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中国式城市化能让农民工受益吗？

小玉

2010-02-28调查是由南方都市报、中山大学和我们三方参加的，所以我今天引用的数据有从这次调查获得的数据，另外也有中国公布的城市统计年鉴里面的数据，还有特别要指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在2006年和2008年做过两次非常好的调查。
中国城市化的特征

从经济学来讲，大部分理论或实证，都认为城市化肯定是要提高收入、提高消费的。一般来讲，城市化越发达，就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因为城市化会减少交易成本(一般在城市的通讯和交通单位成本比较低)，另外还会减少商业成本，服务业比较发达。城市的人口比较集中，所以需求也比较集中，就会减少营销和广告的成本，在农村开饭店可能需要做很多的广告才可以有客人，在城市不需要做这方面的支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在城市办服务业单位成本是比较低的。大学都在城市，所以人力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城市化比较发达，企业比较发达，王珺老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从企业集约性角度，某种程度也说明这个问题。

一般从经济逻辑层面来讲，这是没有疑问的———城市化会提高收入，带来中产阶级的形成，也会带来有产阶级的形成。

另外，从规模经济来看，很多行业固定成本很高，但是活动成本相对比较低，比如说像政府，一个国家如果有100个人也需要一个总统，如果一个国家有1亿人也需要一个总统，如果国家越大，规模经济效应就越大。所以固定成本比较高的行业就应该越发达。

城市化为什么会带来收入增长？也是因为工业是在城市，服务业是在城市。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的理论，农业是传统的低生产率的行业，工业是高生产率的行业，要提高收入的话，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人从低生产率行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行业。但是从刘易斯角度来讲，可能是在讲工业化，不见得是城市化，这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中国，中国20世纪80、90年代前期，乡镇企业非常发达，乡镇企业坐落在农村，不见得非得在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并不需要人跑到城市。我过去关注过这个问题，乡镇企业之所以在90年代后期变得不是很有竞争能力，本身在后面有很多政策的背景，在这里就不谈了。如果仅仅是讲工业化，严格意义来讲，并不需要工业化在城市完成，或者传统意义的城市。

另外看中国历史，麻省理工学院几位研究经济史的人，找到这方面的数据，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是非常发达的，但相比欧洲，工业不如他们。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一般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在特殊情况下，不见得非得有一对一相关的关系。

我们怎么看城市化经济逻辑，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人口密度。如果人口密度没有增加，几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种城市化不带来我们刚才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上的效应。

至少从1996—2004年研究数据发现，中国城市化的特点，主要是土地的扩张，而不是人口密度的增加。主要是通过新的城市建立，而不是通过人口密度的增加来实现的。世界上只有三种力量，政治、经济和社会，如果不是经济推动的话，那肯定是社会推动或者政治推动。在中国，社会力量肯定弱于政治力量，所以人口密度没有增加乃至下降，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城市化是政治推动的。

从2000年以后，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 D P比例在大规模的下降。从经济逻辑来讲，城市化是在增加消费、增加收入，那从2000年以后消费是应该有所增长的，但我们从宏观数据来看，恰恰是相反的情况。2000年以后城市化步伐在加快，但是家庭消费占G D P比例实际上却在下降。

我不可能直接有政治变量来说明我想要说明的问题，政治是没有指标的。中国城市化是通过控制土地资源，特别是政府垄断土地方式完成的。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卖房子？并不是说那些想自焚的人，特别喜欢家里的砖头，特别喜欢家里面的地板，而是不喜欢政府给他的价格。价格低到他都愿意去死的程度。这不是经济手段，是政治手段，在拉美国家，20世纪60、70年代也做过这种事情，叫做“强迫工业化”。

中国式城市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现在再讨论一下这种城市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这种城市化对居民收入肯定有正面的影响，但也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最后净影响是什么样的。城市化最大的正面影响，就是中国这种城市化形成新的阶层，就是农民工。因为加速工业化过程中，创造了非农业的就业机会，就形成了农业到工业的劳工转移，这种转移肯定是要增加收入的。到城市里打工，肯定是要比在农村赚的钱多才对，但是做这个决策的环境不见得是市场的环境。农村收入降低，很可能是因为农村的金融产品不发达，获得不了贷款。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在2008年底有2.3亿农民工，规模是非常大的，如果能够一次性提高2.3亿人的收入，这也是不得了的一个经济上的正面影响。

但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收入的增加是一次性的。我们要区分一次性的收入增加和连续性的收入增加。从心理角度来讲，一次性收入增加不太会改变消费行为，但连续性收入增加，会影响对未来的预期。如果有连续性收入增加，就会认为历史是最能够预测将来的，过去连续三年都涨工资，你认为后三年也会连续涨工资，这时候才会改变你的消费行为，如果一次性收入增加，是不会改变消费行为。

另外一个正面影响，因为农民工非常有效率，他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很低，城市人是农民工阶层群体最大的受益者。我们本来以前要付很多成本的服务项目，现在只需要付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从这点来讲，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但是也有负面的影响，第一可能会对城市企业工人的冲击，特别是对年纪比较大的，40-60岁年龄段，特别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群体。在我看来，90年代末期大规模国有企业的破产，也许是和刚才我讲的这个现象有关系的。但是这种冲击之所以是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这种城市化没有一个自然的补偿机制。

在美国、韩国还有中国台湾省，如果是城市居民，在市场环境下，丢了工作没有工资收入，但所掌握的土地，住的房子会增值，本来是通过工资收益活下去，现在可能通过其他资产增值维持生活。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部分人丢了工作，另外一部分人获得了工作，但是整体来讲，收入还是增加的。但是收入来源改变了，过去都是靠劳工收入，现在更多是靠财富收入。

在中国是行政性的城市化，使这个自然补偿机制失灵了，又丢了工作，又没有从土地升值得到任何好处，从这点来讲，这种城市化可能会抵消一部分正面的影响。

我刚才讲到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那我们做研究就应该考虑净影响，正负是不是相抵。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7月份有一次讲话，他讲到中国家庭储蓄率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主要是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在增加，在他看来，是因为城市化没有给普通的家庭带来大规模的收入增长。从我做的研究来看，我觉得周小川这种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我用了城市化的很多不同指标，最后得出结论都是这样的———虽然中国有大规模城市化，但从普通的老百姓收入(对普通老百姓收入定义不是人均G D P，而是统计局对老百姓做收支调查的收入，在我看来这个收入比任何G D P数据要更能准确代表中国经济实际状况)来看，中国的大规模城市化没有带来中产阶级的兴起。

农民工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关系

    2000年大规模城市化速度增快，中国家庭消费和G D P的比例，也是2000年以后在降低。也就是说，城市化速度在加快，消费速度在降低。当然，并不是绝对消费减少，是跟G D P相比。

中国城市化带来产出的宏观效果远远大于中国城市化对消费刺激的宏观效果，这样才能解释我们刚才说的现象，即城市化大规模地增加，而消费实际上是相对降低，2亿农民在这其中起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农民工效率非常高，对产出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郭巍青教授数据分析，农民工的消费水平是非常低的，所以他们对消费的影响很小，对产出的影响很大，这样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消费在下降，产出在增加。

农民工收入，基本上是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状况，但是看农民工消费行为，基本上停留在农村居民消费的水平上。当然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习惯的问题，但是把文化和消费习惯刨开，其他因素起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收入替代作用，农民工教育水平要比整体的农民教育水平高，某种意义来讲是农村里最有效率的工人，最有能力的工人，有一个收入替代作用。本来在家里种地是非常有能力，现在离开农村，某种意义来讲会降低农村的生产率，但只要是在广东增加的收入大于在农村降低收入的绝对值，这样对于家庭也是划算的。从某种程度来讲，替代的作用应该是充分地考虑进去。

在我们2009年做调查里，有25%的人在老家的收入是零，这个就是比较极端的案例。另外，20世纪90年代末，农村的乡镇企业消亡，可能背后有些政策方面的原因，但是某种意义上也有人力资本转移的因素，最有能力的工人离开乡镇企业，跑到东莞打工，农村乡镇企业也就消亡了，所以农民整体收入增加不快。

另外一个是消费。郭巍青教授也讲到制度上的歧视，最主要制度上的歧视就是户籍制度。

从2009年做的调查来看，53%农民工是在2003年以前就离开农村，从这个群体来看，他要求获得城市的居住愿望不是特别强烈。但是我的解释稍微有点不一样，比如你想在美国获得绿卡，但是多年以后你都得不到，然后你就放弃了这种期望，我可能觉得更多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不想获得城市的户口，而是无法获得，就放弃了这个希望。从2009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只有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

户籍制度带来的影响，对消费来讲是很高的谨慎性储蓄行为。因为户籍制度是非常实际的，不是抽象的东西，拥有本地的户口就可以上本地的学校，可以去本地的医院，如果没有享受城市户口带来的公共产品，肯定就要自己解决问题，没有对政府的期望。自己解决就是储蓄，所以我相信中国农民工的储蓄率可能在中国各个群体里储蓄率是最高的，40%都是作为储蓄。第一位原因就是子女的教育，老家建房是第二位。老家建房也很能说明问题，他根本就没有期望留在城市里，还是要回去。所以期望在城市里呆下去非常低，就会影响他的消费。现在中国一直在讲怎么刺激内需，不解决2.3亿农民工制度上的歧视，怎么能够去根本扭转中国内需不足、过于依赖外需的状况呢？

从2009年做的调查可以看出，农民工1/3消费支出用在子女教育。我自己算了一下，可能中国农民工在子女教育上支出的比例，可能跟美国一个中上层家庭在私立学校花的差不多。美国的公立学校是不花钱的，我两个女儿在公立学校一分钱都不花，我的比例是零，但是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可能要花33%的消费用做教育。在美国都是有钱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中国是最没有钱的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中国户籍制度违反城市化的基本逻辑，因为城市化水平越高，公共产品供给越充足，人口密度会降低公共产品提高的成本，哈佛几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什么穷人愿意住在城市？》，因为在城市里面公共成本是比较低的，虽然住在城市里其他方面不是很方便，但是他是冲着公共产品愿意住在城市里，在中国完全是相反的情况。中国大规模城市化，本来应该提高公共产品的提供，降低群众储蓄的心理，但是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我觉得是制度上的原因。

我们再看一下长期收入增加的预期。城市化肯定是会带来收入的增加，但是这种收入增加是一次性的，从我们调查里面也可以看到，城市化对农民工的收入比在农村是有大规模增加，但这是一次性的，不会形成长期收入的增长预期。2006年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做的调查里，有一个问题问“第一次涨工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是你此时此刻工作第一次涨工资是什么时候？95%是在2005年和2006年，也就是说5%是在这之前，至少在2005年以前就跑到城市打工的人群里，几乎在这个岗位上是没有增加的。

消灭制度上的歧视，才能扩大内需

最后讲一下政策的讨论，我一直认为，从整体来讲，中国的内需不足是因为收入不足。因为没有长期的增加收入的预期。从政策上来讲，过去我们可以靠出口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在美国碰到金融危机，这种策略已经是走到尽头了，而且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今年1月1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新年》，讲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今年会对中国实行贸易的限制。连克鲁格曼这样做贸易研究出名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在公开呼吁保护主义，所以中国如果不解决内需，不提高农民工收入的预期，不改变户籍制度，跟美国冲突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为什么中、美会有冲突？美国的家庭收入占G D P比例在上升，中国家庭收入占G D P比例是在下降，这就是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一个国家生产东西很多，不怎么消费，另外一个国家正好是相反的，这种状况能够持续多久？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真正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消灭制度上的歧视。

提高农民工收入，我认为最佳的途径不是通过《劳动法》去限制企业家的自由，但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可能也是正确的。但从长期来讲，应该允许劳资集体谈判。另外，要农村改革，金融开放，使农民有一个选择，可以到农村打工，也可以在本地创业。在我看来，乡镇企业就是本地创业很好的选择，乡镇企业金融支持减少，只能去打工，这就是我对大规模农民工去打工现象的解释。

另外，要加大公共产品的投入。现在刺激经济的措施，有些学者和官员非常自豪地说，这次经济刺激措施30%是跟民生有关系的，我说那你说的意思是70%是跟民生没有关系的。在我看来，跟民生没有关系的比例应该是0%才对。我觉得这个30%的言论特别有意思，我很难想象在其他国家的官员会讲出这种话。讨论问题的时候出发点太不一样了。

小玉

中国城市化的失误及其它（题目为转者所加）

摘 要：按照人均GDP为标志的发展阶段比较，中国城市化水平比一般国家低了15个百分点，结构上呈现工业化超前和城市化滞后的状态，也形成GDP结构与就业结 构之间的严重扭曲。这是建国以来特别是1960年起开始的反城市化道路和政策所致。 但1978年以后，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认识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在推进城市化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上，是犹豫和半推半阻的。城市化滞后给中国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事实证明，城市化水平低是城乡差距大的一个重 要因素。因此，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城市化方面的犹豫和缓慢，是导 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的重大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经济发展 城市化 结构扭曲
        市人口比率越小，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阻碍城市化，实际就是阻碍正常的经济发 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强劲的动力来源是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地从 农村向城市转移。但是，城市化道路走不 走和怎么走，并没有搞清楚。体制和政策 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同时在实践上，也 积累了严重的问题。
        一、建国后60和70年代的反城 市化
        中国过去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严格控制和工业化超前发展的战略，使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比世界上人均 GDP3000美元的国家要低15%左右。我们来看中国与人均GDP1520－2390美元时国 家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比较。
        城市化的滞后带来许多相关的经 济和社会问题。2008年底，我国总人口132802万，城镇人口60667万，城市化 水平为45.7%；就业的总劳动力为77480 万，城镇就业劳动力为30210万。2009年 3月，估计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外出务工 的劳动力从2008年中的20000万左右下降 到17000万左右，在农村非农业中就业的 劳动力也因乡镇企业的大量萎缩、停业和 倒闭，大约从2008年中的9000万左右下降 为7000万左右，这样2009年3月实际从事 农业的劳动力可能从2008年中的18000万 上升到了23000万，占全国总就业劳动力 的近30%。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3100美 元左右，按照一般的世界国家发展到这样 的水平时，城市化水平一般要达到60%左 右，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率要下降到 10%—15%。因此，结构偏差方面，城市 化水平滞后了15个百分点，农业就业劳动 力比率多了至少15个百分点。在同样的发 展水平上，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就业结构 发生很大的偏差，我们顺着发展观和历史 脉络去思考。
        从历史上看，20世纪50年代，中国 急于推进工业化，致使劳动力和人口大量并快速地从农村往城市转移。1955年， 城镇人口为8285万人，占总人口比率为 13.5%，到了1960年，城市人口增加到 13073万，五年中增加了4788万人，城镇 人口比重上升到了19.7%。这是中国历史 上城市化较快的一个时期。但是，这样的 工业化和城市化建立在损害农民、农业和 农村利益之上。后来陆续发生了粮食供应 危机，全国城市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全国特别是农村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局面。
        由于快速推进工业化而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太多所导致的大饥荒，使中国 政府自那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进行了严厉的控制，并且采取了反城市化的措施，即违背世界 性的人口城市化规律，将城市的人口大 规模向农村转移。从1961年开始，用3年 时间，动员城市2000万以上人口重新返回 农村。其中仅1961年，城镇就辞退了872 万职工回农村，城镇1000万人口被退回农 村。1966年到70年代末，又动员了1800万 城镇初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还让250万左右的 医生、教师、机关干部和其他知识分子，迁往农村走“五七”道路。这种反城市化的政策，导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1960年 为19.7%，1963年降低到了16.8%，1978 年为17.9%，1980年时也只有19.4%，比 1960年时还低0.3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是一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如果从城市化指标看，中国的现代化从1961到上世纪80年代末几乎停止不前，甚至是倒退 的。
        二、1978年后犹豫和矛盾心态与中国式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对落后国家怎样向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认识仍然是模糊和不清楚的。从1978年开始，党进行拨乱反正，从各方面进行了反思，都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并逐步达成了从理论到决策的共识。但是，对反城市化的理论、决策和实践，并没有进行彻底的讨论和清算，理论家们较为关注资源配置方式和所有制理论的讨论，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和城市社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给以关注。
        学术界对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一些非发展经济学的理想主义学者，提出中国可以跨越西方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的这种阶段，不要再走西方城市化的老路，应当推进农村就地工业化和乡村就地城市化的建议。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早期也持这种观点，后来他才主张发展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相配套发展。在中国城市化的战略上，到底应该主要走大城市发展，还是主要走中等城市发展，还是主要走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道路，有过激烈的争论，但至今也没有在理论界和决策部门取得一致和清晰的认识和意见。
        由于上述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严格限制、在总体限制下适当放开、一边限制并一边鼓励的过程，中国学术界、有关部门和决策者对城市化的大趋势存在着既恐惧又喜欢的心态。一方面害怕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带来粮食生产不稳定、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等；另一方面又逐步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是由人口城市化推进的，城市基础设施、住宅和交通等等的建设，城市中农民工就业的企业的发展，无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看到小规模农业的生产效率低下，希望鼓励发展现代化规模经营的农业，使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有财产权力和收益；另一方面，却怕土地集中，一些农民破产失去土地，因此，不让农民有完整的土地资产的抵押、入股、长期出租等财产权利，使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土地优化利用等方面形成障碍。一方面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农村提高农业的劳动力生产率，在外获得务工收入，并向农村寄回收入；另一方面，各部门和各环节，对农民工在城市中就业、孩子上学、医疗、社保、工作条件等等，都存在着歧视。一方面，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城市化，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占用了大量农村和城郊农民的土地；另一方面，曾经不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使四千万左右的农民成为无地、无保和无业的劳动力，许多地方的政府忙于应付农民的上访，并且由于卖地收入大多已经被支出，没有建立保障储备，建立这么多农民的保障，也是财政一个沉重的负担。
        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看，改革开放初时，农民只有上学和参军才有可能留在城市中就业和居住，农民外出需要向公社和大队请假，并且视乘交通工具的不同，需要开公社（以后为乡镇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的介绍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许多农民开始外出务工，外出务工需要县级政府开具务工证，每个务工证，还要向农民收50元左右的费用，农民到城市中务工，还要向户籍、街道、劳动、计生等部门交纳500到800元不等的各种费；后期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当时国务院发过让农民安心种粮，限制农民外出务工的通知，媒体和舆论也将农民外出务工称之为“盲流”；80年代后期，北京等一些城市还大规模清理过进城务工的农民，造成菜价上升，服务业萧条；只是在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认识到，农民外出务工对农业和城市都是有益的，这些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从中国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河南、江西、云南、贵州、安徽、河北等等农业省市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流动到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大中城市，形成中国外贸加工、采煤建筑和城市服务等方面的具有竞争力的要素；再后来，中央和国务院才下令清理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各种收费，鼓励各农业地区转移剩余劳动力，发展务工经济。我个人估计，改革开放30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工资与城镇职工工资的差额，加上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无社保和少社保，城市获得的超额利润在7到10万亿人民币之巨。
        从体制上看，1960年以来，中国以严格的农村和城市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改革开放后，虽然逐步地松动，更多的农民可以通过上学、参军、征地安置等方式转为城市居民，并且，外出务工在城市中发明了一种暂住证制度，来解决一些人口和劳动力在外半年，甚至多年在外的合法居住和工作问题。而从农村的土地制度 看 ， 农民的土地虽然归农民承包使用，但属于集体所有，当上级要征用农村的土地时，农民对土地的承包使用，并不成为被征用的平等的谈判、讨价还价、最后签约的权利。而由于农民的宅基地、耕地等资产，不属于农民自己所有，法律上规定其不能抵押、入股、出售，只能在规定用途的前提下，有限地出租。因此，土地资产既不能作为农民变现积累资金后进城创业、置业等等的一个财富基础，也成了不能割舍而拖住农民 进城的一个因素。而从社保、就学、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的二元制度看，由于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开始没有建立社会保障，或者目前建立了与城市不同的社会保障，而且社会保障还不能随着劳动力的迁移而转移，由于城市对农民在就学教育、医疗和保障等方面，还存在着二元的差别和歧视制度，农民在城市中平等生活和工作的门槛和成本很高。因此，中国30年来的城市化，与东亚、拉美和印度等国和地区的城市化相比，除了城市化水平低和农业领域中剩余的劳动力还很多外，还形成了中国特殊的城市化进程和模式。
        中国城市化的模式与国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一是不像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那样，农村人口在城市中大多有稳定的创业和就业，逐步在城市中长期租房或者购房，成了城市中较为固定居住和工作的居民，而是两栖式的，大多不可能在城市中居有所屋，老有所养，医有所保，安居乐业，中老年后，还是要回到农村中去度过余生；二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强势，对城市规划、建设和市容的极其严格的管理，总体上也不可能像拉美和印度一样，在一些大中城市周边形成成片和大规模的贫民窟。什么是中国式的城市化呢？就是巨额的农村人口，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中钟摆式流动。
        三、后果之一：服务业滞后与 失业严重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这种城市化是成功的吗，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对未来积累一些难题呢？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看，一方面从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看是成功的，但是，另一方面问题也很多和很严重，是将遇到的问题积累到未来的一种城市化方式。
        （一）服务业发展滞后
        对城市化的害怕，以及自觉和不自觉地阻碍农村人口向城镇和城市的流动，导致了城市化水平的滞后，又致使服务业的发展大大滞后于人均GDP3000美元发展阶段时的水平，使中国城市化、服务业、各产业增加值关系、增加值与就业等等之间结构严重失衡。我们来看发展水平在人均GDP3000多美元时中国和世界各国同阶段发展水平有关指标相比的结构扭曲。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第三产业增加值结构，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实在是偏差太大。
        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已经达到3100多美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1.3∶48.6∶40.1。显然，第三产业的比重比世界人均GDP平均1000多美元时50%的比重还要低10个百分点。而如果从城市化、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看，其结构扭曲。
        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国际一般水平相差了12.5—17.5个百分点，而从农业增加值与农业领域就业相互之间关系的数据看，40.8%的劳动力创造了11.3%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是非农业领域劳动力人均GDP的1／3，这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三倍多的最重要和最深层次的原因。更大的问题是，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的滞后，以及由于服务业发展不足，给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带来就业容量狭小的约束；而服务业就业容量狭小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顺利转移，又致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而大量的农民低收入人群的存在，又形成对服务业发展的需求约束，相互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 的发展高度正相关，从一个国家看，有多高水平的城市化水平，就有多高水平的服务业比率；而且，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与人口在空间上集中程度正相关，人口越分散，聚集规模越小，服务业发展程度越低，人口越集中，聚集规模越大，服务业发展的程度越高。我们来看世界各国的情况。
        从经济学的原则看，在分散的人口分布的农村区，或者很小人口规模的村庄空间内，发展二、三产业，存在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1）许多第二、三产业，在农村没有大力发展的较为配套的基础设施条件；（2）服务业和工业的污染由于规模太小、分布太散，治理起来较为困难；（3）由于人口规模不大，因此市场需求太小，使服务业的发展达不到最低盈利的规模要求，许多服务业，实际上是无法生存的，更谈不上大力发展；（4）在农村中发展工业，因交通和信息原因，产业间分工和协作的成本，寻求价格、需求、供给等信息的成本，谋求中介服务的成本，相对要比城市高得多；（5）在农村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耗费的土地资源远比城镇和城市多得多，分散的居住、生产和服务方式，实际上是浪费土地的一种发展和生活方式。
        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和城市化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786，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该相关系数为零的原假设，即二者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越大，实际也是其吸收的劳动力较多；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地区，第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就越低。因此，从经济学的规律上讲，越是农村，第三产业越是无法发展的。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没有认识清楚集中与分散的经济关系，没有认识清楚城市化对于整个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的极端重要性，还在集中与分散的发展方式选择上模糊不清，很显然，总体上对城市化与发展第三产业之间关系也是不清楚的，提倡在分散的农村大力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让农民在农村进行二、三产业的创业，大多数情况下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二）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和失 业严重
        由于城市化的滞后导致的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不足，形成了国内外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剩余和城镇的失业问题。2007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40.8%，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多了近30个百分点，服务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率32.4%，比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竟然少了27.6—32.6%。这意味着，一方面，由于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按照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就业比率，中国的工业领域可能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中小加工工业企业发展不足，少提供了7000万个就业机会；而服务业少提供了14000万左右的劳动力就业岗位；而另一方面，按照10%左右的农业劳动力创造10%左右的GDP衡量，按照其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产业的就业结构，中国农业中剩余了23000万劳动力。我们来看2007年的结构。
        显然 ，这样一个结构是非常扭曲 的。如果我们假设一个2008年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人均GDP3100美元合理水平时的结构分布。
        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将农业领域中的劳动力就业从40%调低到15%，其劳动生产率就会从8900元人民币提高到25000元人民币；并且，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就会多增加就业7000万人左右，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率如果提高到50%，就会多增加14400万个就业岗位。这21000多万个工作岗位，实际上就是产业和就业结扭曲而损失的就业容量。而且，产业间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以其为基础的产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会大大缩小。
        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不足，不能在国内服务业中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并创造财富，于是压力全部转向外向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当遇到2008—2009年这样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出口受阻，出口加工企业破产、停业、生产不足等等，致使大量的农民工失业，收入减少，农民损失惨重。2009年农民工失业率大约在15%左右，失业规模在3000万以上。2000年以来，农民增收的80%来自于务工所得，而2009年农民工的大量失业，以每人每年万元务工收入计算，由于失业导致的农民收入损失在3000亿左右，由于农民工过剩供给过大压力下，还在城市工作的17000万农民工，工资水平下降假如每月200元，则导致的损失为4000亿元。两项相加2009年农民收入损失在7000亿元左右。
        服务业领域的狭小，也使得城镇 和城市中每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复员和转业的军人，以及失业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都挤向工业和党政事业单位；而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在中初期吸收大量的劳动力之后，在其后期，总体上技术进步加快，自动化和流动作业程度提高，资本开始集中和集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目前国家实际党政事业经费支出规模看，比率在政府全部实际支出的30% 以上，已经高过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行政公务支出水平了。因此，未来劳动力向工业继续大量转移的空间越来越小，而继续扩大党政事业机构来增加就业的方式，将会形成更加紧张的党和政府与企业的税费关系，会形成更多的部门利益和合法腐败，而且会使更多的企业因税费负担过重而关门停业，导致就业问题更加严重。当然，一些工业领域中的轻加工中小企业，未来还将大量地吸收劳动力转移和就业，但是，非常清楚的是，从大的格局和产业就业结构变动不可抗拒的趋势着眼，我们总体上除了发展服务业，根本无法解决中国未来数亿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问题。
        四、后果之二：资源消耗大和生态环境恶化
        在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日益渗透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分散的人口居住和发展形式，带来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难以治理和保护。
        （一）城市化滞后与土地资源的浪费
        城市化滞后和人口的分散发展和居住形式，实际上将消耗大量的土地。将绝大部分土地分配给农业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中，要将一部分土地分配给城市建设，分配在城市中的企业。如果要发展城市社会，发展工业经济，而又不想占用耕地，不分配土地给非农业经济，这无疑是用农业社会的思想、观点和办法管理现代社会。
        实际上，城市化将人口、企业、要素和基础设施在空间上集中，集约地使用了土地，大大减少了土地的占用。城市人口的集中居住，特别是楼房居住模式，要比农村独家小院式的居住模式少占用土地面积。中国现在农牧户大约为2.5亿，如果说1 户农牧民独家独院占用耕地按照0.6亩计算，村里道路、村公共建筑等等按照每户0.5亩计算，共占用耕地2.7亿亩，推算全国农村村庄用地合18.19万平方公里。如果将80%的农民城市化，居住中高层楼房，加上绿化、交通、公共建筑物等，1户按照0.35亩地计，只占用了7000万亩地，仅就居住用地这一项，可以节省2亿亩土地。下面我们用数据比较农村用地多，还是城市用地多。
        可以看出，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用地为23491平方公里，却容纳了37249万人口，每万人用地只有0.63平方公里；县级市建成区面积为11978平方公里，容纳了15571万人口，每万人用地为0.76平方公里；建制镇建成区面积大约为15399平方公里，人口约6559万人，每万人用地2.35平方公里；而农村居民用地大约为181875平方公里，人口72750万人，每万人用地高达2.5平方公里。
        从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比来看，人口越聚集，城市人口规模越大，每平方公里的产出水平越高；而人口聚集程度越低，城市人口规模越小，每平方公里产出水平越低。全部地级市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400万-1200万非农业人口的城市，其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建成区的GDP产出水平高达73570.16万元，20万人以下规模的城市，其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建成区产出水平则为26575.38万元，其土地产出只为400万以上城市的36%；而全国建制城的每平方公里产出，全国推算平均只有5000万元，是4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1／14。
        如果在农村发展村镇工业，而不发展城市和城镇，不在城市和城镇中发展企业，耕地的浪费则将更大。一些农村在发展乡镇工业时，分散地在农村建设工厂，这些工厂的规模较小，但数量非常多，相对工业每一单位产出占用的土地要比城市高得多。在农村提倡大力发展工业，其每平方公里形成的GDP，可能仅仅为城市土地的产出的1／50左右，是特别浪费土地的一种发展方式，是极不合算的。
        从经济学上讲，农业经济是耕地密 集型企业，分散经济比集中经济用地多；从土地的投入产出看，工业要比农业多，商业要比工业多，而信息金融业要比商业多；分散的经济投入产出要比集中的经济投入低。从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看，就土地资源而言，就是要把空间上分散的经济转变为空间上集中的经济。不明白经济学的这些道理，死守耕地一分也不能动，不能用来办企业、建城市，要么就是阻碍经济的发展，要么实际上就是浪费更多的土地。
        （二）城市化滞后与能源的浪费 性消耗
        由于城市水平的过低，导致服务业水平过低，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在总的GDP中过低，实际是导致国民经济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过高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和基础性的原因。由于统计数据的原因，这里我们只分析各产业的能源消耗情况。下面表格以2007年为例。
        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耗系数可以看出，按照2007年的消耗标准，1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消耗1.5667吨标准煤，而1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却只消耗0.3633吨标准煤，实际上从大的方面调整国民经济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结构，提升第三产业的比例，其节能和节约其他资源的效果要比仅仅限于第二产业内部节能降耗，效果要显著得多。
        下面以2008年GDP的生产结构为例，假定各产业的能源消耗系数不变，可以考察两种情况下的能源消耗规模，一是按照2008年实际形成的产业比例来计算能源消耗规模，二是按照一个假设的合理的产业结构计算能源消耗规模。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即使 2008年工业节能降耗比上年没有一点进展，如果产业结构合理，第三产业在过去的30年中得到正常发展，每万元GDP的能源消耗将从0.9404吨下降为0.8425吨，总体上将减少近3亿吨标准煤规模的能源消耗，为2008年产业能源消耗总量的10.4%。
        （三）城市化滞后与生态和环境 的恶化
        人口分散发展和居住的方式和城市化的缓慢，也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几十年来，我国山地水土流失，森林遭到砍伐，植被被破坏，草原沙化和退化，平原地区乡镇企业污染严重，过去秀丽的草原和农村许多已经风光不再。中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人口一多半居住在乡村，按照以往的想法，中国的生态环境要比英德等国家好才符合人们的想象，为什么中国的农牧区生态环境反而较差，并持续恶化呢？
        1.人口分散居住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和 破坏
        中国农牧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首先是土地和草原所承载的人口增长过快和过多造成的。不论是耕地上养活的农民，还是草原上直接养活的牲畜和间接养活的牧民，都大大超载。
        中国农牧民家庭财产制度是几子平均继承制度，这样每一儿子都有一份财产可分。但是，耕地越来越少，耕地的规模也越来越小。于是林地、坡地、草地尽可能被开垦，土地尽可能被利用。虽然土地的份额越来越少，但每一农户都有一份，农业的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有限的耕地及草原供给与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大。于是在农业区，几十度的坡地被开垦了，有林的地方树被砍了作为耕地，耕地恨不得一年长几茬庄稼，土地得不到休耕，水土流失很严重；在牧业区，草原上的牲畜越来越多，草越来越少，草原不堪负重，逐年沙化和退化，这就叫越穷越垦，越垦越穷。
        日益增长的农林牧业区人口对自然能源越来越多的需求，导致农林牧区树被大量砍伐，草被大量割挖，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2.乡村工业化形成难以治理的环境污染
        中国农村严重的环境污染，其重要的原因，是乡村工业化和城乡空间上的一体化。
        乡村工业化和城乡空间上的一体化的局面是：户户点火、村村冒烟；家家厂厂排污、污水横流；废物遍地、垃圾围 村。也许有人提出，在农村我们也可治理污染呀！这是一种幻想。从经济学上讲，治理污染要支付成本，而成本大小又受到规模和距离的影响。分散的污水、垃圾和烟尘，一是污染源规模太小，治理污染装置的固定成本相对太大；并且规模越小，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越高。二是如果想规模化处理，将一家一户、一村一寨污水、烟尘、垃圾都集中起来，输送污水、废气、烟尘和垃圾的管线投资、道路交通、运输装卸、维护修理等费用将极高。因此，乡村工业化和城乡空间一体化，从经济上看，无法解决它的污染问题。
        3.环境排放工业为重的产业结构
        前面谈到，城市化的缓慢使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而经济结构过于工业化，特别是过于重工业化，也是中国发展模式高排放的最重要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二、三产业结构与污染的排放和污染的关系。
        可以看出，每单位第三产业增加值中，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烟尘、污水和固体垃圾的产生和排放量，分别只是每单位第二产业增加值的19.1%、6.69%、12.5%、46.54%和3.65%，而第三产业的粉尘排放几乎为零。因此，一、二、三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其节能减排的效果非常显著；反过来说，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二产偏重，城市化滞后，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导致同等发展水平上，中国国民经济生产的排放量相对较大，对环境的污染要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
        五、后果之三：城乡发展和收 入差距越来越大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走了一条损害和忽视农业来推进工业化的道路，使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状况需要反思和调整。但是，即使重视农业和农民的发展和收入，究竟怎样才能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可能也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在纠正过去错误的基础上，在乡村内部解决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政府加大其投入，支持农业，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另一种是，在纠正过去错误的基础上，除了对农业提供政府补贴，对农村提供应有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外，以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外，主要还是想法转移农村中过剩的人口，转移农业中过剩的劳动力，发展规模化的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以此来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我认为，可能后一种思路和道路是对的，而前一种思路和道路是错误的。
        （一）农业增加值和就业比率同步下降的规律性趋势
        无论我们如何对农业加大投入，无论政府怎样支持农村和农民，但是，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上，GDP和劳动力在农业领域中比率的下降，这是一个被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了的经济规律。我们来看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反映的这一趋势。
        可以看出，1960年到2003年间，从农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率看，低收入国家从1960年的49%下降到了2003年的24%，下中等收入国家从37%下降到了11%，中等收入国家从24%下降到了10%，上中等国家从18%下降到了6%，发达国家则从6%下降为2%；而从农业领域的就业比率看，1960年到1990年，低收入国家从77%下降到了69%，下中等收入国家从71%下降到了36%，中等收入国家从62%下降到了32%，上中等收入国家从1960年的49%下降到了2002年的17%，而发达国家更是从1960年的18%下降到了2002年的4%。
        从上面的数据变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业相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来看，是一个弱势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领域的生产总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率是下降的，而随着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的下降，农业领域中工作的劳动力比率也是持续下降的，如果农业增加值在GDP中比率下降很快，而农业中的劳动力转移很慢，农民的收入必然会相对下降，农民与非农民的收入差距毫无疑问会持续拉大。
        而中国农业增加值在GDP中比率，虽然从1 9 6 0年的4 0 %下降为2 0 0 7年的11.3%，但是，劳动力就业比率则仅仅从81.0%下降为40.8%，劳动力转移相对缓慢。这就是中国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拉大的最为基础的原因。
        （二）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 低与农民收入少
        中国现有18亿亩耕地，7亿多农村人口，每个农业人口只有2.3亩耕地，31000万农业劳动力，每个劳动力平均耕地不到6亩，2.4亿农户均耕地也只有7亩多。黄河和长江中下流域的一些地区，许多农村每人耕地不到1亩。
我们假定，2008年全国18亿亩耕地全部种粮食，种米和种小麦各一半，每亩地平均利润110元，种粮食总利润为1980亿元；种粮人工成本收入平均每亩145元，总的农业劳动收入为2610亿元；地租性收入122.5元，总收入为2205亿元；总计为6795亿元，假如全国平均农业生产力水平为江阴的60%，种植1.5季，则总的农业收入为6115亿元，假定收入全部归农民所有，每个农民人口在农业上的年收入平均也只有873元，劳均只有1973元，户均只有2548元。种粮的收入，较乐观估计，也只有2008年农民全部纯收入4761元的18.34%。
        种粮乃至依靠土地要素获得的收入比例还将会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1、土地要素是有限的，数量不会增加，而且会随着城市、交通、水利等方面的建设而日益减少；2、土地的边际收益率是下降的，在现有并且日益减少的土地上再增加产量，新增加产量部分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其收益相对会越来越低；3、由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社会保险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成本也会不断地上升，让成本不断提高的劳动力去从事低收益的领域，劳动力的收益相对其他产业将日益下降；4、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速度要比农业产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快，农业增产的收益部分，往往被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所抵消掉；5、农业只有规模经济，才能相对降低各种有关成本，如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慢，农业劳动力不能持续转移，还是小规模生产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过慢，农业收益增长的速度相对非农业收益的增长过慢，结果只能是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三）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大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发展城市是导致城乡差距并且使其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因此，战略上应当抑制城市的发展，加大力度去发展农村。这样城市化的速度放慢，城市化水平较低，城乡差距就会缩小。但是，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是高度反向相关的：即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而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低，则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越大。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般来说，在城 市化44.3%到88.7%的省市区范围内，人均GDP在15074元到87035元范围，城乡差距在1：1.87到1：3.48范围；而城市化在22.6%到44.0%范围的省区，则人均GDP在8824元到19593元范围，城乡差距在1：2.74到1：4.57范围。
        其中，广东城市化水平在63.4%的情况下，城乡差距1：3.08，主要是因广东产业向粤北转移不够，以及粤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力形成的；而重庆城市化水平在50%的情况下，城乡差距1：3.48，则是重庆水库山区及其他地区自然条件较差，以及对水库移民补偿不力导致的。陕西在城市化水平42.1%的情况下，城乡差距高达1：4.10，则主要是当地农民外出务工比例比其他省区低造成的；而西藏在城市化22.6%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城乡差距在1：3.93的水平上，则是因中央政府对西藏农村的支持所致。总体上，除去特别因素，中国的实践也表明，在一个地区中，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高度正相关，而与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高度反相关。从城市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看，全部数据计算的相关系数为-0.764，剔除广东、重庆、陕西和西藏四个特殊地区外，相关系数为-0.797。因此，要想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关键是推进城市化，提高城市人口的比例。而且，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实际上基尼系数也较高，也就是说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较大。
        据测算，城市化水平和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为-0.785，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该相关系数为零的原假设，即城市化水平和基尼系数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是那些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因此，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的战略重点是发展城市，推进城市化，将农民大量地转移进城市；而重点不是农村，如果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农村，城市化水平没有提高，实际上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越来越小。
        六、简短的结论
        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起，走了一条工业化超前，而在人口布局上走了一条反城市化的道路。1978年以后，我们对城市化规律仍然是认识不清楚的，犹豫不决和半推半阻，虽然政府推动的建设和建成区面积方面的城市化似乎也不慢，但是，农村人口较为永久在城市中工作和居住的这种方式的城市化推进还是很慢，城市化进程还是慢于工业化的进程，导致了服务业领域的狭小和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严重困难，分散的发展形式造成了土地资源、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城市化推进缓慢对生态和环境也形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城市化水平低也是造成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的深层次原因。这不能不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较为遗憾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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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境保护部.2007年全国环境状况统计公报、2008年全国环境状况统计公报.
作者简介：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城市经济、农业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等。
（责任编辑：沈超）

小玉

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
简新华 黄锟
摘　要：根据对中国城镇化情况的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发现，从总体上讲，中国城镇化水平是滞后的，这种滞后不仅仅表现为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或非农化进程，也表现为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城镇化目前的速度基本合适，不慢也不太快。通过定性分析和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法，估计中国城镇化还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城镇化率仍将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在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城镇化水平，城镇化速度，城镇化前景
　　一、引　言
　　中国城镇化的状况到目前为止，水平是高还是低，速度是快还是慢，是滞后还是超前，变动的趋势将如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激烈争论。对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理论界大致上存在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城镇化率年增长1.4%，速度太快，城镇化率已达60%，太高；二是认为速度1%以内，基本适合，城镇化率45%左右，也不高；三是认为城镇化率仍然偏低，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超过1%并不过快，应加快城镇化进程。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趋势，也有三种不同的估计。我们认为，只有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合理分析和比较准确地判断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才能更好地有效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在国家已经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今后若干年的主要任务之一的情况下，更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要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情况作深入实证分析。城镇化现状不仅包括水平、速度，而且涉及城镇化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属于的类型、具有的特征、地区差异、健康状态、城镇的数量、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城市集中与分散，是否形成城市群、带、网）等多方面的情况，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分析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中国城镇化水平、速度和发展趋势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城市化或城镇化（Urbanization）是指第二、三次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使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Urbanization”一词一般译为“城市化”，主要用于说明国外的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由于“Urban”包含有城市（city）和镇（town），世界上许多国家镇的人口规模比较小，有的甚至没有镇的建制，“Urbanization”往往仅指人口向“city”转移和集中的过程，故称“城市化”；中国设有镇的建制，人口规模不少与国外的小城市相当，人口不仅向“city”集聚，而且向“town”转移，这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的一个特点。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外国的城市化或者一般而言的城市化不同，必须注重发展小城镇，为了显示这种与外国的差别，有学者（辜胜阻，1999）把中国的“Urbanization”译为“城镇化”。中国的城市化称之为城镇化，而且被官方采纳，国家的相关文献中都采用“城镇化”一词；但也有部分学者坚持统一用“城市化”。为了反映这种复杂的情况，本文分别情况，既用了城市化，又用了城镇化，讲中国城市化时用“城镇化”，指国外、一般而言或原作者的说法，则用“城市化”。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从上述城市化内涵和中外情况的说明中可见，城市化与城镇化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本文在中外城市化水平和速度的比较中涉及到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和数据时，外国的一般包括小城市的人口，中国则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包括建制镇的人口，中国的建制镇基本上相当于外国的小城市，所以应该具有可比性。
　　二、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及其合理性
　　1996年以来，中国城镇化开始加速发展。199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29.04%，1996年达到30.48%，比1995年提高了1.44个百分点，到2007年城镇化率达到44.94%，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了1.25个百分点。其中，“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期间，年均城镇化率分别为1.43和1.35，远远高于“六五”计划至“八五”计划期间的城镇化率（见表1）。

　　对于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及其合理性，理论界存在着很大分歧（白南生，2003）。占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他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比较，中国同国际经验的比较，以及政府人为限制城市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夏小林、王小鲁，2000；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0；朱铁臻，2000；孙永正，1999）。另一种意见觉得前者夸大了中国城镇化滞后的程度，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大体合适，只是略微滞后。他们的理由是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近郊农民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外地农民没有算在城市人口中，所以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要比统计数据高（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0）。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是城市化滞后，而是隐性超城市化。这种意见认为工业产值中的很大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创造的，应当把这些农民及其供养的家庭人口也计算进城市人口才比较合理。据计算，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加上外出打工超过6个月的劳动力有2.15亿人，加上供养人口为3.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30.4%，他们是隐性城市人口，即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已达60%以上，同国际水平相比已经是超城市化了（邓宇鹏，1999；姜波，2004）。
　　第二种意见可能对统计数据有误解。如果是年度数据，虽然有可能漏记无户口但已常住城市的农村人口，从而有缩小城镇人口的倾向，但也应该看到，这一数据将城市郊区（不算县）的农村人口计入“城镇总人口”，从而也存在扩大城镇人口的倾向。这两部分人相抵后，差额就没有那么大了。如果是人口普查数据，则城镇人口中已包括居住城市半年以上的农村务工经商者。
　　第三种意见有更大的误解。首先，把工业产值的构成作为衡量城市人口的标准，是不准确的；而且，乡镇企业员工中的相当大部分仍然生活在农村，就是外出打工者也有部分是短期的，不应计算为城市人口。这种观点把乡镇企业员工及其居住在村庄的家属等同于城镇人口，将就业的非农化等同于人口的城镇化，扩大了城镇人口的范围，夸大了城镇化水平。
　　判断城市化率是高还是低、是超前还是滞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和速度的快慢，本文与普遍的做法一样，都是主要采用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个指标，用城市化率的高低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高低，用城市化率在一定时期内变动的多少来衡量速度的快慢。但是仅仅通过城市化率还不能完全反映城市化的总体状况，因为城市化还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健康城市化与病态城市化之分，全面衡量城市化状况，还需要比较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还要看是否存在“城市病”和“农村病”及其严重的程度。判断城市化是超前还是滞后，则属于衡量城镇化水平或城市化率的高低是否合理的主要方面，这里的城市化“超前”与“滞后”是相对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的。按照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的不同，城市化可分为适度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适度同步城市化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滞后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TT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判断城市化是超前、滞后，还是适度，主要看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相互关系、判断城市化是否合理，既可以看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是否存在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又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考察同类国家或不同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情况。这里我们选取多种参照指标，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讨中国城镇化水平是否滞后。
　　1.与同一收入水平下的常态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霍利斯•钱纳里（H.Chenery）等（1988）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综合分析，得出在常态发展状况的“发展模型”，其中包括平均的城市化水平。我们把中国的数据与这一“发展模型”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偏差逐年扩大。以1999年为例，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00美元，根据钱纳里“发展模型”推算中国城镇化水平应为60.1%左右，而中国城镇化水平实际仅为34.78%，低于理论值25.3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具体情况见表2。

　　2.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促进器，二者存在相互制约、互相促进的关系，理想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工业化与城市化适度同步推进，二者协调发展。钱纳里等（1988）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工业化的发展快于城市化，但当二者达到13%的水平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将快于工业化，并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但是，我们把相同人均CNP下钱纳里“发展模型”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和中国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却发现，中国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值均为正数。具体情况见表3。

　　我们把表3中中国和钱纳里“发展模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绘制成图形（图1），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与世界一般水平的差距。在国际一般模式中，钱纳里偏差一直在0轴之上，即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工业化水平。具体表现是，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城市化随工业化加速推进，且城市化的水平会超过工业化的水平。与之比较，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中国偏差一直在0轴之下，即城镇化水平要低于工业化水平，偏差值最高达到-26.38个百分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人均GNP200美元，即1978年左右才有所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偏差呈下降趋势。1999年偏差为-11.8个百分点，比1978年减少了14.58个百分点。但直到2002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偏差还为-5.71个百分点，仍然为负值，城镇化滞后的状况虽然得到了改善，但依然没有根本改变。

　　从新中国历年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及二者的偏差系数，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城镇化的滞后状况和变动趋势。具体情况见表4和图2。


　　从表4和图2可以看出从1950年至今，中国的工业化一直超前于城镇化，反过来讲，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一直是滞后的。反映在偏差系数上，在所有年份均为负数。但同I时还应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偏差逐年缩小，到2006年二者只有5个百分点，偏差系数只有-0.10，城镇化滞后问题已经得到很大改观。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工业化率还可以用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计算，以此工业化率计算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系数（或偏差系数Ⅱ），不是负数，而是正值（简新华，2007）。能否以此判定中国城镇化不滞后呢？我们认为，不能。相反，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城镇化的滞后。因为，其一，从国内看，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较少，再加上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人为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所以尽管工业产值大幅度增加，工业劳动力却增加不多。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没有相应地带来农民的非农化和城市化，反而使得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其二，以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计算的工业化率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的偏差系数虽然也是正值，但与钱纳里“发展模型”中的相应偏差系数相比，中国的偏差系数也低得多（见表5），这也说明与常态城镇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3.与非农化水平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依然滞后
　　城市化过程也是非农化过程，城市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城市化不仅是农民转向工业就业，也是农民转向服务业就业。因此，能够综合反映二、三产业就业状况的非农化指标，也是衡量城市化水平是否滞后的重要参照系。非农化指标可以用非农产业的产值比率或非农部门就业比率来表示。为了减少篇幅，这里只采用非农就业比率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比。非农就业比率是指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之和占全社会从业人口的比率，反映的是人口就业的结构及其转换的程度。
　　非农化既可以在城市进行，也可以在农村进行。如果农村非农化形成高潮，就会出现非农就业人口比率大大超过城市人口比率的状况，这种状况也表现为城市化滞后。一般情况下，国际上经常根据非农就业比率（N）与城市化水平（U）的比值N／U的大小来判断城市化是否滞后。在钱纳里“发展模型”中，城市化率虽然低于非农就业比率，但二者的偏差值基本在10个百分点左右，二者的比值基本上在1.2以内。反观中国，除了1970年的偏差值较小之外，其余均在10%以上，N／U值基本上在1.4以上，其中1993年的偏差值高达15.6%，1978年的N／U值高达1.65（见表6）。这些数据表明，与钱纳里“发展模型”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相对于非农化水平而言也是滞后的。

　　表7比较详细地反映了新中国历年的城镇化水平与非农化水平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一直滞后于非农就业比率（非农化水平）。从总体态势上看，非农化的速度要快于城镇化的速度，二者的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95年。1996年城镇化进程加快之后，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差距才开始逐渐缩小，但直到2005年，二者的比率仍然高达1.26，说明目前中国城镇化依然滞后。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马尔科姆•吉利斯等（1990）曾经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今天城市化的趋势在各国比较中已十分明显了。随着人均收入从大约2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工业增值平均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增加到30%左右，对于一个典型国家来说，其城市人口从仅有总人口的20%会增长到30%-50%以上”。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总体上讲，中国城镇化水平是滞后的。这种滞后不仅仅表现为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或非农化进程，也表现为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提高城镇化水平。
　　三、中国城镇化的速度
　　判断城市化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既可以看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城市化水平的变动、城市发展的状况、城乡关系、“城市病”和“农村病”发生的情况，又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考察同类国家或不同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情况。
　　中国现在的城镇化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是应该适当控制城镇化的速度，还是应该加快城镇化的速度，理论界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崔传义等，2007），主要存在太快和缓慢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国城市化速度过快，应当适当控制。如周一星（2005）认为，城市化水平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比较正常，超过0.8个百分点就是高速度的，个别年份达到1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但是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有风险的，连续数年的1.44个百分点是虚假的。他还指出0.6—0.8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世界目前的平均速度。陆大道等（2007）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正处于一个“大跃进”和空间扩展失控状态：城镇化速度虚高，特别是“土地城镇化”速度太快；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水平及就业岗位增加不能适应如此冒进式的城镇化；对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乃至破坏；从国内外经验对比来看，从20%到40%的城镇化率，英国经历的时间为120年，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前苏联30年，日本30年，我国是22年。周迪（2007）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过快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城乡差距拉大和郊区发展的严重滞后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城乡差距拉大，甚至城市郊区也处于贫困状态，是我国城市化进程过快而质量较低所导致的一个独特现象。他认为尽快采取措施抑制盲目追求城市化速度的冲动，防止累积更多隐患，或已成为当务之急。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缓慢且滞后，应当加快城市化进程。如蔡昉（2000）提出，加快城市化步伐是扩大需求的长期战略，而利用政策手段对户籍制度作出一定的调整，使目前的部分流动人口市民化，也能够取得刺激需求的近期效果。他认为，加快城市化、市民化可以解决现有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匹配的矛盾；城市化还可以使居民的消费模式发生转变，从而增加个体消费水平。杜鹰（2001）认为，新世纪初的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实施城镇化战略是稳定农业基础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内在要求。蔡继明等（2007）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长期以来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二者间存在结构性偏差；缩小城乡差别的途径，不是建设新农村，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也就是把农业人口越来越多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把农村人口越来越多地转变成城市人口。洪银兴（2008）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使得钢材和建筑装潢材料价格走低，“意外”地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因此是一个加快推进城市化的绝佳时期，此时如果能够启动农民的需求市场，城市化将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王建（2009）认为，调整城乡人口比例结构，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内需，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协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市场化条件的经济规律。只有城市化才能打开中国的一个长期巨大需求，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唯一出路，而且也是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生性要求，即便没有这场世界性危机，中国也会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矛盾，必然会出现一个城市化补课的高潮。
　　有比较才有鉴别。把中国现在的城镇化速度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速度加以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正确地判断中国现在城镇化速度的合理性。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虽然总体上持续的时间可能较长，但都有过城市化较快推进的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往往也是工业化较快推进的时期。特别是德国和日本，最为突出。从1851—1861年，英国的城市化率由54%提高到62.3%，每年平均上升0.83%。从1900—19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由39.6%提高到45.7%，每年平均上升0.61%。从1871—1910年，德国城市化率从36.1%增长到60%。其中，1890—1900年，城市化率由42.5%提高到54.4%，10年增加11.9%，每年平均上升近1.2个百分点。不仅德国有过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日本也有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甚至快得多。日本城市化率曾经由1950年的37.5%猛增到1955年的56.33%，城市化率5年上升18.83%，平均每年提高3.766个百分点！而且，从较长时期来看，日本城市化进程也特别快，日本城市化水平从1950年的37.5%上升到1980年的76.19%，30年提高38.69%，平均每年增长近1.3个百分点，比中国改革开放30年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8年的45.7%，总的还快10.91个百分点，年均增长也高0.36个百分点。德国和日本城市化高速推进时期正是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高速城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快速工业化。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多百分点，有学者认为城镇化进程太快了，是城市化“大跃进”，应该减速。其实，对比德国和日本城市化曾经出现过的高速度，中国这个速度并不是独有的，也不是最高的，更不能认定为不合理，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是否合理，主要不能以速度的快慢作为标准，而是要看城市化的健康状况。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城镇并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国家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大量的失业和大面积的贫民窟。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城镇化目前的速度是基本合适的，而且中国至少在未来的10多年的时间内，仍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速度快、水平低是否“矛盾”？其实不然。城镇化速度与水平是两回事，水平低，速度不一定也慢，而是可快可慢，就像现在美国经济水平比中国高，速度却比中国慢一样。中国城镇化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速度快、水平低。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前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和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使得改革开放开始时的城镇化水平很低，1978年中国的工业化率是47.4%，而城镇化率只有18.96%（参见表4）；另一方面是因为通过发展战略转变和体制改革而形成的现代化战略和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
　　四、中国城镇化速度和水平的发展趋势
　　对于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有多种不同的评估或预测。从预测结果看，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类（参见孔凡文，2004）：
　　1.低速城镇化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0）认为，2001—2005年的城市化速度可能在乎均每年0.47—0.74个百分点之间，若采取一些鼓励城市化发展的政策，速度可能会超过0.74个百分点，但不会超过每年1个百分点，预计2010年城市化率达45%。也有人认为国情不同，中国城市化不宜追求发达国家的高指标、高比例，将中国城市化界定在2050年60%左右比较合适（陈书荣，2000）。城镇化发展的事实表明，这种估计太低，2001—2005年中国城镇化的实际速度是城镇化率每年平均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大大高于最大预估的0.74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就达到了45.7%。
　　2.中速城镇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十五”计划研究课题组（2000）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2010年将达到45%左右，在未来的30—40年内可能达到70%左右。胡鞍钢（2003）按两种不同城镇化率估计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5%一47%，2020年为53%一57%，2030年为60%一65%。刘勇（2004）认为，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达到45%，2010—2020年之间，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还将有所加快，如果2010年45%的城市化发展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则2020年城市化发展水平将达58%一62%左右，也就是说，2010—2020年之间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将达1.3—1.5个百分点左右。
　　3.高速城镇化
　　李善同（2001）提出，在未来的20年内，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60%一66%左右，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王大用（2005）认为，从1978年至1995年这17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5个百分点，1995年至2003年这8年平均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这个时期的城市化还是在严格的迁徙限制的状况下实现的。也就是说，过去25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在户籍制度的阻遏下实现的。2003年改革户籍制度，今后没有了制度因素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势必要加速，即比现在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更快。假设2010年以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2011年至2020年平均每年提高1.6个百分点，那么2020年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7%，很可能更高。若依据最乐观的预测，2020年时我国人口只有13.26亿，按67%一70%的城镇人口比例，城镇人口为8.9—9.3亿，17年内将增加3.6—4.0亿城镇人口。
　　那么，中国未来城镇化究竟将会如何发展呢？这里我们既根据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制定的城镇化目标和道路作理论推断，同时运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和预测。
　　2000—2020年，中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也是工业化中期，发展目标主要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较快推进是突出特点；2020—2050年，是中国进入实现现代化时期，也是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阶段，发展目标是实现现代化，主要包括实现发达工业化、高度城镇化和信息化，工业化任务完成、城镇化进程放缓、服务化和信息化成主导是突出特点。从城镇化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将城镇人口比重较大幅度的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趋势的逐步扭转，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了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要求，并在分类引导人口城镇化，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健全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等方面作了具体部署。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则着重强调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因此，在“十一五”计划时期和今后较长时期内，实现城镇化仍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城镇化仍将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根据发展阶段的特点、已经确定的城镇化目标和道路，我们认为至少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还将保持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在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
　　当然，城市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非始终呈直线上升。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am，1975）研究了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所经历的轨迹，将其概括为生长理论曲线，即著名的逻辑斯谛曲线（见图3）。根据该曲线的描述，城市化过程需要经过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1）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工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业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因此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城市人口比重才能提高到30%。（2）中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一70%之间）。这一阶段由于工业基础已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具备了吸收大批农业人口的能力，城市人口比重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突破50%而上升到70%。（3）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一90%之间）。这一阶段农村人口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已经不大，为了保持社会必须的农业规模，农村人口的转化趋于停止，最后相对稳定在10%以下，城市人口比重则相对稳定在90%以上的饱和状态。后期的城市化不再主要表现为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而是城市人口内部职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由此可见，城镇化发展是一个缓慢、加速、再减慢的过程，其全过程呈一条被稍微拉平的S型曲线。尽管诺瑟姆曲线揭示了城市化的缓慢、加速、再减慢的非线性发展的全过程，但城市化的三个大的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从图形和相关数据来看，基本上可以说是不断提升的线性变化过程。对照新中国城镇化率的变化数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加速，可以判定中国城镇化的全过程应该也是一个非线性发展的过程，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的加速阶段，整个加速阶段应该是不断提升的线性变化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用下式来表示城市化水平与时间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时间序列预测法来预测中国到2020年仍是加速阶段的城镇化水平。
　　 　　（1）
　　其中：
　　y为城市化水平，t为时间，设1978年为0，1979年为1，2006年为28，λ、k为参数，对式（1）进行变换，可以得到
　　  　 　 （2）　
　　对式（2）两边取自然对数，可以得到 　　（3）
　　令 ，　
　　则式（3）就可转化成
　　 　　（4）
　　根据1978—2007年间的城市化水平计算出y1，然后利用SPSS14.0软件计算式（4）的参数，计算结果为a0＝1.521，a1＝0.044.而且，相关系数r＝0.982，可见y1与t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说明该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拟合程度较好。
　　由lnλ＝1.521，可知λ＝4.5768
　　所以，城市化水平的时间序列方程式为：y=1/（1+4.5748e-0.04t）　　（5）
　　根据式（5），我们可以预测2009—2020年的中国城镇化水平，见表8。

　　由表8可见，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48.28%，2015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3.77%，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9.17%，城镇化任务基本完成。此后中国城镇化可能进入缓慢发展时期。
　　五、结论
　　本文根据对中国城镇化实际情况的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对中国城镇化现在的水平和速度得出的结论是，从总体上讲，中国城镇化水平是滞后的。这种滞后不仅仅表现为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或非农化进程，也表现为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城镇化目前的速度是基本合适的，不慢也不太快。通过定性分析方法和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法，估计中国城镇化还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城镇化率仍将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在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提高城镇化水平。当然，也要注意防止城镇化进展过快，特别是要避免发生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力争实现健康的城镇化。
　　参考文献：
　　白南生，2003：《关于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城市经济》第10期。
　　蔡昉，2000：《加快城市化，培养新的消费群体》，《领导决策信息》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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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传义等，2007：《城市化是快了？还是慢了？——专家谈中国城市化进程》，《小康》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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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宇鹏，1999：《中国的隐性超城市化》，《当代财经》第6期。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0：《关于“十五”时期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几个问题》，《宏观经济管理》第4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十五”计划研究课题组，2000：《“十五”期间宏观经济改革取向》，《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第41期。
　　辜胜阻，1999：《非农化及城镇化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
　　洪银兴，2008：参见李杨、燕志华：《金融危机下推进城市化“物美价廉”》，《新华日报》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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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利斯•钱纳里等，1988：《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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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科姆•吉利斯等，1990：《发展经济学》，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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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2009：《加快城市化是下一轮宏观刺激的方向》，《华夏时报》4月18日。
　　夏小林、王小鲁，2000：《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分析——兼评“城市化”方针》，《改革》第2期

WIND

美国的经济学家想来想去，会告诉美国政客和美国公民：政府最好从资本经营中退出去，所以有一种说法叫“无政府资本主义”。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共同体不需要政府。中国的经济学家总是以“人民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弱者的利益”为幌子，实则为穿西装洋裙的鸭子和鸡。

三苗

“无政府资本主义”是指美国的一般经济学家？膜拜4楼。

天边外

美国的经济学家想来想去，会告诉美国政客和美国公民：政府最好从资本经营中退出去，所以有一种说法叫“无政府资本主义”。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共同体不需要政府。中国的经济学家总是以“人民的利益”，“农民的利益”， ...
WIND 发表于 2010-7-28 15:47

你不但信了上帝，还改成了西风，偏偏来吹东方的土地，真是辛苦啊！

小玉

不知道研究城市化的最优秀的中国学者是哪个？有哪位能推荐一下吗？我想全面看一看。

jianmin

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与特征

http://www.china.com.cn/news/zhu ... ontent_18157814.htm
图表不能复制，可点琏接


新闻中心-中国网 china.com.cn/news　　时间： 2009-07-17　　责任编辑: 柴永强
摘要：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长足进展，中国城市化已步入中期阶段，步伐加快，质量显著提高。同时，中国城市化又处于周期转折点上，上一周期行将结束，下一周期将要开始。中国政府目前推行的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有助于尽快启动新一轮城市化进程。反过来，新一轮城市化也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关键词：城市化 趋势 周期

一城市化现状特点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这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化动力呈现出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动力结构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只有单一的公有经济成分。即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经济之外其他所有经济形式，包括民营和外资两大类。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然而，公有经济的步伐却相对放慢了。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有经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这样，在21世纪之初，民营经济就取代公有经济而上升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是指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资之外所有其他经济形式。同时，外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外资经济是指由境外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两种形式。2006年，公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分别是23%、56%和21%。

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

（二）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

城市化动力成分和动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带来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变。计划经济时期，在公有经济基础上，城市化形成了计划机制和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又出现了市场机制和模式。同时，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在外资经济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外向机制和模式。这样，改革开放30年来，与动力结构的演变相适应，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也转变成计划模式为主导、市场模式为基础、外向模式为辅助的格局。

从总体上说，这样的模式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三）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动力结构、机制和模式的优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500万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显著加快。20世纪80年代，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到90年代又增长到1500万人以上。进21世纪，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接近2000万人，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2000～2007年）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几乎加快了一倍。

（四）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进，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甚至是个体户。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规模小，素质低，不规范，主要从事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较粗放的，存在着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

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各个城市也几乎成了建设工地。进21新世纪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内在素质的提升已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涵。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例如，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各项公用事业指标，进21新世纪后均上了一个大台阶。尤其是园林绿地面积，在2000年之后的建设进度比前一个时段快了两倍多（见表1）。



（五）大城市发展优势明显增强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大城市发展较快。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快速崛起，大城市风光不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外围起步的，如农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最先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推动，活力展现。然而，大城市由于受体制的拖累，负担过重，步履维艰。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同时也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城市的活力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京等，发展优势更加突出。2000～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就显示出城市规模越大年均增长率越高的趋势（见表2）。



（六）城市化的地域差异已经形成

中国城市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模式，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模式；另一类是新兴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和外向模式两种形式。传统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因素，主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城市化模式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模式。新兴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以资本为主导因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进程。新兴模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步伐之所以显著加快，主要得益于新兴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是以新兴工业化（尤其表现为农村工业化，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装配活动）为动力的，城市化的地域扩张快，占地范围广，为离散型城市化。经过30年的发展，这一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市场空间基本上开发完备），目前正在进行转型和升级。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迫使其转型和升级过程不得不加快步伐，向着技术创新型工业发展。而且，这些地区的土地空间基本上被开发完备，不得不向着土地集约型的经济活动转变。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这些地区已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也在转型和升级，向着服务业发展：一方面是商业贸易，另一方面是生产性服务业。这样，该地区的城市化就在原来初级工业化基础上开始进行再城市化过程，即商业化过程。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城市化有三个阶段：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当然，这样的城市化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地区中心城市将得到优先发展，如广州、深圳、温州、苏州、上海等。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就促使当地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这其中包括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扩散，如珠江三角洲向东边的惠州、北边的河源及西边的阳江等地进行投资。这样，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在产业上开始形成纵向关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梯级差异态势正在形成，并向纵深发展。这样，中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过程正在大规模推进，其重点在靠近东部沿海的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西部地区，只有少数几个条件适宜的地方有限地展开，如四川盆地、关中平原等地，总体上规模不大。

这样，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比较均衡的城市化格局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地域上已经形成了梯度差异（见表3）。



（七）城市化增长重心开始内移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新兴城市化进程得以启动，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化重心逐渐东移。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投资重点开始西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增长重心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移动的趋势。如表4所示，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的GDP和进出口额均出现了微弱的相对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有所上升（但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变化）。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中西部地区增长幅度明显提高。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东部地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只有2005~2006年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有所反常，见表5）。





（八）农村隐性城市化进展加快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建设步伐加快，村容面貌显著改观。楼房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上平坦的村落格局。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普及或改善，如电视、电话、电力、供水、交通等，显著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虽然这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但在内涵上与城市化是一致的。因而，可将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称之为隐性城市化。

还有一种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隐性的，但却是负效应。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农村、山区或牧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去城镇打工，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富裕家庭也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不断萎缩，直至消失。在当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相应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

负效应的农村隐性城市化虽有出现，但并不普遍，更多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正效应的隐性城市化为主。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一种表现。

二城市化发展阶段分析

综观上述动向和特点，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目前中国城市化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只有17.92%。到1996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30.48%。可以说，从此中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2006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43.9%。见《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第105页。这10年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34个百分点，比1978~1996年间平均每年提升0.7个百分点快了近1倍。至2008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上升到45.68%。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60667万人，比2007年增加了1288万人，城镇人口比重45.68%，比2007年提高了0.74个百分点。近两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0.9个百分点，比前一时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区间。可以说，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城镇人口持续快速扩张，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

然而，从城市化本身特点来说，中国城市化又处于一个周期转折点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今非昔比。但是，今天的社会经济特征，与20世纪70年代末却有某些相似之处。

（一）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有了大规模扩张，目前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跃上了一个大台阶。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末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前或成立初期来讲，中国经济也是一大飞跃，而且是质的飞跃，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现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普通民众生活仍然多处于较低水平。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工业创造的财富主要用于发展工业经济自身和国防建设，并没有真正惠及到百姓生活（这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后，通过推行市场经济，使经济发展建立在民生福利的基础上，从而使得国民经济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大体上得到了同步的提高。今天，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总体上也迈进了小康。然而，核心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均，大多数民众生活水平仍然偏低，中国整体上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并没有改变。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是，当时全国人民都不富裕，是均贫穷，而今天则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是发展不均衡状态下的相对贫穷。

（二）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的跃升

改革开放后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大规模提升，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从打火机到汽车、飞机，中国都能生产，多项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可以供应全球消费。这与改革开放前国内商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伴随着结构调整，中国工业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向着重化工业方向发展。然而，重化工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虽然近年来中国工业仍在突飞猛进，但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劳动力闲置现象，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突出。尤其当前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业压力骤然上升。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形势非常相似。当时，中国工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除了轻工业较薄弱外，其他基本上都可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且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向着电子和石化工业发展。这些产业的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但同样是吸纳劳动力有限。这样，一方面是大量新生代人口进入了劳动力大军，另一方面是大批下乡知青和劳改干部陆续返城，从而造成城镇就业形势非常紧张。事实上，最初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在这种矛盾和困难压力下的无奈选择。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遇到了这一困难。就业和饭碗，仍然是当前最紧迫的现实问题。

（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基本成熟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打破了原来运行20多年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渐趋完善。但是，今天的经济运行特征与改革开放前又出现了某些相似之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趋势是放权搞活，从而使经济发展越来越充满活力。然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行政管束力不断增强。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国外大资本的进入，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在激烈的竞争下，资本的作用得以提升，大企业、大财团左右市场的能力增强，而小企业、小资本（尤其是个体户）则被大量挤出市场。这虽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是市场升级的表现，但速度过快，也会带来问题。这样，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大资本的市场垄断相结合，就使得中国经济运行逐渐趋于平稳而有序，像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那样大起大落的局面基本上没有了。但同时，经济活力也降下来了，当年的火热局面不再有了。这与70年代末也是相似的。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显现出了优越性（当时的经济也是热火朝天），并随后得以发展和壮大。经过60年代的补充和调整，到70年代已接近完善。

然而，完善就意味着老化。到70年代末，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开始突显，经济失去了活力。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虽然市场取代了计划，但市场一旦走向垄断，同样是没有生命力的。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现在，共同特征都是垄断。不同的是，当时是政府一家垄断（管制），现在是政府与大资本联合垄断。结果都一样，市场失去活力，经济发展受阻。所谓的内需不振，其根源就在这里。

（四）社会结构趋于稳定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原来的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出现了重大分化和改组。经过30年的演变，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成。这一新的社会结构是：官员及资本所有者、企业主和社会精英居于上层，城市居民处于中层，底层是农民和农民工。这一结构与改革开放前基本一致。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干部居于顶层，享有许多特权；中间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有相对较好的福利；农民居于底层，只能在集体内部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社会结构一旦稳定下来，就会产生惰性，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完成了一个轮回。计划经济后期，国有经济一家独大，城市化也就以大、中城市为发展主体，小城市和小城镇受到了抑制。由于体制原因，总体的社会生产力受到束缚，城市化进展缓慢。改革开放后，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调动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和体制外市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小城镇和小城市获得了发展动力，活力增强，从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民营经济在城市中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扩张，从而使大中城市活力开始增强。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了WTO，随着外国大公司的涌入，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应对竞争，民营企业纷纷走向联合，组成大企业、大集团。为了争夺市场，尤其是高端市场，这些大企业和大集团大举进军大城市，尤其是区域性中心城市。这样，就推动了大城市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就变得越来越严酷了。尤其是乡镇企业，还遇到了环境、技术和市场等门槛，处境更加艰难。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的活力不在，只有大城市一枝独秀。这似乎又回到了改革开放前。以广州为例，1978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是当之无愧的首位城市，其GDP在地区GDP中占1/2还要多。改革开放后，由于港澳资金的进入，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得以启动。随着小城镇的兴起，广州的地位逐渐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的GDP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仅占1/4，其人均收入水平甚至还低于珠海、佛山等地。不过，到90年代末，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日本和欧美大企业大量进入珠三角地区。广州由于其良好的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及其在华南地区的影响力，成为吸引大企业落户的首选，如本田和丰田汽车就入驻广州。再加上政府主导的以广州为中心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大规模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广州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其在珠三角及华南地区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再次得以确立，并有了显著提升。

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也大致经历了同样的变化趋势。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周期转换期：上一个周期行将结束，下一个周期即将开始。尤其在当前遇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更加强化了启动下一个周期的紧迫性。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有助于开启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

三城市化发展趋势

根据前面的分析，未来几年内中国城市化将会出现或强化以下三个趋势。

（一）消费型中心城市崛起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也在逐步转型：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

事实上，这一转型过程早就开始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商品短缺时代结束了。在商品短缺时期，生产是第一位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生产能力的提高。然而，到了商品过剩时代，经济发展就主要取决于自身需求的能力，有需求就有经济发展，没需求经济就停滞。所以，在20世纪末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如“假日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退耕还林等，都取得了积极效果。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加入了WTO，由于打开了国际市场，外需拉动作用增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需。现在遇到了国际上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外部需求急剧萎缩，重新启动和扩大内需，加快建设消费型社会正当其时。

在生产型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是生产。因而，城市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或服务于生产。所以，工业城市发达。进入消费型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是消费，城市的中心任务也是消费或服务于消费。因而，服务业在城市中将占有主导地位，并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所以，商业城市发达。进入新世纪以后，商业中心城市日渐活跃（相反，工业城市则逐渐降温）。随着消费型社会的到来，商业城市的发展将更加旺盛。尤其是全国性、区域性、综合性中心城市，城市除了商业、商务之外，还有发达的教育、文化、旅游、休闲、体育、科技、医疗等服务行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优势，其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

（二）城市发展走向集群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着城市化进程。由于受行政因素的影响，城市基本上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薄弱。改革开放后，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密切了，但竞争通常超过了合作，各个城市仍然是孤立发展的，经济腹地基本上局限于其行政辖区范围内，诸侯经济特征明显。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东部地区很多城市经济活动已经超出了其行政辖区。于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城市之间出现了协调发展的趋势。尤其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等都市密集区，一体化进程加快。例如，京津之间城际高速列车的开通，长江三角洲城市联盟的建立，珠江三角洲城际公交网的发展等，都是在朝着一体化方向迈进。目前，许多城市已经认识到，地区经济是一体的，相互间是依赖着的，城市之间需要协作。因而，中东部地区的城市出现了集群化趋势。

目前，集群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城市群，即由若干个城市构成的城市集群，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二是城市圈，即以某一大城市为核心、由若干个城镇构成的城镇集群，如武汉城市圈等。事实上，两者的内涵是一样的，都是指城市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了，相互间建立起一种协作关系。这是地区经济发展到最新阶段的标志，也是城市化的高级形式。

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城市化空间格局必须是紧凑型的。近年来国家强化了土地管理，从而使各地更加坚定了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的决心。集群化，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三）小城市将重新焕发活力

前面介绍的两个趋势，基本上是上一轮城市化的发展和延续，而且早已出现了苗头，只不过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这第三个趋势，今天只是发现了一点微弱的苗头，但估计在未来一两年内就会明朗化。从上一轮城市化的经验来看，新增动力是从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小城镇最先获得了动力。因而，新一轮城市化，也必须是从小城市恢复活力开始的。但是，新一轮城市化又不可能再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通过农村工业化来获得发展动力，而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道路最基本的要求有三点：一是符合当前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要求，二是技术含量高，三是成本低。作为工业化，必须能够大规模吸纳劳动力，适宜于一般劳动力从事的活动。这就要求适用面较宽的技术，且市场前景广阔。显然，在农村或小城镇已经很难从事这类活动，但大中城市又不愿意接受这类技术（因为经济效益低）。因而，这类技术在小城市或县城还是比较合适的，尤其是中东部地区大城市周边的县城，既有丰富的劳动力，又靠近大城市，有技术来源，产品还可以就近供应市场。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城市或县城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接近于大中城市，而且价格低廉，适宜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活动，生产成本低，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小城市（尤其是县城），将是新一轮城市化的起点。
http://www.china.com.cn/news/zhu ... ontent_18157814.htm

彼亦一是非

世界上只有三种力量，政治、经济和社会，如果不是经济推动的话，那肯定是社会推动或者政治推动。在中国，社会力量肯定弱于政治力量，所以人口密度没有增加乃至下降，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城市化是政治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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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就不自洽。充其量只能说，政治对中国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更大一些。

jianmin

上面这个文章没有多少货，估计是一个学生写的，对现状不是很了解。

彼亦一是非

到城市里打工，肯定是要比在农村赚的钱多才对，但是做这个决策的环境不见得是市场的环境。农村收入降低，很可能是因为农村的金融产品不发达，获得不了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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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逻辑也仍然是不能自洽的。如果说农村收入降低是因为金融产品不发达，那么就应该说，幸好还能去城市打工，否则收入更低。所以在这里，城市化提升了农民的收入，至于没能提升到应有的程度，则是制度问题，而不是城市化问题。

彼亦一是非

因为农民工非常有效率，他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很低，城市人是农民工阶层群体最大的受益者。我们本来以前要付很多成本的服务项目，现在只需要付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从这点来讲，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但是也有负面的影响，第一可能会对城市企业工人的冲击，特别是对年纪比较大的，40-60岁年龄段，特别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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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继续不自洽。作者显然错误地理解了提供服务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区分，也误解了交易的本质。在“但是”之前，他说的其实是提供服务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中，是双方受益，但作者说得好像是城市人受益更多似的。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交换是基于自愿之上的，农民工提供服务，获得了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而城里人得到了想得到的，这是平等交易。“但是”之后，作者说的是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那才是竞争关系。

彼亦一是非

我不反对作者的主要观点，ZF推进城市化当然弊病丛生，但作文应该严谨些。另外，我也反对作者后面说的要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投入。这跟作者批评的“经济刺激措施”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换了一个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