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章立凡：有所不为张嘉璈

亚平

金融为百业之首，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密切，自不待言。政府习惯于将银行作为自家钱袋子，在中国似乎顺理成章。但银行的服务对象是社会，经济亦自有其运行规律，银行对政府事事俯首帖耳，甚至服从乱命，对经济、民生危害甚巨。
　　谈起民国时代的银行家，很多人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副长袖善舞、骄奢淫逸的大亨形象。其实这只是长期宣传造成的思维定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银行业领袖，当年不乏其人，张嘉璈即是其中佼佼者。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江苏宝山人，出身官宦家族。190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报界和北洋政府中任职。1914年弃官从商，后经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推荐，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时年28岁。当时的上海分行总经理，是银行界前辈宋汉章。张在宋的支持下，引入现代银行制度，对簿记、服务、人事体制多有革新。他与沪上金融领袖交往密切，发起由各行经理组成的“星五聚餐会”，日后发展为上海银行公会。其一生清廉自守，活跃于商政两界，退休后两袖清风。1949年离开大陆后，曾在澳大利亚、美国的大学执教。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成立于1903年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这是一家官商合办的股份制银行，1000万两白银的股本中，官商各占半数。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商股股东成立“商股联合会”，于1912年1月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建议将该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作为新国家的中央银行。同年8月，中国银行成立，官股消灭，在原商股的基础上，添招商股500万两，组成股份有限公司，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具有同等地位的，还有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
　　张嘉璈在国内银行界一举成名，起因于1916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对抗北洋政府“停兑令”的事件。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为对付南方革命党，连年战事频仍，军费浩大，军头们不信钞票，要求以现洋支付。北洋政府一直将中、交两行视为自家的印钞机，要求垫支各种财政支出，导致发钞过量，影响银行信誉，也损害了股东利益。1916年袁世凯取消帝制时，两行已累计发行钞票7000余万元，库存现银仅2000万元。5月间京津两地发生提存挤兑，库银告急。交通系财阀梁士诒主张停兑现银，并密谋将中、交两行合并。同年5月1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顿时震惊朝野。
　　有操守的银行家，视信用为事业之生命，一旦遵命停兑，不仅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创，对银行则无异自戕。停兑令下达前，各地中行反弹激烈，纷纷表示不愿陪交行自杀。宋汉章、张嘉璈密筹应急对策，决定公开抗命。二人分头行动，宋前往上海会审公廨谋求法律援助；张负责联络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称“南三行”）及外国银行。中外同业深知停兑令对金融业打击巨大，唇亡齿寒，一损俱损，决定鼎力支持抗命。
　　抗命行动得到著名实业家张謇等商股股东力挺，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郑重宣告：“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拒绝执行国务院和北京总行的停兑令，并公布五条办法。宋、张复电政府：“为对持票人负责，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为预防现银不足，还与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
　　停兑令下达之日，各地交行皆遵命停兑，中行上海分行成为抗命的中流砥柱，门前出现了2000余人的挤兑大军，一周后风潮平息。宋、张的壮举保住了银行信誉，个人也成为业界英雄，为日后经营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业务。其敢于抵制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勒索侵夺，对银行民营化及开拓国际汇兑业务等多有建树。
　　在权钱交易成为“潜规则”的今天，国有制银行贪腐、席卷巨款外逃的案例并不鲜见。这场近一个世纪前的抗命事件，给今人留下诸多思考：作为股份制银行，银行家负有社会责任，首先要保护的是储户和股东的权益，而不是屈从于强权下的乱命。政府以信用为基石，银行以信用为商品；人民如果监督不了政府，人民股东也同样监督不了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