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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发表于 2014-7-3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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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萧军和毛泽东的交往
本帖最后由 魏邦良 于 2011-5-11 10:40 编辑
在延安时期，萧军和毛泽东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毛泽东欣赏萧军的直率、真诚，曾对人说：“谁说萧军是坏人，我决不信啊。”而在萧军眼里，毛泽东也非常坦诚、风趣、和蔼可亲。两人的谈话总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下进行，有时在饭桌上边喝酒边神聊，有时在郊外边散步边闲谈。无话不谈，不拘形迹。
一次，主席敞开心扉，说：“我真不自由啊！随便做一篇演说，随便走动走动……哈哈，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过……在我没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萧军附和道：“所以说，花子要了三年饭，给县长全不做，我这职业无毛主席不易也……。”
还有一次，主席再次谈到自己的不自由，说：“我早先很自由，，一从到了军队就不自由了，等于死了一样……不自由勿宁死啊！……”萧军应道：“是啊，比方我和你之间，我们讲话全要有着限度，假使你不是负着一种责任的人，我们可以由手淫问题谈到人生问题……因为现在你已经一半不属于自己了……。”
可见，两人谈话，不但尽兴，而且忘情。
在当时的延安，周扬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负责人，以周扬为首形成了一个“鲁艺派”，这一派主张文学要以“歌颂光明”为主，而萧军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作家暴露黑暗，批评政府，只要是出于关心出于爱，也应该被允许。由于毛泽东当时器重周扬，看重鲁艺，所以不太赞同萧军的主张。不过，他对萧军的态度很好，不仅耐心倾听萧军的牢骚和不满，而且自始至终以和风细雨的语言说服开导他。另外，一旦主席认为萧军的意见具备合理性，他也毫不犹豫予以“笑纳”。
1941年7曰20日，萧军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和主席交谈的经过：
“在谈到鲁迅先生底清苦生活，以及一些战斗的故事，他（主席）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
接着我就谈起了我预备谈的题目：①根据施政纲领，组织的纪律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服从谁？②关于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他先是问我：‘你对于施政纲领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呢？’他翻着我带去的一本中国文化方面的施政纲领。
‘对于这施政纲领在原则上我是全部赞成的，只是为了其中的个别条款与我所经历的事实不合，所以引起了我的疑惑……’他接着把我在条文上所用红笔划好的地方匆忙地解说着，他指着‘把持包办’说：
‘为什么要规定施政纲领呢？就因为党和群众中间有了矛盾。这几乎成了普遍现象……所以有了三三制的规定……你要知道，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全是一党专政，一时是改不过来的……起码要等三年，五年，或二十年。如果抵触了政府法令也就是抵触了组织纪律……党外人士当然可以批评党……你可以批评，而且应该到处批评，拿着施政纲领批评他们……
……谈到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我把党内外作家各作了一番分析。党内：个性被消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他很为这些事所焦急！他说：
‘为什么一个作家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呢？’……”
对于萧军的第一个问题，主席认为不存在，因为“如果抵触了政府法令也就是抵触了组织纪律”，也就是说两者并没有如萧军所说的“抵触”；至于第二个问题，主席爽快地同意了：“党外人士当然可以批评党”。
至于萧军所说“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状况，主席似乎一无所知，正如萧军所判断的那样：“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底调动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
萧军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延安分会的作家，这一派作家与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不相同。两派作家时有争执乃至冲突。周扬发表于《解放日报》的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使萧军大为不快。在文章中，周扬说，“作家在延安不能创作不能怨环境，应该怨自己不接触生活，理解环境，把握环境”。萧军认为，周扬此观点“包含一种挑战的，污蔑的，阴毒的想要推脱责任的目的。”
萧军性格直爽，脾气急躁，再加上看不惯周扬等人颐指气使的派头，于是，激烈的争吵就避免不了。延安时期，萧军与不少人产生隔阂和误会，心情甚为恶劣。有时，他就写信向主席倒苦水。主席即刻回信，予以安慰和开导。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主席这封信，开诚布公，语重心长，对萧军的爱护与关心，溢于字里行间。
在给主席的回信中，萧军一方面“郑重感谢”主席“诚恳地指出”自己病根；另一方面也坦承自己“容易神经过敏，甚至总要提防着每个人，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剑”；另外，萧军还说他虽然羡慕主席博大的胸怀，但自己“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
主席收到萧军的信，看出萧军并未完全接受自己的劝告，当晚就派人喊萧军去面谈。主席给萧军的意见是：“为了影响更大，战斗更有效，我们要有队伍……战斗不外三方面，一对敌人，我们要保护所有革命者。二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斗争之，要爱惜自己。恐怕鲁迅先生的方法也是这样的‘敌人以弓箭射之，报之以弓箭；友军以弓箭，应执其手而劝告之’我想这能有些效果。”
萧军明白，主席这么说，其实是劝他批评周扬等同志不要充满火药味，论争归论争，但不要伤了和气。
不过，萧军似乎没有听从主席的劝告。他后来的直言无忌，不仅刺伤了周扬等人，也刺伤了主席本人。
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之后，大家发言讨论。主席点名让萧军打头炮，丁玲也附和道：“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萧军原本不想参加这次座谈会，怕自己口无遮拦，得罪人。可主席再三邀请，他不便推辞。现在，主席点名让他发言，他也就毫无顾忌滔滔不绝地谈起来：
“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的火爆脾气在延安是出了名的，他讲完了，竟没人接茬。只有坐在他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萧军予以回击。胡乔木没再反驳，大概是为了让更多人有发言机会，而萧军则认为，胡乔木不说话是认输了。所以在当晚的日记里，萧军这样写道：“我的讲话和平时一般，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欢腾。我的精神和言语始终是控制着他们。”
如果萧军知道，当晚，主席曾请胡乔木吃饭，庆祝他在会上的斗争胜利，那萧军就会知道，到底是谁“控制”着谁了。
5月16日，座谈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萧军再次“放炮”：
“他（指萧军）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
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此前，他与毛泽东的频繁交往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动员过他申请入党，但他拒绝了，他表示自己个性太强，与贵党的组织纪律性难于相容，还是在党外自在些。”（参见朱鸿召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第112页）
因为有毛泽东的支持，胡乔木这次反驳萧军时，态度显得极为强硬，言辞也非常尖锐。他说：“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和胡乔木的几次争论，使萧军对胡产生极为恶劣的印象。他认为胡乔木的话“带有阴险”的成分，“讲话时，总是断章取义，故意歪曲，……总是尽可能抵赖，狡辩，掩护自己，无诚意……”其实萧军不知道，胡乔木和他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是出于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换言之，胡乔木的一些话也代表了毛泽东的看法。萧军对毛泽东的心思一无所知，所以，他和胡乔木的争辩，让主席内心很不快。
5月23日，召开第三次座谈会。期间，朱德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
“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他自己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以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
关于思想转变问题，他（朱德）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
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参见朱鸿召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第117页）。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
“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朱德那么严厉地批评了萧军，毛泽东说“朱总司令讲得很好”，其实就是认同了朱德对萧军的批评。然而，不知是萧军没听懂还是没听清毛主席的话，他在日记里居然说主席最后的发言是“一个值得欢喜的结论”。而且萧军还乐观地认为，和胡乔木的辩论，自己占了上风：“我这一次也算一个挑战，知道知道别人的力量也知道知道自己的力量，我于这些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人群中，也还是自由杀入杀出，真理是在我这面。”
座谈会结束后，主席对萧军的态度冷淡多了。萧军对此似不曾察觉，他照样一有问题就给主席写信，但他再也未接到主席的亲笔回信了。后来王实味因文惹祸，熬不过别人的猛烈攻击，嚷着要退党，萧军想在主席面前为他求情，主席则冷冷地说：“王实味的事你就别管了。”这时候的萧军才知道，主席对他的态度已发生很大改变。
1942年6月4日，萧军参加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大会。会上，众人声色俱厉，对王实味提出各种质问，但王实味刚要申辩几句，即被打断，会场秩序十分混乱。坐在一旁的萧军实在看不下去，就说：“大会主席，这是不行的，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话大家再反驳他，无论什么会也得有个秩序啊！”萧军的话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大会就在一片乱哄哄的吵嚷声中结束了。会后在回家的路上，萧军对妻子说：“这开的是什么会啊！怎么把屎盆子朝一个人头上扣，这哪像高等学府！”没想到这句话被旁边的一位女同志听到了，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过了几天，中央研究院派了几名代表，给萧军送来一份《抗议书》，《抗议书》上有108人的签名，其内容如下：“你是鲁迅的学生，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我们很尊敬你，既然你是共产党的朋友，为什么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为什么反对我们批判王实味？为什么说怪话？你应当向大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一看就火了，因为他并不认识王实味，更不可能同情王实味，他只是觉得等人家把话说完再批判不迟。代表们走后，萧军写了一份材料，如实记录那次批判大会的详细经过。
1942年10月19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会上，为了表明自己并非同情王实味，更不可能反对批判王实味，萧军宣读了自己写的那份材料。台下的几位党员作家周扬、刘白羽、丁玲和他展开激烈的争辩。萧军“舌战群儒”，毫无惧色，辩论会从晚上八点延续到午夜两点，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激烈。这时候，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各不相让，就劝解道：“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才使得萧军同志发火，我们应当以团结为重，先检讨自己。”吴老的话让萧军很感动，于是，他主动承认了错误，说：“吴老的话让人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那百分之一的错，你们有没有呢？”丁玲猛地站起来说：“我们一点错都没有，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你，对共产党毫无影响。”丁玲的话萧军难以接受，就反驳道：“我百分之九十九的错都揽过来了，你们一点错都不承认。你们的朋友遍天下，我这根毛也不想附在你这牛身上。我到延安来没带别的，就是一颗脑袋，一角五分钱就解决了（一角五分钱可买一颗子弹），怎么都行，从今天起，咱们就拉—蛋—倒！”萧军说完，拂袖而去。
丁玲的话，萧军听了想必十分寒心。因为，此前，延安是把王实味《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捆绑”在一起批评的，当时丁玲的处境很不好。而萧军曾两次在毛泽东面前为丁玲说情。
1942年2月10日，萧军晚间在毛主席住处喝酒聊天。其间，萧军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似乎摸着正路了……我对于党处理冯雪峰、丁玲、瞿秋白一些事，我以一个作家的地位来看是不满意的……。”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萧军的问题，而是谈到自己受过十一次处分：
“我在党内受过十一次处分，但是我什么也不説，我不向任何人说我的意见，因为这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我是一直准备着孤立的，甚至连老婆我都不説……准备她看我垮台去另嫁旁人，准备着只剩下自己，这还不够，我准备一个脑袋……人在热闹场里没什么，能经得起寂寞，冷落，别人看不起……必须要能经得起这些锻炼……党内的箭比党外还不好受……但是必须要禁得起……一棵豆芽菜是容易死掉的，但是一棵树芽，它就总要绕着障害长出来……我是从来不报私仇的……但是是非讲明白……只要他不变成敌人……在党内要讲王道，对敌人在他不缴械时就要讲点霸道……国民党是流氓手段……唯物辩证法是好宝贝……一个人要懂得尊敬人，这也可以说利用人的弱点……要有耐心说服人……我最近又把聊斋看了一遍，那是对贪官污吏礼教一部讽刺的书……一个人被人写得太好和太坏全是不舒服的……我早先很自由，一从到了军队里就不自由了，等于死了一样……不自由勿宁死啊！……”
显然，主席用自己的经历堵住了萧军的嘴。
1942年4月27日，萧军在和毛主席聊天再次谈到丁玲的“苦闷”：
萧军：“她（丁玲）现在正在苦闷中，以我看她面前摆着三条困难的路：政治，文学，婚姻……”
主席：“她的婚姻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萧军：“并不彻底……因为她本身动摇性大，把不稳，于是就受得好些误解。她将来的前途有两个：①随波逐流下去。②脱离革命组织……”
主席：“还有一条路，就是更积极起来……”
萧军：“你们在政治上应该更深切地懂得她，她是在党中难得的，她是代表这个世纪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难的的人……”
主席听了萧军的话有些感动，但并未有进一步的表示。
丁玲在延安遭批评，萧军感触颇多。在和主席这次谈话后，他当晚写了篇文章《论同志之“爱”与“耐”》，文章的结尾是这样：
“你 以坚决的心，坚决的言语和革命了结契约的——是应该尊敬。
为革命，从血和铁里滚爬出来，赚得遍体创疤，仍然不倦地战斗着——这是最应该尊敬的。此外也还有这样的，在血和铁底试炼中，偶尔软弱了，做下了一点使革命的尊严受到损失的人，而后仍然回到革命队伍来战斗。不管别人对这样人如何看法，我是尊敬他们，比对那些从来就没有见过血和铁，在‘保险箱’里逞英雄的英雄们，似乎更尊敬些——他们终究是被‘试炼’过了。
‘浪子回家’不是很可贵的么，何况他们也还并不是浪子。”
这个结尾，当然是为丁玲鸣不平。
萧军以各种方式为丁玲鸣冤叫屈，而丁玲却说出“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错”“ 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这样伤人的话，萧军能不寒彻心肺吗？
和丁玲这次唇枪舌剑后不久，由于萧军拒绝检讨，结果被扣上一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任何部门都不想接收他，这时候的萧军，已感觉到主席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明智地没再找主席反映问题。无奈之下，萧军只得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赋闲。那段时间，萧军妻子王德芬已怀孕并临近预产期，每天都要从山上窑洞走到山下平房食堂吃饭，往返很不方便，很吃力也很危险，萧军就向招待所负责人蔡主任提出要求，想由他把妻子的饭菜带上山。
蔡主任一口回绝，说：“不行，任何人都不能特殊化。”
萧军说：“王德芬快生孩子了，爬山太困难，请照顾一下，饭菜随便给多少都可以。”
蔡主任坚决不同意。
萧军就问他：“你说任何人都不准特殊化，你和你的老婆，甚至于学委会的委员们，一天三顿的饭菜，不都是小鬼送到窑洞去的吗？”
萧军的话让蔡主任大为光火，说：“我是主任，你敢批评我？”
萧军毫不示弱，顶道：“别说是你，毛主席说过，共产党有了错也可以批评！”
两人争持不下，蔡主任恼羞成怒，道：“你嫌这不好可以走。”
萧军哪肯服软，就说：“走就走！”
萧军当即回去整理行李，带着怀孕的妻子，领着两岁的儿子，去乡下种地，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日子去了。
乡下的生活异常艰苦。萧军天天要去深山打柴，还得四处借贷，否则家里就揭不开锅。由于农村没有医院，萧军只能自己给妻子接生。然而，条件再艰苦，日子再艰难，萧军也没想到退缩和妥协。他在日记里写道：“不管日子多难，我要坚持我一贯的意志——不屈服于任何艰难和压力、困苦之下。”在一首诗中，他写道：“我不独需要一具坚强的肉体；更需要的是一颗坚强的灵魂！”
1943年3月7日，萧军一家才结束了乡村生活，回到中央党校。
1945年2月18日，萧军在一次舞会上和主席巧遇，两人虽然很自然地握了手，“但在每个人的面上全显一种不甚自然地表情”。后来，萧军虽和主席也有过交谈，但过去那种无拘无束的气氛已不复存在，正如萧军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
1945年11月9日，主席和萧军再次谈到萧军入党问题。
主席：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创造性。
萧军：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
主席：这不要紧，发一点脾气可以的，这叫做大团结里的小摩擦。说完哈哈大笑。
当晚，萧军在日记里写到：“他们对人的态度一例是周到亲切的，这也是一种‘政治素养’。”
这句话耐人寻味。过去，萧军一直以为，主席是理解自己的（在舞会上和主席邂逅那次，萧军还认为“我相信我们彼此是理解的”），只是胡乔木、周扬等人和自己过不去，而现在，他方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整体。萧军对“他们”的认识深了一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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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2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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