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刘青峰：简答张仲民先生对拙作的评论

李旧苗

《上海书评》5月23日发表了张仲民先生的《数据库与观念史研究》一文（以下简称张文）。我们很欢迎对我们研究——包括材料和方法的质疑。因为，只有质疑和讨论，才能澄清和深化问题，促进学术发展。因为即将出行，只能以简答方式响应张仲民先生的质疑。
    从大的方面看，张文从三方面——拙著使用的“数据库”（指“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的选材、研究范围及方法论提出质疑，本文也就从这三方面简答。
    第一，确实，“数据库”现有文献中没有收录张文所列举的《申报》、《东方》等连续发行时间长、影响力巨大而持久的报刊。与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一样，我们当然知道这些报刊的重要性，但在研究经费分阶段投入（参阅拙著篇首的“感谢”），团队力量极为有限的前提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选这类报刊，且只选其中一两个，恐怕至今仍在录入，便无法展开同步研究，也就令研究和建库本末倒置了。因此，建库之始，我们决定选取那些与本研究课题相关的史学界公认的有代表性、文字总量又不那么大的报刊和其他五种类型文献，分阶段录入，逐步扩充，配合研究。
    张文说，我们的研究是根据没有包括他列举的大型报刊的一亿多字文献做出的，因而质疑我们的研究“相较历史实际来说，可能就是虚像了”。且不论何为“历史实际”，何为“虚像”，指某项历史研究是“虚像”，是不轻的指责。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的研究以大量文献的分析为依据，而张文并没有去做验证，也没有提出可以质疑的具体例证，就指“可能是虚像”，是否有点言之过早、过于武断？更何况，张文也注意到我们对自己的研究持开放态度，即我们欢迎在将来有了收录更多报刊的大型数据库后，由其他学者去检验、修正或纠错我们的研究结论。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结论都必须经过检验后才能知晓是否应该被更可靠的观点取代。质疑和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学术进步的起点，但我们不能苟同张文这种想当然式的、不负责任的质疑。
    第二，张文指我们的研究过于注重精英层面的言论分析，忽略了文学材料以及书信、日记、教科书、广告等大量面向民众的文献。任何一项研究计划，只能完成有限目标，我们的研究计划，是在拙著副标题“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所限定的研究范围。而且，即使在这一范围内，我们穷十余年之力，也只能初步探讨十多个（组）现代重要观念，很多重要的词汇，如“宪政”、“主义”、“民族”、“自由”等，都尚未有余力去处理。我们深知，以一己之力，是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完成张文所列举的涉及诸如文学、新观念的传播、接受（包括教育、养成）、心态等领域研究的。不要说张文提及的这些非我们专业的领域了，就连张文没有提到、但在观念史研究中更为重要的语言学——它涉及中西、中日韩语言的传播与定型过程，由于学科和语言能力的限制，也是我们没能涉及的。如求全责备，恐怕没有一个学者能胜任张文提出的要求。正因为观念史研究所涉领域甚为广泛，我们期待今后有多学科的分工合作，共同推进观念史研究。
    为此目标，我们来到台湾后，一直在努力推进香港中文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合作，进一步完善并扩大数据库，特别是增加晚清以来文学等方面的文献。当然，这就需要文学和传播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来参与和发挥他们的专业所长。我们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一定会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
    第三，张文和其他评论文章，对我们的研究提出如下方法论上的质疑，即为什么在计量史学不被主流史学界接受的情况下，我们还要采用这一方法？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做的观念史研究不能与计量史学混为一谈。我们自己的定位是以关键词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这是典型的人文学科，只不过引进了数据库方法。请参看拙作谈方法论的第十三篇，我们强调了数据库在人文研究中只有辅助作用，它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只是在对关键词的使用情况和类型分析这一素材搜集和整理环节上提供了工具，而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要以人文学科的基本范式和自己的研究素养来分析这些资料。只要不存偏见，阅读我们相关论文，就可以看出，论点的得出，并不完全依靠统计。实际上，统计只是思想史分析的一项工具。否则，按一下计算机，列一大堆图表，就可以交差，研究也不必做了。简而言之，以关键词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并不是计量史学，它本质上利用计算机数据库这一工具，令其服务于人文研究，套用一句学者的评价，它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开始。
    也许，张文看到我们研究中使用了计量统计，就误以为这是计量史学了。这种误解，是由于不了解自柯林武德开始的寻找被压缩在特定观念（词汇）中的历史的努力，也不解德国的概念史和法国的历史语义学脉络。这里就不能展开来谈了。我们认为，观念史研究追求的不是虚假的历史客观性，而是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将其称为观念史图像中的真实。因为有关人类的任何历史记录，都是有主体的记录，观念史要做的是寻找对特定主体或主体群的真实性，而非以往计量史学中那种追寻离开主体的客观性。因此，观念史、包括思想史研究中，脱离主体谈客观性是没有意义的。令我们奇怪的是，拙著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研究方法与年鉴学派的差别，恐怕张仲民先生还需要认真阅读一下拙著，再作评论吧。
    当然，至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涉及多种主体的互动，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这篇简答中，就不可能展开来谈了。这篇简答，是我们对张仲民先生和《上海书评》的感谢，希望有关拙著的讨论，能澄清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