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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教授徐惠伦

    廖军的女友谭营营的外祖父叫徐惠伦，是名牌教授，一生名山事业就不用多说了，可谓“地球人都知道”。徐惠伦有个遗憾，那就是膝下无子，老婆先后给他生了两个女儿。老大他给起名叫徐令晖（也就是谭营营的妈妈），这是鲍照姐姐鲍令晖的名字的翻版，一眼望去就知道是奔着才女型去的。老二出生前，徐老先生怎么都觉得应该是个男孩，结果竟然是个女孩。老头灰心之下，随便起了个名字叫做：徐小慢。一般人还以为是看错了，女孩怎么会用快慢的慢做名字呢？而且中间还连一个小字。啥意思？老头说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小心一点，走路慢一点，活的也就久一点。
    徐夫人去世的早，老大徐令晖就担负起照顾妹妹的责任，姐妹俩年龄也相差不少，等到有了谭营营以后，小姨徐小慢跟外甥女谭营营貌似姐妹，这种情况其实也不罕见。谭营营叫徐小慢为“慢姨”，听起来像“鳗鱼”。
    徐惠伦老先生病逝于1955年。死前他对痛哭流涕的两个女儿说：这叫喜丧，因为难得枕上死啊，别人以前或者以后很难做到的，我今天做到了，所以，你们根本不必哭，而是应该笑。当时两个女儿还以为老爷子是糊涂了呢，可是后来几十年的历史下来，才知道老爷子的回光返照的这句话真是纶音一般。
    徐老爷子当年给蒋介石捧过场，还跟梁鸿志碰过杯，且颇得美国人的欣赏。这样三料（比双料还多一料）的大牌知识分子幸而死在了1955年。其实，老爷子死前已经开始上演胡风的悲剧了，老爷子的这番话也是有感而发的。
    虽说徐老爷子本人是需要“改造”的对象，但老爷子留下的两个女儿却成了红色政权的宠儿。老大嫁给秋收起义的老战士谭世荣，生下谭营营。老二徐小慢进了卫生部，做了保健局的见习医生。
    徐令晖的丈夫谭世荣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想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什么“世荣”，多么封建的名字。哪知道，这件事给毛委员知道了，毛委员就问他为啥改名字，谭世荣就说了理由。到底是毛委员，大手一挥说：名字就是个代号，参加了革命，成了红军战士，世世代代都很光荣，这不也是世荣吗？谭世荣听罢，如醍醐灌顶。以后经常对身边人说起这件往事，然后用嘴巴吱吱三声，表示慨叹。有一次，吱吱了两声，女儿谭营营便提醒道：爸，还少吱了一声呢。谭世荣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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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女人徐小慢要去公安部

    说起谭营营的小姨徐小慢，这也是一个人物。生活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是不需要张扬的，即便是偶尔露峥嵘的江青也会被陈伯达骂作“乌鸦”。低调不但是女人的差事，几乎是全中国所有人的差事和本分，当然，有一个人可以例外，他可以激扬文字，也可以粪土万户侯，还可以胜似闲庭信步。只有这一个人而已。
    不过，徐小慢并不是一个准备低调的女人，而且好像也不打算在某些地方“偶尔露峥嵘”。她从来不用围胸。说起围胸（束胸）这个工具，今天的女人已然非常陌生。但对于那个时代的女人来说，就和月经带一样亲切，甚至比月经带还要亲切，因为月经带毕竟是一个月一次，而围胸对于多数女人来说则是天天要带的。自然，围胸的尺寸各异，且与主人的脾性也有关联。
    可是，暗中发誓要做真正女人的徐小慢却从来不用那东西。就是她经常用的乳罩也是自己亲自动手改过的。所以，当她的酥胸一晃一晃的出现在公安部的大院时，有人便会背后暗中指戳道：“徐大馒头又来了。”
    “徐大馒头”是徐小慢的外号，这是她进公安部保健室以后荣获的。徐小慢医科大学毕业以后面临分配，她想要挑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这点跟当时的青年人普遍高呼振奋人心的口号的节拍明显不符，但徐小慢历来如此任性。她跟姐姐徐令晖说了，徐令晖又跟老头子谭世荣说了，谭世荣哼了一声：“这怎么可能呢？公安部的徐子荣你不知道吗？那个人的原则性是天底下有名的，你让我去说话，这等于帮倒忙。”
    谭世荣说的一点都没错，徐子荣的妻子孟松涛是薄一波在山西锻炼新军，组建牺盟会时代的战士，她的宣传鼓动能力之强，居然连阎锡山都听说了，阎锡山找到薄一波说：“这个孟松涛不老实，你要把她除掉。”薄一波碍于统战大局，表面上当然要应付阎锡山一番，但背后却通知孟松涛远走高飞。
    1938年的孟松涛已然做了中共的县委书记，放在今天县委书记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候特别是女同志能做到县委书记独揽一方军政的屈指可数，长征中的三十几名女红军之一的李坚贞也曾经就是这个待遇。毛泽东经常告诉下面的人说：“部队上的团长，地方上的县委书记，这是最锻炼人最出干部的地方。当不好团长，你也就当不好师长、军长，当不好县委书记，你也就当不好市委书记、省委书记。”
    但就是这么一个赫赫有名的孟松涛，建国后，屡次提级都被丈夫徐子荣给压下了，徐子荣的话说得很明白：“谁让我们是共产党来着，共产党就不应该搞夫贵妻荣这一套。”这句话说的是大义凛然，可也无形中得罪了很多人。然而，孟松涛也非常理解丈夫，她一直默默的做着平凡的工作。若干年后，徐子荣冤狱昭雪，新任公安部领导想问问孟松涛在工作或者生活上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孟松涛说子荣生前就反对搞特殊，他现在去了，如果我这么搞，将来九泉之下，我无法见他。
    徐令晖听后也蒙了，妹妹的事看来只好看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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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领袖安排了谢富治

    徐小慢告诉姐姐不用着急，自己可以试一试运气。
    所谓运气并非是天上掉下来的，要想进公安部保健室，必须经过严格的笔试和政审。罗瑞卿主掌公安部以后，立下了很多的好规矩，给公安部内部树立了一个不错的风气。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杜绝说情与走后门。罗瑞卿有一句公开的名言：“公安部不是托儿所、疗养院！”作为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的徐子荣一直坚持罗瑞卿的这套做法。自然，罗、徐的作法也开罪了不少人。但是，罗的背景不凡，谁都知道这位老一军团的保卫局局长是什么出身，党内军内如果论起领袖的嫡系，超越罗瑞卿的恐怕屈指可数。所以，尽管不满意，可也没脾气。
    罗瑞卿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回了部队，接替黄克诚担任总长和军委秘书长，公安部的位置他向毛泽东推荐了徐子荣。毛泽东不置可否。这一情况有历史的相似。当年，彭德怀准备离开国防部部长时也曾经向毛泽东推荐陈赓接替他的位置，毛泽东一样不置可否，但后来的结果是林彪担任了国防部部长，尽管彭真代表中央用电话征求罗荣桓意见时，罗帅明确表示不赞成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然而结果还是林彪上选。这一次，罗瑞卿作为嫡系大将之一向毛泽东举荐徐子荣，其结果也是出人意料。毛泽东挑选了出身红四方面军的谢富治担任了公安部部长。
    自古就有一句名言：恩出自上。领袖从来都是威权自操的人，对这句话的理解超过所有人。
    谢富治早在张国焘、陈昌浩领导红四方面军时便已经非常得宠。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就是军队里面的“组织部”，管人管干部的，历来都被视作要害部门，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开国祖宗都曾经亲自兼任过政治部主任。而政治部中的组织部更是核心的核心。就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而言，陈昌浩的老婆张琴秋、王新亭都担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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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谢富治的外号的由来

    谢富治在红四方面军时代也是红人之一。红一、红四两大方面军会师之际，张国焘不满意中央的人事安排，怂恿中共川陕省委给中央去信，要求重新作出考量。这在一贯奉行党指挥枪、下级服从上级的中共传统来说，简直不啻于一场挑战。
    川陕省委的去信是这么写的：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黄超、琴秋、维海、富治、永康
    从排名看，谢富治仅仅排在吴永康的前面，但从亲信角度看，他实际上仅次于周纯全、黄超。
    然而，就这样一个人到了延安以后，看到张国焘、陈昌浩明显失势，很快倒戈一击，最有名的就是在逮捕许世友等密谋出逃这件事上的态度给中央领导同志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谢富治曾经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
    ——什么叫中层干部？中层干部其实就是推子。这个推子有两层说法，第一层说的是你作为中层干部要做领导的剃头推子，一直往前，领导要你怎么跑你就怎么跑，什么老乡战友、亲朋故旧，只要领导要你推掉他，你就推掉他，就跟剃头一个道理。
    第二层说的是中层干部是上承下达，承上启下，上面交给你办，你就安排下面人去落实。出了问题，决策是上面，执行是下面，你最多承担一个传令失误的责任，上面因为级别高，不能追究责任，下面因为级别低，必须承担罪责，所以，你这个中层干部最多检讨就行了。这也是一个推子。
    谢富治的外号谢推子就由此传了开来。
    国防部五院的谷景生少将跟过谢富治一段，他老婆范承秀给打成了右派，谷景生也被从五院给调离，放在总政当群工部部长。有一次，谢富治看到了谷景生，就问他你家庭问题处理怎么样了？谷景生哼哼唧唧的没怎么正面回答。谢富治就脱口而出：“把老范推了算了。免得影响你。”谷景生哪儿能答应啊，就应付了谢富治两句。从那儿以后，谢富治再看到谷景生，干脆不搭理谷景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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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谢富治说：“不要迷信公安机关”

    谢富治到了公安部以后，首先换掉了办公厅和政治部的领导，这两个部门的人选在他可看来无疑是最重要的。罗瑞卿、徐子荣主导公安部时是很重视破案率的，刑侦工作是重点中的重点。北京局的冯基平他们手底下都锻炼出一大批破案能手。这种技术攻关却被谢富治嗤之以鼻。
    1962年北戴河会议以前，对于刑侦工作的蔑视还没有在谢富治的脸上完全体现。等到上面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特别是提出对“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以后，谢富治的腰杆子一下子就壮了起来。
    他当时就抛出一句名言：“不要迷信公安机关。”
    谢富治的原话是：“不要迷信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嘛，无非就是搞黑名单，抓人。抓人谁不会？我们在川陕的时候，天天抓人。”
    这段“名言”在1967年 8月 7日这一天终于当着公安部全体干部面前正式宣布为命令，并且成为砸烂公检法的先声。
    对于用“交流”名义换掉办公厅代理主任的余则成，谢富治没有太动干戈，这里面一则有徐子荣的关系，他还不准备或者说在没有完全摸清高层底牌之前，不打算同徐子荣翻脸，尽管两个人之间已经产生了微妙的龃龉。再则便是与他被江青领到康生家里“串门”时偶遇苏枚引发的一段故事有关，而这一点恰恰是谢富治认为最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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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江青与谢富治的司机

    “海罢”文章出来（指的是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简称海罢），江青一直准备找一个机会去看看康生。虽然二人的渊源颇深，但在“海罢”这件事上，江青显得“不够意思”，事前一丝风都没有透露给康生。她当然知道康生心中的悻恼程度。但这也不要紧，让康生见识一下也好，所有的人都应该清楚他们的位置，他们也就是一颗螺丝钉而已。
    江青要去看望康生，拉上了谢富治。上边多次说过：“要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同志的团结，他们的优点很多。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也不是八寸，也是一尺。”但是，更多的内容则是江青要彻底的将谢富治拴在即将启动的战车上。
    谢富治的大红旗一到，江青已经满面微笑的站在那里。谢富治诚惶诚恐的从车里钻了出来，诚惶诚恐的与江青握手。此时的谢富治虽然已经给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可他并没有由此产生更多的优越感，特别是在江青这样的人物面前。而此时的江青虽然没有正式登台，但在谢富治的心目中，她早已成了主角之一。
    是角儿就得捧着。
    江青这一天的心情明显不错，她走到轿车前，和蔼的冲着谢富治的司机笑了笑：“小同志，今晚要麻烦你了。”并且也和司机握了握手。
    谢富治的司机很会说话，用了一句廉价的赞美勾起了江青的下面的一段话。
    江青问道：小同志贵姓啊？
    司机回答：报告首长，我姓李。
    江青说：哦，我们五百年前还是一家呢。
    江青又问：叫什么啊？
    司机回答：报告首长，我叫李虓。
    江青对这个“虓”表示陌生。谢富治赶紧给解释说：“是一个九字旁，外加一个老虎的虎。”
    江青笑了：你这个名字厉害，把林总（林彪）都比下去了，林总才是三只虎，你已经是九只虎了。
    于是乎，大家都笑了。
    一年多以后，军管中共中央宣传部时，李虓再次见到了江青。江青看到这个名字时已然是中央文革的头号首长。她说：“虓这个字太麻烦，也有些四旧，就叫李虎算了。”康生站在一边帮腔说：“江青同志这个名改得好，虎虎有生气啊。唐高祖李渊的爷爷就叫李虎。”谢富治跟着呵呵的笑着。
    1976年10月怀仁堂事件发生，江青成了阶下囚。李虓被江青改名这件事给人揭发了出来，有人指责李虓是四人帮一伙的余党。李虓连忙给中央写信证明他的名字不是江青给改的，是康老（康生，当时康生还没有被清算，还被“封”为“正确的代表”）给改的。1980年以后，康生、谢富治垮台，李虓这一次再也说不清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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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谢富治这个人

    江青上了车，谢富治准备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去，被江青喊了过来：“富治同志，坐到这里来。”谢富治只好跟江青一起坐到了后面。
    江青对正襟危坐的谢富治说道：“去年你给润之的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他看了很高兴，最近还跟我提起这份报告，说是写的有份量。”
    谢富治又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表示感谢。江青这里所指的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是1964年12月由谢富治递交给毛泽东的《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的汇报。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专门在12月 5日作出了重要批示，批示写得很长：“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是二分之一，或者更多些，要一个一个的清查改造。”
    半个多月以后，谢富治被提名为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旋即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与谢富治新当选为副总理的还有柯庆施、陶铸。
    江青当着谢富治的面管毛泽东叫“润之”，这在江青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玩弄这种把戏了。对于谢富治这些中层干部来说，称呼毛泽东为主席犹觉得不够尊敬，比如空军的吴法宪就公然跟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说过：“苏联人把斯大林看作是父亲，我们这些人叫主席是父亲是不够格的，我们只有把林总和总长（罗瑞卿）看作父亲了。”也就是说在吴法宪看来，毛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爷爷辈”的。而江青随口便把毛呼之为“润之”，这样摆出的优越地位足以让对方炫目了。
    然而，在她对面坐的毕竟是谢富治，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
    谢富治这个人眼珠子里历来能够承载下来的只有第一把手。他只看第一把手的脸色，从鄂豫皖到川陕，从中原到北京，谢富治从来都是这么做的，今天他诚惶诚恐的面对江青，那是因为江青与一把手的关系，如果哪一天一把手下令把眼前这个女人抓起来，谢富治也会不打折扣的执行。
    1962年 3月，身为党内法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讲了一番实话：“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谢富治当时也在场。事后刘少奇觉得有些不妥，要求谢富治不要传达，但谢富治还是照样传达。不久上边飘下来一句话：“既然不怕揭，还怕传达吗？”谢富治会心的笑了。
    这也就是谢富治在张国焘手下串红之后还能继续在新的领导人手下维持走红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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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谢富治送给罗荣桓的大花圈

    谢富治是一个复杂的人。事实上，不仅是他，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不是简单的白或者黑。
    1951年西南土改时出现打人现象，当时谢富治担任中共川东区委书记，他通过秘书长赵增益传达指示不准打人：“连激于义愤也不许打”。然而，中共西南中央局很快否决了谢富治的看法，转而提出“这是右的命令主义。会使农民束手束足，甚至变成和平分田。”以后西南土改进程中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过激的现象。民主人士章乃器在日记中写道：“加工吊打中打死了女地主何敬修……另一地主何郁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
    这件事留给谢富治的印象太深刻了。
    但谢富治的“优点”在于“船小掉头快”，他很快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认识，也很快重新的获得了组织上的谅解。调到中央工作以后的谢富治再也不先于领导发表各种意见和指示了。一切的看法都以组织上的决策为准。“谢推子”的大号名符其实。
    196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荣桓病逝。这是建国以来自任弼时病故、高岗自杀以后又一位政治局成员去世，而且，罗荣桓并非他人可比，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党内尽人皆知。1974年12月24日，酝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人选时，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脱口而出：“罗荣桓”。其时上距罗荣桓去世已然十一年了。
    对于罗荣桓，毛泽东曾经与康生、王力专门谈及：“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只有罗荣桓。”
    所以，罗荣桓身后备极哀荣，公祭那天，京内大员倾巢出动。而这时候，追悼会现场内出现了两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大花圈。这两个大花圈不仅大，而且别致，一眼望去便知所费不菲。其中一个是罗荣桓的老部下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送来的。刘亚楼在军中素以脾气暴躁著称，像同为上将军衔的赖传珠在红军时期就没少挨刘亚楼的骂，一张嘴就是：“揭你的茄子皮！”即便是对上级，刘亚楼也是有挑选的，道理很简单，在毛泽东、林彪眼中，刘亚楼是不折不扣的嫡系中的嫡系。然而，刘亚楼对于罗荣桓却充满了尊敬。“他是党内圣人啊”。
    而另一个堪与刘亚楼大花圈媲美的就是谢富治送来的，几乎谁也没有想到出身红四方面军的谢富治会送给罗荣桓身后这样一个特殊的大花圈。
    人死不能复生，所谓追悼会也好，盖棺论定也罢，其实都是做给活人看的，花圈更是如此。谢富治当然知道人们对于他送来的花圈的一些猜测，但他更清楚的是，这个大花圈不久便会“上达天听”。
    “天知道”就行了。
    文革后期挨整的胡耀邦在家里赋闲，龙潜的女儿贝璐瑛去看他，把小贝听到的科学院广大群众对他的肯定和赞扬告诉他，他默默地听了，说：群众我相信，群众我相信。然后用手向天上一指说：“但是，他怎么想，我不知道。”可见，“天”在那一代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了。
    红安老家的人都说谢富治的“鬼心眼多”，他的老弟谢富礼更是直言不讳：“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鬼心眼，也不会死那么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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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九篇文章

    江青对谢富治说：“有你这样的铁腕人物保驾，我就放心了。”谢富治干笑两声。
    不过，谢富治的“荣宠”实际上早就开锣了。
    1964年 3月25日，毛泽东曾经就自己的旧作，俗称“九篇文章”的即《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给党内高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康生、陈伯达、吴冷西传阅。1965年 1月 2日，毛再度批示说：“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三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在这里，谢富治的名字排在了李井泉、陶铸的前面。而这批文章当年在延安时只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胡乔木因为是整理人，所以，也有幸目睹。这九篇文章是上边的心爱之物，据胡乔木回忆，直到病故前，上边还让人把这九篇文章找出来给他念了念。
    对于这九篇文章的分量，谢富治是完全领教了的。【九篇文章指的是：（一）《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０日）；（二）《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２日）；（三）《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四）《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五）《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６日）；（六）《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１９３２年３月３０日）；（七）《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１９３２年４月４日）；（八）《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４日）；（九）《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１日）】
    上边自己也说过：“文章写得太尖锐”。在上边的批示中，还有一条非常重要，那就是对周恩来的评价。上边在1965年 1月的批示中如此提及周恩来：“其中又提了总理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内中的种种微妙都在不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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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康生的秘书李鑫守在那里

    说话之间，江青、谢富治的座车已经开到康生家门口了。守在门口的是康生的秘书李鑫。
    江青一见李鑫就知道康生还在生闷气。
    姚文元的“大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从运作到发表都是极少数人才“有幸”得知，而这极少数人中竟然没有包括康生。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有过这样一段讲话：“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 江青 )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 少奇 )、邓( 小平 )这些人也要看。”
    像“海罢”这样的头等大事居然不给康生过目，这在从三十年代末便开始跻身决策层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的康生来说，不啻于当头一棒。如果是一般人挨了这一闷棍，或许要诚惶诚恐，但在康生，特别是当康生了解到这篇文章的主要背景以后，他变得格外沉默。沉默到江青造访时，连曹轶欧都暂时躲在后面而不直接出迎的地步。
    此刻，迎候江青、谢富治的是康办秘书李鑫。李鑫是康生从教育部政治教育司调到身边的。康生的秘书多遭厄运，比如匡亚明，比如沙韬。以匡亚明为例，匡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吴德（后任第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经给蒋锡金介绍过匡亚明的“党性极强”的案例。当时组织上考验匡亚明以至于打掉了匡的四颗牙齿，但匡还是忠贞不渝，最终获得了组织上的信赖。自然也因为这种特殊的经历，才让匡亚明得以到了素被称作“中共党内捷尔任斯基”的康生跟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党性极强的匡亚明很快遭到康生的暗算，这一次被打掉的不止是四颗牙齿了。至于沙韬则更惨。
    相比之下，李鑫真是“幸运”得多。康生对李鑫相当赏识，给他的评价是四个字：“劲气内敛”。有一点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四个字的评价曾经来自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一次褒奖。
    应该说，康生的这个评价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从后来李鑫首先提出抓捕“四人帮”这件事来看，确有“劲气内敛”的痕迹。
    1958年春柯庆施提出对毛要迷信、盲从之后，康生也不甘落后。同年夏，他给北京市政治教师做报告时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主席的水平。”这是名噪一时的“顶峰论”的前身，或可说，党内首先提出“顶峰论”的原创者正是康生，而非林彪。而康生的这篇报告究竟出自于何人之手，迄今为止，史家还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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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三洗堂主人康生

    以江青的骄横和骄狂，区区一个秘书李鑫迎候在门外已经足够她发一通邪火且师出有名的了。
    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美、水静（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妻子）、余叔（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妻子）以及各家的孩子们一道在芦林水库游泳，江青还为他们照了相。后来上岸，毛泽东请大家一道用餐，期间江青不在，大家就相约等候江青。毛提出：“咱们一起吃吧”，这时候，江青回来了，看到大家都已经坐满，马上面露愠色，且出口很重，冲着毛泽东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毛当时哈哈一笑，不予置评。还是王光美给江青让了座，寒暄了几句，这才将尴尬的场面应付过去。
    在毛的跟前尚且如此，遑论康生等人了。可今天，江青的确没有发脾气，不但没有发脾气而且还破例的与李鑫握了握手。江青、谢富治刚一进大门，曹轶欧便火急似地迎了出来，口中还不断道歉说不知道江青同志驾到云云。江青非常热情的与曹轶欧拥抱，口中回应曹大姐你好云云。站在一旁的谢富治把这些统统看在眼中。他知道不平静的一幕很快就要开场了。
    进入二堂的江青抬头看见康生正在写字。被称之为“康老”的康生貌似精气入神，全然没有看到江青的到来，站在康生旁边的是曹轶欧的妹妹苏枚。曹轶欧刚要打断康生，立即被江青制止了。江青就那么静候在那里，一直等到康生甩脱手中的毛笔。
    接下来的场景不用描述，大家也都清楚了，“演员们”的表演在这一刻都是相当到位的。今天所不同的是江青对待苏枚的态度也格外的不同。
    对于苏枚的历史，江青清楚，谢富治更清楚，而江青平日对苏枚的恶感，康生知道，曹轶欧知道，谢富治也知道。然而，眼下的这个晚上，就在康生的家里，江青握着苏枚的手，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让人倍感玄妙。不过，这对于“三洗堂主人”的康生来说，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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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江青意外的拥抱苏枚

    登堂入室的江青与装作刚刚知晓江青到来挂着满脸“歉意”的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刘少奇选集》编辑委员会负责人的康生“热切”的握手。寒暄的话说了一箩筐之际，江青也看到了一直站在书桌旁的苏枚。
    对于苏枚，江青太熟悉了。熟悉到了骨子里，也因为这样，江青对苏枚一直冷淡甚至说是冷漠。然而，今天，江青居然主动过去拥抱了苏枚一下，这真是令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老于官场的康生尽管没有曹轶欧、谢富治他们那样表现出来的错愕，却也有点绷不住。不过，他很快镇静下来，他太清楚江青此行的目的了，拥抱苏枚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见面礼而已。
    江青这种人自从坐上第一夫人的位置以后，她原本装扮的东西都一点点的给她自己撕掉了，她不需要再低眉顺眼的看他人的脸色，在中国，她只需要看一个人的脸色就可以了。至于对苏枚的历史，江青素来不假以辞色的，这点曹轶欧最不满意，康生当然也不满意，可暂时也只能把不满意压在心头。
    作为旁观者的谢富治今天真是领教了江青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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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钉子户”谢富治

    江青原本对苏枚从无好脸色，即便是当着康生、曹轶欧的面也是如此。这是这个女人素来的骄狂的表现之一，应该说，这么做的结果是很让康生下不来台的。只不过康生不便与之计较，自然也不敢与之计较。上边曾经这么评价江青：“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还说过：“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一类的重话，当然这里面多得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可惜的是江青到死也没有完全领悟这些苦心孤诣。
    谢富治之所以知道江青为什么对于苏枚是那样一副嘴脸，正在于他的“钉子户”的本事。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部长以后，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既不像罗瑞卿那样四处奔走，也不像徐子荣那样串遍基层。他就坐在办公室里面看各色档案，了解各色人物的来龙去脉。
    上边只要想找谢富治，任何时间他都会在办公室里面候命。那个时代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电话是最快最直接的联系方式。谢富治随时恭候的做法深得赞许。
    在浩繁的档案和资料中，谢富治大量的掌握了党内各路人马的背景与实质，这笔财富只有亲身领导过这些人的人才能享用到。而谢富治只需屁股能够稳稳的坐住的便会领略了相当部分，这不能不说是谢富治后来走红的一个原因。
    四届人大之前，毛泽东赠诗给柯庆施，这就是毛最喜欢的《三垂冈》：“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内中这句“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特有深意。而被许为“奇儿”的除开柯庆施，还有陶铸和谢富治。赠诗不久，谢富治荣膺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也进入副总理行列，柯庆施副总理的排名尤其靠前。这些应该都不会是上边的心血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