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被伟大领袖钦点而被误读的司徒雷登

老程

被伟大领袖钦点而被误读的司徒雷登


　　2008年11月17日， 距离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已有60年。在燕京大学解散56年之后，她的创办者和灵魂——司徒雷登，在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一遂心愿，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中国。这一天，应该是历史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标志着政治与司徒雷登，政治与历史的和解。在杭州的安贤园，举行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墓碑上用中英文对照写着，“司徒雷登，1876年—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再无其他。
　　“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此言不虚。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夫妇俩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是林顿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他于1876年在杭州出生，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并跟随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在他11岁的时候，他“远赴美国留学”，28岁那年他回到中国，和父亲一道传教。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1918年，前往北京担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1946年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1949年离开中国，1962年在美国去世。
　　自从被伟大领袖“钦点”之后，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司徒雷登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大人物而被国人知晓。但如果我们抛弃政治的偶然，回归历史的本真，司徒雷登实际是个政治上的小人物，却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美国驻中国大使的生涯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而在之前的48年，他一直在中国从事文化及教育工作，并因此深得尊敬。作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他主持燕大校务达27年之久，几乎是凭一己之力，用在美国募捐来的钱，将燕京大学办成了“世界知名”大学 。
www.stnn.cc

　　燕京大学之父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欣赏着燕园古建筑群那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可曾知道，这一今日北大最美丽的一块风景，就是昔日燕京大学的校园。“未名湖”三个字，也是司徒雷登任校长期间，由钱穆命名的。
　　1918年，42岁的司徒雷登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具转折意义的一年。十多年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不仅使得美国教会对他刮目相看，也使他在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就在这一年，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决定合并，而司徒雷登，被认为是主持这所新大学的最合适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 Brockman)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后来的事实证明布鲁克曼没有看错人。当司徒雷登1919年春天接手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接着，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的校址。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然后，他远赴西安，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他非凡的交际才能，他不仅让这位督军以六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了奖学金。
这仅仅是司徒雷登非凡社会活动能力的冰山一角。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建校初期没有政府的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学校约85%的资金都来自私人捐助。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的27年里，他十数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筹集到大约2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经济来源。连大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了2万银元。

　　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燕园内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家有萧公权，等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这里同样是科学家的摇篮，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又有抗战干扰破坏，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人，但这里培养出了中科院院士42名，工程院院士11人。这样的成材率，是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比拟的。
　　闻一多在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曾深情地赞美司徒雷登，说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这段话在收入中学课本时恰好被删节了，所以并不广为人知。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曾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司徒雷登见面，称赞他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安息中国的遗愿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国内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1952年，辞去大使职务后，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
　　1962年9月在他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司徒雷登身后，傅泾波一直为将他落葬燕园而奔走。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傅泾波有生之年终于没有看到司徒雷登所托成为现实。一直到2006年，傅家的后人才得到消息，中国政府批准了将司徒雷登安葬在杭州。
　　2008年底，在司徒雷登的出生地杭州，他终于得以安息。尽管“回家”的地点，并非他最期望的燕园，尽管昔日的燕京大学，已经不复存在，但这所只存在了33年的大学，为文明所增添的辉煌，历史将永远铭记。

　　1949年8月2日，

雅琼

嘿嘿，图片在这里用上了。

闲云

ZT司徒雷登魂归魂归故土　昨骨灰葬于杭州(组图)

浙江在线11月18日报道 他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昨天，他的骨灰葬于半山安贤园。

司徒雷登 魂归故土

杭州耶稣堂弄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紧贴银泰百货，平时来往的多是赶潮流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位和中国大有渊源的美国人曾出生在这里。弄堂里的银杏和榉树曾见过他小时嬉戏的身影，藏在住宅楼群中的那幢两层小楼作为他的故居已于三年前对公众开放。

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中国的名气也因此比在他的祖国美国还要大。

昨天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这是燕大校友向老校长献花。




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出席当天的骨灰安放仪式




杭州市民以及中外友人参加司徒雷登骨灰安放仪式



司徒雷登雕像静静立在杭州耶稣堂弄




生于杭州归于杭州

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只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也曾和小伙伴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1887年，他回到美国接受教育。1904年，他再次来华后的第一站仍然是杭州，这个他出生的地方又一次成为他新的起点。之后三年半里，他先后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到教会学校任教。此外，司徒雷登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达27年，1946年~1949年他曾任美国驻华大使。1946年，司徒雷登先生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拿到了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这把钥匙还静静地躺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是位牧师，1869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司徒一家和杭州可以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子湖畔出发见证历史风云

正是从杭州出发，司徒雷登先生见证了上个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华大地的一系列风云变革。著名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1949年，司徒雷登先生回到美国后患上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时隔46年之后，这一愿望才终于得以实现。

昨天上午，司徒雷登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上，司徒雷登先生秘书傅泾波的后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了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求同存异。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这样说：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又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这样说：今天，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人民在文化、经贸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这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

钱江边，西湖畔，这位杭州出生的美国名人，终于在杭州安息，在杭州历史上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

满口杭州话最爱杭帮菜

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中外友好人士中，几位童颜鹤发的老人最引人注目，他们是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燕京大学校友会的代表。

燕京大学校友会北京校友代表国仲元老先生把一捧洁白的百合花轻轻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长，您安息吧。”

杭州校友代表姚林杰老先生则和记者谈起了流传在校友中的“司徒轶事”：“司徒雷登先生是个杭州通，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后来学着说上海话、宁波话、苏州话都带着杭州腔。他在杭州时总要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去吃饭，看看嘛蓝眼睛高鼻子的，点起杭帮菜来有板有眼，把伙计都能听得愣了：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这些话不是杭州人都听不大懂的。”(注：“件儿”指五花肉，“木郎豆腐”指鱼头豆腐，“熬稍”是快的意思)。

“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姚老先生感叹着。

新闻附件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

闲云

ZT 傅国涌：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因为毛泽东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1949年8月2日，他黯然离开南京，告别这片生活了50年的国土。2008年11月17日，在他离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骨灰终于在杭州下葬，这是他的出生地，他生命的第二故乡，他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幼年和青年的14年时光。快60年了，时间改变了一切，时间又改变不了一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连同他创造的事业，仍在历史的深处。我们这才可以理解此次的下葬之举及由此在新闻界引起的反应，连日来我本人就接到了不少记者的有关电话。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多于美国人”，决不是一句嘴上的空话，他用行动一次次证明过对中国的至爱。1926年，就在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夕，因为停泊在天津大沽口的日本军舰拒绝中国军队检查，引起交火，包括美国驻华公使在内的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他和18位在华的传教士、教授联名写信给美国公使麦克默理，认为中国军队并非故意袭击外国军舰，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只会激发中国的排外情绪，美国参与这样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只会损害中美关系。他甚至亲临美国使馆抗议，当面指责并告诫美国公使。当时几乎所有北京的英文报纸都站在了另一边，但他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

他办燕京大学也完全是为了中国人，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的个人努力之上，在这所大学，他把中国化和世界化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激励了所有燕大学子，成为他们生命的动力。他一生的事业主要也是通过这所大学体现出来，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他在燕大的成就要远超过美国驻华大使这个职位。燕大在大地上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它的死亡，它永存在历史温暖而感伤的记忆中。难怪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要深情地赞美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这段话在收入中学课本时恰好被删节了，所以并不广为人知。

此刻，当司徒雷登魂兮归来，我感到，比他的教育家、宗教家身份以及作为中美友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具有人类情怀的人，一个终生信仰并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就很好地显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做到了什么，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他为自己能把一生献给这一事业而骄傲。直到晚年晃荡在他脑际的还是燕大校园里的柳丝，他留下的遗愿，就是希望有一天把他的骨灰葬在燕园未名湖畔，与他的妻子一起。因20世纪后半叶政治风云的变幻，他的这个遗愿一直未了。

对于司徒雷登来说，最终能魂归杭州也许是一种小小的安慰，虽然与他的遗愿并不吻合。此外，他父母、弟弟的墓都在杭州西湖边的九里松，而他被葬在杭州北郊工业区附近的一处公墓，也不是没有遗憾。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无疑是属于后一种页码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同时，他也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度的，他属于世界。从这两层意义来看，在地理上，他的骨灰安葬在哪里，美国还是中国，杭州还是北京，西湖还是半山，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作为中国人，我只知道内心对他怀抱深深的敬意。

老程

未名湖畔才是他理所应当的安息之地。

老木匠

李辉在这期收获上也写了很长的一篇类似的文章

老程

我国著名的声乐教育家沈湘（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主任）也是司徒雷登所钟爱的学生，国共调停时他把沈湘推荐给马歇尔元帅做翻译。
现在人们漫步在北大未名湖畔时，有谁还记得这里其实是燕京大学的校址，谁会想起这位燕京之父。

雨冷香魂吊书客

其他的不甚知，只知燕大新闻系是49年前办得最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