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一位革命者的反思——读《李新回忆录》

李旧苗

赞同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评定，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新先生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最重要、最大的特点，就是“迂直”。真没有想到，李新竟是王蒙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王蒙在作为本书序言的“怀念我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李新同志”中回忆说，那是1946年，他刚刚11岁，李新随叶剑英元帅到北平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因与王父是好友来到王家。李新的谈话，对年幼的王蒙竟产生深刻影响，所以王蒙在自传《半生多事》中相当详细地写了这一段。王蒙写道，就在听李谈话前，他恰恰听到国民党北平市某局长的广播讲话，满口空话套话陈词滥调，与李的言谈成为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体会到一个政党的前景，从它的文风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我还说，一个政权的衰落是从语文的腐烂上开始的，可见我印象之深。”此言不虚，因为王蒙是“懂政治”的大作家，曾经官至文化部长，对政治、文字皆有特殊的敏感。读到影响自己人生道路的长者的回忆，王蒙感叹道：“此次有机会读到他的自传的一部分，真是令人感慨。他在书的开始所讲的关于写真话的想法，关于拍马式的史料的抨击，还有他的诗，也令人感到他的一身正气，甚至是迂直的书生气。”
　　李新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虽然80年代中期我到近代史所工作时他已升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但由于他主持的两项主要研究任务仍由近代史所承担、因此多有具体指点，更由于他长期在此工作，因此影响或曰“遗风”仍“大大地”，时不时就会听说有关他的许多“言行”，在几次会议上也听过他的发言。他回忆录中提到的一些人是我的师辈，一些事早有所耳闻，所以读他的回忆录自然感到亲切，但，更感格外深刻。深刻，因为他既是经历过革命的火与血洗礼、考验和以后历次“运动”的“老革命”，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是中共党史、民国史研究的老前辈、大专家。这种经历，使他的回忆录自然不同寻常。正如著名史学家也是这部回忆录的整理者陈铁健先生所说，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
　　一
　　与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李新是由积极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的。在战争年代，他做过地方工作(县委书记)、军队工作(县围城司令部政委)、组织工作(组织科长)、青年工作(青委负责人)……所以他的回忆多方位地反映了战争年代各个“方面”、尤其是基层情况。与其他“老革命”的回忆一样，对那一段烽火岁月他也满怀激情地颂扬、怀念，然而，在激情中却又有史学家的冷静与客观，比许多同类“回忆录”更多了些理性的反思。
　　虽然现在关于当年“审干”的回忆已有不少，但他回忆的种种细节，还是令人意想不到。“整风”、“审干”开始时，他已离开延安，来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在中共北方局任组织科长。“审干”开始不久，一位敌工科长就在巨大压力下自杀，但第二天就开大会，“组织上”宣布他是“以自杀来威胁党”、“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对党、对人民的背叛”。一天下午，紧急集合的号声吹响，传来命令不用打背包，跑步到村后漳河边集合。到河边后他才发现，只有男同志没有女同志，正纳闷时又被命令脱衣下水。到水中后，只见负责“审干”的几个人逐一搜查每人衣裤，仔细查看里面的各种东西。回到宿舍后，发现每人的背包已被彻底搜查，大多数人的信件都被拿走，其他文字东西更是全被收走，片纸不留。原来，所有女同志都在宿舍被搜查。但搜查女同志的具体情况当时他并不知道，直到二十多年后的60年代初，他遇到一位当时参与搜查、此时已任某省组织部长的老战友时，才得知详情，他写道：“提起1943年整风审干时搜查女同志的情况，真是骇人听闻，无法形诸笔墨。”而李新得以幸免，不仅因北方局机关“审干”的负责人是他在延安时的老上级、力保他“过关”，更有偶然因素。与他在四川一同搞“学运”、同时入党、一起奔赴延安的一位老朋友，在延安“整风”时被逼“坦白”说自己加入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复兴社，同时“招供”说李新加入的也是复兴社。幸亏战争期间，交通不便，这个材料没有寄到前线(中共北方局)，而是装在他的“延安档案”中，否则在所难逃。直到1960年因工作调动，中组部才从他的档案中发现这份材料，此时真相早已大白，自然将这份材料抽出销毁。
　　他沉重地写道：“后来，由于没有认真总结这次审干的经验，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比审干时不知严重多少倍！”细致回首这一页，不是为了追究某些个人的责任，更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严肃认真的反思，汲取历史的经验。
　　就在共产党要夺取全面胜利、执掌国家大权的时候，李新却出人意外地主动要求脱离权力颇大的“实际部门”，而到权力小得多的“教育口”工作，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备工作。他早年就想当老师因此考入“川东师范”，却因参加救国救亡而中止学业，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或许，救亡、革命理想实现后，当老师、回到教育界对他而言是一偿夙愿。后来，他又从人民大学调到近代史所工作，仍不脱离文化、学术界。
　　因他的资历，无论是在人民大学还是近代史所，仍居“领导”之列。而这一阶段，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理论、思想、学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运动接连不断，风急浪高，最后酿成暴风骤雨。作为领导，他对这些运动的了解自然较他人更深一层。
　　在反右运动中，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之一，但也险些被打成“右派”，多亏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保护，才幸免于难，不仅幸免，而且还成为新闻系的反右运动指导人之一。在新闻系召开的北京新闻界座谈会，系主任安岗在发言中“对我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言辞非常激烈，已知“要收”最新“动向”的李新立即扯他的衣服，暗示他停止发言。但安岗正在兴头，根本不理会李的暗示，李新只得宣布暂时休会，私下狠批了安岗一番，将“正要变化”内情告安，再开会时，安才不再发言。接着安岗发言的是著名记者彭子冈，发言也非常激烈。后来，彭即因此被打成“右派”。李新悔痛地写道：“彭子冈是彭华的姐姐，而彭华在抗战时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统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军调执行部工作的时候，彭子冈和徐盈(彭的丈夫)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一些对国民党不利的消息，就是通过彭子冈登在《大公报》上，使国民党非常被动。“从此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而这次座谈会竟使她被划成了右派。这次，我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她呢？倘若能事前给她打个招呼，不是可以使她免遭大难吗？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对此，我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这种反省与自责，并不多见。
　　1959年，北大和人大组成了联合调查组，激情满怀地想调查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优越性”。负责调查的领导人邹鲁风是“一二·九”的老革命、刚从人民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当副校长，“大跃进”开始时他兴奋异常、几近狂热，曾提出把首钢和四季青人民公社划归人民大学，并实行“供给制”。调查组在河北、河南各选一个点，哪知实地一看，才知情况与原来设想正相反，非常严重，老师、同学大吃一惊：“什么‘高产’、‘放卫星’，每亩地产粮几千斤、几万斤以至几十万斤，都是胡说八道。实际是基层干部把农民当做奴隶，把他们像军队那样编成班、排、连、营，男女分开，不许同居，把每家的锅都打碎，拿去炼钢铁，然后由公社办食堂，全村在一起吃大锅饭，农民干活不出力，吃饭却拼命。”不久，农民只能喝稀汤，他们在河南听到流行民谣：“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里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参加调查的一位哲学教师曾在一二九师给刘伯承当过参谋，忧心忡忡，含泪偷偷对李新说不久可能会发生大饥荒，会饿死人。情况果然被这位老师不幸言中……回忆至此，李新这位老革命、老党员难掩悲愤，激动地写道：“从1959年开始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实即饿死)人数不下三千万人！这是多大的罪过啊！但至今还不敢正视这个问题，竟把这么大的罪过说成是想在中国探寻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
　　面对此情此景，曾经最为狂热的老革命邹鲁风冷静下来，他以调查材料为基础，舍弃一些最严重、最恶劣的典型材料，写了一系列基本实事求是的报告。北京市委非常重视他的报告，准备“纠左”。不想庐山会议上最高层反要“反右倾”，于是北京市委也反过来把考察团的这批材料作为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罪证”，把邹鲁风和调查团的主要成员都打成“右倾反党分子”。
　　本来在了解到调查的真实情况后，北大、人大两校的主要领导人思想一致，都认为“大跃进”太“左”，应该适当纠正，应向上级报告实情。现在全党反右倾，这几位主要领导人为推脱责任，便联合起来，说邹要调查组专挑人民公社的毛病，写出许多“罪恶材料”。于是向邹发动无情斗争，邹气愤不过，最后服药自杀。
　　对“大跃进”的前因后果及邹鲁风的遭遇，李新都有深刻的分析，恕笔者不在此细述。我只想多说一句，后来公开发表的“两校”联合调查报告却是(当时也不能不是)坚决反击“右倾”、大赞人民公社的颂歌。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有学者正以这类公开的报告、报道为“文本依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研究”，进而对其大唱赞歌。“历史”如何“形成”，也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二
　　在战争年代，李新曾先后担任过河南杞县县委书记和河北永年县县委书记。那个年代的县委书记，不仅要管“行政”，还要管“军事”。更重要的是，那正是中国广大农村发生深刻变化的年代，是事关千千万万农民生死存亡的土地制度大变动的年代。在与敌人生死搏斗的同时，又要在农村“土改”，而且全国各地差异巨大，如果政策有大的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对“土改”，以往的党史书中记载更多的是最高领导层在“土改”中的探索、分歧、争论，“基层”只是上面政策的执行者。的确，土地关系的彻底变革，前无古人，必然会有种种“试错”，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高层政策往往会有大幅度调整，所有这些都使“基层”在执行中有相当大的“裁量权”。县委书记承担着承上启下、具体实施“土改”的重任，李新担任两县的县委书记期间正是轰轰烈烈的“土改”时期，他的回忆录则详细记述了基层干部在拥有较大“裁量权”情况下，对上级政策的理解、贯彻和执行中的争论。平级间的争论，往往十分激烈，有时还拍桌子摔板凳，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甚至富于戏剧性。正是在争论中，符合实际的政策得到更多人的赞同，而基层的情况又反馈到高层，对高层决策的形成和调整也起了重要作用。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往往是这种高层与低层互动的结果，所以，基层如何向高层反映、汇报情况，对政策最终制定的正确与否，至关重要。
　　“土改”确实事关重大，此书对这方面的回忆、分析尤细，占了相当篇幅，本文难以详述。只想强调，这部分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即工作方法、思维方式问题。所谓工作方法、思维方式，最重要的还是实事求是，真正深入群众，尊重“常识”。这些，现在被视为老生常谈，其实很难做到，对官员、对习惯于脱离实际的“理论思维”的学者来说，更难做到。因为有时看似“不合理”的东西，其实才是真正“合理”的。
　　由于永年县离北京较近，他于1965年和1981年两次回到永年。
　　1965年，他回到当年由他建立支部的永年施庄。他写道：“经过50年代的‘大跃进’和60年代的‘四清’，和全国一样，永年元气大伤。我到施庄一看，比40年代战争期间还要穷困。施庄支部是我在那里建立起来的，现在和大家相见，有如梦中，大家还是像当年那样亲切。”由于他是当年人们熟悉的“老八路”，农民才告诉他一些“秘密”，当然，还是要他再三保证决不“泄密”。永年产优质棉，当晚有人给他送来棉被，仍像从前的一样，他对支书夸说还和从前的被子一样好，哪知支书叹口气说：“怎么能和从前比，从前八路军一个团进村，每个人两条被也不成问题。现在嘛，凑合着过吧。”随后人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开了，他才知道，每人每年只分一斤半棉花，当时农民无钱买布，这一斤半棉花连织布穿衣都不够。农民自然意见很大：“我们冬天还盖不盖被子呢？”村领导只能钻政策的空子：摘来的棉花必须上交国家，掉在地上的棉花农民可以拾回家。于是村领导决定让妇女和小孩去先去“拾棉花”，但每人不能超过十斤。这样，村民总算凑合着冬天有被子盖了。当时农民每人每年分不到二斤油，油籽打出的油几乎全要上交“国家”，于是村领导便故意不把油籽打干净，等交公之后，再打干净，然后就按人口分给大家。“当然，这个数量也不能很大，比起公社化以前差远了，但每人平均二斤油是不成问题的。”
　　如按当时的理论，农民的行为显然“不合理”；但如果不受这套理论遮蔽，“不合常理”的恰是那套理论，农民的行为恰恰“合情合理”。因此，李新信守了诺言，没有向他所熟悉、正在当地“蹲点”的领导们告发农民变相的“瞒产私分”。
　　1981年，李新再次来到永年，当时农村正在推选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要分田到户。但这时永年的农业生产已基本上机械化了，如果分田到户必然要废机械而重新畜耕乃至人耕，显然是一种倒退。因此，县委不同意上级分田到户的指示，希望李新能向地委和省委反映他们的意见。李新当然支持改革，但决不“教条”，所以也认为县委的看法有道理。或许是出于习惯，他还是决定再到村里去，跟老农谈谈。没想到，那些老农、其中一些还是老党员却都主张分田。李新问他们：“把田分了，就用不上机器了，怎么办呢？”但老农却回答说：“自己种，还能多得点；机器种，都归了队里，到头来分不了多少东西。”
　　原来，在“公社”体制下，尽管实行机器耕种，但农民得利不多，因为农民没有自主权。所以他们宁愿分田到户，哪怕用牲口乃至人力耕种也不在乎。农民的态度、意愿改变了李新的观点，因此未向“上面”反映县委意见。最后，永年也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刚分田之后的景象，看起来的确很滑稽，每户的田，西一条，东一块，有的用牲口耕，有的连牧口都用不上，索性用人拉犁耕。”“从机耕退到人耕，确实令人感到可笑，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却高涨起来了。”由于有了生产自主权，农民收入、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为了能够畜耕，不久就自动地相互换地，一家或几家合买牲口。事实说明，最重要的是农民的“自主权”。生活的“逻辑”与书本的“逻辑”，有时确实相差甚远。
　　“老革命”和“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使李新先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他的回忆，使岁月留痕，不致白白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