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日本著名中国思想史学家沟口雄三逝世

老木匠

07.21 12:33
　　
【共同社7月21日电】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原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沟口雄三因罹患帕金森综合症，于13日凌晨1点在东京都练马区一家敬老院逝世，享年77岁。沟口生于名古屋市，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大师。沟口的至亲出席了葬礼与遗体告别仪式。追悼仪式将于近日举行，丧主为夫人沟口睦子。

　　沟口历任一桥大学与东京大学教授，以研究中国宋代至现代思想史而享誉学界，并是日中专家研讨项目“日中知识共同体”的骨干成员。著作有《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冲击》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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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去世

作者 早报记者 石剑峰   发表于2010-07-19 01:42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于7月13日去世，享年78岁。在日本思想界，沟口雄三是一位比较激进的学者，他曾多次指出，应该否定亚洲停滞论，否定对中国的蔑视；批判日本的天皇制.. 　　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于7月13日去世，享年78岁。在日本思想界，沟口雄三是一位比较激进的学者，他曾多次指出，应该否定亚洲停滞论，否定对中国的蔑视；批判日本的天皇制帝国主义，批判对中国的侵略；批判日本“脱亚入欧”的近代化路线，强调中国内在的固有的近代化发展规律。

　　沟口雄三1932 年生于日本名古屋市，195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大学时专攻鲁迅、赵树理的文学作品研究，后任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其学术研究不仅在日本享有盛名，同时对近几十年世界汉学研究均有重要影响，共出版20多部著作，包括《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思想》、《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世界汉学论丛》、《中国思想史》等。

　　在学术上，沟口雄三认为，迄今为止的世界认识是“以欧洲标准为世界标准而建立起来的”，但存在“以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世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基本上不能套用欧洲标准加以把握的世界”，为了从整体上把握真实的中国，必须“放弃欧洲标准等既定的判断依据，放弃历史框架或意识形态等，尽可能深入中国的历史文献”。沟口雄三在其代表作《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一书中指出：中国有独自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对中国前近代过程的继承，并且还保持着前近代过程的遗传特质，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无所谓先进与落后，都有其固有的价值和发展过程，走向未来的课题，亦将由他们各自去担当。沟口雄三的这一多元化视角，不仅贯穿于他对东、西方的认识，同时也扩展到对亚洲内部的认识。

　　对于中日历史问题，沟口雄三曾表示，“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我认为问题出在日本这一方。”沟口十分坦率地认为，日本方面在真正问题上，“第一,对战争道歉的力度不足，诚意不够。第二，日本国内不断发生否认历史的事件。” 2005年沟口雄三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以“文化与中日关系”为题认为，造成以上后果的原因在于，“从文化角度来看，是日本人缺乏历史感，缺乏责任感造成的，同时，从中国方面看，在处理战争赔款问题上中国人出现的失误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

　　日本为什么不能像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深刻反省历史问题呢？沟口雄三提到天皇制的保留是其中重要的历史问题。“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需要，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度而没有对军国主义思想及其罪行进行认真的清算恐怕是最直接的原因。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当局在后期放弃了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惩治，致使日本一些原来的战争势力重返政坛，有的甚至当了阁僚和首相。现在不少日本政客，就是他们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世袭议员’。这些人对日本当年的侵略战争充满了错误认识。战败后处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虽然制定了‘和平宪法’，但在当年东西方冷战的形势下，日本又受制于《日美安全条约》，日本与曾经被它侵略过的中国再次处于‘敌对关系’之中。因此，日本从没对它从19世纪末‘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里的侵略行动进行过彻底清算。”

夏加坤

，“从文化角度来看，是日本人缺乏历史感，缺乏责任感造成的，同时，从中国方面看，在处理战争赔款问题上中国人出现的失误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
说的好。

彼亦一是非

啊，沟口雄三走了，悼念。

老木匠

葛兆光、艾尔曼 追忆沟口雄三：他的生平与思想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0/8/1/503935.shtml

艾尔曼  葛兆光

　　艾尔曼：我认识沟口雄三教授已经超过二十五年了。第一次见他，是1983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开一个明清思想史的会，当时余英时先生、狄百瑞先生都在。我那时还没当副教授，虽然还不认识沟口教授，但知道他的领域是明清思想史，跟我很接近，而且他也是我的论文评估人，所以心里有点紧张，担心他会批评我。后来他对我很客气，特别好，很支持我，我们交流了很多看法，他也特别坦率。后来我去了几次日本，1994年他还请我去东京大学教过书。1997、1998年我请他来UCLA当访问学者，本来想请他开一门课，他却开了两门课。他就是这样认真的人，课都用中文讲，我一直很尊重他。【葛兆光：我在艾尔曼教授家里看到过一幅沟口先生送给他的画，以前还不知道沟口先生会画画，画的是一个兜鍪，就是日本古代武士戴的帽子。】

　　沟口先生研究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史，对十八世纪戴震的思想有很深入的研究，在很多领域都开了新的方向。当时日本的著名学者岛田虔次在京都大学，是京都学派的代表。他研究明末思想史，认为明朝思想是很先进的，到了明朝末年，这些先进思想却崩溃了。沟口先生也同意明朝的思想很了不起，但他发现十七、十八世纪这些思想还是有延续，没有完全断裂。所以说，沟口先生改变了日本京都学派的论述方向，当时京都学派不能接受，一直批评他。沟口先生的学生很多，现在东京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的主任小岛毅就是他的学生。【葛兆光：以前这个研究室叫哲学研究室，后来他们自己也觉得叫哲学室不合适，才改成了思想文化研究室。沟口先生的确也改变了东京大学的一些风格。】

　　以前东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关系不那么好，沟口先生去担任主任教授以后，很支持学生，学生都喜欢他。在去东京大学之前，沟口先生是在名古屋大学。【葛兆光：在名古屋大学，他是跟入矢义高教授的，在这里才对明代思想发生兴趣。可是入矢是京都系统的学者，所以说沟口是了解京都学风的。】东大的山井涌教授（1970、1980年代东大哲学研究室的主任）过世后，学校把沟口先生从名古屋大学请到东京大学来。

　　葛兆光：我要补充说一下，刚才提到的山井涌和岛田虔次是一个年代的人。他们两人虽然一个在东京，一个在京都，学术思考不同，但思路比较接近，都是通常所说的“近代主义”的逻辑。这在日本曾经是主流，研究日本的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研究中国的以岛田虔次和山井涌为代表。但是，沟口先生从几个方面改变了日本有关中国近世思想文化研究的方向。第一，他不赞成王阳明的思想在明末受到了挫折，他认为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下去，一直到戴震、到孙中山；第二，他非常强调要从亚洲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和文化，而不是把中国和日本分割开来。日本的中国学，在战后尤其在中国的“文革”后，有渐渐衰落、边缘化的趋势，因为中国学如果不与日本相关，就不会引起日本人的关注，所以，沟口试图把中国拉回亚洲研究的范畴里来，同时将之与日本自身研究相联系。他还觉得不能用欧洲的历史研究、分析方法来研究东亚；第三，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中，沟口先生是一位少有的重视方法论的学者，他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叫《作为方法的中国》，在日本和中国影响都很大，我不是完全赞同他的看法，但我觉得，在日本这样一个学者很专业、很细致的地方，有人这么重视方法论，是很难得的。我写过这本书的书评，我不太同意中国学者也仿照他的方法、思路和概念来研究，因为沟口这本书是写给日本人看的，他关心的是日本的中国学问题。如果中国人不考虑这一日本背景，就会导致一些误解。所谓“橘逾淮则为枳”，不能简单地套到中国来。沟口先生在中国有很多追随者，特别是很多中国人注意到沟口先生对中国很友好，所以非常崇敬他。【艾尔曼：他是中国通。很多日本学者可以读中文文献，但是听不懂，沟口先生既能读又能说。】

　　沟口先生是前辈学者，跟中国关系友好，对中日之间的关系有同情心，他对中国学者帮助很多，很多中国学者是通过他到日本去学习访问的。这都是事实。在我的印象中，他也是一个很友善的人。我1995年3月在东京第一次见到沟口先生，当时是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带他来看我，记得他送了我好几篇他的文章，仔仔细细地签上名字，让我很感动。后来，我们在日本、北京还见过好几次，大家都感觉他特别亲切。艾尔曼教授跟我说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沟口先生请他吃饭，之前自己要先去那个馆子试吃一次，检验一下口味，这说明他对人很真诚，也很周到。

　　不过，在学术上我更倾向岛田虔次的思想史研究。我看到，沟口先生大概更注重思想和方法，但是，在资料上可能并没有太多新的发现。沟口先生很关注改变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所以，他的特点是提出想法和概念，而不是做博大精深的历史研究。

　　艾尔曼：这恐怕是他晚年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从名古屋到东京时，已经写了两三本书论述明末清初的东林党，以及戴震的思想等，这些都是他的代表作，研究还是很深入的。后来，他的研究范围扩大了，晚年写的教科书类的东西比较多。对我来说，他中年时期做的研究还是很有用的。

　　葛兆光：这种急于改变整体思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的特点，比如这本沟口雄三、池田知久、小岛毅合写的《中国思想史》就比较明显。这本书体现了一些新的想法，但是，问题也不少。像整个魏晋南北朝匆匆带过，佛教的历史和思想也没有，里面有些观点也让人比较难以接受。像他们重视王朝更替从禅让到战争，唐以前也不都是禅让，周、秦、汉不都是打出来的么？魏晋南北朝是各种宗教、思想融合的时代，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忽略这一段让人很难理解什么是“中国的思想史”。还有一个说法也很奇怪，说中国皇帝里非常重要的一位是宋徽宗，宋徽宗代表了在三教之上确立了皇权，可宋徽宗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艾尔曼：西方学者也受了日本的影响，把徽宗抬得很高。这里有一个学术交流的问题，以前，美国学者跟中国学界联系比较少，很多观点都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比如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山井涌、岛田虔次等，所以，我们也会把徽宗放得很高，把宋朝放得很高。不过如果没有这些日本学者，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会那么多。

　　葛兆光：这点很有意思。中国学者受日本影响也有，但主要是晚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比较多，所以接受的影响大多比较新。而美国早年研究宋史的，很多是受内藤湖南的影响，研究明朝的呢，则受岛田虔次、山井涌的影响。我们看到，现在日本也反过来受到美国的影响，比如沟口、小岛师生二人也有，他们强调地方史、区域史、乡里空间、地方基层，恐怕就是受到美国的影响。

　　艾尔曼：对，小岛毅去过哈佛燕京学社，大概是受了包弼德的影响。岛田虔次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但是，因为他的关系，我上世纪八十年代会认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汤志钧先生。

　　葛兆光：应该说，东京大学沟口先生这一脉对国外学界了解还是比较多的，相对而言，京都学派就没有那么多外来影响。这里面还有更复杂的历史原因。【艾尔曼：我们常说京都大学是左派，东京大学是右派。那个时候京都大学对于美国是有质疑的，因为美国占领过他们，代表了西方帝国主义，以前他们也不太愿意去台湾，后来才有人去。】

　　这里面恐怕很复杂，东京学派的学者，有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和社会主义中国走得比较接近，有的和日本国家主义又很接近，还有的跟美国的关系比较接近。从白鸟库吉以来，东京学者和政治走得比较近，接受西方新学术和新思想比较多；相对来说，京都大学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可能比较坚持传统文献学和历史考据学，他们又比较倾向于自己是清代学术的延续者，真正的中国古典学。所以，很难说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

　　艾尔曼：我在东京、京都都待过，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到中国大陆来，只能去日本和贵国的台湾，就受日本的影响比较多，当时搞宋史的人都要去日本。开句玩笑，有时候我们是“从日本看中国”，所以，他们的好处学到了，坏处也学到了。

　　葛兆光：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他们习惯于把中国思想变成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的重心变成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成为国际研究中国思想史的重心，就容易产生简单化和单线化的问题。从过去的武内义雄、小岛祐马到岛田先生、山井先生，都是以宋明理学、心学为宋明思想史的主轴，好像佛教、道教的研究是其他学者的事情。日本的学者彼此分工很细，一直到沟口先生、到了小岛毅，才有了一些变化。沟口先生努力地要把理学放大，放大到礼仪之学，放大到地方士绅。但我觉得仍然没有放大到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社会风俗等，特别是，政治家的想法跟思想家的想法还是有不同的。

　　不过，应当看到，沟口先生是一位具有领袖气质的人，学界的领袖不一定拘泥在专业上，但是他能够引领一批人，开出一个新风气。

　　艾尔曼：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沟口先生是东京大学毕业的，他在家里排行老大，他父亲应该是个资本家，有个公司，所以，他毕业后不能继续念书，要帮父亲打理生意。【葛兆光：他是在经营公司的同时，在名古屋大学研究部读书的。】他做了十年左右生意，在公司发展起来以后才交给弟弟，自己再回头重新做学问，他仍然可以做出来，这是很难得的。

　　葛兆光：他后来得了帕金森综合征，我前几年见到他，觉得他特别瘦。

　　艾尔曼：是的，我本来以为瘦是健康，以前，总觉得他起码可以活到八十多岁。

　　葛兆光：东京学派的一些学者早期是有社会主义理想的，沟口先生也是。我有个印象不知道对不对，文化大革命对沟口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本来对想象的社会主义中国有好感，但是“文革”又让他很失望。【艾尔曼：“文革”对整个日本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京都大学也一样，“文革”以后他们开始觉悟和反省了。】我觉得，1990年他撰写《作为方法的中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文革”的中国有反省。他一方面认为京都学派把中国古典化了，然后把古典中国与日本相联系，他觉得这是虚假的想象的中国；但是，他也批评东京的一些学者把当代中国看成与欧洲不同的，另一条近代化的正确道路，他认为这也是一种想象。所以他的结论说，你们两方研究的都是“没有中国的中国”，他要把中国放回到实实在在的历史里面，然后去了解其历史和现实，这也就是他所谓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作为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研究对象放回当时的语境里面去，抛开层层积累的后设的概念和思路，重新思考它在当时的历史，这是沟口先生最重要的想法。

　　艾尔曼：这是思想史、文化史离开哲学，进入历史的关键点。

　　葛兆光：沟口先生对京都学派的批评，当然因为他是东京学派的学者，而他对东京学者的批评，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文革”的冲击，他有反省。所以，应该说沟口先生是个很复杂的人。

　　艾尔曼：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们都要去日本。有人说包弼德搞宋史，是京都学派的，我搞清史，是东京学派的，其实，我们对两方面都有接触。日本研究中国的学生都能读中文，也会说一点，但是英文都不行。其中，渡边浩是很少见的，他是学法律的，不是研究中国的，他去过哈佛，英文很好。

　　葛兆光：不过，日本研究中国的学生去美国的虽然很少，但是，美国的刊物引用的日本杂志很多，而引用中国的就很少，可见受到日本中国学的很多影响。比如《哈佛亚洲研究杂志》有缩略号的中文刊物只有四种：《文物》、《考古》、《文史哲》、《历史研究》，而日本的则很多，说明美国的亚洲研究者参考日本研究成果很多。

　　艾尔曼：从这方面说，日本对世界了解中国有很大的贡献。不过，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沟口先生去世之后，日本拥有宏大视野和宏大理想的中国学家又少了一个。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葛兆光：的确，日本的中国学家里，像沟口先生这样又能做学问，又对政治问题有所评论，对中国研究在方法上影响这么大的，还真不多。而且日本中国学界近年来的一些变化，也是沟口先生努力的积极结果。如果让我简单总结一下，那么可以说有几点：第一，日本中国学开始有了与日本真正相关的问题意识。正是在沟口先生他们将中国学放入亚洲视野的时候，恰恰使中国学成了与日本有关联的学问。第二，他使一些本来是研究日本、朝鲜的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和朝鲜的话题；第三，他使日本学、朝鲜学和中国学有了一个叫做“亚洲”的空间背景和历史背景，也有了一个叫做“欧洲”的对照物。第四，和日本有关系但又有区别的中国“近代”成了日本中国学界关心的重点，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古典”作为汉学的中心，并被不加区分地和日本古代混在一起。因此，日本的中国学就和研究日本自己的历史文化思想一样，成了日本学术界共同讨论的话题。■

　　（整理  盛韵）

老木匠

沟口雄三：汉学家“手艺人”、越界者

南方都市报

《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日)沟口雄三著，陈耀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18.00元。

《做为“方法”的中国》，(日)沟口雄三著，林右崇译，台北编译馆版。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日)沟口雄三著，索介然、龚颖译，中华书局2005年5月版，33.00元。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nt_14397676.htm

《中国的思维世界》，(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孙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44.00元。

　　在2010年的“猛暑”中，日本知识界接连折损了两名重要成员：7月3日，著名文明学者、文化人类学家、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创始人兼馆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梅棹忠夫(TadaoUm esao)在大阪的家中悄然辞世，享年90岁；7月13日，著名汉学家、思想史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YuzoMizoguchi)因帕金森氏综合征于东京去世，享年77岁。前者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文理双修，在日本被称为“知的巨人”，但在中国的影响却似乎有限；后者作为战后日本“知识左翼”的一员、汉学研究重镇，其知与行均对中国学界产生过越界的影响。

吾身有罪”

　　沟口雄三1932年出生于名古屋，幼少年时代经历过战争，自觉对那场战争有“原罪”。儿时曾见过一张发黄的照片：一个中国农民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于背后，眼睛被布蒙住；日本兵双手挥舞军刀，做斩首状；其他几名士兵在一旁围观。看过之后，便忘了，记忆被长久遮蔽。大约20年后，在东京大学中国研究会研习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讲座》系列，头一次接触到日军在中国和亚洲诸国的残虐暴行及各地抗日的实态，不知为什么，儿时的记忆突然复活，此后终身难忘，以至于他认为“记忆，与意识形态构成一个回路，才得以确立”。昔吉田松阴被勤王一方的僧人默霖劝诱“脱藩”，吉田思前想后无论如何无法从之，回信曰“吾身有罪”，权作答复。沟口对“吾身有罪”的表达有深深的共鸣。当然这未必意味着他认为自己身上有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或持日本应对中国谢罪的学术立场。作为学者，他历来反对学术研究与政治动机的“短路”，但这个记忆无疑成了他自身存在的“原点”，也是他后来研究中国问题时对“主体”问题念兹在兹的原因。

　　中学、高中时代，沟口是西洋文化狂热的追随者，全身心地拥抱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的小说和电影，用他自己的话说，“所有的细胞都散发出西欧文化的气味”。而中国的古典、小说，是断难入法眼的。抱着毕业后当外交官的理想，沟口进了东大法学部。确定第二外语选修科目时，开始被“顺理成章”地分到德文班，后受热心的中文教师的劝诱，决定到中文班“尝鲜”。待去学部办公室办转班手续时，被告知：“预定进法学部的人，学中文会导致人生的失败，大概是出于一时幼稚才有的想法。先把名字予以保留，如过半年决心仍未变的话，可转修中文。”被如此警告，年轻气盛的沟口二话不说便进了中文班。

　　虽说已然是战后，但教育的传统却来自战前。战前日本的外国语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是从英、法、德语三种之中任选其一，而中文则只是商业学校的科目。就是说，英、法、德语是基于对外国文化摄取层面的选项，而中文、西班牙文，则是商业道具而已。换句话说，现代中国文化根本未被当成是“外国文化”。当然，此所谓“中文”专指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自江户时代以来便以日文的汉文训读法研读、是正经的学问相比，现代汉语的学术性从未被日本知识社会所承认。战后，作为前交战敌国的中国又走上了与日本在意识形态上相背的道路，更加剧了传统的鸿沟。因此，沟口的选择，不无与明治以来日本近代教育传统的扭曲抗争的意味。战前，已经有竹内好等人开创了先河，沟口算是战后第一代汉学家。

　　东大时代的沟口，开始关注新中国的“人民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赵树理及其小说。从“细胞都散发出西欧文化的气味”的小资文青，到致力于普罗乡土文学“山药蛋派”的研究，这个转身不可谓不急，其主要动力当源自那个时代左翼知识人敏锐的问题意识。相反，对另一位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即留学北大、被视为日本现代汉学宗师的仓石武四郎的北京回顾谈之类的授业，沟口则颇有微词，认为其问题意识缺失，“不知所云”。

　　半道出家求学术

　　东大时代，沟口一方面帮忙家业，一方面继续做着外交官梦，同时还有另外一种人生设计。战败后的日本，会成为像丹麦那样的去武装化的农牧小国。这样的话，亚洲外交和农牧立国将成为必须。沟口梦想有一天能经营自己的牧场。为此，甚至尝试饲养过60只英国种鸡。外交官和牧场主，在常人眼里两种南辕北辙的选项，在沟口看来，却有着内在的逻辑。不过，由于家业方面的影响，沟口没时间准备外交官资格考试，与外交官和牧场主两个理想都“撒哟娜拉”。结果，毕业后十年，一直专心于家业，做起了贸易。但事务层面的历练，却让这个未来的汉学家提前“预习”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功课，也使他看到了意识形态表象背后的东西。

　　纯商业的世界无法满足沟口的精神追求，他在工作之余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担任日中友好协会名古屋市的事务局长。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尚未复交，两国关系是纯粹的民间通商的关系。可突然有一天，中国代表团莅临，沟口被招到代表团下榻的酒店训话，当即被质问道：“遵从不遵从毛泽东思想？对武装斗争赞成还是反对？”当沟口表示拒绝“站队”后，竟遭从中国展筹委会名单上除名的“处分”。“中国的干涉那可真是蛮横无理没商量。”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对中国的“文革”，沟口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后来回忆说：

　　“若论当时我的身份，从中方看来，是日中友好协会在名古屋的大干部，‘文革’前就曾应邀访华，做过友好商社，实际也搞过对华贸易。这个时期名古屋的‘文革’追随者净是以中国为对象热心做生意的中小企业主。看到那种情况，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说是看一群为生活而出卖灵魂的人无表情的苦恼也好，看人强作欢颜也好。因此，我既不亲‘文革’，也不反‘文革’，而持某种与中国保持距离的立场。”

　　这段从事“中日友好”实务工作的经历，不仅未能加深沟口对中国的兴趣，反而令他索然，“极端地说，对现实中国正发生着什么已不再关心”。与此同时，他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即大学的研究生院)，重新埋头学术。此时的沟口年逾“而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早年的同学，有的已成副教授。尽管有一些社会经验，但以学术的标准来说，沟口无异于半道出家。好在他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至此，沟口对事功层面的“出世”已然断念，惟学术是求。真也奇了，作为十年企业生涯的“代价”，沟口此前患有胃病，而专注学术仅一个月后，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重建中国学的主体性

　　作为当代日本中国学重镇，沟口精通中国历史、哲学，熟读古籍(立志把《二十四史》读三遍，截至2007年4月实际读了一遍半)，尤其对从宋代至现代的思想脉络有精深的把握。由他生前动议并亲自挂帅，由21名汉学家组成的学术班子锐意推进的、旨在将我国南宋思想家朱熹的《朱子语类》翻译成现代日语的140卷浩大工程于2007年启动，被看成是日本中国学基础研究之集大成工程。

　　沟口对自身的定位只是一名从事“研究职”的“职人”(日文，手艺人)，而不是理论家。所以，对自己的工作，他无法理论化，只能作为“职人”，确认自己所发现的是“真货”。“运庆在雕刻佛像时，说佛像是从里面出来的。我的情况，也有一种(研究成果)是从对面出来的，而非经人手雕琢的自负。”但惟其是“职人”，沟口得以在学术天地里纵横穿梭，出门入巷，从容不迫把研究触角伸向了众多的领域，从朱熹到李卓吾，从黄宗羲到张之洞，从东林党到太平天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天理论、理气论到朱子学、阳明学，越界之深广在日本汉学界鲜有出其右者，真正做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而为其如此“越位”的研究提供学术“导航”者，不是别的，恰恰是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使然。

　　作为战后一代“知识左翼”的一员，沟口从系统反思日本近代化的学术立场出发，尖锐地批判欧洲中心论，主张重建中国问题的主体性。他认为，在前近代的中国思想中，一种不同于欧洲的“中国的近代”已然存在，并已准备就绪，对战后日本学界盛行的基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思维基础上的主流学术框架提出了挑战。例如，他认为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看成是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是一种以讹传讹、缪种流传至今的“错觉”：

　　“……我从中国历史文献中所发现的社会主义与之不同，毋宁说在宗族的相互扶助的传统之上，有所谓社会主义。而这种东西若用话语来表述的话，是共助主义，毛泽东无非是把那种宗族意义上的共助机能扩大至国家规模而已。或者说，应该由因主张不存在阶级制而与毛泽东终生对立的梁漱溟来谈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原本所谓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并不存在。问题的主轴究竟何在，答案应该从对何为当前中国研究的应有课题这种主体的追问中产生。”

　　作为对主体性问题的系统追问，沟口于1989年出版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一向被视为代表作，对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沟口发现，大凡关心欧洲的中世纪和古代的日本人，其本人意识到与否另当别论，在其关心的深层，多少都横亘着一个欧洲的近现代像。换言之，日人对欧洲中世纪和古代的关注，往往以这种对近现代欧洲的想象为触媒，或为后者所激发。

　　而与这种情形相对的是，日人读中国的古典，无论《史记》、《唐诗》或《碧严录》，基本上是一种“就事论事”式的文本阅读，阅读行为的背后，绝少有对中国近现代或古代的知识与关怀。或者说，他们对上述文本的阅读，仅仅是囿于日本的文学意识或禅宗世界的行为，并非通过阅读来了解中国唐宋时期的社会大变动。

　　这是一种遗憾，同时也是一个事实，与明治以来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所谓“文明价值论”有关：近现代中国在“文明价值”上不仅无法与欧洲相提并论，甚至连日本也不如。于是便有上文所述的反映在近现代外国语教育政策上对中国的“差别”。沟口注意到，这种畸形的“去中国化”的“阅读中国”现象，实际上与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动机系根植于日本内部事情的“主体性”有关，本质上折射着近代以来“日本化”的甚嚣尘上。譬如，战前日本出版的以日文解释中文的词典，清一色称“汉和辞典”，而不是今天通称的“中日辞典”。

　　因此，沟口主张，真正自由的中国学，其目的既不应仅置于中国及其自身的内部，反过来也不应被中国及其自身所消解；中国学应该是超越中国的、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毋庸赘言，“作为方法的方法”，一反此前作为目的论的“方法”，先于为什么而知的问题，优先于知本身。而以中国为“方法”，客观则意味着以世界为目的。如此，可期从根本上矫正过去那种“去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学”，从而为重建中国学的主体性开辟了道路。

　　“中日知识共同体”

　　作为战后“知识左翼”阵营的一员猛将，沟口追求知行的统一，其思想具有强烈的行动色彩(尽管其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沟口作为首倡者及重要成员，与中国学者孙歌、台湾学者陈光兴等人共同推动的旨在通过对话厘清两国在战争认识和历史观上的问题点，以期正本清源、求同存异的所谓“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学术讨论项目，产生了超越国境的“辐射”效应。正如在日本国内，该学术项目被称为“知的共同运动”一样，尽管实际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人数有限，但由于彼时中日两国各自的国内情势、中日关系的紧张状况，尤其是两国知识分子指向性异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再加上日本政府国际交流基金会连续6年的学术资助，使该项目的影响大大溢出了学术的边界，事实上演变为一场知识运动。

　　回过头来看，这场知识运动在展开的过程中，也呈露了中日两国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而形成的对某些重要命题的认识落差。沟口生前曾谈及其在北京召开的该学术项目第一次会议上所遭遇的尴尬：当时的主题是“知识人的使命感”。对这一颇宏大叙事的命题，包括沟口本人在内的日方成员有相当的抵触，甚至反感。“知识人”是一个在日本战后历次社运和知识风潮中早已“死语化”的名词，被称为“知识人”有种造作感，令人脸热心跳，遑论“使命感”。尤其对年轻学者来说，自诩“知识人”，无异于“假大空”，有种置身于特权阶层的虚幻感，他们宁愿称自己为“庶民”(日文，小老百姓之意)。可另一方面，站在中方的立场，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语境出发，说自己不是“知识人”(或“知识分子”)，便等于放弃对现状的社会与政治的责任。最终还是日方妥协，接受了所谓“知识人的使命感”的命题。尽管自我感觉有些“浮”，但确乎更契合该学术项目深层所暗含的问题意识。

　　但既然是一场知识运动，必然有过于精英化的问题，难以真正“掌握群众”。别说群众了，甚至连知识精英以外的精英也未必“掌握”。据笔者的友人、当时正在北京留学的日本共同社记者回忆，1998年春，在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事务所召开的“中日知识共同体”主题学术讨论会上，作为特邀嘉宾演讲的加藤嘉恭大使把日语的“日中知的共同体”误解成了发音雷同的“日中血的共同体”，并当场借题发挥，一番“日中两国是鲜血结成的共同体”云云的阐释举座皆惊……过度的精英主义，使这场名为“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学术实验无疾而终。从其后出台的、借助两国外交、政治力量得以推进至今的、诸如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等学术工程的成果来看，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知识“交集”委实有限。这种勉为其难的现状反过来也折射出那场15年前的知识运动的“理想主义”一面。□

刘柠(学者，北京)

psyzjs

这帖子好，学习了，顶上去。

网事情缘

没读过他的专著，看过几篇文章，对沟口老先生还是颇有敬意的。

李大兴

沟口先生在八十年代是东大文学部众多教授之一，影响谈不上很大，好像以比较亲中、比较左翼闻名。

老木匠

大兴兄这样说，俺就有底了

一直听人说沟口如何如何，不知是何方神圣，看看一些零星的介绍，看到都是讲大题目的，兴趣索然，也没有任何要弄本他的著作来看看的冲动

李大兴

木匠兄，沟口先生的著作我没有看过，不敢评论。但他是读中国文学出身，后来转向思想史，并非史学出身，在思想史学界应该是相对异类些的。日本史学界确有东京大学学派和京都大学学派之分，沟口先生只怕和哪边都不大沾边。东大学派尤其重实证，题目往往很小很细。

夏加坤

他做了十年左右生意，在公司发展起来以后才交给弟弟，自己再回头重新做学问，他仍然可以做出来，这是很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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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比较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