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2385
- 帖子
- 260
- 精华
- 4
- 性别
- 男
- 注册时间
- 2004-11-28
访问个人博客
|
楼主
发表于 2010-6-11 13:30
| 只看该作者
[首发] 每个人都有一本自己的诗歌史
每个人都有一本自己的诗歌史
——在东山雅集上的发言
刘春
我是从2002年秋天开始写《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随笔的。起初,我写得很兴奋,什么都不管不顾。2003年整个春节,我都在写,当时我的想法时,想到什么写什么,几篇文章同时进行。最初,我的野心很大,想写新时期以来的60个诗人,并且包括与诗歌有关的刊物、选本、事件、争论、流派等内容。我至今仍然记得大年三十我写的是安琪,大年初一,我写的是赵丽华(当时“梨花体”还远未成型)。大年初七晚上,我还在思考着怎么写杜涯,并和老婆谈了几个小时杜涯的诗,直到深夜她肚子痛两人去医院为止。次日清晨,我的女儿刘夏秋冬在医院出生。那以后的好几个月,我都还抽出时间来写作。所以《一个人的诗歌史》出版后,老婆写了一篇文章,对我进行“控诉”。到了2007年以后,我才决定重点写15—20个“第三代诗人”,写他们的生活、作品、经历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一切。至于以前写的其他诗人,则“另案处理”。
现在这本书《一个人的诗歌史》,以及即将出版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所写的除了顾城,其余诗人都是“朦胧诗”以后崛起的“第三代诗人”。如果说北岛、舒婷等“朦胧诗人”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读者心目中的偶像,那么毫无疑问,西川、于坚、欧阳江河、海子、王家新、柏桦、李亚伟、韩东等“第三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明星。我至今仍能回忆起当年读他们作品时的欢乐与激动。无论从技艺还是思想层面,“第三代”都是值得研究,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艰辛的求学道路,他们在几乎无书可读的年代,从“老三篇”、小人书、大字报,从糊墙壁的《人民日报》,甚至从烟盒、招牌、启事、赤脚医生手册、标语、小字条进入文学,最终走进文学史和诗歌史,其中有多少心酸、多少欢乐、多少启示等着我们去分享、品味。
写完全书后,我把稿子分别发给这些诗人阅读(其中,写海子一文发给西川校订,写张枣一文给张枣的好友柏桦审阅,写顾城一文开头部分得到了顾乡的指点),所有诗人都严格地校订了文中的时间和事实,有的诗人对文章中不够透彻的地方提出了建议,并寄来了新作供我参考,但他们都没有对文章中的批评之语提出任何异议,这份宽容与大气令我感慨万分。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在2010年2月出版后,受到一些读者的关注,几个月里,我在不少媒体读到与它相关的文字,还有很多相识和不相识的读者通过各种途径留下的片言只语。4月份,出版社就已加印。现在,出版社计划在秋天同时推出第一部的增定本和第二部。这样的结果是我以前想不到的。现在,我想谈谈我在写这两本书时的一些想法,以及对《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某些反馈做出解释。
有朋友提醒说,某篇文章的某些细节你最好删掉,否则有人读了会不高兴。我没答应,我的文章从来就不是为了让谁高兴或不高兴而写的,只是想客观地表达自己多年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而已。再说,我不相信会有人狭隘到在读一本书时因观点不同而对作者产生责怪之意的程度。比如北岛,他是我心目中的中国诗人谱系中排名最前的一个,从本书中无处不在的北岛形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人的诗歌史》是一部向以北岛为代表的诗坛前驱者致敬的著作。但我不甚欣赏北岛的诗学专著《时间的玫瑰》,这一点早在5年前我就表达过,本书里也有相关段落。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能否面对自己的内心,能否敢于表露自己的内心,是评判这个作家是否对文学、对世界真诚的一项标准。读北岛的随笔,“坦诚”是我得到的第一印象,正是这一品质的存在,使北岛的人格魅力获得加分。因此,假使北岛看到我对他的批评,我相信他也不会在意。当然,如本书的确让某些人心里不舒服,只好请他们多多包涵了。
又有读者说,你对某首诗歌的解读我不同意,我觉得那首诗涵义不是你认为的那样。这个其实不是问题,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人也有一千种理解诗歌艺术的方式。诗无达诂,有的诗歌本来就不限于某一种理解,如果诗歌也像数学那样一加一等于二,那么它可能早就没必要存在于世了。比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很多诗人对此诗的情感基调已经达共识,即那是一首感伤的诗歌,诗歌中的“房子”指的是坟墓。但也有更多的人(特别是普通读者)认为那首诗的基调是乐观向上的,房子就是房子本身。这些理解没有对错之分,读者的天赋、经验、知识面、生活阅历以及阅读时的心情等各不相同,对同一首诗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会有差异。一个心情愉快的人看到下雨,心情会更畅快,而一个本身就柔肠百结的人遭遇雨天,则可能会把这些雨水当作天空的眼泪。我想,如果我对某首诗的解读激发起读者探究这首诗更广阔的内涵的兴趣,即使最终得到的结论与我的结论完全相反,这也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还有朋友在读了《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之后,在网上发牢骚说,你将此书命名为“诗歌史”,但这书的结构跟我在学校里读到的诗歌史和文学史区别太大了,这书名简直是在误导读者!我说,产生这样的误解,也许是因为我写的不是你所习惯的那种“史”。我写的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诗人生活史和创作史,以及我自己的阅读史,在这个基础上,又会牵涉到很多“正史”可能会隆重提到也可能一笔带过甚至完全忽略的作品、故事。一句话,我写的不是教科书,而是随笔集。
关于“一个人的诗歌史”这个书名的多重指向,柏桦在第一部的序言里曾详细阐发过,需要强调的是:书名中的“一个人”,既是我笔下的那些诗人,也是我自己。既然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诗人”和“我自己的阅读史”,所涉及的人选及作品自然会与别的研究者不大一样。有人会觉得某某很优秀,而我则有可能觉得这个人很差劲;有人觉得某首作品非常重要、无法绕开,而我也有可能觉得即使不提到那首作品也不会影响读者对这个诗人的整体判断;还有人认为,假如不谈论某个诗人的某首长诗,那么对这个诗人的评论就是不完整的,而我只想告诉他们:我不是在写盖棺定论式的诗人论,不想面面俱到。总之,这是我写的“诗歌史”,你如果读了有同感,我很高兴;如果你认为和你的观念差距太大,那也很正常。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这里面掺杂了太多个人好恶,与自己的生活、阅读以及世界观密切相关,没有任何一部诗歌史能够得到所有读者的赞赏。假如那些抱怨我写得“不像”诗歌史的读者持着这种心态去阅读这本书,也许心里会平和很多。
既然是写史,最担心的是史实问题。前几天,有刊物编辑向我反馈,说一个诗人读了我发表在他们刊物上的文章,觉得有的地方提到的史实与他所了解的不同,是不是我弄错了?
这个诗人说中了我内心的忧虑。关于史实,一直是我在写作“诗歌史”系列文章时重点思考的问题。如果一部号称“诗歌史”的著作,对历史事实不严谨,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复杂。
我历来对胡适先生的“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怀有同感,远的不说,关于胡适这句话暗含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微言大义此处也不说,单谈谈我在写作“诗歌史”系列时产生的一个困惑。很多时候,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叙述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很多人说顾城和谢烨,认为是天作之合,关于他们之间的浪漫故事,每个人都可以说一串。对于这个结论,我大致认同,但是到了后期,可能就不是这样简单了。有一次,顾城和谢烨一起出席某个会议,有朋友问顾城他们夫妻感情如何,顾城说:“我迟早会杀了她的!”这还是我们印象中的金童玉女的关系吗?
再比如关于顾城在激流岛上杀鸡的事(这关系到顾城的品质和形象),芒克、顾乡、舒婷、英儿的描述就大相径庭。关于海子在“幸存者诗歌俱乐部”遭到“前辈诗人”批评这段公案,无论是那位“前辈诗人”所说的话还是事情的发生地点,唐晓渡、芒克、王家新等人的叙述也有很大区别(关于顾城与海子这两件事,《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有详细论述)。比如张枣1986年出国后是在西德什么大学读书或工作的问题,我看到过三种版本;张枣是何时发现自己患病的,也有几种说法。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再感觉到,很多消息的来源不可信。有的是别人因道听途说而弄错,有的是自己记不清而出错(比如于坚就曾经一度记错《尚义街六号》的写作时间),有的是看似错了其实没错(比如海子的父亲大多数时候叫“查正全”,而有时候他自己也写作“查振全”),甚至有的可能是相关人士为了维护形象而故意弄错。所以在“诗歌史”系列文章中,读者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我处理历史事件的一种方式——对同一事情,时常列举出多种说法,如果我经过考证而比较有把握,就在文中提供了我的结论,我自己没把握的,就不下定论,只罗列出各种说法,供读者自己甄别、判断。
写完两本《一个人的诗歌史》,我有几点十分强烈的感想。
第一,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第三代诗人”来说,北岛与《今天》影响之大,无人能及。甚至对于“今天派”或“朦胧诗”的同时代诗人,北岛的地位也堪称至高无上。不管你对北岛是敬仰、崇拜还是批评与质疑,北岛都是一个人物、一个象征,你难以避开。
第二,新时期三十年,好诗很多,大诗人呼之欲出。两本《诗歌史》重点书写的12个诗人,每人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比如于坚的《尚义街六号》,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傍晚穿过广场》,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海子的《亚洲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朗诵》,顾城的《一代人》、《墓床》,柏桦的《往事》、《现实》,张枣的《镜中》……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经典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难以想象,缺少了它们,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图景将会是何等的苍白。因此,我同意德国学者顾彬的论断,诗歌的成就仍是当代中国文学最为突出的一部分,即使它被有意无意地疏远和遮蔽。
第三,新时期以来,对青年诗人取得的突出成就的评价与宣扬,很大程度上是由诗人自身完成的。“诗人评论家”的出现是近30年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西川、柏桦、钟鸣、臧棣等诗人,其诗学随笔和评论所达到的深度和受到的关注度并不亚于专业批评家。一些评论家其实本身就是诗人,比如唐晓渡、陈超、张清华、程光炜、沈奇、杨远宏等。两者加起来,占据了新时期诗歌评论界的半璧江山,甚至更多。
第四,对中国新时期诗歌取得的成就还有待进一步宣传。举一个例子——《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许多读者对文中所写的诗人故事津津乐道,有的读者读了部分文章,还按图索骥,找来了诗人的诗集详细研读。作为作者,我在欣慰之余,又感到悲哀。其实,书中所写的这些诗人,在中国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都已经获得巩固的地位,按理说,读者对他们应该耳熟能详才对。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普通读者的反应来看,除了通过震动人心的社会事件引起人们关注并最终走进神坛的海子和顾城,其他人要获得更广泛更深入的影响,仍有一段路要走。
《一个人的诗歌史》是我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作品,也是我目前最为满意的著作。如今,第一部的增订本和第二部即将同时面世,也算了却我的一桩心事。很多朋友鼓励我按照这条路子一直写下去,我感谢他们的关注,却也很清醒地知道,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除了两本书里写到的诗人、诗歌和事件,我已经写了另一些诗人诗事,并曾经想将它们组合为《诗歌史》第三部,但最后还是决定暂时停止下来。何时继续,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现在,我只想静下心来,好好地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
(注:5月17日晚上,承蒙梦亦非等广州诗友厚爱,嘱我在首次东山雅集上就《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书作专题发言。因为是即席发言,且未做记录,所以现在这一份稿子,是事后凭记忆进行整理,缺少了现场发言时的跳脱和幽默,特别是缺少了即席发言时列举的大量事例,这是一大遗憾。另外,《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以及第一部的增订本将在数月之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份发言稿,将会成为这两本书的后记的主要组成部分。刘春,2010年6月10日) |
我看到火焰在发言生命的淡季,雏菊发言:“最冷的积雪将最早消融。”而那曾在阳光下洋洋自得的花草在风中翻飞如早夭的蝴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