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茶叶和鸦片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观察19世纪中国危机的一个视角

李旧苗

[摘 要]伴随着武力征服的19世纪全球化以市场全球化为主要表现形式，其中成瘾性消费品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被卷入此次大规模的全球化过程中，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的作用最为突出。英国国內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以及茶税对英国财政的重要性，使英中贸易成为英国在东方最主要的贸易；为了弥补同中国的贸易逆差，英国利用印度殖民地全力发展对华鸦片贸易。在英国一中国一印度三角贸易中，英国是主宰，印度是工具，中国是最终的牺牲品。面对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趋势，中国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甚至没有应战的意识，这导致在战场和商战中全面失败，从而导致19世纪的全面危机。
[关键词]茶叶贸易；鸦片贸易；全球化；19世纪；成瘾性消费品   
[作者简介]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100084)。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09。1．96—1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OSJJD770lOS)。



    18—19世纪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市场的全球化。在19世纪中国被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一时期英国是世界霸主，而英国统治和压榨东方的方式与这两种商品密切相关。英国人正是非常巧妙地控制了这两种商品的销售和生产，才从东方获取了巨大利润，并成功地成为东方霸主。在这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主要通过茶叶和鸦片等商品同世界发生经济关联，但最终的结果是成为列强的牺牲品，并导致中国19世纪的全面危机。
    一、经济全球化与特殊商品
    如同其他成瘾性消费品一样，茶叶和鸦片既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因素，19世纪中国社会经济与这两种特殊商品密切相关。更准确地说，这两种商品贸易的兴衰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世界厉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植物的传播史看，一般植物的传播大多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如美洲植物玉米、马铃薯、花生等即是在新大陆发现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其所导致的结果是补充了人们食物的不足，解决了很多地区的粮食饥荒问题，欧洲和亚洲的人口迅速增加与此有直接关系。然而，与一般植物传播史不同，含有精神刺激成分的植物及其加工技术的传播，却较少出于偶然。“例如酒类、烟草、含咖啡因植物，以及鸦片、古柯叶等瘾品的全球性流通，都是蓄意促成，也是以营利为出发点。这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也连带影响了环境”。【1】
    中英两国相隔万里，但在19世纪的百年间，两个国家的关系却是异常密切，联系的契机主要就是因为茶叶和鸦片这两种特殊商品。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建立同中国商业往来的通畅渠道，因为茶叶在英国已经成为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果茶叶供应不能保证，则可能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中国是唯一的茶叶供应国，因此英国对中国的依赖性很大。此时的英国日渐强盛，是全球化进程的引导和推进者。中国在19世纪被卷入全球化大潮之中，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英国，其诱导因素是中国的茶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国茶叶，如果英国人民没有养成饮茶的习惯，那么英国对中国可能就没有如此大的兴趣；我们还可以大胆设想，如果不是因为英国为得到中国的茶叶而想方设法敲开中国大门的话，中国社会还可能会继续在原来的轨道上行进，至于能行进多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历史的偶然性又得到了充分的显示。
    鸦片流毒在中国的蔓延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历史的偶然性。如果英国有足够的商品卖到中国用以支付茶叶货款，如果英国的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没有碰壁，那么英国有可能就不会在印度大量生产鸦片，也就不会有如此大量的鸦片走私到中国，因此中国人民也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侵害。因为鸦片的历史几乎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长，但其产生巨大危害却是在19世纪，且发生在过去对鸦片相对比较陌生的中国。
    偶然性往往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发挥重要作用。但从历史长河看，所有的偶然性又最终汇合为必然性。仍以鸦片为例，英国人一旦发现向中国兜售鸦片既能解决从中国购买茶叶、又能向印度倾销商品并从印度得到原料的秘诀后，他们就对这项贸易青睐有加并倾全力促之了。进一步说，英国在19世纪通过印度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是维护其在整个东方的利益的基础。对此，格林堡有较为深刻的论述，他说，鸦片贸易对英国的“全部经济意义不能用它所带给对华贸易商的利润来衡量，而是在于它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在中国的事务上的——領土上的和商业上的——关系”；“鸦片贸易作为一种散商贸易，是有更深一层意义的。它是外国商人团体在中国兴起的经济基础”。【2】对英国人来说，鸦片贸易是一个魔方，只要他们能自如地转动这个魔方，就能控制整个东方贸易，进而控制东方。
    茶叶与英国，鸦片与中国——两种嗜好品与两个国家的命运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看似偶然，其实必然。两种嗜好品在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正好见证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由于中国与英国在19世纪因为这两种商品而发生了特殊的关系，因此进行茶叶与鸦片的比较、中国和英国的比较，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茶叶对欧洲的巨大作用在英国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正是中国的茶叶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习惯。从18世纪开始，饮茶已经成为英国人的民族习俗，英国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茶。相关研究表明，茶叶在促进英国的“勤勉革命”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居功至伟，突出表现在改善了英国人的膳食结构。到18世纪后期，茶叶已经成为英国工人阶级新的饮食习惯中的主要食品之一；到19世纪后期，英国劳动者阶层一般要花费其食物总开支的10％在茶叶和糖的消费方面，相比之下，肉的支出为12％，啤酒的支出仅为2．5％，茶叶以及面包和奶酪构成日常饮食的核心部分。【3】对收入非常有限的劳动阶层来说，“面包+茶叶”就成为他们非常理想的食谱。如果没有更便宜而且能够提供足够热量的日常消费品，在肉和啤酒价格飞涨的时代，很难预测能发生什么。18世纪的一位牧师写道：“感谢上帝赐我茶叶，若无茶叶，世界不知将若何！余生逢此有茶叶时代，深以为荣也。”【4】当时英国产生了很多歌颂茶叶的作品，歌颂茶叶的巨大作用。
    麦克法兰指出，“一杯甘甜温热的茶可以让人心情舒畅，重新恢复精力。在以人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时代，一杯美好的茶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的重要推动力，它的重要性犹如非人力机械时代的蒸汽机”。他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茶叶常规供应，英国企业将会倒闭”。【5】此话可能不是夸张。饮茶不仅使英国成为世界茶叶贸易中心，茶叶的贩运还推动了英国造船业的发展，喝茶时加糖则又带动了殖民地制糖业的发展。【6】因此，我们说英国的扩张与茶叶贸易有极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说，茶叶贸易促进了英帝国的扩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茶叶成为英国人日常必需消费品、英国人痴迷于茶叶的同时，中国人却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沉迷于鸦片，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后者，我将专文论述。
    二、茶叶与鸦片：三角贸易的关键商品
    英国一印度一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在近代国际贸易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在这个三角贸易中，英国居于主导地位，因为三角贸易的形成完全是英国人操纵的结果，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中国应该是居于中心的地位，因为其中的两种关键商品茶叶和鸦片皆与中国有关；在这个复杂的交易网中，英国是最大的得益者，中国是最大的牺牲品，印度则只不过是英国人手中利用的工具而已。
    (一)茶叶贸易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
    茶叶贸易对于英国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二是茶叶税收是英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内容前已略述，这里再作简单补充。
    早在18世纪初，茶叶对于英国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此时在英国人的生活中，茶叶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消费品。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茶叶已经开始代替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7】保证国内茶叶供应是英国政府同中国贸易的首要目的，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茶叶供应，即会引起茶叶价格上涨，茶叶走私难以控制，甚至引起社会恐慌。其实，早在1787年，英国政府在给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臣卡恩卡特中校的训令中就说：“最近政府从其它欧洲各国手中夺回茶叶贸易的措施，已经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这种商品合法输入大不列颠的增加额，虽然没有三倍，最低限度有两倍；其次要注意到我们在印度领地的繁荣，要改进该地的产品和制品在中华帝国的销路，同时，要使出售这种产品的贷款足以供应现在每年达1300000镑以上的欧洲回程投资所需。”【8】可见保证茶叶供应是英国维护东方贸易的根本考虑。
    在18世纪，中国作为英国制造品的一个市场来说，是几乎不存在的。相比之下，英国在印度的市场则比在中国的市场大20倍。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额激增，到19世纪初，中国作为英国的销售市场已经同印度差不多。此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如毛织品等运往东方，但奇怪的是，公司不仅未从出口英国工业品的生意中获利，反而经常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公司真正的利润几乎全是从垄断进口贸易中得来的。从中国进口茶叶是公司获利的法宝，甚至是公司维持东方贸易的基础。到后来，东印度公司越来越把交易限制在茶叶这一能够获得最高利润的商品上，“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世纪以来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之下和中国通商的记录”。正是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之下，英国才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取利润，这也是东印度公司得以存在的理由。“1793年到1834年的整个时期中的出口贸易，根据董事们的说法是赔了很多钱……如果不是从中国的物产中取得利润，那么对中国的贸易就不能继续下去，而且东印度公司的整个情况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即使它幸免了那些拥护垄断权的人所预言的那种崩溃的话”。【9】东印度公司从进口中国的茶叶中获得利润之高，甚至使得那些坚决主张自由贸易、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的人也哑口无言。在东印度公司持有特许状的最后几年，公司只从中国购买茶叶，对其他商品不屑一顾，把其他商品全部让给私商去经营。其获利方式是低价从中国购买茶叶，高价在英国国内出售或转口，贸易数额增长。从18世纪后期到垄断贸易结束，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可获30％以上的纯利润，更重要的是公司90％以上的利润来自茶叶贸易，有的年份甚至是100％。【10】
    茶叶贸易不仅关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生存，而且茶税还是英国相当一个时期中财政收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早在18世纪，“英国人渐渐离不开温和刺激的饮品，与此同时，英国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因为财政部门对茶叶征收的税率高达100％”【11】此指1784年“抵代税条例”之前。即使在税率降低之后，因为进口量巨大，茶税仍是英国政府的重要财政支柱。实际上，此后英国为了进行与拿破仑的战争，茶税征收额依然居高不下，有时仍高达100％。英国政府从茶叶进口税中得到的利益比中国从茶叶出口中得到的利润高得多。【12】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330万镑，相当于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10和几乎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13】在东印度公司结束后的多年，英国政府每年从国内茶叶消费中获得的税收仍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二)鸦片是英国东亚贸易的关键商品
    英国在19世纪前期输华的主要商品增长不快，有时还呈倒退之趋势，而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数量却在飞速增长。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根本没有消费英国工业品的能力，英国生产的美观、昂贵但并不耐使用的工业品，如毛绒织品、羽毛、呢绒、印染棉布、白布、棉纱等在中国没有销路，就是很好的证明；二是英国商人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许多工业品不受中国人欢迎，即使在通商口岸开辟以后，这种状况也没有明显的改善，当时很多英国商人的狂热和盲目使之遭受重大损失。
    英国在东方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印度和中国，相比之下，输印商品总值增长较快，输华商品总值则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工业品始终在中国找不到销路，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那么顽固地坚持对华鸦片贸易，因为只有用鸦片才能解决英国对华贸易逆差的问题。“在中国的鸦片销售，仍是特选委员会主要赖以获取他们回程茶叶投资的资金供应”。【14】这是19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的情形。直到1854—1858年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每年仍高达7192759镑，而印度输华鸦片贸易每年为6365319镑，仅鸦片一项就可弥补逆差总额的89％。另外，鸦片贸易投资少、利润高，英国政府和商人双双获利，也鼓励了鸦片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如19世纪50年代，政府花在每箱鸦片上的费用为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的拍卖价是每箱1210—1600卢比，高出其购买成本的4．8—6．4倍。在西印度和中印度地区，英印政权征收通行税更是没有成本的纯收益，而且输出越多，收益越高。鸦片商人也从对华鸦片贸易中获得暴利，一般来说，鸦片在中国的销售相当于在印度离岸价格的5倍左右，扣除成本，获利仍是非常可观的。【15】正是因为鸦片走私有暴利可图，才吸引了众多鸦片贩子从事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对英国人来说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鸦片解决了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和回程茶叶所需资金的问题。对此，格林堡有精彩的论述，他说，鸦片的“全部经济意义不能用它所带给对华贸易商的利润来衡量，而是在于它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在中国的事务上的——领土上的和商业上的——关系”；“鸦片贸易作为一种散商贸易，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的。它是外国商人团体在中国兴起的经济基础”。【16】的确如此，19世纪在华经营的大公司几乎无一不同鸦片贸易有关，或就以经营鸦片贸易为主，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
    (三)茶叶和鸦片在三角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如上文所指出，在英国一印度一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中，英国居于主导地位，三角贸易之所以存在，完全是英国人操纵的结果；中国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如果没有中国提供茶叶和接受鸦片，三角贸易就没有任何价值；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完全是为英国利益服务的，在三角贸易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是英国人从中国取得茶叶的必经环节。三角贸易充分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众所周知，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在印度输往中国的货物中，棉花退居次要位置，鸦片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鸦片，其他输华商品又不能增加的话，那么从中国运往印度的白银将大大减少，以1818年为例，则“将会从6000000元减为1000000元”。【17】英国人庆幸的是，鸦片每年都有很大的涨幅，而且在中国有很好的销路，这保证了英国有足够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而中国由茶叶所得外汇又全部流进了印度以购买鸦片。另外，原来英国利用向中国输人大量印度棉花来弥补购买中国茶叶资金的不足，鸦片产量提高后则不需要了，正好这一时期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进口棉花，印度棉花于是大量运至英国。很显然，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在三角贸易中最终的收益者都是英国。只是到19世纪后期，因为中国自种鸦片产量提高，才严重影响了印度鸦片向中国的出口，并进而影响了外汇价格，这种情况也“充分说明了全世界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鸦片贸易在调节汇价的突然波动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18】当然，主角和配角仍是区分鲜明的。
    为了使英国一印度一中国之间的贸易能够顺利进行，东印度公司创设了一整套资金汇划方式：如汇票、运费豁免、钱财过户、预付款、收据等，“通过这些复杂的资金汇划方式，个人贸易与港脚贸易在广州的出超余额变成了东印度公司用来购买中国商品的资本，东印度公司用这些资本购得茶叶后运回英国卖出，再支付各种汇票。对于港脚商人而言，他们则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将自己在亚洲的财产安全顺利地转运回本国的目的。个人贸易、港脚贸易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就这样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纳入了英国一中国一印度三角贸易的体系中”。【19】总之，三角贸易最根本的一点是，无论买或卖，基本都要求在伦敦结账，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所有的财富都必须在伦敦才能实现。
    英国一印度一中国三角贸易最清晰简洁的路线图是：英国将印度的鸦片出口到中国，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到本国，英国棉纺织品出口到印度。这个路线图的要点是，每个环节都由英国人控制，财富自然也都流往英国。
    三角贸易中最核心的商品既不是白银，也不是茶叶和棉织品，而是鸦片，只有鸦片才是“造成19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贸易’全局变动”的商品，【20】印度鸦片比中国的茶叶、美国的原棉和英国的棉纺织品具有更大的战略重要性。这其中的主角是英国人，英国通过三角贸易统治印度，控制中国，既从中得到了财富，又得到了茶叶，还得到了本国棉纺织业发展最需要的原棉。有学者总结道，英国一中国一印度三角贸易的基本特征是：“印度鸦片输给中国，中国茶叶输给英国，英国统治印度！”只有这样，才是“这个三角贸易的平衡状态”。【21】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经过中国才能实现。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市场
    经济全球化是19世纪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在对工业革命的研究中，学者普遍对工业技术的各项重大突破比较重视，而对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就工业革命的策源地英国而言，对外贸易，或者说前景无限广阔的海外市场，是英国国内工业发展的最大动力，因此“建立世界市场是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部分。在用机器生产的大规模工业的发展中，出口商人和制造业者是同样的角色，但工业革命的历史家却专心研究工艺技术和组织的内部变革，有把这一事实弄得隐而不彰的趋势”。【22】格林堡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批评并不过分，因为至今许多历史学家仍只将技术突破和新能源的发现利用看作工业革命的动力。实际上，市场的扩张对于工业革命的作用丝毫不亚于技术的突破和新能源的发现，因为如果没有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对工业品的吸收，新的机器就无法继续运转。在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世界贸易对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愈到后来，先发工业化国家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就愈强。
    印度和中国被纳入早期全球化，是西方先发国家市场扩张的一个重要过程。除了列强的武力征服外，商业贸易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早期全球化主要角色的英国之所以将触角伸至东方，主要目的就是寻求市场。
    英国既是工业革命的始作俑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早在19世纪前半期，英国就率先放弃了传统的经济政策，转而奉行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贸易政策，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当然是以其强劲的经济增长实力为基础的，在那个时代英国不存在竞争对手，这种强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期。而且，“在19世纪的英国政坛上，大部分政治家都认为贸易是国家的命脉，自由贸易对英国商人和消费者都有好处”，因此“工业发展一直没有成为英国最受宠的事业”。【23】
    这里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贸易和市场是国家的命脉，其重要性可能超过生产和新机器的发明；第二，英国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是其称霸全球的基本手段之一，也是造成早期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以东印度公司为例，1833年前，东印度公司独占东方贸易，包括对中国的茶叶和鸦片贸易；公司解散之后，对中国的茶叶和鸦片贸易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尤其是同中国的鸦片贸易更是增加迅猛。这向英国人显示了自由贸易的正当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使英国人坚定不移地认为拓展海外市场是制胜法宝，更成为英国人向拒绝自由贸易国家宣战的理由。
    客观分析，自l9世纪起市场才成为配置资源的占支配地位的制度。这一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从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看，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在英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矿产资源与毛纺织业的关系。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国内市场已经显得太狭小，远远不能适应商品增长的需要了，开辟海外市场势在必然。地广人众的中国曾经使英国工业家和商人欣喜若狂，他们幻想如果英国商品能卖到中国，英国的每个工厂都得加足马力生产。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来华，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说服中国皇帝，使中国的市场能够对英国开放。经过多次碰壁后，他们最后终于理解，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历史文化习惯、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通过现代的(即西方的)外交方式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于是英国人根据自己制定的所谓自由贸易规则，向中国诉诸武力。客观事实也正是，英国的海外市场主要是依靠武力征服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模式即市场加武力。在东方，先是印度，后是中国，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市场扩张对象。
    (二)中国在19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
    16世纪以后中西贸易开始逐渐增多。但众所周知的是，因为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实行保守的对外贸易政策，因此除部分沿海地区外，广大的内陆地区鲜受影响。在中国人看来，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做生意，只不过是传统的华夏与夷狄交易的继续，只不过是多了几个“红毛夷”而已。事实上，中国人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还分不清荷兰与英国、西班牙与葡萄牙。其实不仅中国，在各个大洲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也最晚，因为亚洲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注意到正出现在沿海地区的、固执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24】说亚洲受到影响最晚是实，但说影响最小却不实，比如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占领。以及英国对中国的鸦片倾销和战争，就几乎改变了亚洲的历史。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于18世纪，但真正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是从19世纪开始。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亦开始于19世纪。沃勒斯坦所说“现代世界体系”与本文中所谓“全球化”有密切联系，他的理论阐述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他说：“现代世界体系是一历史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他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我认为，直到19世纪中国才被纳入了这一世界体系。”【25】将“现代世界体系”看作是一个“历史体系”，充分显示了沃勒斯坦独特和敏锐的眼光。因为无论是“现代世界体系”还是“全球化”，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又极大影响了历史的发展。他指出中国至19世纪才被纳入全球体系，更是非常独到的看法。
    那么，中国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
    第一个角色是试图阻止西方势力向中国内地的渗透，以捍卫中华文化传统。从西方人到东方探险以及来华寻求贸易，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拒斥，尤其是不赞成西方商人和中国商人的直接交易。十三行作为清朝官方制定的对外贸易机构，目的是把洋人限制在广州一隅，避免洋人对内地产生影响，同时也是为了限制中国商人为趋利而过多同外国商人接触。清朝当政者逐渐意识到他们遇到的新对手已经同原来的“蛮夷”大不相同了，可他们并没有想出新的对策。
    第二个角色是被逼充当配角。文化优越论和大国心态，使中西交流之初的中国人不可能有平等外交的心理和思想准备。可双方较量的实际结果却是，中国不仅在武力对抗中不堪一击，而且在商战中也是一败涂地，最后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签订屈辱性条约。从原来历史的主角变为任人宰割的配角——中国人在19世纪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中国19世纪危机源自于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动，而中国人对如此巨大的变动几乎毫无所知。沃勒斯坦认为，大约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以西欧为中心的欧洲经济体产生了，这个经济体与历史上的帝国迥异，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其“范围(很难说是边界)囊括了帝国、城邦和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世界’体系，并非由于它囊括了整个世界，而是由于它大于任何从法律上定义的政治单位”；而相比之下，“帝国却是一个政治单位”。【26】在这里，沃勒斯坦将新兴的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称之为“世界经济体”，强调其相互间的经济联系；而将传统的有影响的大国称为“帝国”，强调其政治上的重要性，是极有说服力的。【27】这个理论可以充分帮助我们理解19世纪中国与西方冲突的本质：中国不仅仅是同某个西方国家或某几个西方国家的冲突，而是一个传统帝国同一个新兴的世界共同体的冲突；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经济利益相关，才使他们在对付中国的时候步调一致。经常两国或多国联合对中国宣战或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看，l8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受中国影响较大，在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等领域，西方曾对中国“完全入迷”；而反过来，“除诸如天文学之类的某些专门的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28】从18世纪后期开始。欧洲人对中国的敬佩感开始消失，并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转移到对中国资源和市场的兴趣上来。在19世纪，西方国家以其强大的武力和股份公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影响和统治全球。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国从历来都是影响其他国家的角色彻底变为被别人影响的角色，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更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弗兰克曾说，在18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只不过是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在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29】在这里，弗兰克的话只说对了一半，这个比喻也不一定恰当。因为在18世纪以前，亚洲只是孤立地发展，其对西方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都是间接的影响，东西方并没有在一趟列车上行进，而是在各自的列车上行进。到18世纪后期，尤其到19世纪，西方的发展却影响了全球，以英国为火车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将全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为之提供原料，或为之提供市场，或为之提供劳动力。西方的列车在高速前进，东方却并未搭上西方这趟高速行进的列车，只是为之提供燃料和服务而已。
    关于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学术界多注意于政治、主权、赔款等方面，于经济方面注意较少。其实，西方经济的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甚巨，只是因为中国经济体过于庞大，以及中国对西方的企图存有戒心，因此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和渗透有一个过程。比如，英国的银行业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时间就比较晚。英国的海外银行业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为伦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国际银行联系网，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渗入中国。这种状况在此后20年都没有完全改变。然而，自从产业革命以来，欧洲经济的变革和巨大的市场推动力不断叩敲着自给自足的中国紧闭着的大门，对于西方的影响中国不可能长期加以抵拒。而这种影响一旦产生，全球性关联就势在必然。1853年后，多家大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当然，在中国从事汇兑业务的大多是英印银行，因为中国和印度间的贸易额巨大，这使银行无法弥补印度对伦敦直接开出的汇票。因此其具体做法便是：“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将对英国本行开发的汇票售卖给中国的鸦片进口商，用这笔收入购买英镑汇票，然后将汇票寄往伦敦，用以弥补印度本行的英镑提款。”【30】银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中枢，对于中国传统市场和商业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愈到后来这种影响就愈深刻。
    可无论清政府怎样设法自闭，在19世纪中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日渐加深，诸如苏伊士运河通航、中西海底电缆接通等，皆引起全世界经济变动，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盖自运河通航后，从前驶华之各国帆船。即在淘汰之例，而旅华洋商，势难再用从容不迫之方法处理业务。至中西之直接通电，益使洋人治事有因时制宜之必要。总之，中国至《天津各约》订立后，渐与全球之经济组织发生连带关系，故南北美之争，伦敦金融之恐慌，及普法之战，虽其产生之地域均离华甚遥，然中国对外贸易，则已受影响，是则中国已不克遗世独立闭关自守，而与世界各国发生国际贸易之关系，本期已肇其端矣。【31】
    以茶叶为例，自1863年起，美国内战而导致中国出口美国茶叶锐减，此对中国绿茶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因为中国所产绿茶的近三分之二出口美国(红茶出口英国，砖茶出口俄国)，并占到全国出口茶叶的近六分之一。不过，因为本时期欧洲进口中国茶叶数量增长，因此对中国整个茶业并未形成重大威胁。但是，这个时期的许多重要技术突破对世界贸易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时间占中国第一位出口商品的茶叶当然首当其冲。如上文所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伦敦上海间海底电缆的完成，预示着中英茶叶贸易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中国茶叶的生产和经营亦须随之发生变化，可中国人并未意识到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此前，世界茶叶价格向以中国为风向标，基本决定于上海、福州、汉口等埠茶叶的供求状况，外商一半要通过茶栈以及中国商人才能了解到详细情况；加之路途遥远，运输没有保障，因此伦敦须经常有大量的存货。新的通讯技术产生后，伦敦可以随时了解中国的茶叶行情，并派人直接来华采办。运河通航后，路程大大缩短，伦敦没有必要再大量囤积茶叶，完全可以根据国内需求数量来决定存货多少。总之，“从前产销双方，远隔重洋，不通声气，全赖一般侨商，居间贩卖，彼等操其计赢，往往数年之间，立成巨富，荣膺大王之号，至是营业方法，已由间接变为直接，谓之茶叶革命，亦无不可也”。【32】确切地说应当称为茶叶贸易的革命。
    在全球性的经济关联中，中国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反应迟缓，因此亦就谈不上什么有效应对。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物产基本满足了生存需求，中国人也没有感到有向外国学习的需要。当时在华外国人就感叹，“我们想代替马来人或印度人的各种家庭手工业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我们实际上已经几乎做到了，但是要想代替中国人坚定的家庭劳动则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经济制度既惊叹又反对，“中国南部省份的产品和北部省份的产品互相契合——各省的劳动互相依存，使得外国人和他的新奇产品无法进入。这是一个无法侵入的完美的经济制度，其他国家是无法企及的”。【33】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在传统农业知识和实践方面已经很先进，中国不但有了西方的大部分农作物，而且谷物在生产上超过了西方，早在18世纪，中国“已很难取收西方的技术了”。【34】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在有着几千年文明熏陶的国度里，接受新事物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注释：
【1】戴维·考特来特著，薛绚译：《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6—97页。
【3】Alan Macfarlane and Iris Macfarlane．Green Tea: The Em pire of Tea,Ebury Press London，2003，P．179．
【4】威廉·乌克斯著，中国茶叶研究社社员集体翻译：《茶叶全书》上册，上海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27页。
【5】Alan Macfarlane and Iris Macfarlane．Green Tea: The Em pire of Tea,Ebury Press London，2003，PP．179，189．
【6】Tan Chung,China and Brave New Wodd,P．79。转引自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7】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8】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卷，第478页。   
【9】A．J.Sargent：A ngl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 PP．49—57。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7—269页。
【10】E，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 nese Relations，Octagon Books，PP．163—166．
【11】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著，周辉荣译：《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坠落》，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页。
【12】J．Y．Wong,Deadly Dreams：opium and the A rrow War
(1856-1860)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343．   
【13】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3页。   
【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第98页。
【15】林承节：《关于英印对华鸦片贸易的若干问题》，《北大史学》第5辑。
【16】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6—97页。
【1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335页。  
【18】《领事达文波187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407页。
【19】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20】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121页。
【21】谭中：《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
【22】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作者序言”，第6页。   
【23】托马斯·K·麦克劳著，赵文书、肖锁章译：《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24】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25】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12页。   
【27】什缪尔·艾森斯塔特对“帝国”做过以下定义：“‘帝国’一词通常用来指明一种政治体系，它包含广阔而又相对高度集中的领土。在这个体系中，以帝王个人和中央政治机构为体现的中心形成一个自治实体。此外，尽管帝国一般建立在传统的合法性上，它还常常包含某些更广泛、更普遍的政治文化方向，这是它的任何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转引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12页。
【2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233页。
【29】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30】A．S．F．Baster,Origins of British Exchange Banks in Chi ha,Economic History，1934年1月号，PP．140—145。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407页。
【31】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1931年，第81—84页。
【32】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18—125页。   
【33】B．P．P．，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PP．246—247．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336页。
【34】尤金·N·安德森著，马孆、刘东译：《中国食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李大苗

乖谬太多，以致无法枚举。这样东西也能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着实可见这些项目都是什么玩意儿了。

滑稽的是，全部的引用文献，除了B．P．P．，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还勉强算得是当时一手资料，其他均为当代或现代人的二手说词。

老木匠

现在这种乱七八糟的项目荒唐程度不是以道里计

亚平

苗兄、匠兄，愿闻其详。

李大苗

苗兄、匠兄，愿闻其详。
亚平 发表于 2010-8-2 20:26

这样的要求实在太高，“其详”是一个非常可怖的标准，一个鸦片贸易就是几册的大部头标准，再一个茶叶贸易，又是不得了的厚实。

现代产业理论中，行销是比生产更不得了的复杂与创造，直到如今，中国的茶叶，若是中国人销卖，绝大多数情形中只能卖给中国人。在品牌意义上，英国人消费的是英国茶，不是中国茶。即使是在中国国内国内，我们也不难找到英国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英国根本不产茶。在英国，茶的文化比中国更复杂，早茶，午茶，饭后茶，上午和下午的中间茶，配什么样的甜点，什么水果和零食都有讲究，不同地方不同社会地位以及不同季节都有所不同。

十八世纪末之前，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设立了品茶师，鉴别并混配茶叶，给茶叶分出品牌和定出等级。是他们设定并迎合了英国人的口味，并将市场细化开来。在中国的产地茶，到英国就成了品牌茶，由此茶叶才在全世界成了与咖啡齐肩的植物饮品。

李大兴

东抄西补，加上一个语义含混的“全球化”。

李旧苗

作者仲伟民，系《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常务副主编。

三苗

茶叶根据品牌，人根据“产地”，多么美妙的标准呀。

李旧苗

茶与鸦片的战争


王刚




    18世纪，中国的茶叶成为全球贸易链条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改变了世界风尚，还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独立战争和鸦片战争。但这个帝国对游戏规则的迷失，使大航海时代的最后可能性从此消失了。
    1773年4月，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为福建武夷山区带来了开年的第一场雨。清晨，一个茶农将顶着露水的三片鲜嫩茶树叶子摘下。已经是山区的烟雨季节，武夷春茶迎来了一年的采摘季。
　　中午时分，那三片鲜嫩的叶子，走进武夷山区的星村镇，这里是武夷山区的茶叶集市，每年第一场春雨过后，茶市开埠，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南来北往的茶商纷纷聚集。清人刘靖曾经在《片刻余闲集》中记述，“山之第九曲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在这里，那些鲜嫩的叶子被集货、炒制、包装，做成武夷茶。
　　腰缠万贯的茶商们，从这里进行茶叶集市贸易，然后运走。南下广州，再由行商交给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
　　整个早上每个茶农只能采摘不到两斤的鲜嫩叶子。他们从集市交易现钱，这些年武夷茶的行情日益见好，越来越多的茶农们追逐这项交易。而他们不知道，自己日常生活中普遍流通白银竟然来自美洲，他们更不知道，从那一刻起自己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大循环。
    贸易圈
    18世纪的全球贸易遵循海洋季风的洋流，周而复始，宛如一轮逆时针行走的旋转木马。动力是商业利益，载体是横行世界的快速帆船。在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地图里，中国正处于这场游戏的地理中心。
　　大约是在每年的1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借着冬季洋流的尾巴，开始远航。在伦敦，满载本土制造品和烈酒的快船开始起航；在广州，上个交易季换来的茶叶和瓷器装满帆船开始返航。新的一轮全球海洋贸易循环正式启动了。
　　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计划，他们几乎不用自己花费白银，就可以通过一连串的三角贸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前提是只要有船。
　　东印度公司代表了一群海洋野心家们的梦想，而在英国国内，工业革命刚刚启动，消费抬头，那些醉心于食货的人们，对一切中国趣味趋之若鹜，中国茶自然首当其冲，泡在茶杯里的正是上一个贸易季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
　　那些年，一部荷兰话剧《茶迷贵妇人》，已经在整个欧洲风靡了半个世纪，不止是话剧本身，还包括话剧里的主角们。下午茶，已经改变了英国人的日常起居生活，也随之改变了整个贸易格局的重心。
　　季风吹到了印度洋，满载着茶叶的快船飘香海岸，18世纪的印度半岛已经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作为经济贸易的副产品，文化已经在这里登陆。
    1773年的夏天，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带到了这里。夜晚，《仲夏夜之梦》正在加尔各答的剧院里上演，在印度这部巨著的名字被翻译成《爱神的春梦》。
　　作为英国的贵族，哈斯丁斯保持着饮中国茶的习惯。他在品味武夷茶和莎翁喜剧的时候，心里正在盘算着，整个全球贸易的平衡。也就是在那一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取得了鸦片贸易的独占权。那个夏天，困扰在这个英国绅士心头的一个大问题是，该不该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
　　起先，出于道德或者是这种非法贸易的恶劣影响，这个英国人对鸦片贸易选择了否决态度，他说，这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须，仅仅是奢侈品中的有害物，不应该被允许。但这种道德没有持续多久，英国人就改变了主意，从表面看，好像还是武夷茶的原因，因为英国人为购买这种叶子，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白银。
　　那一年，最终英国人倒向了以鸦片换茶叶的政策。
　　季风吹到大西洋，满载着中国茶的船只到达西岸的波士顿，已经是1773年的冬季了。这一年的海洋贸易季已经趋近尾声。12月，冰冷的海湾充满着暴力的味道，一伙印第安人打扮的青年人，正在预谋着事件。前一年4月份，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被封存在锡纸包裹的茶箱里，长途航行让它们香味弥足。夜晚，那些青年人冲上东印度公司的快船，将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倒入大海。那些来自中国的武夷茶，经过了9个月的海洋旅程最终没有被冲入茶杯，而是被冲入了海洋。
　　这次事件最终引发了后来美国的独立。追问历史的细节，人们发现导火索竟然不是在那些印第安打扮的青年手里，而是在中国武夷山的茶农手中。而整个事件的最终后果，却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料到的。
    封闭的茶路
    腰缠万贯的茶商从福建星村镇的集市走出来，带着鲜嫩的茶树叶子，开始寻觅南下的路子。事实上，他们和身后数以万计的茶叶担子，可以选择的行走方式只有一条。18世纪的中国，茶叶的出口交易，只在广州一处。通向广州的路途千辛万苦而且花费不小。一如茶商在回忆录里记述的那样，从武夷山到广州，那些鲜嫩的茶树叶子要换七次船，交四处税。
　　从福建星村搬运一担（100斤）武夷茶到广州的代价大约在3.8两银子左右，这差不多占去了最终交易价的三分之一多。
　　旅途充满了波折，茶商们先用竹筏将茶叶运到崇安。之后，再由挑夫挑过山岭，到达江西的铅山。再经过多次转运到河口镇，到南昌。到达江西界经九江关，过赣关，经过大庾岭过梅岭到达广东，最终从韶关进入广州。
　　倒不是没有其他的替代路线，武夷茶从厦门走海路，到达广州的成本每担只在0.4两左右。
　　而不幸的是，从产地到出口，途中帝国政府可以征收四次关税。为了这个目的，清政府规定福建本省所产的茶叶，禁止从厦门出口，只能走这条路。
　　直至每年的十月，千辛万苦的茶叶担子才在广州西关茶市聚集，这里早有行商云集。在广州，行商作为官方特许的海外贸易经营机构，垄断着茶叶的出口。
　　后者通过注水式的加价最终将茶叶交到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手里，这时候，一担子武夷茶的价钱已经达到了9两银子。而其中行商的利润就有5两。
　　事实上，行商的这些利润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阶层，炫耀式的消费和官府的不断榨取，最终让这些行商们都走上了经营不善相继破产的路子。
　　大约在来年的1月，新鲜的武夷茶装船运离广州，进入全球海洋贸易的网络。源源不断的茶叶贸易，为帝国换来的是白银。
　　作为茶叶贸易的起点，18世纪的中国却是白银的终点。
　　那时候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几乎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用什么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
　　不久，他们随即沮丧地发现，源于这个古老帝国一向自给自足的习惯，欧洲产品几乎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市场！
　　除了白银，这个国家好像一无所求。
　　而另一面英国人对于茶叶的广泛爱好更是有增无减，起先他们还可以维持微妙的平衡，而到1773年，一切出现了变数。
    1773年的变数
    英国与茶叶的情缘早在1664年就已经结下，那一年，国王查尔斯二世接受了从中国带来的两磅气味怪异的黑叶子。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最普通的饮料，每年消费大约在1200万磅。英国人渐渐离不开这种温和刺激的饮品，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因为财政部针对茶叶的税率高达100%。
　　1710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英国相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巨大，这个国家的白银几乎耗尽，因为后者只接受这种支付方式，在此期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如果要把它换算成中国方式的“两”计量单位，那就在后面至少乘以四。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生活并不富裕，一个警官每星期的收入是一英镑，一个码头工人每小时的微薄收入是6便士。
　　而那时候每磅茶叶的最低价格也在二分之一英镑。
　　起先，英国通过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获得银子。英国货船先从本土装上制造品、烈酒等物品，运到非洲海岸卖掉，完成第一笔交易；再用得到的钱买下非洲黑人，装上船，运到中美洲，把黑人做奴隶卖给那里的农场主，这是第二笔交易；这些利润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洲白糖、棉花、咖啡，剩下的是以银子的形式运回来。那时候，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而每年这里产出的白银，有一半最终留在了中国。
    到了18世纪70年代，美洲的白银产量持续减产，英国人依靠白银购买茶叶的希望看来越来越小了。
　　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中国人对于英货一如既往的冷漠，整个18世纪，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随着英国国内茶叶消费的不断扩大，通过东印度公司，漏向中国的白银也是节节上升。到了七年战争以后，英国和法国在海外殖民地的这场世界大战，搞得英国财政捉襟见肘。战争结束，英国立刻爆发了金融危机，政府极度缺钱，将手伸向了海外殖民地。1764年，针对北美殖民地颁布的一系列的税收，第二年再颁《印花税法》。
　　到了1773年，英国人的《茶叶法》引发了波士顿那场针对中国茶叶的运动，两年后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
    茶党的余波
    七年战争后，英国虽然在北美大地上打败了欧洲列强，但要治理好北美洲的大片殖民地却非易事。为了加强对北美的控制，减轻由战争带来的沉重债务负担，英国在北美实行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税法，其中最主要的有《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
　　《印花税法》将殖民地的报纸、书刊、营业执照乃至学生毕业证书等等，举凡印刷之物，均须缴纳印花税。
　　税法一出，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各殖民地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大会并发表了抗议书。
　　面对这种局面，英国议会被迫取消了这一法案。
　　然而，不两年英国又颁发了《汤森税法》，对输入殖民地的一切物品课以重税。这一税法使殖民地物价大涨，再次引起民众抗议。
　　英国政府出于无奈，于1770年废除了《汤森税法》的大部分项目，但对茶叶税一项却予以保留。
　　到了1773年，英国政府为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这部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
　　条例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而在此之前，新大陆的茶叶进口被走私垄断，位于大西洋西岸的波士顿更是个桥头堡，当地富商约翰·汉考克号称走私王。条例的颁布直接触动了这些富人的利益，以汉考克和知识分子萨姆尔·亚当斯为首，组成了波士顿茶党。茶党在咖啡厅聚会，号召人们远离茶叶。
    1773年11月，当装载342箱茶叶的东印度公司船只开进波士顿港，引起了茶党的注意。12月16日，波士顿八千群众集会，要求停泊在那里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但遭拒绝。当晚，在茶党组织下，化装成印第安人的青年闯入船舱，将东印度公司三条船上的342箱茶叶（价值18，000英镑）全部倒入大海。
　　茶党事件引发了两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彻底丧失了国内商品的北美市场。到了1807年，英国和美国通过法律，严禁贩卖奴隶的行为；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美洲银路受挫。英国人之前位于美洲的“三角贸易”链彻底受阻，手里可以控制的白银资本已经中断，面对中国茶叶的贸易逆差日益增大，让英国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而也是在1773年他们在印度看到了希望。
    鸦片市场
    那两年，来自国内的金融危机和北美的一系列问题，让英国人不得不开始尝试寻找新的出路。
　　是否有一种中国人也迫切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英国人对于茶叶的需求一样，使他们愿意为此支付白银。
　　1772年，带着这个疑问，首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赴印就职。英国议会对他的最大期望就是寻找钱路，解决英国财政。
　　英国人起初选择了棉花，但这个办法效果不明显。最终，他们看上了鸦片。
　　在此之前，鸦片在中国上层社会已经开始流行，因为治疗痢疾这个东西效果明显。从数目字看，18世纪50年代，中国每年进口鸦片的数量维持在15吨左右，而到了1773年，这个数字有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势头，达到了75吨。而到了1820年，竟然升至900吨。
　　这期间英国政府处于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
　　1773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时而为之，但是他们随即选择了阻止。因为这种非法的贸易影响了他们在中国正当的茶叶贸易。为此这家公司设在广州的代表处曾经向新的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发出请求，停止从印度的鸦片贸易。后者在1773年表示同意，他说，鸦片是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需，不应该被允许。
　　但是随后，这位英国绅士的理想主义很快让位于财政和政治上的现实需求。白银已经在美国的革命中消耗一空，而那时西班牙与反叛的殖民地结盟，英国人再也拿不到可以变通的货币购买茶叶。
　　在哈斯丁斯禁止鸦片贸易十年后，他开始矛盾的放开了鸦片贸易。1782年，他允许用两艘船出口了3450箱违禁鸦片。其中的一艘到了澳门，而那时候鸦片在中国还找不到热切的买主，这个国家还没有上瘾。而这个上瘾过程只用了15年，18世纪的最后十年，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到了19世纪初，英国每年开始向中国出口的鸦片达到了4000箱，为此后者每年将为鸦片支付250万两白银。
　　在18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中国政府意识到了鸦片的严重性，开始强烈谴责了这种贸易，朝廷的告示写道，外国人显然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和好处，但中国人购买这种毁灭性的毒品，的确可恨可憎。
　　19世纪的前二十年，吸食鸦片上瘾的人数在中国增长缓慢，这一时期每年5000箱的贸易，正好与英国对于茶叶的需求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随后，英国的技术革新彻底打破了这个平衡。前一个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市场上大批机械化棉纺品的出现，剩余产品倾销到英国殖民地印度。为了为不断增加的棉纺品买单，印度人开始疯狂的种植、出售鸦片。
　　一个新的三角贸易链开始形成，在这个英国、印度与中国的三边贸易圈里，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依旧充当着载体，他们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
　　一个新的东亚贸易的旋转木马自此启动，也随后拖垮了中国。
    茶的战争
    1793年马戛尔尼爵士，带着乔治三世的使命出使中国，他希望在北京建立英国使馆，以便英国船只获准在广州以外的港口停靠。在当时，广州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允许外国船只停靠的港口。这个人满为患的地方，让英国人感到局促，他们试图打开更广阔的中国市场，以便销售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剩余价值。
　　他们甚至打算为此放弃不道德的鸦片市场，他们授权马戛尔尼爵士可以终止英属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贸易。前提是中国打开大门。
　　马戛尔尼的东方之行最终因为一套滑稽的客套礼仪而破产。公使团一行花费了8万英镑，中国也丧失了最后一次主动开放的机会。马戛尔尼两手空空的离开中国时，对这个国家做出了片面的评价，他认为这个帝国老迈、疯狂，已经漂泊无依，最终将在岸边撞成碎片。
　　25年以后，1816年第二任英国公使安赫斯特再度访华，他依旧在礼仪的问题上碰了钉子。最后，这个英国公使离开中国的时候，甚至没有和中国的皇帝见上一面。
　　这期间，英国驻华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
　　到了1833年，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在华垄断特权，所有的英国商人都可以经营对华贸易了。那一年，出口到英国的茶叶增长了4倍，为平衡茶叶贸易的鸦片也极剧增长，数字一下子飙升到3万箱。
　　这个数量的鸦片对于中国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那两年，武夷茶的出口达到了顶峰。茶叶换回的不是白银，而是鸦片，在中国，鸦片的流通程度已经赶上了之前白银。
　　1840年的那个4月，部分中国人试图中断那个不道德的鸦片贸易链条，而他们看到的也只是贸易链条中的一部分。英国人对于中国茶的兴趣已经成为习惯，而他们手里当时仿佛也只有鸦片能够维持这种习惯。英国货在中国依旧没有市场，这仿佛更是关键。
　　在第一场春雨后，茶农们忙不迭地将最鲜嫩的三片茶树叶子摘下，一场战争也自此打响。

李大苗

这位王刚，把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搞到了一起，就对华贸易而言，两者不仅不是同一国度的公司，也不是同一时代的公司。前者，也就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中国瓷器的行销者，对中国的茶叶没大感兴趣，后者，即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中国茶叶的行销者，对中国的瓷器没有太大的兴趣，除作为极端的工艺品而买卖少许外。

在十八世纪的头一年，也就是1701年，德国人就开始制造瓷器，十年后达到规模化生产。大约在同时，或者稍许晚一些，印度的果阿和加尔各答附近也开始生产瓷器。

1800年之后，英国人就开始在缅甸雇佣中国农人种植茶树，试种还算成功，但规模种植时就失败了。因为是私人行为，故细节不清。但1830年代初，英国人在印度规模化种植茶叶成功，到鸦片战争时，也就是1840年，中国的茶叶，其实也就是福建的武夷山地区的茶叶，红茶而不是中国人最喜饮用的绿茶，对英国人说来，已经不是如以前那样重要。再过十年，英国已经无需从中国进口茶叶了。

老木匠

19世纪以前世界远洋贸易本身，都是从嗜好品、奢侈品贸易开始的，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性”一句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