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俄语老师的遭遇

老木匠

作者：亦远

笔者在中学六年的外语教育是学习俄文。初中我们中学和当时国内大多数中学一样只有俄语，没有选择的余地。

到了高中，因为有少量外校考来的学生是学英语，我们一班有半班学英文，半班学俄文。我却犹豫半天，还是继续学俄文。我怕初中没学英文，跟不上，影响我的高考成绩，尽管我本心要学英文。这样笔者前后经历了三个俄语老师。

初中的俄语老师叫黄敏，相貌娟好，个子不高，说话文雅，戴着一付近视眼镜，体态略有点发福，显出些中年妇女的身影。现在想她当时未必就到了三十岁，只不过我们全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会觉得她年龄很大。

黄老师教了我们三年初中的俄文。她很少和学生发脾气，但对我们要求很严，多数学生是敬畏她。如果她觉得那个学生的俄文不错，也愿意多学些，就会分别把他们找到办公室，给他们一封苏联学生的来信，协助他们和苏联学生作笔友，以便提高俄文的水平。当时中国和苏联是所谓兄弟关系，虽然官方奉苏联是老大哥的高潮已经过去，但建立这样的海外朋友关系还没有被禁止。只不过那时的俄文教材不实用，生活词汇太少，学生用俄语笔谈非常吃力，还要黄老师大力协助才行。所以她也不能介绍给很多同学写信。

我不知道这些苏联孩子的信是怎么来得，反正黄老师有一大抽屉这样的信。我没有去要过，因为我一直想学英文，我的志向是将来念理工科，不准备在俄文上下太大的工夫。

上初一时中苏虽然还没开始论战，但到了初三，半官方对苏联的非议已经在同学中，特别是干部子弟中流传了。歌颂斯大林的苏联电影在内部重新上映，谣传这些电影被苏联索回，再不看就看不到了。只是这些电影早就翻译成中文的，并不需要俄文知识；能够获得的俄文读物越来越少，显见学习俄语没有什么用途了。但中国绝大多数中学的外语仍是俄语。在某中意义上说，六十年代整个中国的中学外语教育完全是个形式。

高中的俄文老师赵木凡，是个男老师。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本来是教英文的。可在四九年之后，绝大多数学校的英文课给停了，他只好现学俄文现教，我们学生丝毫没有察觉他是俄文新手。笔者现在推测赵老师很可能过去懂得法文 ，因为他对俄文语法非常熟悉，这不是只通英文的人可以轻易作到的。

他要求每堂课有一个学生代表起立用俄文汇报当天的考勤情况和当天的天气，然后由他纠正其中的语法，发音和词汇错误。全班同学轮流，这是我们又怕又有兴趣的活动。

还有一位袁志超俄语老师，瘦瘦的，戴付金丝框眼镜。当时有名的《外国民歌二百首》中的俄文歌就有他翻译的，记得好像叫《在山楂树下》。他上课时还用俄文给我们唱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多少激发了我们学习俄语的兴趣。也是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归国印尼华侨。真不知道他在哪里学的俄文。

在这样三个优秀俄文老师的教导下，我们在语法，写作和阅读上全有很扎实的底子。可惜实用的词汇学得太少了。上高中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我们的俄文课本大部分是政治性的内容。这使我们可以猜懂《人民日报》反修文章的部分段落，例如著名的《九评》却不知道面包怎么说。我们的俄文课本中基本是中文翻译成的俄文，甚至包括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其实对那些哲学名词，不要说俄文，就是中文我们也不懂。

学过的俄文原文，在印象中只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一段对共产主义的抒情。但我们悄悄喜欢保尔出狱后和冬妮亚缠绵的那一段却是不讲的。
虽然我高考时俄文考得不错，但以后中苏完全交恶，俄文再无任何用途。只是文革中用来看过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玩玩而已。到后来自学了英文，俄文就彻底逐出了脑海。这是后话了。只是这三个各有特色的俄文老师的学识和能力全令我们尊敬。我的同学吴延佳高中毕业后还一直和黄老师保持联系。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叫红八月，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表面上是毛泽东在那个月的十八日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给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实际是那个月最为血腥，人们的生命财产完全失去了保障，掌权的政府官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公开支持私刑，称之为“红色恐怖”。

我想毛泽东一定知道中学生比小学生有体力和冲击力，比大学生更容易煽动，所以毛主席是从鼓动中学生成立红卫兵开始文化大革命的。中学的校长，书记和老师首当其冲，他们其实是文革练手的牺牲品，毛搞文革绝不是冲着中学来得。我那时当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觉得赵老师是旧知识份子，袁老师是华侨，都是在劫难逃，至少要受批判，黄老师年轻些，应当没有什么事。那知我想错了。

赵老师被揭发是资本家，袁老师被揭发翻译苏联修正主义的情歌。他们当然被揪出来批斗。但想不到黄老师几乎被打死。当打人的高潮过去后，我和吴延佳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偷偷去看望黄老师。

黄老师家在西城高义伯胡同，其实原来叫狗尾巴胡同。因为名字不好听，逐渐转音换字， 这是典型老北京地名形成的一种方式。

黄老师家幸好是个独门独院，否则我们是不敢来的。那时邻居之间虽然比现在住楼要亲近，但在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布置下形成一个严密的互联网，互相监视举报，关键词就是“有人来访”和“串门”，人们私下是要彼此提防的。

黄老师没有想到我们来，不知我们要干什么，很紧张，就请我们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我隐隐约约记得，院子里没有灯光，彼此全看不清面孔，头上好像有棵茂密的枣树压下来。黄老师的头发很短，看来是被强迫剃掉，刚刚长了出来。那时被批斗的女人受到一个痛苦的精神侮辱就是被剃光头，最可恶的是被剃成阴阳头：一半光头，一半寸发。这是古代给囚犯脸上刺字的一个翻版。我们称呼她“黄老师”，关切地问她的遭遇，她明白了我们依旧是先前的学生，没有恶意，这才轻轻吐出一口气。她还是像以前那样文静地讲述了她的遭遇：

我的一个六五届学生，不爱念书，怎么劝他也不听，去年他没考上高中，不知道他到社会上干什么去了。那天，他回来了，质问我为什么排挤他这样工人出身的学生。我记得他的父亲是个街道工厂的钳工。我告诉他，上高中是统一考试，我并不管他的考试和录取。他说我给他的学期评语不好，是歧视工人子弟。其实他从来没有好成绩，老打架，还有点小偷小摸的坏习惯，我的评语是不太好，但并没有说什么他怎么坏。

这个学生叫我和他到教育局去，我当然不敢说不去，就跟他离开了学校。我当时怕他在学校乱喊，别的红卫兵听到了会不分青红皂白抡起皮带打我。我想教育局也瘫痪了，到那里也无法证明我歧视他，大不了挨几句骂就是了。

那知他没把我带到教育局，反而是到二龙路的教育部，那是当年的郑亲王府，里面房子很多，还分隔成很多内院。我被他带到一间厢房，我一进去就吓傻了：地上有三具死尸，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全是被打死的，满地是血。我这个学生命令我把死尸拖到门外去。我不敢争辩，只好去拖。平常我连鸡全不敢杀，哪见过死人？更没看过被打死的。我只好弯下腰去拖。第一个是男的，我尽量不看他，拉他的双脚，费力拖出去了，放在屋檐下。

第二个还是个男的，头发全白了，脸打肿了，背心打烂了，全是血，好象很瘦。我先拉胳臂，根本拉不动，我更不敢看他的脸，就又是拖脚。好不容易拖了出去。

第三个是个女的，比较胖，好象还有体温，我拖不动，我的学生就用皮带抽我，一紧张，竟然就拖动了。但我知道下一个就是我了。果然，那个学生又叫来几个红卫兵，命令我跪在屋中间的血泊里，叫我交代是如何迫害无产阶级子弟的。我自知难逃一死，就一句也不说。他们就用剪刀铰我的头发，我还是没说话。接着就是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军用皮带的铜扣打在身上，开始是刀割一般的疼；后来又打在头上，就麻木了，很快我就不省人事了。

我醒过来天已经黑了，四周没有声音。我爬起来，觉得四肢还没断。我可以站起来。我决定逃跑，就在我跌跌撞撞往外跑时，我看到门外靠墙下的还是我拖出去的那三个尸首；我听到好几间屋里传来呻吟的声音。我不能乘公共汽车，我这个样子就是典型的牛鬼蛇神，随时随地可以被路过的红卫兵毒打。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回家来的。

当我进了门，拉开了灯，我看见我爱人躺在床上。一问，他的腿被红卫兵打断了，还好有学生把他送了回家。我们俩就这样在屋子里躺了三天，没有吃的，只能喝自来水，总算熬过来了。

这时我们才知道黄老师的丈夫原来是28中的党支部书记。北京28中的位置很特别，就在中南海东墙，等于是党中央的邻居。当时作为北京中学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几乎没有能逃脱被批斗拷打的。邓小平女儿邓榕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学生，被吸收为工作队成员。她们学校虽然都是女学生，虽然女学生都是十二三岁到十六七岁的少女，却竟然就把副校长卞仲耘斗死在学校操场上。

如果说黄老师丈夫的遭遇并不令人意外，那么黄老师的经历即使在当时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当时以为红卫兵至少还有个为了革命的真诚目的和动机，那知他们为了泻私愤就可以把老师往死了打，而作为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日报》还在连续发表社论欢呼红卫兵行动好的很，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天天对各地的红卫兵讲话，鼓励他们继续造反。

吴延佳和我全不知道说什么好。离开黄老师家，吴延佳说：“我也当了几天红卫兵，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回家一说，叫我父亲把我臭骂了一顿，我才清醒过来，没去打人。”他的父亲当过外文局局长，彭德怀事件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撤了职，赋闲在家多年。这是我的同学难以启齿的污点。但从那一刹间，我对右派和右倾的观念就全改变了。

几年之后，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一次听领导传达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文件，要求我们讨论一批反革命份子的徒刑，据说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群众专政的最高指示。当然我们一致表态要统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真来征求我们的意见，那是观察我们的政治态度。

处死的三十八人中有一对夫妇，都是中学俄文教师。他们的罪行是为苏修提供情报。干校的一位战友私下告诉我，所谓提供情报，就是还和苏联人保持笔友关系。我暗暗庆幸当年没有和黄老师要苏联孩子的信，不然以我的性格，很可能还和远方的笔友保持联系。我本人有西方资产阶级海外关系（父母兄妹），如果再有东方修正主义陆内关系，岂不罪该万死？

可我马上又联想到黄老师，她曾把苏联孩子的信给了学生，那她会不会就成了发展苏联克格勃的骨干呢？我不敢再想下去。

注：现在仍属于中国教育部的郑亲王府位于北京西城区大木仓胡同，创建于清代进关之初，是清代开国元勋济尔哈朗的封邸。民国后，先是将王府抵押给西什库教堂，一九二五年复赁给中国大学为校址，最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今天挂牌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郑王府坐北朝南，原布局分东中西三部，西部花园是京师王邸花园中最好的，现改建为二龙路中学。尚存建筑，只是东部残留一些，有街门，浮雕丹陛犹存。其余建筑被拆除。近年所有劫后余生的建筑都翻修一新，原有古迹就荡然无存了。

大约今天很少人会想到，四十多年前这个教育发展基金会所在地竟然是一个学生可以肆意刑讯老师的国家教育部，是一个杀人无须法律的庙堂。今天无数被拷打致死的幽灵还在假古迹的楼堂游荡，因为他们就这样糊里糊涂死去了，没有给一个说法到底谁要为这样的恐怖活动负责。教育基金会是属于慈善事业，笔者偶尔经过那里只能暗暗念一声阿弥陀佛，祝福中国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