时，年纪一样不足二十岁。和父亲相比，他受到的待遇更像一个明星，——京师的名士无不和他结交，张华、乐广这样的舆论领袖都给他特出的评价。一次，刘聪和王济一起去拜访豫章王司马炽，即后来的晋怀帝。司马炽见到刘聪，说出久闻大名的话来。宾主双方交流了文学上的心得之后，开始比赛射箭，结果是刘聪得十二筹，而王济和司马炽都只有九筹。就这个结果看，这次较量没有因为身份尊卑而弄虚作假，是几个年轻人之间真正的体育竞技。
而当时大多数匈奴人，对汉人打交道时的感受，则要糟糕得多。

二

问题的源头要上溯得很远。新莽时期和东汉初年，中原大乱，大量匈奴人趁机内迁。等到汉光武帝大抵平定了天下之后，他本来有机会将这些匈奴人全部赶走，事实上，他手下一些好战的将军正是打算这么干的。但是光武帝考虑到到当时天下疲敝，于是下诏说：“如果动员天下一半的力量，就确实能够消灭这个大敌，难道不是我最大的心愿吗？但要是时机未到，那就还是与民休息吧。”
看来，汉光武是想把问题留给子孙后代。但糟糕的是，即使子孙后代真的比我们更高明，积重难返的处境里，他们要面对的困难也比我们要大得多。
剑桥中国史的作者说道：“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期间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许属于中国历史中最坏的一个。”
直觉上，会觉得这个西方人有一点危言耸听。第一，即使赶走了匈奴人，同一时期大量涌入的羌人、氐人也会造成同样的麻烦；第二，如果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问题，这本来可以都不是问题。
但问题恰恰在于，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既然朝廷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考评体系，那官员们重视的，便永远是字面上的政绩，而不是现实的民生。所以他们很少会认真考虑，该给自己和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之间的关系怎样一个定位。而政府的小官吏乃至于一般汉族群众，也乐于对胡人进行讹诈乃至赤裸裸的侵夺。因为言语不通，胡人们没有能力把自己所受的冤屈向上反映。历史总是这样，直到大动乱最终发生之前，人们总是认为压迫行为是十分安全的。
当然，也不乏乐于对胡人表示亲善的汉人，但那几乎都是些唯恐天下不乱之徒。和政府希望他们做的相反，为了发泄自己对处境的不满，他们煽动胡人暴动甚至叛乱。
这样的事件贯穿了后汉、三国的历史。到了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太子洗马江统奏上一道表章，即著名的《徙戎论》。江统对胡人充满敌意，但是他也承认错误多少在汉人一方，“士人百姓习以为常，玩忽对待，经常欺负他们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江统对少数民族可能酿成的祸乱忧心忡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设想是，发给他们路上的口粮，把关中的胡人全部迁回他们的故土。这方面，江统是典型的文人，没有进行成本核算的能力。现在早已经不是光武帝时代，这些人在这里时间最长的，已经定居了差不多三百年。就凭一点口粮而不给拆迁补偿，显然无法打发。何况，根据晋政府的运作能力，就是这一点口粮能否确保发到胡人手里，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将要面对的不是一两个钉子户，而是人数达五十万之众，男子随时可以全部变为骁勇善战的士兵的匈奴和羌、氐民族，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朝廷拒绝了江统的提议。之后不到十年，戎狄乱华的事情果然发生。当时的人都佩服江统的远见卓识。但其实，如果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也许不过是将惨祸再提前个几年而已。

三

被授予兵权的提议第二次被否决后，刘渊表现出来的情绪相当激动。在一个公开场合，他称自己“本无宦情”，——这句话差不多是当时热爱玄学的官僚的口头禅，这也可算刘渊融入了洛阳环境的证据之一——又说自己已经有死在洛阳的打算。这句话差点为他真的召来杀身之祸，齐王司马攸因此向晋武帝进言说，不除掉刘渊的话，并州迟早将不得安宁。这个细节未必可靠，因为史书作者热衷于找人来说些精准异常的预言，而司马攸是当时晋王室中唯一让人感觉舒服一点的人。当然，即使此事是真的，晋武帝没有因此把刘渊怎么样，也不出意外。
刘渊显然有点过于悲观。事实上不久后刘渊的父亲去世，他就回到并州接任了左部帅的位置。到太康十年（289年）以后，刘渊被任命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换句话说，他对匈奴人的领导权大体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这期间，他除了在五部匈奴中取得崇高的威望之外，也使得“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从游焉”。到元康（291～299年）末年，刘渊因部落中有人叛逃出塞而被免官，但旋即，居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又起用了他，于是刘渊就又到了邺城。
这时司马家的王爷们已经打得天翻地覆，并且都开始尝试动用胡人的力量。成都王颖想到即将面对乌桓、鲜卑骑兵的攻击，感到恐惧，于是刘渊向他建议说：“现在二镇强盛，有众十万，恐怕宿卫军队及邺城附近的士庶难以抵御，我愿意为殿下回到并州，游说五部匈奴，以赴国难。”
短暂的犹豫之后，成都王颖同意了。
在此之前，并州的匈奴人已经开始谋划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发动叛乱。他们派人来接刘渊回去，当时成都王颖没有同意，刘渊便让来人先回并州，组织力量以声援成都王颖的名义起兵。史书评论道，“这实际上是对成都王的背叛”。
刘渊的谋划主要是在为自己考虑，这没有疑问。但大体上，他的所作所为也没什么对不住司马颖的地方。临行前，刘渊叮嘱司马颖不要放弃邺城，那样即使到了洛阳，政治影响力也将丧失殆尽。司马颖没有听从，而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刘渊所言不虚。乃至于司马颖已经失利之后，刘渊仍然按照承诺发兵救援，派遣步骑二万，准备向鲜卑人发动攻击。
这个决定在匈奴人内部引起激烈的辩论。刘渊的从祖，一直极力支持他起事的左贤王刘宣这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晋人无道，把我们像奴隶一样看待。现在司马家的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这是上天已经放弃了他们，而让我们兴复呼韩邪单于的业绩。鲜卑、乌桓是我们的同类，可以作为后援，怎么能攻打他们呢？”
当初，南北匈奴分裂，衰落之后有总数约十余万落[1]的北匈奴从此自称鲜卑。所以，刘宣称鲜卑为同类，不仅是出于少数民族之间的亲近感，而是有坚实的依据的。但是，刘渊仍然反对这个意见。也许在他看来，和汉化程度更浅的鲜卑人合作，那也就更明确了自己胡人领袖的身份。刘渊说：“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他想做的是大禹王、周文王那样的人物，以戎夷的身份，却能使天下归心。当然，刘渊也清楚，匈奴人的身份会使汉人接受自己的时候会有点困难。于是刘渊想到，昔日汉王朝的荣光在当时人的心中，还有重大的影响力。
永兴元年（304年），刘渊于左国城南郊设坛，即汉王位。在刘渊和他的拥戴者眼里，这一时刻自然是无比庄严的。刘渊发布了长篇诏令，其中完整的回顾了西汉、东汉以及蜀汉的历史。他歌颂了刘邦、刘秀等英明帝王的业绩，感叹后主刘禅所遭受的窘迫和屈辱。最后，刘渊指出，现在上天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为降临到汉朝身上的灾难感到后悔。
所以，洗雪耻辱的重任，当然就落到了他这个汉朝外甥的肩上。刘渊追认刘禅为孝怀皇帝。在洛阳的时候，刘渊也许曾从安乐公刘禅的宅第附近经过，至于他那时的心情，则当然不得而知。

四

事实证明，刘渊“崇冈峻阜”的政治蓝图完全与他可以动员的力量脱节。至少，匈奴士兵“毒于骨髓”的仇恨，没有办法克制住不发作出来。一次战役中，将军刘景将把三万多男女百姓沉入了黄河，刘渊听说后大怒，他说：“刘景还有什么脸面再来见朕！天道难道能容忍这种行为？我所想要消灭的，只是司马氏家族罢了，普通民众又有什么罪？”
这种愤怒很可能是真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刘渊不能不尊重族人的兽性和报复心理。所以他所做的处理，仅仅是将刘景由灭晋大将军降职为平虏将军。那么理所当然的，类似的事件也就不能不一再发生。而既然匈奴人不收起屠刀，刘渊为汉报仇的宣言，听到汉人耳朵里，自然也就是一个毫无欺骗性的谎言，汉政权完全没有可能真正得到多数汉人的拥戴。
永嘉四年（310年），称帝还不足三年的刘渊去世。临终前，除了让太子刘和即位外，刘渊还委任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这是实行胡汉分治的一个标志，当然，也标志着刘渊对做夏禹或者周文王，已经完全绝望。

刘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拥兵十万屯于京师近郊。他和新即位的太子将发生矛盾倒也毫不稀奇。刘渊尚未殡葬，斗争即已展开。结果是刘和被杀，刘聪登上了皇帝位。这场胜利来得十分轻易，对汉国的实力没有构成什么影响，所以就在第二年，刘聪继续对晋政府发动攻势，并最终攻下了洛阳，俘获了晋怀帝司马炽。
怀帝被带到了刘聪面前。前面提到过，当初刘聪在洛阳时，曾与还是亲王身份的司马炽有过一些交往。故旧重逢，作为绝对优势的一方，刘聪并不想显得盛气凌人，他用一种拉家常的方式，提起了一些往事，又问：“这些，爱卿你还记得吗？”
怀帝说：“臣怎么敢忘记呢？只遗憾当时没有早识龙颜。”
刘聪又问：“你家的亲骨肉，为什么互相残杀到这个地步？”
怀帝回答说：“大汉将应天受命，所以我们自相驱赶杀戮，正是替陛下扫清道路。这是天意，不是人所能决定的。再说，如果我家能够尊奉武皇帝的基业，九族和睦相处，陛下哪里还能得到天下呢？”
这番话让刘聪听得很高兴，他甚至因此把自己的一个宠妃赐给了司马炽。但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为了卖弄自己的成功，刘聪还是忍不住要羞辱一下这个会说话的老朋友。他让司马炽传上僮仆的青衣，给群臣巡行酌酒劝饮。很多晋的旧臣见此情形，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些眼泪让刘聪觉得不安全，自己胜利者的优势仿佛也并不那么可靠了。于是刘聪就把怀帝鸩杀了。
三年多之后，晋愍帝司马邺的命运几乎一模一样。他也做了刘聪的俘虏，刘聪起先也不想杀他，但最终他也死于怀念晋室的人们的眼泪。一次刘聪出猎，让司马邺手持画戟为先导。人们指着司马邺的背影说：“这就是过去长安城里的天子。”然后，遗老们开始潸然泪下。
杀死两个晋朝皇帝的时候，刘聪心头多半也阴云笼罩。在很多方面，不管他汉化得已经有多么深，他终究得不到汉人真正的拥戴。也许他有预感，自己这个汉政权维持不了多久。对现实世界的不安转化成对另一个世界的期待。据说，刘聪的一个儿子曾经死而复生，他告诉刘聪，在这个过程里，他到不周山上见到了刘渊。刘渊说，有一个叫遮须夷的国家，正在等待着刘聪去做那里的君主。
临终之前，刘聪不断听到鬼魂的哭泣声，而那个早已死去的儿子，也在光天化日下出现。对此，刘聪没有感到害怕，他说：
“这孩子是来接我的吧。想不到死后真的有神灵存在，这样的话，我不为死而悲哀了。”

五

刘聪一共在位九年。当上皇帝之后，他的生活很快腐化。长年在外征战，先后打下洛阳、长安的，是他的堂兄弟刘曜。尽管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但刘曜并不像是一个高明的将军，因为他打过的败仗几乎一样多。
不过也应该考虑到，很多时候刘曜是在没有封赏，乃至缺乏补给的情况下作战的，他要保证士气实在非常困难。因为刘聪沉溺于酒色之中，实际上操纵朝政的是一些宦官。于是“军旅岁起，将士无钱帛之赏，而后宫之家赐及僮仆，动至千万。”
君主荒淫，阉竖乱国，奸佞挑拨离间，忠良苦谏之后或者被杀，或含愤而死……同样的故事历史上早已反复上演过多次，并且仍将不断涌现，只是演员姓名不同而已。在汉政权里，要说有什么显得有点特殊的人物，那应该是靳准。
当初，刘聪篡位后，因为自己不是刘渊的嫡子，就立了一个具有嫡子身份的皇太弟刘乂。至于刘聪的内心，当然还是希望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刘粲，于是就不可避免的埋下了隐患。靳氏家族似乎有出美女的传统，靳准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刘聪本人，一个女儿是刘粲的正妻，还有一个堂妹是皇太弟刘乂的妾。但是，刘乂把这个妾给杀了，而且出口不逊，于是靳准就站到了刘粲一边。
靳准设计了一系列的阴谋，杀害了大批正直的大臣，并最终陷害了皇太弟刘乂。因此被坑杀的人数达一万五千之众，使得平阳城内的街巷为之一空。刘聪病死，刘粲当上汉国皇帝。部分是因为靳准巧妙的诱导，刘粲的全部兴趣都集中于在后宫游乐和举行宴会。他把一切军国大事全部交给靳准处理，于是靳准看准时机，发动政变杀了刘粲。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赵高和秦二世之间的故事，看来史书还是愿意把靳准塑造成一个模式化的奸臣。但接下来的事件，有一系列难以理解的地方。靳准的行为比赵高要极端得多。他不但不分男女老幼，公开处死了汉国皇族的全体成员，而且挖开刘渊、刘聪的陵墓，把刘聪的尸体斩首，把刘家的宗庙焚毁。靳准痛骂刘渊说：“这个屠各种的小丑。”——值得注意的是，靳准自己也是匈奴屠各种的人，这使得这句话显得格外刺耳。
靳准声称，自古以来没有胡人当天子的，所以他对晋称臣，想派人把传国玉玺和怀、愍二帝的尸体都送回东晋。但是，这并没有为他赢得汉国内部汉人的支持，至于东晋政府，谁都知道，那股力量微弱而且遥不可及。
西方是刘曜的势力，东方则是石勒，汉国的首都平阳处在他们的包夹之中。于是，刘曜和石勒都率兵杀回，以靳准手上这点可怜的兵力，完全没有对抗的可能。总之，靳准已经用一系列行动封死了自己所有的退路，这简直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自杀行为。从之前的表现看，靳准并不愚蠢，那么，是对刘氏的仇恨，使他宁可必死，也选择要这样做的吗？
——民间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说法，赵高是赵国的公子，为了复仇投身到秦宫廷，从而在内部瓦解了秦朝。要是把这个设定安在靳准身上，也许还更容易把故事编圆一些。
这时是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由于胜券在握，刘曜讨伐靳准时没有急于进兵。他先在赤壁称帝，然后派人给靳准传话说：“刘粲确实乱了人伦，靳准废了他，我才可以当上皇帝，也算大功一件。如果能早早迎接我的车驾的话，我不但可以免除靳准的死罪，还会非常倚重他。”
靳准不相信刘曜的话，但他身边的人相信自己可以得到赦免，于是就杀了靳准，向刘曜投降。

六

乍看起来，刘曜早年的经历与刘渊、刘聪完全一致，先学习汉文典籍，然后到洛阳游历。然后落实到具体的经验，则可能感受迥异。刘曜“形质异众”，大概是典型的胡人相貌，这使他更难融入洛阳名士的生活圈。然后，他在洛阳犯罪被判处死刑，只好亡匿到朝鲜，即使遇赦回来后，也仍有不容于世的担忧。所以也难怪，永嘉五年刘曜攻克洛阳，选择了将之付诸一炬。他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可能充满了愤懑和不快。
平定了靳准之乱后，刘曜把国都迁到长安。又下诏说：“我们的祖先从北方兴起，光文皇帝刘渊建立汉国宗庙，是为了顺从民众愿望。现在应当改国号，奉单于为祖先。”群臣上奏说：“陛下您曾在中山称王，中山本是赵国的领土，请求改国号为赵。”
刘曜听从了，又将冒顿配祀上天，刘渊配祀上帝。
于是汉国变成了赵国，史称前赵。这个变化说明了这个政权在进一步匈奴化，但是，早年的汉化教育，还是对刘曜影响深刻，刘曜在长安城里兴办了太学，——后来热衷于证明汉文化的生命力的学者显然更愿意谈论这个细节。这一时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匈奴人几乎和所有的其他少数民族关系都在变得更糟。本来依附于刘渊的羯族人石勒独立，建立了另外一个赵政权。而巴人、氐人、羌人和刘曜之间，也都战争不断。
刘曜自己做了皇帝之后，他的军队补给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而厌战、恐战的情绪还在增长。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刘曜攻打前凉，他聚集了甲兵二十八万五千人，百余里的范围内，钟鼓之声仿佛使大地震动，黄河沸腾。凉州刺史张茂感到恐惧，因此派使者向刘曜称臣。其实，刘曜完全不敢让他的军队出击。因为这个庞大的军团里，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被裹挟而来的，而剩下三分之一的老兵疲惫困顿，也已经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一次恫吓很成功，但是刘曜不可能永远有这样的好运。太宁三年（325年），刘曜与后赵军队作战。一次大胜之后，本来可以乘势追击，但是因为深夜里军中“无故大惊”，只好后撤。好容易驻扎下来以后，再次在发生莫名其妙的骚乱，士卒崩溃。最终，刘曜竟然就这样从河南境内一路退回到长安。
和他的军队一样，刘曜自己的情绪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他年轻时就爱喝酒，现在更是嗜酒如命。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328年和后赵决战之前。醉醺醺的刘曜听不进任何人的劝谏，一概认为是妖言惑众，将劝说的人处死。等他终于睁开朦胧的醉眼，发现敌人势力强大而且迫在眉睫的时候，刘曜就觉得，还是把自己灌醉比较好，能够减少一些恐惧。
后赵骑兵的冲击下，刘曜的军队溃散，他在昏醉中退走。马陷入一道石渠，刘曜摔到冰上，受了十余处伤，身体三处被洞穿，于是做了石勒的俘虏。石勒把刘曜装上马车，给他治疗，仍然给他提供酒和女人，希望他写信给自己留守在长安的儿子，叫他们投降。这时刘曜清醒过来，在信中要儿子坚守，不要以自己的生死为念。石勒于是杀了刘曜。
有没有这封信其实已经无关紧要。前赵大势已去，于次年（329年）为石勒所灭。汉-前赵政权，在十六国中率先建立，也第一个灭亡。

[1] 一般认为，落的概念略近于户，则十余万落当为不下五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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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