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李洪林：怀念张遗

亚平

纵横江北扫狼烟，尽瘁八闽四十年。
　　武夷山高多风雨，沙溪水急藏险滩。
　　宦海浮沉只一笑，国事兴衰岂等闲。
　　宏篇未就成遗恨，碧海丹心夜夜悬。
　　2009年11月，厦门国际机场花枝招展，喜气洋洋，因为这个月里，机场迎来了它建场以来第一千万名旅客。
　　当巨大的波音客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徐徐滑向停机坪的时候，外地来的旅客大概不会知道这个机场的建设经历过多少艰辛。他们更不会知道，在厦门北面的天马山上，安息着一位新四军的老战士。他后半生踏遍了福建的山山水水，晚年更把全部精力献给了改革开放事业，这个机场和厦门航空公司，就是他一手创建的。这位老战士最后是被人用暗箭射下马来，带着遗恨长眠在这座山上的。
    给特区插上翅膀
    198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创办厦门经济特区。但是当时厦门连一个民航机场都没有，这个特区怎么能“特”的起来？那时“计划经济”体制还控制着一切。要建国际机场，首先就要“立项”(纳入国家计划)，这一关就通不过。国家计委的理由是：厦门客流很少，能有多少人坐飞机？
　　国家不给钱，省里又拿不出钱，机场还是高速度高质量地建成了。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长眠在天马山上的新四军老战士、福建省原第一副省长张遗。他不光把机场建成了，接着又买飞机，请飞行员，组建了厦门航空公司，还建成了厦门港的深水码头，这就使特区有了符合现代化标准的空中和海上通道，因而为厦门的大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前提。在那个“计划统治一切”的时代，一个穷省，居然能跨越雷池，靠自己的力量办成这些大事，真可说是奇迹。除此以外，那时福建还有些重要项目，都是打开大门，引进先进技术和外来资金办成的，张遗借用民间俗话把它叫做“借鸡生蛋”。
    艰难的脚步
    这些奇迹没有一个是顺顺当当诞生的。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决定在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还给福建派来一个思想解放的新省委书记——项南，但是财政上并没有给福建吃什么偏饭。福建在改革之前的30年，因为被当做“解放台湾的前线”，准备打起仗来“破罐破摔”，所以从来没有投资进行大的项目建设，以致工业基础极其单薄。农业方面，又吃了“以粮为纲，一切砍光”的亏，弄得百业凋零。在这样一种物质基础上进行改革，难处自不待说，更难的还是人为的阻力，因为它突破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计划体制，触犯了操控旧体制的长官的权力，所以几乎每走一步都要对付各种非难和压力，抵挡来自前后左右的明枪暗箭，而张遗就处在明枪暗箭的靶心，因为在项南的领导班子中，他是主管对外经济工作的。上面提到的那些奇迹，只是他一小部分业绩。今日福建省的面貌已经远非昔比。“喝水不忘挖井人”，福建老百姓不会忘记老书记项南，也不会忘记老省长张遗怎样为改革开放辛勤奔走，日夜操劳。要问他的工作难到什么程度，只要看看他为建设机场筹借资金而奔波的一个细节，就可略知一二了。
　　因为在国内找不到钱，他就专程跑到科威特去借。可是到北京去办出国手续的时候，却遭到“有关方面”的阻挠，阻挠的理由是：一个副省长去一个小国借钱，规格太高了，有损国家面子。就为了化解这个矛盾，他整整用了五天时间，跑遍“有关机关”，直弄得舌敝唇焦，才把出国手续办好。当初以为办这么一个手续，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所以从温暖的福建来到寒冷的北京，没带多少衣服。为了省钱，到北京后他又和秘书挤在旅馆的一个单间里。本来就年老体弱，天气又冷，白天奔波，到处生气，晚上又休息不好，就病倒了。不过像这种摩擦，和在他的工作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相比，只是小菜一碟而已。在引进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给福建创造经济起飞的基础等方面，他几乎时时刻刻都要两面作战：既要克服工作上的困难，又要抵挡政治上的高压。
    对外开放的风球
    一个典型例子是围绕福日公司展开的持续了几年的一场斗争。
　　这个企业的前身是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小厂，每年生产2万多台黑白电视机，建厂八年，年年亏损。张遗经手把它改造成中日合资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双方股份各占50%，中方只是以原厂的厂房设备作价入股，日方以三条先进的生产线作价入股。结果这个陈旧的小厂，只增加了一百多名工人，仅仅经过半年的技术改造，一下子就变成能够年产20万台彩色电视机和18万台黑白电视机的现代化的大厂，产品质量进入世界先进水平。以前所生产的黑白电视机，无故障工作时间只有1000小时，合营后达1万小时以上，而彩色机则超过2万小时。
　　然而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却遭到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强烈反对，说它是“殖民地性质的厂子”，是“日本工厂的装配线”，是日本人打入中国的“桥头堡”。国家某部委一位副主任，指名道姓要和张遗公开辩论。
　　张遗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和这些人辩论。有大量的工作在等待他。反正事实总会给他们回答的。事实是：福日公司后来成为公认的先进合资企业，在它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册上，就有当年反对者给它题的贺词。
　　1982年胡耀邦到福建视察时，已经知道围绕福日公司的斗争，就对他们说，福日公司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风球，即使吃亏，也要坚持办好。事实上，我们不但没有吃亏，而且大赚特赚。获益的不止这一个厂，还带动了一大批和它配套的企业。这个厂改造前，连续八年，年年亏损，改造后，从1981年投产到1984年，仅仅三年时间，累计纯利润已经远远超过原来的投资。这还是只算福日公司一家，如果加上那些配套工厂，我们赚得就更多了。当然，福日公司的利润，日本人要分去一半，这是市场经济的常规。如果害怕日本人赚钱，那就不要去引进。也就是说，一切照旧，不但自己也赚不到钱，而且继续年年亏损。这就是那些反对改革开放者的逻辑。其实当时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日方)再赔也是赚，我们再赚也是赔。”碰上这种逻辑，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明枪暗箭
    福建省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这样在重重阻力中，步履艰难地行进着。但是披荆斩棘走在前面的人，总是要冒最大的风险。“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这句伤心话，不应该成为真理。可惜古往今来的许多事实，却使人不得不对这句话正眼相看。在围绕改革开放的斗争中，项南和张遗都中箭落马了。确切地说，一个中的是明枪，一个中的是暗箭。
　　公然从政治上对张遗为改革开放所做工作的指责，已经被事实所粉碎，于是改为暗箭，诬陷他“以权谋私”。1984年，“上面”就立案调查，1985年，下令“停职审查”，强迫他离开工作，“交待问题”。然而他并无“问题”可以“交待”，省委也审查不出他有什么“以权谋私”之处，但是“上面”还是揪住不放。他为此几次亲自到北京“上访”，结果，这位副省长和许多“上访”的老百姓一样，都被拒绝接见。谁说中国人不平等？你看，省长和老百姓来北京“上访”所受的待遇，不是一律平等吗？
　　纵然查不出他有任何“以权谋私”的事实，但是把他射下马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停职”以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审查”，然后就不明不白地“光荣离休”了。
　　艰险的戎马生涯，繁重的经济建设，文革的牛棚囚禁，他都挺过来了。但是暗箭他却没有躲过，中箭落马再加上精心策划的慢性折磨，摧毁了他的健康。
    素昧平生，倾盖如故
    我以前在北京工作，1984年调到福州，在福建社会科学院做研究工作。张遗是主管对外经济的副省长，我们互不相识。有一天他忽然到宿舍来看望我。我发现他和项南一样，一点架子也没有，谈笑风生，一见如故。此后我们常常深谈，观点不谋而合，很快就成为推心置腹的老友了。我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工作都是外行，在交谈中学到不少知识，特别是这个领域里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竟是如此尖锐，实在使我吃惊。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时，我正在北京，当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建议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点东西。这对改革开放很有意义，也能使他痛苦的心情有所缓解，精神上有个寄托。
    张遗虽然弱冠参加革命，戎马倥偬，但学习勤奋，是同侪中文化素养甚高的人士之一。他思路清晰，见解深刻，文笔精炼，叙事说理，均其所长。但几十年间，从无施展文采的机会。一旦赋闲，正好有暇把计划经济的弊端和改革的必要，从容地写出来。所以他见信后马上同意，并且邀我参加。我虽然很愿意和他共事，但是自己手上也有许多工作，脱不开身，所以他只好一个人先干起来了。
　　直到1991年秋天，我经历一场风暴之后也赋闲在家，终于可以和他合作了。10月他来北京和我商量好，12月我就去厦门，共同开始工作。谁知苍天无眼，11月19日，突发的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我立刻飞到厦门，已经不是和他共同工作，而是作最后的告别了。本文开头的那首七律，就是我在厦门向他告别时写的。
　　他只活到72岁。以他的身体状况，虽然不算很健康，但属于中常水平，并无恶疾缠身，在现代的医疗条件下，完全可以终其天年。然而在他为之献身的祖国大地上，遭人暗算却找不到说理的地方，悲愤的心情可想而知。虽然他心胸豁达，但这种郁闷是任何人都难以排遣的。这是他后来健康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
    宏篇未就成遗恨
    面对他的遗稿，我不禁黯然神伤。这里面凝集了他在福建惨淡经营四十年的心血，怎能让它付诸东流呢？我义不容辞，必须把它整理出来。
　　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他搜集了不少资料，也写出不少篇章。每一个篇章都很简练，条理清楚，说理透彻，深入浅出，只是不曾发挥。1991年10月他回厦门后，已经编出两部分，并已写好《自序》。第一部分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实，大标题是《艰难的脚步》，讲述他怎样冲破旧体制的阻碍，又怎样中箭落马的。第二部分是他总结出来的理论问题，标题是《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命运》，讲的是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对计划体制的批评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另外还有许多短篇札记，尚未分类。看来，全书已经大体成型，只等我来和他一起推敲编排最后定稿了。
　　他已经编好的两部分，条理清楚，叙事明白，立论精当，文辞简练。虽然他自谦“是个提纲”，其实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只要把问题说透就足矣，何必浪费读者的时间呢？他留下的零星札记，都是从各个方面说明旧体制非改不可的。我从中选了一些精彩的，加个大标题《不改行吗？》作为第三部分。另外还有个第四部分，是这本书的附录，标题是《西方眼中的社会主义》，选自美国人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初出版的《大失败》一书。他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深刻的批评，不过对中国的改革还是较为看好的。
　　我把这部书稿整理好之后，交给张遗胞兄张肇忱先生带回台湾，由他以编者的名义1992年交香港经济理论出版社出版了。他把此书取名《觉悟》，副题是《一位计划经济者的反思》。作者如果地下有知，当可稍感欣慰，因为他虽然未曾把话说完，这本书毕竟已经出版；书总是给别人看的，自己虽然不能看到，但是别人能够看到，也就不必再有遗憾了。
　　这本书充溢着一位忠诚于原来革命理想的老共产党员为改革所倾注的心血，读起来是很感人的。一个在计划体制下面工作了几十年的领导干部，能这样深刻反思这种体制的弊端，坦诚地讲出自己的观点，而且达到这种理论高度，实在难能可贵。而且作者写这部书的时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特别是1989年到1991年，正是对改革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在那种沉重的气氛下，作者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勇敢地讲出真话，不能不令人钦佩。要知道，那时作者已经中箭落马了，他却不顾伤痛，仍旧为改革大声疾呼。这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记得几年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一幕永生难忘的景象：一位西方新闻记者在中东某个战场采访，他已经中弹倒地，却紧握摄像机拍摄不止，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和他一起采访的另一位记者，同样不顾子弹横飞，奋不顾身摄下了这个场面，才使全世界都亲眼看到，那位令人尊敬的记者是怎样以身殉职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震撼人心画面！不知为什么，我整理张遗的遗稿时，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所写的《自序》里，仿佛又看到了那位记者的形象。不过那位记者是被战场的流弹击中的，而张遗却是被人从背后用暗箭射中的。
    沉痛的呼唤
    下面我就摘录几句他的《自序》：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我的信念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味着人民都有最自由最幸福的生活。然而世界范围内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却告诉人们：沿着这种轨道去追求自由幸福，实在是缘木求鱼，因此非改不可。”
　　“我赞成三中全会路线，并倾注了全部心血来贯彻它。”“但是要贯彻这条路线谈何容易！1979年以来，我自己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改革的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战斗，最后我终于中箭落马了。”
　　“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已经遇到严重的危机，只有改革才能挽救它。”
　　“我相信，经过改革，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将在人类文明史上显示自己的价值，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现在改革已经中断。所谓用‘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停止改革，让旧体制去主宰经济。特别是1989年以来对所谓‘资本主义改革’大张挞伐，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事业遭到如此严重的磨难和肆无忌惮的批判，不能不使人对中国的前途深感担忧。”
　　作者显然知道，在1991年的气候下，他这本书，特别是上面那几句话，必将使有人震怒。可是他仍旧像那位倒在战场上的记者一样，用自己仅有的力气，喊出了他最后的声音：
　　“我知道那些‘左王’们肯定要祭起各种大帽子，向我头上扣来。我已经不屑于和这种人多说什么，但应回敬两句话：恰恰是你们在毁灭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你们在断送社会主义！”
　　一个月以后，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不管人们怎样看待他的观点，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坚持改革的信念，是无可置疑的。一年以后，客观事实对他的呼吁作了肯定的回应。“治理整顿”收摊了，改革又重新起步了。因为1992年邓小平做了“南巡讲话”，谁不改革谁下台。所以中断的改革又恢复了。已回台湾的张肇忱先生，正要付印此书，闻此音讯大喜，当即加一《编者补记》于书尾，全文不长，意味隽永，特附录于下，以供读者品味。
　　编者补记
　　本书行将付梓，海内外忽盛传邓小平氏南巡讲话。两相对照，吾弟与邓氏所见略同之处甚多，然竟横遭贬斥，赍志以殁。
　　邓氏之言，不闻久矣。今乃必待南巡，始能开口，足见阻力之大。以邓氏之尊，尚且如此；吾弟何人，其能免乎！
　　吾弟生前曾言，中共党内,不乏锐意改革之人，惜多不得志。一九八九年以来，左派执意己见，毫不捐弃成见。棍棒横飞，万马齐喑。黄钟毁弃，瓦缶雷鸣。吾弟不忍改革之中断也，故以捐弃之身，进针砭之言。风雨鸡鸣，志士苦心！
　　今闻邓氏讲话，知大陆停滞三年之后，改革之议又起。苟能贯彻，国家幸甚。
　　本书所言，改革也。改革声中言改革，纵有逆耳之处，亦皆忠言，当见容于大陆诸公也。
　　张肇忱一九九二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