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人民币当然要择善而从

李旧苗

人民币从来就没有以黄金为锚。早在人民币诞生前的13年，明清以来行之多年的银两加铜钱的传统货币，就被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所取代。法币者，法定由政府发行的纸币也。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人民政府接管了全国政权，也接管了中国大陆的货币发行权。回到金本位是不可能的了：早在解放前夜，蒋委员长就把他治下的国家黄金储备悉数运往台湾。没有黄金储备，无论古典的金本位还是政府承诺兑换黄金的货币制度，都是搞不起来的。
    况且当时“老大哥”实行的也是法定纸币制度。新中国一边倒学苏联，货币制度不会例外。倒也不需要与卢布挂钩，因为各革命根据地早就积累了发行和管理货币的经验。新中国要做的，就是把各根据地发行的票子统一起来，完成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到为重建国民经济服务的转变。我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央行行长南汉宸的传记，他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总不能拿着花花绿绿的票子进城，像八国联军进北京那个样子。新的人民币诞生了。因为还没有正式被选为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在审查人民币时，就不同意把自己的头像印在票面上。直到1976年，人民币的图案就是“工农兵大团结”，含义应该是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提供交易媒介。
    但毕竟还是法定纸币。所以，人民币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选锚问题。发行货币当然是国家的权力，但是，有权发钞的国家，究竟根据什么来决定发行多少货币呢？从经济性质看，黄金白银除了充当货币之外，还有别的实际用处。纸币则纯粹就是交易媒介，发少了窒息交易、打击生产；发多了拉高物价、引起通胀。因此，究竟以什么来约束国家发行货币的权力——为法定货币选锚——其影响就不限于“上层建筑”，而是事关普天下苍生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利益。
    从逻辑看，战争、革命、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更迭，通常与货币币值的极度不稳定互为因果。背后的道理是，如果天下是谁的都未定，“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国家机会主义思维就容易占上风，因为还不知道究竟会滔了谁的天哩。历史的记载是，在政权大厦将倾的危亡关头，执政者常常不惜开足货币机器，以高通胀争取延长权力的寿命。还有就是新政权诞生之际，脚跟尚未站稳、百废待举又缺乏税基的支持，超发票子往往成为权宜之计。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新政权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一般伴有严重的通胀。这似乎说明，在冲决一切罗网的革命与天性保守的货币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互不匹配的紧张。
    人民币是例外。没有黄金储备做后盾、纯粹的纸币、新生革命政权的国家信用——但是人民币从开始之日起，就选择走稳健货币的路线。人民币以什么为锚？想来想去，它的第一个“锚”就是历史教训。远的以后再论，前朝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货币教训，足以让新中国的货币掌门人铭记在心。看看吧，从法币到金圆券不过十几年时间，头戴“国家元首”与“抗战领袖”两大桂冠的蒋委员长，就把他的国民党政权带向了毁灭。军事方面的无能与失利是一小部分原因，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才是根本。其中，超级恶性的通胀——每月50％以上的物价指数——终于把全体国民推向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
    恶性通胀的一个派生物就是广大民众持续保持超高的通胀预期。有一年春节，我随毅夫一起去看季羡林老先生，那时他住在离朗润园不远的公寓里。讲起上世纪40年代末的民生，季老说那时领到薪水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跑快跑慢的米价不同！”我也问过生活在1948－1949年上海的老人怎样对付生活，回答是胆大的拿到钞票就换银元（非法的），胆小的若买了生活必需品还有余钱，就囤商品——大米、纸张、毛巾、肥皂、烟酒，无论多少，反正绝不能持币就是了。民不聊生的经济溃不成军，因为人人囤东西，市场上什么也抢不到，大家越发轻钱重物，货币追商品，物价越追越高。
    当时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党管得了通胀。但是陈云带薛慕桥到上海，只用两招就把问题解决了。这也是对付通胀和通胀预期最基本的功夫：一是严控货币投放，二是加大商品供应。反正看到街上的东西越来越多，囤积保值的心理倾向就会逆转。等到了囤物者熬不住也向市场抛卖商品，通胀连同通胀预期就被杀下马来。从此，“货币不能超经济发行”就成为管理人民币的第一准则。剩下的问题，是摸索究竟是发行多少票子才算合适的经验参数。
    后来的历史也说明，只要抗得住“超经济发行”，人民币的币值就能够保持稳定。什么时候这个准则被破坏——譬如超越实际可能的“大跃进”（无论土的，还是洋的）——货币币值就失稳，物价总水平就上涨，老百姓说的“票子毛了”就卷土重来。这也说明，以历史教训和货币掌门人为锚的货币，还不足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岁月消磨记忆，再沉重的历史教训也会随风而去。从来没有跑步买米经验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不是很容易发表“有点通胀没什么了不起”之类的宏论吗？至于坚持稳健货币准则的货币掌门人，可遇而不可求。就是遇上了，不让人家管事，不也是白搭？美国是号称央行有独立性的地方，但保罗·沃克尔也不能保证他的继任者与他信奉同样的货币准则。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因此，倘若能与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之物挂起钩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才能有不受人事变化影响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选物为锚不失为一个可靠的办法。选什么呢？石头太重，虽然弗里德曼给我们讲过石币之岛的精彩故事。黄金白银不够，这是本专栏讲过的，历史并没给人民币留下贵金属储备。
    当然也可以选一个外国货币或一组外国货币来挂钩。不过论及以外币为锚，不免让人唏嘘，因为要赶上一个好时机也殊为不易。以美元为例，人家响当当就是黄金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问世。1944年布雷顿森林签订协议的地方，倒是有中国代表到场，但没有签字。不知道如果当时签字入约，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以固定汇率挂美元，以后还能不能锁住老蒋滥发票子打内战的“雄心”？不过这与人民币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民币还没有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十年，人民币就是要选外币为锚也轮不到美元，因为中美之间根本没有多少往来。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人民币挂美元才有可能变成现实。但此时还作为世界第一强币的美元，却开始走下坡路了。
    下周我们继续讨论人民币选锚的经验。这里先写下作者的观点：选锚之举为的是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无论怎样打算盘，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

竹南

意思是不是说：以前钟共还要脸的时候，人民币的锚就是钩挂在他脸上，现在它不要脸了（或者说，脸基本都丢没了），这锚无依无靠，得再找个钩挂的物件？

邱晓云

不是要不要脸的问题，是要不要命的问题，通胀到两位数，社会就进入动荡，八十年代末的那次事件背后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两位数通胀。

竹南

金丝大哥:我的意思是,不太理解周这篇文章难道说的是(新中国以来)人民币的锚一直是"国家信用"吗?
随着80年代到现在外汇储备的增加,这锚的钩挂路线是不是也有变化呢?

邱晓云

这儿说的这个国家信用不关社会学政治学，纯乎货币学，人民币锚不是黄金不是外币，一直是国家信用，五十年代初改用现在人民币单位时，他没有黄金，也没有外汇，发的货币数就与国民政府抗战前发法币数相当，出乎自信出乎理智还是出乎恐惧且不论，他一直在自我控制，不多发，或者说不过度多发，他要多发，没有任何人，机构，法律管得住。别人敢于持有这个货币，也是对人民币稳定有一定信心----不是相信他要脸，是相信他有常识，知道钱发多了会通胀，通胀严重了，对他们自己不利。碰到现在办公室主任之类的人来管经济，以为钱可以归钱发，物价可以靠调控打压罚款管理，周期仁只好来跟他普及常识，现在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了，锚就应该是物价，假如CPI3%为上限，CPI零为下限，调控目标应该是1.5%，以国家信用保持货币购买力。

WIND

1，燕谈上也有些家庭主妇，我想请他们为中国的CPI，2009下半年的，2010年上半年的，做一个真实的计算，即将主要的日常用品的价格列一个表出来，日常用品取同质同量。
2，弗里德曼早就说了，物价上涨实际上是政府控制不了的，但是即便它是怎样的撒谎和不诚实，也可以从物价中看出它偷偷摸摸多造了多少钞票。
3，以前不怎么乱造钞票，并不说明以前的情况就如何的比当前好。原因主要有：第一，以前并不存在与美元的兑换，换句话说，这些无赖无论因多少钞票，在国际上都是没有购买力的；第二，以前对国内经济可以肆无忌惮的干预，通过印钞票干预似乎都还不怎么用得上。

竹南

这儿说的这个国家信用不关社会学政治学，纯乎货币学，人民币锚不是黄金不是外币，一直是国家信用，五十年代初改用现在人民币单位时，他没有黄金，也没有外汇，发的货币数就与国民政府抗战前发法币数相当，出乎自信出 ...
邱晓云 发表于 2010-7-26 12:25

多谢金丝大哥,至少我明白了周说的意思.

李旧苗

老周这一系列文章，倒未必是在普及常识，他主要还是想为纸币寻找一个合适的锚吧。老邱提出以物价为锚，问题是，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CPI数据可靠吗？目前的CPI构成，能反映真实通胀水平吗？抛开去年不讲，前几年央行给货币供应量定的指标大概在17%左右，这个指标是怎么定出来的？去年则豁边了，广义货币供应量超过了27%，今年上半年，M2增了18.5%，M1增了24.6%。20日老胡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重申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10%左右经济增长率这个目标，中央是不会改变的，要维持这么高的增长率，靠提高居民消费显然不行，只能是继续依靠投资，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印钞的冲动恐怕是难以抑制。
是不是可以采取立法的方式，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或者物价指数的增长，以一个适当比率，给固定下来？

邱晓云

他主要还是想为纸币寻找一个合适的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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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决心要引导人民币脱开美元之锚。

李旧苗

周小川不是也已经表过态了吗，人民币钉住美元只是一项特殊政策，或者说是临时措施，这样的政策和措施迟早会面临一个退出的问题，当然，周小川认为，现在还不适合，以后再来降低关联度吧，时机成熟了再说，至于到什么时候才算时机成熟，这个周小川没说。

邱晓云

周小川是这么说，不见得想这么做，他是少做少错，得过且过，混过任期，就不是他关心的事了。

邱晓云

当然往好里想，也可以说现在是周期仁的脱开美元之锚与周小川的稳健相结合，脱开了，但并不大升，比原来死钉美元主动了些。

李旧苗

事实上，不管是周小川也好，还是周其仁所在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也好，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外界对温的印象很不靠谱，其实他还是相当强势的，而且有他的手腕，名义上王分管金融，实际上所有经济大权都在温的掌控之中。他女婿06年回国，他把他安排到银监会，开始是研究局副局长兼统计部副主任，现在是统计部主任，这个职位不显山不露水，不引人注意，也的确没什么实权，但有个好处，有关金融系统的所有信息、数据最后都归总到他那里，这就叫做掌握第一手资料。

邱晓云

事实上，不管是周小川也好，还是周其仁所在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也好，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外界对温的印象很不靠谱，其实他还是相当强势的，而且有他的手腕，名义上王分管金融，实际上所有 ...
李旧苗 发表于 2010-7-26 15:57

这个没错，你也可以把这件事理解成让小川管，就是用他的小心谨慎，用周其仁换掉樊纲，就是想脱开美元了，这其实无法分辨。温并未失去权力，所以目前的乱象他要负主要责任，假设一下，如果运气不好，没有美国金融危机，那温的任期就是个长而连贯的通胀，目前可能已经加速到两位数了。

老残油记

估计吧,老周下次要谈的是以一篮子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锚.

邱晓云

以管住通胀为目标，控制货币量，要控制币量就要脱开美元，否则无限收购美元就要无限发行货币。货币多了，就会通胀，靠利息调，有极限，靠存款保证金去调，牺牲银行效率，且制造了货币悬河，存款准备金利息和央行票据利息等于负的铸币税，这些副作用快承受不起了。

邱晓云

问题是，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CPI数据可靠吗？目前的CPI构成，能反映真实通胀水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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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本来也只是将就反映通胀水平，政府一调控，就更不准了。实际物价上涨总水平，假如要用官方数字，用当年GDP总量除前一年GDP总量，减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百分比，得出的可能更接近物价上涨水平。

邱晓云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盛来运今天上午介绍，初步测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728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
去年半年，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7月16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宣布，据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达139862亿元，

相除得1.2357，名义增长23.57%，按可比价格增长11.1%，物价总体上长大约12.47%，与我们的感觉差不多。

psyzjs

我要给周其仁补心理学课！

道德根本不能作为货币的锚，道德的本质是政治系统、规则或制度，用这类东西而不是“硬通货（一般是某些特殊商品）”做锚，只能将市场波动乃至风险无限放大。

有关道德和政治的关系，请诸位看2007年Haidt教授发表在《SCIENCE》上的重要综述。

李旧苗

老温上个月召集一帮经济学家开座谈会，与会的经济学家不管具体观点上存在哪些分歧，但在有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刺激政策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在本月20日胡温共同参加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胡却代表中央重申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可见，刺激措施仍将持续，保增长仍是第一要务，所谓重中之重，其他所有政策选项，调结构，控通胀，转方式，等等，都只能在保增长的前提下进行，而事实上，保增长与其他政策选项之间，本就存在内在的冲突，以增长为宏观调控的首选，实际排斥了其他选项。记得去年，我听中央党校的辛鸣讲过，他曾在国务院主要领导面前使用饮鸩止渴一词形容刺激政策，该领导回答他，很对，就是饮鸩止渴，不饮鸩，当下就渴死了，等度过了眼下，再去寻找解药吧，总能寻找得到，该领导还笑骂道，你个书呆子，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思路是很明显的，还有两三年，任期就到了，这段时间必须以保增长来维稳定，以后的领导或许更高明，深层次的问题、矛盾，等他们去解决吧。

李旧苗

用周其仁换掉樊纲，就是想脱开美元了，邱晓云 发表于 2010-7-26 16:33

老实说，这一点，我看不出。樊纲是任期到了，才退出的，新替补的，不是周其仁一个人，另外还有夏斌和李稻葵，他们的观点，就和周很不一样。货币政策委员会在最近几次例会结束后发布的公告中，我看不出周其仁的丝毫影响力，这有可能是他人微言轻，但也不排除他写文章是一套说辞，在货币政策委员会开会时又是一套说辞，当然，这个只是我的瞎猜，猜猜而已。

李旧苗

估计吧,老周下次要谈的是以一篮子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锚.
老残油记 发表于 2010-7-26 16:49

这个不新鲜，张五常的观点。周其仁一本正经写这么一系列文章，最后得出与老张一模一样的观点，不就成了捡拾老张牙慧了吗？我想不至于，拭目以待。

李旧苗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盛来运今天上午介绍，初步测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728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
去年半年，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 ...
邱晓云 发表于 2010-7-26 18:44

老邱这个，是计算的GDP缩减指数吧。

邱晓云

呵，我百度了一下，确实是同一个东西，怪不得荀子要说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学，还好倒没想错，白度这么写：“这一指数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走向,是对价格水平最宏观测量。”

李旧苗

邱兄还真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比较牛，呵呵。

李旧苗

人民币盯美元的由来



周其仁




    人民币一动不动盯住美元，在两个历史时段发生过。第一时段是1955-1970年，15年期间以4.618元兑1美元的汇率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第二时段是1998-2005年，以几乎不变的汇率（8.27）持续了7年。前一段的大背景是计划经济，国家实行外贸专营加外汇统收统支，那个“汇率”根本不是在外汇市场（这个市场当时尚不存在）上决定的。分明高估的人民币汇率，不过表达了国家以低成本掌控稀缺外汇资源的政策意图。事与愿违之处，是以行政命令压低外汇之价——恰如人为压低粮食、农副产品和任何工业品之价一样——必定带来抑制外汇供给的效果。结果就是“越少越统、越统越少”。好处也是有的，汇率当然绝对稳定，且从来不受外汇储备过多的困扰。值得一提的插曲是，“大跃进”引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高通胀，说明离开有关制度背景的“固定汇率是最好的货币之锚论”，根本经不起推敲。
    后一时段的经验值得分析，因为与当下及未来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关系密切。我的看法，从1997年开始的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与其说是依据了哪派理论而设计出来的产物，不如说是一连串事件合成的结果。具体讲，主要是三大事件：1993年又一波高通胀和随之而来的通胀治理；1994年中国第一波汇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那一波通胀来势汹汹。1993年中国的物价指数过16%，1994年冲到24%。考虑到物价管制仍然广泛存在，“隐形通胀”的压力应该没有完全写进指数。中国经济的前景不免令人堪忧。好在时势造英雄，邓小平支持朱镕基下痛手治通胀。结果是三年之内物价指数降为2.8%，比当年美联储沃克尔主席的成绩还要胜出一筹。从治理手法看，朱镕基与沃克尔如出一辙：不靠利率调控，直接紧缩货币供应量，咬牙压通胀。
    不可忘记的一幕。那时我在U－CLA（UniversityofCaliforniaLosAnge－le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书，1993年6月应邀到海南参加研讨会。下飞机看到经济一派火爆。被在国内下了海的朋友领到在建的高楼顶上观景，我完全记不起出国前海口的原来模样。这个比大县城大不了多少的新省会城市，满眼都是高楼大厦。哪来的呢？说是各地英雄豪杰的投资。用了谁的钱？股东出小头、银行出大头。不少股东的钱，讲到底也来自银行。就在那座楼顶上，我学到一个新词汇，曰“倒逼机制”。个人、公司、地方逼银行放款，分行逼总行放款，各总行逼人民银行放款。这是物价指数冲历史新高的基础。
    观光下楼第二天，朱镕基治理整顿金融的政策下达。银行接到死命令，一律回收贷款。一时间风声鹤唳。北京、上海卖给港台同胞的商品楼盘，市价据说跌掉一半。海口市就更不要谈了，朋友让我们开开眼的那座楼——连同其他成百上千座楼宇——一停就是八九年。港报大字标题的内地“烂尾楼”，不够准确，因为很多再也没了尾巴。当时我访问交谈的人，就算态度比较温和的，也对政策批评多多。要过了几年以后，大家才看明白，倘若当时不把高通胀杀下马来，以后的 “中国故事”恐怕是另外一个版本了。
    我认为那次治理通胀处理最好的地方，是在压住物价局面之后，由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这部明确人民银行就是中国央行的法律，除了点明“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之外，还特别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第29条）。这就是说，不但用人大立法来确立央行的权威，而且消除了多年以来威胁人民币币值不稳、通胀屡起的病灶——政府因财政需要而超发货币。这是治本之策，影响中国长远的未来。
    1994年的另外一件大事，是完成两种汇率的并轨。上文提到人为高估人民币的外汇体制，受到改革开放的冲击。大体从1986年开始，国务院为鼓励创汇，允许企业将按比例留成的外汇额度在若干外汇调剂中心自由交易，于是在官定汇价之外，形成了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外汇调剂价。这就是汇率双轨制。到1990年代初，全国按市场轨成交的外汇占8成，官价成交不过2成，汇率并轨的时机成熟了。不需要说，那时讲的“汇率并轨”，含义当然是由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绝不是再靠“看得见之手”定汇率。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汇改目标，即在市场供求基础上、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其实就是第一次汇改定下的。没有谁想得到，人民币兑美元会一动不动好几年不变！
    在统计上，1993年人民币对美元之价为5.76，1994年为8.61。这样算，人民币对美元一下子贬值了33%。加上这一年加入WTO，中国对外开放升到新层面，“东方睡狮”蓄之既久的出口潜力开始发挥。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因此改变，也在国际上形成一股“中国靠贬值扩大出口”的舆论。到1997年亚洲危机爆发，有人——如马哈蒂尔——干脆就说亚洲金融危机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引起的。这算什么逻辑呢？是不是人民币那么多年的人为高估，可以算作中国对亚洲的国际主义贡献？况且，早在中国的汇率并轨之前，外汇调剂价已达到8-9元人民币之谱（1996年深圳有超过10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纪录）。由于市场轨占大头，加权来看的人民币贬值，实际幅度就小多了。
    中国却必须承担应对亚洲危机的大国责任。具体讲，就是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当时中国政府承诺了，也做到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从1998年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成为多年不变的平线一条。经济逻辑是什么呢？是不是彼此竞争出口的国家免打“价格战”，还对全世界有好处？这就不懂了，因为事关国际政治的复杂学问。更让人看不懂的是舆论：也是外国人、国际机构、发达大国政要的劝说、建议和要求，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符合负责任大国的要求。但是再过几年，外国人说人民币升值中国就升值，似乎就很不爱国了——看不懂就承认看不懂吧。
    我以为可以看懂的是一点：1998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既不是中国汇改的既定目标，也不是立法根除通胀为人民币主动选锚的结果。“固定汇率最优论”拿1998-2005年间人民币汇率说事，以为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实在包含着一些美丽的误会。他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是后来拖延时间过长的人民币盯美元的做法，不但偏离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形成人民币汇率的改革目标，也导致在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之后，人民币又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在新形势下，人民币币值稳定屡出情况、宏观调控压力不断，皆因此而起。

WIND

美国的政客，一方面接受了公众的授权，需要履行一定的职责，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接受公众的质询。
中国的政客，一方面篡权肆无忌惮，另一方面造谣肆无忌惮。

邱晓云

人民币一动不动盯住美元，在两个历史时段发生过。第一时段是1955-1970年，15年期间以4.618元兑1美元的汇率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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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有误
1955-1971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是1美元折合2.4618元人民币。

suv

http://blog.caing.com/article/6337/
看到周其仁教授写的已经连载到第12篇的汇率与货币评论，在第12篇的结尾处，周教授写道：

　　以上记述的，不过都是入门的常识。我不明白固定汇率论者的地方，是他们至今热忱推荐的救世方案——用固定汇率把各国或各货币区的货币与美元结成牢不可破的整体——究竟指的是什么时代的美元？是古典金本位制下的美元，还是1945年后“承诺以黄金平价兑付”的美元，抑或是布雷顿体系完全崩盘、以可遇不可求的负责任的央行行长为 “锚”的美元？我也不明白，不少专家和意见领袖在回应日本、美国政客“要人民币升值压力”时，为什么会把“人民币对美元绝不升值”作为人民币的最佳出路？让人民币死挂美元，不正是要人民币死死地以美元为锚吗？当今美元自己尚无可靠之锚，怎么有资格充当人民币之锚呢？我最不明白的地方，是人们真的找不到更合乎经济逻辑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总比别人更热爱中国的伟大情怀吗？

　　这段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让我几乎控制不住笑出声来。

　　我笑完之后，想了点更严肃的问题：我不敢苟同周教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今的美元是无可靠之锚的货币。

　　我明白很多人喜欢金本位的原因，无论是直接用金子作为货币（周教授所说的古典金本位），还是保证币值和金价的直接挂钩（周教授所说的战后到1973年之前的金本位）。直接用金子作为货币，滥发货币的难度很大，尽管政府也会想方设法的滥发货币，比如说减少金币里黄金的含量。进入纸币时代的金本位，也就是币值和金价挂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滥发货币的冲动，尽管这也没有阻止美国多发货币，最终导致了金本位和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灭。

　　但即便是一个运作良好的金本位体系，也就是政府完全不滥发货币，忠实于金本位，也是充满缺陷的。不说太理论性的东西，就拿最近的金融危机来举例吧。金融危机时，由于避险冲动，导致了金价上扬，如果我们仍然生活在金本位的体系下，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紧缩货币（在使用金子做货币的情况下，市场上流通的金子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变少，也一样是货币紧缩的效果）。在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之时，还要紧缩货币，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雪上加霜。至于金本位是怎么把大萧条传递到全世界的，弗里德曼早已有过经典的描述，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了。

　　金本位的最根本缺陷是，把货币非常狭隘的和一种重金属的价格挂钩。这种重金属，也就是黄金，即使再特殊，也只是一种重金属而已。它的价格走势，它的供应量，它的需求，很可能已经和整个经济其他方面的表现并不一致。把货币和这样一个东西挂钩，很难说是合适的，我前面举的例子就是一种情形。

　　如果把币值钉住一种单一重金属的价格不合适，那是不是把币值钉住一篮子商品就更合适呢？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自新西兰起，目前越来越流行的通货膨胀钉住试图实现的。通货膨胀钉住的通胀率一般都不是0，因此，并不严格等同于维持币值和一篮子商品的比值不变，原因我稍后再说。但通货膨胀钉住的货币政策是有锚的，这个锚就是一篮子商品价格的变动率。金本位，其实可以看作通货膨胀钉住的一个特例――那个篮子里只有一种东西，金子，然后钉住的通胀率为0。

　　美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法定的通货膨胀钉住，不像新西兰那样，要是通胀没有钉住，央行行长得自动下班，或者英国那样，央行行长必须写信给财长解释。但美国实际的货币政策，很多人相信，其实十分接近于通货膨胀钉住，泰勒法则就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描述联储政策的行为方程。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人，大概大多数会同意，自Paul Volker以来，也就是30年来，美元的锚，至少在正常时期是十分明确的，就是通胀（或者通胀预期）。你可以认为单单的以通胀为锚并不合理，因为这里面没有考虑进资产价格，但说美元无可靠之锚，此话有点重了。

　　为什么通胀钉住不钉住0通胀，而一般是钉住2％的通胀。不同的人可能喜欢不同的理由，我觉得以下两个理由最能说服我：

　　1．钉住0通胀的坏处是，货币政策稍有不甚，就有可能出现通货紧缩，而通缩在多数情形下，是有害的，甚至比通胀更有害。另一个角度是，0通胀情况下，均衡利率也更低，离0利率的下限也更近，货币政策进入流动性陷阱的可能性也更大。

　　2．发达国家的消费价格指数，有高估通胀的倾向，原因是因为这些价格指数无法完全反应产品质量的提高。一个东西更贵了，可以是因为涨价了，也可以是因为里面的东西变好了。电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今天一万块钱的电脑和一年前一万块的电脑，配置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些在价格指数上体现不出来。2％的通胀率，如果考虑进质量的提高，基本上就是相当于0通胀。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美元是有锚的，人民币钉在美元这个锚上也是十分有问题的。中美的经济周期已经不很同步了，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如果人民币挂在美元这个锚上，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只能是帮倒忙的时候多。

李旧苗

周其仁：建议用财政资金守汇率目标


聂伟柱



　　7月29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在北大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活动上表示，人民币汇率目标短期内不能消除，要保证汇率目标没有重大的跳跃性变动，但是机制可以变化。
　　目前，国内大量劳动力密集型的外贸企业，盈利能力不容乐观。若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外贸企业利润将受到严重影响，或将导致一大批企业倒闭。保持汇率不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对这些企业而言，至关重要。
　　对此，周其仁也认为，汇率变动涉及很多企业，影响太大，因此央行也一再强调了人民币汇率不做一次性调整。
　　目前我国在汇率形成过程中，央行是最大的外汇购入者，为了守住汇率目标，央行动用基础货币购入外汇。周其仁认为，基础货币初看不花钱，但若从社会角度看，成本是很高的，如果央行过多地投放流动性，物价、收入分配都将受到影响。
　　基础货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二是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而为社会大众所持有的现金，即通常所谓的“通货”。
　　“基础货币的投放，是对整个货币形势作出判断之后的一个政策工具。”周其仁认为，当前政策工具要让物价平稳又要让汇率平稳，而这是一种两难选择。
　　“基础货币和财政资金买外汇基本的不同就是对宏观形势的影响。用财政资金去守住汇率目标，不会影响货币的总供求。”周其仁表示，汇率目标也可以像医疗目标、国防目标、教育目标等一样，成为国家的公共目标之一。因此，可由财政资金或者是政府发债所得资金去守住汇率目标。他建议，由央行保持币值稳定，而汇率目标由财政资金来实现。
　　对于币值稳定，周其仁认为，只有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币变成国际货币才有根本的基础。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也能减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麻烦”。而对于汇率目标，周其仁建议，动用财政资金，甚至是发债筹集的财政资金去守住汇率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