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图：1948年国民党币制改革内情

李旧苗

1948年，蒋介石集团不仅在军事上败局已定，政治上危机四起，财政经济也面临崩溃的边沿，只能靠溢发纸币来维持，法币已经彻底崩溃。在此山穷水尽之际，继孔祥熙、宋子文、贝祖淞、张公权后，蒋介石想起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人物——王云五
　　王云五(1888—1979)，广东中山人。曾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期主持商备印书馆，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主持各种辞典、丛书、文库的编撰。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
　　在“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当上了“总统”。5月，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调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
　　蒋当时对翁文灏说：“军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助协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
　　这样，王云五就站到了当时经济舞台的中心。
　　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包括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历来操纵在宋子文和孔祥熙之手。这中间，偶然由俞鸿钧，张公权等跑跑龙套，几乎无一例外。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的金融学家。他任财政部长，各界很惊奇，一时报界对他冷嘲热讽。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会要他去当财政部长？
　　王云五的一惯政治倾向，使得蒋介石愿与这位“社会贤达”合作。随着商务印书馆的发展，王云五在全国知识界和工商界名声大震，地位日升，并且日渐步入政界，他利用各种机会表示政见，拥护蒋介石及其政府，1937年7月在出席庐山谈话会上，表示信任蒋介石，要求指示如何“尽量贡献其力量”。抗战期间，王云五在参政会内替蒋介石说话出力，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蒋介石也特别器重王云五，曾派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及陈布雷向王云五慰问，并表示对商务营业可给予巨款资助。当商务印书馆向四联总处借款三百万需有保人时，蒋介石特准由王云五以个人资格替商务馆作保。以后王云五更加忠实地追随蒋介石，吹捧蒋介石，帮助蒋介石摆脱困境。
　　王云五对经济工作也并非完全是外行，对于王的特殊能力，蒋也抱有一定幻想。在商务印书馆时，他采用从西方学来的科学管理法，卓有成效，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成功的出版商。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他负责预算，悉心研究过财政，熟悉蒋介石豪族政府的财政问题，他一再主张以改革币制为手段来稳定物价，并对币改问题作了一番准备性的研究。所以他说他为币制改革准备了两个月时间是事实。金圆券失败后，王云五虽然遗憾，但并不后悔，甚至还“沾沾自喜”引以为豪，恐怕原因也在此。翁文灏奉蒋介石之命邀他出任财政部长时，他坚持不受，后终使他改变主意，除了人情难却之外，就是考虑到币制改革，他“妄想假使在我掌握财政之时，能够达到此举，则纵然牺牲一己与变更决心，亦所不惜”。
　　与王云五一样，蒋介石本人也对法币彻底失望，希望能够对币制进行彻底改革。翁文灏组阁后，蒋就对王云五和俞鸿钧作了改革币制的指示。
　　俞鸿钧很快拿出了中央银行的币改方案：在内战激烈进行中，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法币基础虽然动摇，估计还可以维持一年；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财政收支差额太大，税收不能及时入为，建议继续以法币为流通货币，同时另外发行一种称为金圆券的货币，作为缴纳一切税收和结算进出口贸易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这样税收和结算的拖延时日就不会随法币的日益贬值而受影响。根据当时估计，采用这个办法可以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
　　币制改革，蒋介石看中金圆券
　　但是蒋介石马上否决了这个方案，认为此方案不能应付当前局面。这是因为他知道此时他的新任财政部长也没有闲着。实际上，早在王上任之前，就向蒋透露了自己的币制改革腹案：“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和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以代替法币。以政治力量来收兑或收存全国人员所持的金银、外币，实行管制经济，在全国设若干管制督导负责执行。”
　　果然，王云五亲自草拟了“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外收支的联合方案”。在起草过程中，王云五高度保密，除了蒋介石指定参与研究的几个人之外，一切均为自己动手，最后，上到蒋介石，下到公布前所需译文的翻译，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只有十一人接触到金圆券计划。他还颇为自负，当次长徐柏园建议可将方案给某金融专家看一看时，他不客气地说：“无需如此，我读的书比他多。”
　　王云五的方案的最大特点是：用政治高压手段来推行金圆券，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兑所有的金银外币。蒋介石希望金圆券发行后，能彻底改变混乱的经济状况，重演当年法币推行成功的一幕，为内战补充大量军费。
　　1948年的7月底，蒋介石电邀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上莫干山，并派专机去接。说是商讨币制改革计划，实际上是蒋介石宣布自己的决定：“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既然蒋已定调，所以当蒋询问对此方案意见时，他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声。王世杰附和说：“王云五部长所拟定的方案极为妥善，时不可失，必须由总统下最大决心，大力实行。”翁文灏说：“在这个艰危紊乱的时期，改革币制没有多大把握，但财政实非改革和整理不可。”翁对王云五所拟方案，曾交刘攻芸、严家淦等加以研究，认为可行，翁也就表示赞同。
　　发行的新币需要印刷，这是需要时间的，决不能太长。被否定了方案的俞鸿钧只好顺水推舟。他料到这一环节的重要性，在八月初他就通知发行局长梁平，告诉他要发行新币，要他准备二十亿新币，突然听到这一消息，梁自然急得要命，这一点时间怎么来得及，幸亏他想起了抗战初期在美国钞票公司打印了二十亿元林森像的钞票，都是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小票面，由于运到国内已经不值钱了，一直没有发行。林森像的钞票在国内还从没有发行过，临时拿出一批存货应急，事先用飞机密送各省分支行，就可以作为第一批金圆券上市，实际上这批钞票边金圆券三个字都没有印上。
　　有了这一预先的部署，当蒋介石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是否赶得上时，他很有信心地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说这样很好，吩咐各人先行分别准备，等候决定。
　　隔了不久，翁文灏接到蒋介石由庐山打来的电话，说决定实行金圆券方案，吩咐转告有关机关准备必要的文件，等他返京提出后就立即公布实施。到了中常会开会时，蒋介石提出金圆券方案，孙科发言力表赞同，就此通过。
　　当王云五的方案得到蒋认可时，立法院还没有休会，王就授意徐柏园到立法院货币小组会上再三要求授权财政部改革货币。货币小组的召集人刘建群(复兴社头目之一)等人坚决予以拒绝。实际上，蒋、王本来可以利用“宪法”上“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关于“总统在立法院休会期间得以命令执行之”规定，不必经过立法院的通过。其所以再三要求，无非想在事后封立法委员中反对者之口。不料碰了钉子，以后金圆券的发行，只好偷偷摸摸地以“总统令”行之了。
　　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宣布实行金圆券总统令：
　　“兹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规定，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颁布财政经济处分令，其要旨如左：(一)由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发行之法币及东北通券。(二)限期收兑人人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三)限期登记书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基于上面要旨，特制定：(一)金圆券发行办法，(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与本令同时公布。各该办法视同本令之一部分，并授权行政院对于各该办法颁布必要之规程或补充办法，以利本令之实施。此令。”
　　21日，蒋介石又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理督导员，王无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管理督导员，霍宝权协助督导。
　　上海是蒋政权发行金圆券掠夺金银、外币和管制经济的中心。方案公布后，蒋介石立即电邀上海的党、政、军、金融、经济各界的头目前往南京，当面吩咐务必切实执行。
　　盲目乐观，黄元彬警告被搁置
　　金圆券发行之初，国民党政府曾极力宣传这次改革是经最深切的考虑，下了最大的决心，一些人士也对王云五表示好感。于右任夸奖他魄力大。刚从美国归来的傅斯年写信给王云五：“此事关系到国家之生存，非公之无既得利益者不足以为此。卓见毅力，何胜景佩。我是向来好批评而甚少恭维人的，此次独为例外”。一些报刊更是连声欢呼国民党从此有蒋经国和金圆券这两张救命王牌。
　　但是更多的人士看出了金圆券的致命之外，不同意王云五蛮干。经济实业界人士认为发行金圆券，从币制发展角度上讲，是历史的倒退，从具体做法上讲，是很背人心的。
　　不少政府高级官员也很有看法，财政部钱币司司长、上海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奄，在金圆券发行的第二天由翁文灏、王云五等人召开的会议上就指出这次币改有不少矛盾之处。八月二十日宣布实行金圆券那天，在陈光甫招待留沪立法委员的宴会上，曾为财政部拟定无限制兑现金本位方案的黄元彬赶到，作陪客的有吴国桢(上海市长)和俞鸿钧。吴、俞同声询问黄元彬对金圆券的意见，黄元彬说：“在法币丧失币值，人民对钞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又当内战紧迫的时候，改革币制的机会早就错过。金圆券的办法权以政治力量来施行不兑的货币，更加危险万陪。一旦发行数量超过市面流通必需量，必定导致突破政治力量，不过几个月就要崩溃了。”俞鸿钧说：“我因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与你从前所拟无限制兑现的金本位方案相反，在莫干山会议时，尽管在职务上必须报告印存新币的数目，但在政策上还是反对。在庐山会议上，总统开始就表示事在必行，我就不敢讲话了。”吴国桢却破口大骂王云五，什么乌龟王八蛋的话都出口了。吴还说如果要他作什么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他宁肯连市长都不干。
　　蒋介石心里也没有底。金圆券方案实施后第五天或者第六天，蒋介石“召见”卢郁文、陈博生、黄元彬共七位立法委员。蒋一开始就问黄元彬对于金圆券方案的意见。黄元彬立即说：’我向‘总统’保证，金圆券不过几个月一定崩溃。”蒋大为吃惊，反复追问了一些疑点。蒋又问现己公布实行了，还有什么挽救的办法。黄答：“现在在无法中想办法，只有一边准备一边挽救的一条路。第一，必须立即停止收兑金银和外币。这些金银外币留在人民手上没有大危险。反之，放出大量金圆券却危险极大。这无异于把死老虎收回来锁住而把活老虎放出去。第二，必须立即改为无限制兑现。实际上在发行额未超过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前，商民不会来兑现。英国过去的金本位制，对于市面流通必须量的限度以内的发行，向不设置准备金。第三，必须立即向美国交涉，按照美军法币垫款当时的法币外汇市价，按月讲算兑换率，要加扩建款的黄金、外汇，或用其它方法筹借三、四亿美元的黄金、外汇，连同国家银行所存还有三亿五、六千万美元的黄金、外汇。共约有七、八亿美元的准备金，还可勉强维持一定时期的货币稳定。如果照金圆券方案全凭政治压力，只有加重人民不信任政府新货币的心理，发行数量即使在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内，人民也以去币存物为利，各地物价一定突破政治力量的控制。这是没有丝毫疑问。黄元彬讲完，蒋介石又问其他立法委员的意见。记得只有卢郁文和陈博生说话，同意黄元彬的看法。蒋最后要黄元彬用书面详细写出，第二天早晨转交给他。
　　金圆券发行后几天，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物价被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利息降低并收兑了大量的金银外汇。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蒋经国在上海方面施行了铁血手段，他宴请上海金融工商各界巨头，板起面孔来说：“现在我奉命严格执行金圆券的法令，一定贯彻到底。座中诸位都是我的世伯世叔，希望保留情面……”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在金圆券发行初期说：“明知金圆券就要崩溃，上海银行所存黄金也要送往中央银行。”吴铁城也说黄金送到中央银行就等于没收，可是不送恐怕要受徒刑。
　　王云五兴高彩烈在立法院宣布币改成功。9月20日，他去美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及世界银行第三届联合会，又吹起“国际牛皮”，说他对金圆券的成功感到意外，对金圆券的前景表示乐观，认为只要物价停留在低水平上，金圆券完全有信心取得成功，他保证无论如何将使财政局面一年不出问题，直到1949年底，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暂时松了一口气，黄元彬写的文件自然就被搁起。
　　然而，10月9日，王云五从美国回来时，金圆券已经崩溃了，他还想垂死挣扎，拟具挽救方案，但翁文灏不敢了，于是局势一泻千里，金圆券迅速贬值。
　　各种传言不径而走。有一天，吴铁城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约二十多位立法委员聚餐，参与者大部分是孙科任立法院长时期的旧人。见黄元彬进入时，他拿起黄元彬送给蒋介石的那份文件的草稿，立即问道：“是不是你当时向总统说过，金圆券不崩溃，就砍你的头？”黄元彬答那是误传，他只保证几个月必会崩溃。吴说：“当时中央秘书处把你的原稿送给蒋看后，吓得他的脸都发了青。黄元彬向吴索回原稿，吴笑着说：“这个文件已经成史上的文献，你收不回去了。”他又说，蒋决定撤换王云五的财政部长，但翁阁仍然继续下去。又过了十几天，蒋介石却密叫孙科进行组阁，王云五并没有单独撤换。
　　美援失望，金融风暴席卷全国
　　金圆券政策的失败是有一个过程的。
　　王云五在考虑币制改革时，是以能得美国的帮助为前提的，他之所以冒险主持发行金圆券，无疑是极大的希望于美援，希望能争取5亿美元的贷款。
　　在金圆券发行的关键时刻，王云五不顾劝阻去美国，除了参加会议就是去争取美援，至少在美援未恢复前，能先在国际货币基金会上谋求贷款。10月4日，他在华盛顿称国民党政府每年入不敷出约有百分之三十，以后二、三年内需5亿美元。他还会晤了美国财政部长，但毫无结果。后来蒋介石又派宋美龄去美国向杜鲁门呼吁援助，也被拒绝。美国认为，现在国民党局势恶化的速度，除实际调用美军外，任何大量的军事援助，都于事无补。这对视美援为救命稻草的国民党人，在心理和实际上都是沉重的打击。为此，国民党以后一直耿耿于怀，怨愤在心：“大陆之沉陷，其主要原因为中国财政经济之崩溃，其主要原因为美元不至……美国外援数字如此巨大，而对于战后中国五亿美元临时贷款之诺既食之于前，十二亿美元长期贷款之请搁置于后”。假如当初王云五得知“友邦”美国政府”之“意气用事，目兴短小”，怕也不会如此大胆发行金圆券了。
　　没有美元这支强心剂，王云五眼看着自己的“妙计”一个个破灭。
　　王云五方案规定金圆券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可是，到了11月11日，行政院不得不决定“金圆券发行总额另以命令定之。”因为在此以前，俞鸿钧已两次电请财政部在限额20亿元以外，每次增发五亿元。接着孙科登台，徐堪任财政部长。俞鸿钧随后在11月27日、12月6日、12月19日又三次请增发每次10亿元；12月下旬两次请增发共60亿元。1949年1月刘攻芸继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请增发一百亿元，2月请增发350亿元，3月请增1600亿元，4月增13000亿元。截至5月4日止，金圆券发行总额已达到98041亿元，5月18日达到294722亿元。仅仅九个月，金圆券就几乎等于废纸，在世界货币史上可算是最短命的货币了。
　　按照原方案，中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该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依照兑率折合金圆券出售，由当地官署严格监督执行。1948年9月份的批发物价指数比8月涨高百分之七点四。如就地区来说，截至9月4日止，即在金圆券发行的第十五天，汉口物价涨高百分之二十一，重庆涨高百分之四十，广州涨高百分之八十三。这就是说，时间仅仅半个月，物价已经不是政治力量所能管制的了。同年10月，物价的批发指数比8月涨高百分之三十五点六，如按地区，当然更高。11月高涨到十七倍半，12月涨到三十二倍半。1949年1月涨到八十五倍七，2月涨到八百三十四倍，3月19日涨到二千九百倍。单就上海批发物价来说，到4月15日，竟涨高达六万二千七百一十九倍。后来，国民党政府逃往广州，全部金圆券的灾难都加在广州、重庆等都市的人民身上。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各地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早已冲破了官价。8月23日，金圆券发行后的第三天，天津美钞的黑市是每元换金圆券四元一角八分，24日又跳升四元三角五分。广州美钞黑市地在24日起超过官价。重庆黄金黑市在9月2日每两超过官价30元。汉口黄金黑市在9月6日每两超过官价25元。广州、汉口黄金黑市在9月2日以后突破了官价。到了11月1日，各地金银、外币的黑市都超过官价的五倍以上。这天，行政院只好又颁布“修政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把金银、外币的兑换率一律提高五倍。不久金银、外币的黑市和物价一样狂涨起来。1949年6月25日，行政院规定银元一元等于金圆券5亿元。而四川省政府早在同月12日宣布银元等于金圆券七亿五千万元。21日重庆银元的黑市，一元就等于金圆券25亿元。法币在金圆券发行前夕，还只要六百万元换银元一元，比起金圆券的崩溃情形，也算小巫见大巫了。西北各省、广东、广西、贵州等省的各县市这时已经发生拒用金圆券的事情。金圆券终于随着蒋政权的覆灭完全崩溃了。
　　功不可没，王云五为蒋去台湾搜刮到两亿美元
　　此时，立法院对金圆券政策始作俑者的鞭笞纷至沓来。作为主持人和发起人的王云五在币制改革中的卖力，除了蒋经国可相比外，别无二人。然而和蒋经国一样，他也很孤立，很不得人心。他刚从美国回来，在立法院就金圆券作报告时，就受到六七十位立法委员的猛烈攻击。以后几次会议他不敢再露面了，将自己起草的文件交给翁文灏去宣读，也同样逃脱不了强烈的反对。解放后，翁文灏回忆道：“王云五在官僚群中是孤立的(孔祥熙责怪他打毁法币，其它各派也不要他，上海银行家都看他不起)，所以到了相当阶段，王被迫辞职”。
　　在金圆券政策彻底失败，翁文灏、王云五成为立法院弹劾对象时，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在立法委员们面前发表了两句“名言”：“军事本来不会垮，被立法委员们闹垮了；金圆券本来不会垮，也被立法委员们闹垮了。”
　　后来，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失败归于经济的崩溃，甚至直接归之于金圆券。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这样说：“到了第三任行政院，于37年8月，乃采取了金圆券改革币制计划，以致币信每况愈下。于是共匪乘机大肆其反动宣传，煽惑人心，动摇社会。尤其对于各大都市的金融与经济，施展其有形和无形的各种破坏手段，最后影响了全国金融紊乱，物价的波动，乃使通货膨胀的趋势益加恶化，而无法遏止。于是军公人员的生活更见艰苦，而军执风纪就不能保持其抗战时期的水准。我们反共斗争就所以遭致失败，这实是其最大原因之一。这一失败，无论是主观上的错误，或客观的情势所造成，都值得我们重加检讨和警惕的。”他忘了，是他听了王云五的“妙计”才决定发行金圆券的。
　　不过，蒋介石集团也确实通过金圆券发行，搜刮到大量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之始，当时规定只发行20亿，10月11日即改为无限额，可以不断增发。到11月10日，发行量就超过20亿元的限额，12月底已超过80亿元，1949年1月，突破2000亿，4月达51600亿元，5月底竟达637458亿元。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额到1万、10万、最后竟出了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而社会各阶层，从富商大贾到平民百姓，都被蒋介石集团用金圆券狠狠敲了一笔。蒋介石集团搜刮到的金银外币，据翁文灏说价值2亿美元。没有这2亿美元，就象王云五日后所说的那样，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点而言，王云五对蒋介石真是’功不可没”。
　　尽管王云五使蒋介石演砸了关键一出戏，但对王在1948年国民党内部众叛亲离之际能挺身而出，蒋是没齿难忘的。逃到台湾后，王未遇大难，蒋让他先后担任了行政院设计委员兼政制组召集人、“总统府”国策顾问、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考试院副院长、公务人员高级考试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兼国财产审计委员会主任，一度还代理过“行政院”院务。

李大苗

评判金圆卷的发行，应以1949年1月为截止。若此前还可以称作“内幕”的话，之后的事情只能论作“外幕”了。淮海战役终结，就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也就是上海及周边，包括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已于覆巢之下，所有人都可以从历史知道，长江从来不是可以割据的天堑。换另一个视角看，1948年底，金融货币已经不是南京政府的亟对的要务了，拿此后的货币数字说事儿，或者拿此后的通胀指数说事儿，没有任何可资分析的意义。

ys1937

**

    1948年九月，我考进东吴附中。
    一天上午（大约是周二），课间，办公室来人找我，到办公室，见一位长者，自称是我父亲（在台大）的朋友，正好到苏州来，应父亲之请，带来了金元券六十元，说明是给我祖母看病用的。
    其时，正是限价之时，印象很深，大米二十元一石。也就是说，父亲寄来了大米三石。
    东吴附中的规矩，住宿生平时不得出校门，要到周五下午才可出门。我其时年幼，不懂事，因此，把钱放好，想等周五再送到亲戚处，请他们代送乡间给母亲。
    不意，正好碰上限价失败，等周五带钱到亲戚处时得知，这六十元钱只能购大米一石了。
    ……

李大苗

    1948年九月，我考进东吴附中。
    一天上午（大约是周二），课间，办公室来人找我，到办公室，见一位长者，自称是我父亲（在台大）的朋友，正好到苏州来，应父亲之请，带来了金元券六十元，说明是给我祖母看病用的。
    其时，正是限价之时，印象很深，大米二十元一石。也就是说，父亲寄来了大米三石。
    东吴附中的规矩，住宿生平时不得出校门，要到周五下午才可出门。我其时年幼，不懂事，因此，把钱放好，想等周五再送到亲戚处，请他们代送乡间给母亲。
    不意，正好碰上限价失败，等周五带钱到亲戚处时得知，这六十元钱只能购大米一石了。
    ……
ys1937 发表于 2010-8-3 19:29

王云五犯下的一个极度低级的错误所致。

查到的数据说，“法币发行额高达664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47.4万倍”，这的是，法币最初发行的数字是14亿。当年最初决定法币发行的数量是20亿，实际上没有发到这个数字，只是发行了预定数额的70%。

当年开始发行法币时，也就是1925年币制改革，取消银元实行法币时，法币的币值与英镑挂钩，折合成黄金的话，1法币等于0.208912克黄金，也就是0.208912克含金量。金圆券的发行是直接的法定含金量，金圆券每一元为含黄金0.22217克，比当初的法币含金量多约10%。

按照这样规定的含金量，若全部收回累计发出的法币，只需要不到13亿的金圆券。然而，《金圆券发行办法》却规定说，金圆券比法币为1:300万，按照这个比率，收回累计发行664万亿法币，只需要2亿金圆券。

注意，上述没有考虑的因素有：1，1948年黄金与白银的比价不同于1935年；2，1935年发行法币时东北在日本治下，1948年发行金圆券时，至少包含了部分的东北地方；3，除却东北外，1948年国民经济总量也大于1935年的时候；4，以及事实上的地方割据，1935年及1948年。等等。

这样，若按照定下的含金量与对美元的比价，至少应发行13亿金圆券；然按照了对法币1:300万的比价，只发行了2亿金圆券，就全部收回了法币。金圆券的实际价格远高于既定的含金量，所以，必须大量增发金圆券才能回归其标定的含金量或标定的对美元的比价，通胀也就成为即刻发生的必然，一旦精明者察觉其中的漏洞的话。

而金圆券的崩溃也就由此骤然启动……

ys1937

    按照这样规定的含金量，若全部收回累计发出的法币，只需要不到13亿的金圆券。然而，《金圆券发行办法》却规定说，金圆券比法币为1:300万，按照这个比率，收回累计发行664万亿法币，只需要2亿金圆券。
李大苗 发表于 2010-8-3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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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个外行又外行的问题，大苗莫笑歪嘴！
    按大苗说法，那如果当年规定的不是一比三百万，而是一比四十万，就不会出现那种物价飞涨的事了？

    其实，到1948年，老蒋的败像已经是处处皆见了。
    俺当年就是小孩子，也看得出来，这种“大势”，长不了了。

邱晓云

按大苗说法，那如果当年规定的不是一比三百万，而是一比四十万，就不会出现那种物价飞涨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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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等于货币发得少，物价自然会涨得少。当然后面再增发。物价还是要涨。

邱晓云

按照这样规定的含金量，若全部收回累计发出的法币，只需要不到13亿的金圆券。然而，《金圆券发行办法》却规定说，金圆券比法币为1:300万，按照这个比率，收回累计发行664万亿法币，只需要2亿金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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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通胀预期造成了货币流动速度加快，货币量越来越大，总货币所值黄金或外汇不是不变，而是反而缩小，这时货币当局就傻眼了：物价飞涨，军队公务员之类必须加薪，加薪钱没有来处-----高速通胀时，所有的税收收入都会延迟------晚缴等于少缴嘛，印钞吧，加印两倍，物价就涨三倍，饮鸩止渴，物价就越跑越快，最后脱力而亡。

邱晓云

民国政府是在1944年下半年，物价上涨速度开始超过发钞速度的，本来抗战胜利是个很好的机会，结果在兑换沦陷区伪币时，对沦陷区执行了惩罚性的兑换比例，使上海物价由跌转升，从此不可收拾。比较一下西德合并东德，东马克对西马克一比一，避免了通胀，还买住了东德的人心。

ys1937

按大苗说法，那如果当年规定的不是一比三百万，而是一比四十万，就不会出现那种物价飞涨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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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等于货币发得少，物价自然会涨得少。当然后面再增发。物价还是要涨。
邱晓云 发表于 2010-8-4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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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请教：如不论增发，一比四十万发得要比一比三百万多七倍多的钱。
    怎么说是“货币发得少”呢？

李旧苗

王云五与荒唐的金圆券币制改革


王作化




    众所周知，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于1948年8月在全国实行币制改革，强行收缴金银外币，发行新货币金圆券。这场史无前例以搜刮民脂民膏为宗旨的币制改革短短10个月便彻底失败。它不仅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最后也加速了国民党经济的崩溃和在大陆政权的覆灭。这场荒唐短命的币制改革与当时的财政部长、一个名叫王云五的社会名流紧密相关，它的出笼前后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逸事秘闻。
    受命于“危难”之时，欲替“党国补天”
    王云五是今天大多数人都非常陌生的历史人物，然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却是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著名社会贤达，也是金圆券币制改革策划和推行的始作俑者。
　　王云五，原名之瑞，后改字云五，号岫卢，1888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县。自幼家境贫寒，11岁才进学校读书，14岁在五金店当学徒。后刻苦自学入上海“同文馆”学习英文，19岁在上海中国新公学任英文教员，胡适、杨杏佛等人皆是其学生。1912年在孙中山总统府做秘书，不久受蔡元培所聘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长、教育厅长等职，并在北京创办《民主报》。1921年经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1930年出任总经理，其间编译出版多部大辞典，并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成为当时出版界的社会知名人士。
　　抗日战争时期，王云五在政坛上日趋活跃。1938年，他以社会贤达和文化界代表进入政界，担任国大代表和国民政府参议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先后任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一跃成为国民党政府大员，完成了他由学徒到政客的人生转变。王云五虽于早年加入国民党，但因在1927年党员登记时未办手续，此时成了一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但其言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他在参政会上曾多次极力支持蒋介石的各项反共政策，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议，王云五便跳出来无端指责中共开了“恶例”，因而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器重。鲁迅先生生前曾评价此公：“工于心计”，“城府很深”。
　　抗战结束不久，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休养生息的民意，很快就穷兵黩武发动了对中共解放区的全面内战。然而这场不义之战仅开战头两年就损兵折将达264万人，占全年总开支75%的战争支出，消耗了大量的金钱与物资，致使生产萎缩，物资匮乏，整个财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民党政府1935年第一次币制改革所发行的法币，到1948年初的发行额已高达战前的47万倍，而物价却比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内战要继续打下去，没有金钱支撑万万不行，美援虽好，可山姆大叔也不愿赔本把金钱扔进蒋介石毫无成果的无底洞。无奈之下，国民党政府只得自己想办法“挖潜”补洞。
　　为挽救日益恶化的财政经济危机，强力搜刮民脂民膏用于“戡乱战争”，国民党政府相继采取抛售黄金回笼法币和管制外汇等措施，力图挽救经济颓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行政院宋子文、张群内阁相继被迫下台，由学者从政的翁文灏继任行政院长。1948年5月，经翁文灏等人推荐和蒋介石首肯，王云五以“社会贤达”身份出任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政”后的第一届行政院财政部长。
　　王云五上任伊始，面对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经济形势，决心抱着“替党国补天”的思想，在全国进行新的币制改革，取消流通已久的法币，改为发行新货币——金圆券，幻想能像抗战前1935年币制改革那样较为成功地整顿经济。经过精心准备，他亲自秘密起草了一份《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交与行政院长翁文灏。翁对于财政金融并无专业知识，只得病急乱投医地采纳了王云五的建议，两人一同于7月7日面呈蒋介石定夺。
　　王云五的“补天”发明使早已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喜出望外，他在审核报告后认为：“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在对王的改革方案大加赞赏的同时，蒋介石还亲自打电话指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协助对方案认真加以研究，制定出具体实施办法。8月19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专题研究币制改革相关问题，并破例邀请不是国民党员的王云五到会作币改方案的说明。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明令在全国取消法币实行金圆券币制，限期兑换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对于王云五炮制的所谓币制改革，国民党内外许多明智人士均持反对意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在得知金圆券方案后，就公开大骂王云五是乌龟王八蛋。就连蒋介石十分信任的著名银行家张公权也数次面谏蒋介石指出：发行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或外汇准备，如不减少预算支出，新币必然贬值；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20亿限关；人民若对新币不信任，势必弃纸币而藏货品，后果将不堪设想。但走火入魔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这位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政”后的首届总统已把实行金圆券币制改革看作是当时挽救危机的唯一出路，他甚至发表讲话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
    强制推行币改，上海“闹剧”四起
    8月20日，王云五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身份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外界公布实行金圆券币制改革。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准备和发行。为使金圆券顺利登台，蒋介石与王云五还在莫干山主持召开了由国统区财政和工商界、金融巨头参加的特别会议，蒋介石亲自发表讲话，希望经济巨头们鼎力支持币改法案。然而与会者心知肚明，金圆券虽规定有含金量，但既不能兑现，又是在国库空虚、无任何硬通货垫底和实物担保情况下匆忙发行的，而且发行额也无限制，其后果可想而知，用金圆券挽救危机不过是国民党政府的一相情愿而已。
　　金圆券发行之初，普通老百姓在“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的高压下，只好将所存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而深知国民党政府经济危机底细的工商、金融大资本家就没那么乖顺了，谁也不会把自己的财富白白送进国民党政府的狮子口里，便想方设法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愿兑换。这使得王云五大为头疼，他建议蒋介石劝说不灵就采取强制手段。于是，蒋介石在9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大骂资本家们“自私自利”，“直接破坏政府戡乱救国的国策”，威逼他们必须马上改变观望态度，否则“政府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措施予以严厉制裁”。老蒋这回是说到做到。会议一结束，他马上委派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特派员亲临督阵，以铁的手腕确保币改顺利进行。
　　蒋经国为打好上海币制改革这一仗，一上任就召见上海经济界的李馥荪、周化民、钱新之、戴铭礼等头面人物，胁迫其申报金银外币的存量，限时送交中央银行。周化民和戴铭礼硬抗软磨，蒋公子勃然大怒，抓起电话就要警察局来人将周戴二人拘押，其他人顿时吓得面色如土。事后，周化民很久不敢居住在家，每天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上海煤炭火柴大王刘鸿生对亲信说：“蒋太子满脸杀气，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被迫交出美钞230万元、黄金8000两、银元数千枚。就连曾为蒋介石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赏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此时也不得不交出外汇114万美元。为杀鸡吓猴，蒋经国还把有孙科做后台进行金融投机的上海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囤积居奇”的罪名枪毙，并将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等人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名逮捕入狱。消息传开，整个上海经济界大为震动，不得不按蒋经国的要求就范。
    就在金圆券刚刚强制推行之时，王云五的财政部却突然爆出了币改泄密丑闻，顿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币改方案的出笼是在极度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前后参与方案讨论的只有极少数几个核心人物，所有文件的起草和誊写都是王云五本人亲手办理，就连财政部次长徐柏园都是直到币改前夕才知道顶头上司亲拟的秘密方案。如此严密防范仍被泄露出去了。就在王云五举行币改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文章，揭露有人早已获取国家币改核心机密。此文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王云五首先成为人们评论的焦点，国民党政府许多人怀疑是王指使好友潘序伦等人所为，这使得陷入尴尬境地的王云五有口难辩，便急忙恳求老蒋为其洗刷清白。
　　币改泄密一案也使蒋介石大为恼火，他深恐此案会使金圆券信誉扫地，便急令国民党监察院火速派员去上海协助蒋经国查明真相，限七天破案以正视听。在老蒋的催逼下，蒋经国组织专案组很快就查出了此案系蒋介石的旧友、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公子杜维屏的鸿兴证券所为。9月2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正式逮捕了杜维屏以及巨额股票抛售套汇人李国兰、杨淑瑶，他们交代是受李国兰的丈夫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等人指使干的。陶启明很快被逮捕归案，经过56个小时凌厉的审讯攻势，陶启明终于供出是顶头上司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济从财政部内部公文中得知新的币制改革即将开始，将此消息透露给陶启明等人，陶妻李国兰和其他知情人便连夜赶赴上海大肆抛股套汇。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公审此案，因恐涉及内幕太多，仅对徐百济、陶启明各判7年，对李国兰、杜维屏、杨淑瑶分别判刑7至10个月。为平息舆论，蒋介石随后也将难逃干系的王云五明令予以了处分，使这位“币改功臣”出师未捷马先失蹄，此时只好自认“倒霉”了。
　　为确保金圆券发行后的流通信誉，蒋经国在上海还专门成立了2万余人的“打虎队”，先后查封拘押了一大批从事走私、套取官价外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违法经营公司和大小老虎，就连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也被关进了大牢。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对经济界冲击很大，但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开的扬子公司却利用特权照样我行我素从事违法经营。社会舆论大哗：大老虎不打，则“小老虎死得太冤枉”，“中老虎牢中要叫屈”。杜月笙更是公开揭露扬子公司的违法活动，要求小蒋“一视同仁给予查处”。
　　面对社会压力，蒋经国只好下令查封扬子公司。孔令侃见势不妙急忙向姨妈宋美龄求救。宋美龄便立即要求小蒋手下留情取消对扬子公司的查处，结果双方互不让步，不欢而散。宋美龄一气之下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十万火急地打给了正在收拾辽沈战役残局的蒋介石，接到宋美龄电报后，蒋介石只得扔下指挥棒赶赴上海，一见面就训斥蒋经国“干事太露！过火”，勒令立即停办扬子公司一案，将孔令侃放出息事宁人。此事很快在社会各界造成恶劣影响，使金圆券出笼不久就信誉扫地。皇亲国戚逃离法网，被誉为“打虎英雄”的蒋经国也一夜间背上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代名词，被迫辞职离沪。
    币改彻底失败，王云五转眼成“党国罪人”
    币改法案公布后，根据王云五的建议，蒋介石于21日发布命令，向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北全国各大区分别派出政府大员进行督导，通过铁腕高压手段，迫使国统区人民将自己所有的金银外币送交国民党中央银行兑换成金圆券。到9月底，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地收兑金银外币即达1.6亿美元。为此，蒋介石特让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为加大收兑力度，9月30日，国民党政府又决定将全国黄金美钞的兑换期限再延长一个月，银元兑换期限延长两个月。一位外国评论员说，国民党“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象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
　　币制改革如狂飙一样肆虐整个国统区。金圆券发行仅15天，汉口、重庆和广州的物价就分别上涨了21%、40%和83%。而认定币制改革必将成功的王云五于9月20日赶赴美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在会上大吹其币制改革，以图借此机会谋求美国贷款支持。没想到20天后他回国时，金圆券出现的危机已非人力所能挽救。整个国统区出现的存款挤兑和物资抢购狂潮，导致当时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从早到晚人群鹤立，各米店面铺十店九空，许多地方不得不靠军警维持市面。11月10日，南京爆发大规模抢米风潮，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首都戒严令”。为挽救危机，国民党政府急忙于11月11日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但对缓和局势无济于事，反而在全国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挤兑和物资抢购狂潮。此时的王云五已是欲罢不行欲哭无泪了。
　　随后全国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到1949年4月，上海地区竟上涨了6.3万倍。抗战前1937年4月能买3733石米的钱到此时只能买一粒米。许多老人回忆说，那时上午算好可买5斗米的钱，下午只能买2斗米，第二天就只能买半斗米，到后来连一块肥皂都买不起，就连买手纸也要提上一面袋金圆券；广东一家造纸厂一次竟买进800箱票面100—2000元大面值钞票充当造纸原料。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暴跌速度已远远超过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这一荒唐的币制改革，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黑暗时期，它导致无数老百姓拿着一堆的废纸等死。老百姓痛骂国民党是地地道道的“刮民党”，蒋介石是“蒋该死”。这是王云五在币制改革初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此时已被迫下野的蒋介石为抵制代总统李宗仁，早已把大量黄金美钞运往台湾，李宗仁只得靠不停地印制金圆券挣扎维持，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上海解放时，整个上海城区到处是一堆堆无人要的金圆券。南京、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于1949年6月5日正式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而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虽然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或完全拒用”。其立法院全体要员甚至联署提议向孔、宋两大家借款10亿美元以求共度难关，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王云五的金圆券币制改革出台仅仅10个月就宣告彻底失败。它非但没有挽救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反而加速了国民党经济的全面崩溃和在大陆政权的垮台。王云五也转眼间变成了“党国罪人”，成为遭各方弹劾的众矢之的和中共公布的战争罪犯之一，被迫于11月16日引咎辞职。但蒋介石却利用币制改革闹剧搜刮了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仅在上海一地，就搜刮了黄金110多万两、美钞3400多万元及大量的白银、港币和银元。这为台湾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否则，蒋氏父子在台湾恐怕只能啃地瓜干吃香蕉皮了！就此而言，王云五可谓“功不可没”。
　　1949年，王云五逃往台湾，不久又重操旧业创办了国华出版社。蒋介石也没有忘记这位功臣，于1951年将失意跑到香港的王云五请回台湾，让其先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其间曾出席联合国第十二届大会。1964年，王云五退出政坛，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著有《谈往事》、《王云五新辞典》、《蛐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等书。1979年8月在台北病逝，终年93岁。

李旧苗

1931—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王丹



    一、币制改革政策的颁布
    (一)废两改元
　　南京国民政府首先颁布了废两改元政策。当时的国民党委员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在1933年4月5日的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令里是这样说的“于3月10日起，先从上海施行在案，兹拟自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其是日以前原订以银两为收付者，应以现元银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为了坚决的实行废两改元的政策，宋子文还在这个命令里进行了补充。他说“如有发生争执，各司法机关应将主张以银两收付者之请求驳斥；其在是日以后新立契约票据，与一切交易及公私款项之收付，而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无效，各机关计算书在是日以后仍有银两收付者，审计部应不予核销。拟请交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转行所属，一体遵照办理，以招划一而利进行。”可见，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废两改元的重视，并且对废两改元政策能够顺利的实行和贯彻下去是下了很大的气力。
    (二)施行“法币”
　　在国民党政府颁布废两改元政策后不久，国民党财政部便施行“法币”政策，他们在1935年11月3日的施行“法币”布告里谈到了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的原因。布告中说“自近年世界经济恐慌，各主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中国以银为币，白银价格剧烈变动以来，遂致大受影响，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因之工商凋敝，百业不振，而有资金源源外流，国际收兑大蒙不利，国民经济日就萎败，种种不良状况纷然并起。计自上年7月至10月中旬，3个半月之间，白银流出凡达2万万元以上。设当时不采用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心有外流罄尽之，此为国人所招见者。本部特于上年10月15日施行征收银出口税，兼课平衡税，借以制止资源外溢，但存国家经济命脉，紧急危机得以挽救。顾成效虽已著于一时，而究非根本挽救办法。一年以来，各界人士纷纷陈请政府设法挽救，近来国内通货益加紧缩，人心慌恐，市面更形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心有不堪设想者。”“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施行“法币”政策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第一，世界经济的影响导致国际上很多国家改定货币政策；第二，中国也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并造成了白银大量外流；第三，由于以上两种原因，使得人心惊慌，加上市面更形萧条，因此，很多人希望政府能够挽救这个局面。这就说明了南京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既有主观上的愿望，又有着情非得以的心情。接着，在说完为什么施行“法币”政策后，南京国民政府便正式提出了施行“法币”政策的措施。其内容如下：“政府为努力自救复兴经济，必须保存国家命脉所系之通货准备金，以谋货币金融之永久安定。兹参照各国之先例，规定办法即日施行：(1)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部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2)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截至11月3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陷，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挽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之新钞，并俟印就是一并照交保管。(3)法币准备金以保管及其发行收挽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4)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除银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5)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时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6)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二、国外对币制改革的态度
    (一)积极支持
　　英国此次对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币制改革政策的态度是采取积极支持态度的，从1935年11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的关于支持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的通告中可以看出来。通告中说：“兹根据1925年关于中国之法案第209条之授予权：发布1935年法规第二号之‘禁付现银规例’。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业经命令全国禁止使用现银，并以使用现银，为不合法行为。再查根据1890年及1913年治外法权案，及1925年，关于中国之法案，本大使得订定各项规例，以管理本国人民，使其安居乐业，现在为推行前项中国政府颁布之命令起见，特订定以下规则，凡归本国最高法庭管辖之法人商号及公司，均应遵守毋违。(1)本规例内所称‘人法’。系指居住中国境内或在前述1925年关于中国法案范围内之英国国籍人民商号公司而言。(2)凡个人或与其他英国人民或非英籍人民，共同以现银偿还全部或一部之债务者，应以违法论。得处以三个月以内之监禁，或连带苦工，或处以50磅以下之罚金，或处以监禁及罚金。(3)本规例应名为1935禁付现银规例，按该法令，使英人之债券租约或其他财政契据内之银条款，均属非法。”…通过这个通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通告说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政策予以肯定；另一方面是告诫自己的国民应该遵守中国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政策。由此可见，英国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的政策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英国并不是从心里面支持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政策的。之所以支持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政策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亲英美派，它的种种举动都代表了英美的利益，如果南京国民政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垮台的话，那么势必将对英国不利，加上当时的世界上几个资本主义强国相互之间都有着矛盾，譬如英国和日本之间就存在着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支持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而日本反对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政策的原因(关于日本反对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笔者将在下文中阐述)。
    (二)强烈反对
　　南京国民政府的改革币制消息传至日本后，日本朝野上下之间所表现出的态度与英国的态度恰恰相反，日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政策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政策是不可能取得什么进展的，他们设想了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种种困难。例如，日本驻华军部的一份声明中能看出这一点，驻华军部声明中说：“第一，此次改革之根本缺点，为中国于事前无何等必要之准备，及此次实行并无可以信赖人物之点。第二，在经济的向不统一之中国，遽以强权为中央集权的币制改革，则华北以及长江流域并西南方面情事不同之地方经济情形，其途径将不外趋于自灭。第三，中国此次之改革，为一部分政治家与财阀结托，完全蔑视全国民利益之举措，实为不能容许之错误。因中国国民之经济，原与以政府为中心之经济俨然不可，此两种经济与政权之获取各有自然之途径，而由此次之改革，则使国民团体之经济生活直接与政权成为不可分之局面，设至南京政府政策发生破绽之时，其负担行将转嫁于全国四亿民众。第四，则英国之对华援助能支持至于何时，颇属疑问。若中国改革案内部发生破绽之时，恐英国不能完全继续援助，即使能继续，结局仍不外加重中国人民之负担。第五，此案事前既缺乏准备，复缺乏实行人才，又未得各国谅解，恐早晚数个月之内，必发生破绽，而国民政府此次之处置，乃为最不得已之办法，其后决无收拾之道，已属甚明。”从这个军部声明中可以看出日本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中国的币制改革准备的不充分；其次，中国的国情暂时不适合币制改革；最后，分析了国外尤其是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不能完全支持中国。表面上看来，日本军部的这个声明分析的很有道理；客观上来说，这的确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实际困难，然而，必须在这里说明的是，日本军部把情况分析的这样透彻，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而是为了给南京国民政府造成强大的压力，从而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放弃币制改革的政策。日本不希望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政策成功是有他自己的心里算盘的，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931年，日本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在这以后，发动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事变。因此，日本最不希望的就是中国的种种改革，它最希望也最愿意看到中国继续贫瘠下去。任何只要有让中国强大的希望，都是他们不想看到的。因此，哪怕是一个币制改革的政策，他们都会绷紧神经表示出强烈的抗议。
    三、币制改革的结果
    就像李平生先生所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结果使得银元成为具有强制流通能力的本位币，有利于国内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法币’的施行缓解了当时的金融危机，扩大了货币的流通范围，使得外汇平稳，物价回升，活跃了金融，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复苏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逐步好转。”
　　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政策的施行并不是很顺利的。虽然他的币制改革政策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当时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政策还有着许许多多的缺陷，这也就决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的成功只是暂时的，当时的中国经济还是会走向没落，可以这样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只是“昙花一现”。

李旧苗

天津率先实现新中国币制统一


赵伊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在天津市军管会的领导下，于16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宣告成立，并发行人民币。当时人民革命战争还在继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尚未解放。天津作为近代我国北方经济金融中心和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为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制度，需要尽快在新中国率先建立起统一的、独立自主的人民币市场，需要稳定金融秩序，恢复城乡物资交流、对外贸易，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及时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收兑了金圆券及其解放区的货币；打击金、银黑市；肃清外国货币；统一发行人民币；建立人民币市场。到1949年底天津基本完成了收兑各种旧币的任务，顺利地完成了人民币的统一工作。从此，人民币在天津率先成为唯一合法流通货币。为新中国人民币制度的初步形成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永久载入历史史册的辉煌篇章。
    一、投放人民币，迅速肃清国民党货币，用人民币统一市场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时市场上货币流通极度复杂混乱：有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东北流通券；有解放区发行的晋察冀边区银行钞票、东北银行钞票、长城银行钞票等；还有因受当时通货膨胀影响形成的黄金、白银、外币，特别是多年来使用的银币流通更为广泛。为了使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同年1月16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金字第1号布告，对天津市货币流通办法作出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是全国解放区统一流通之本位币，自即日起为本市一切公私会计交易计价单位。即一切公私单位记帐、结算与经济往来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对其他流通中的货币，根据不同情况作了收兑并禁止流通的规定。
　　首先，对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采取坚决、迅速、彻底肃清的方针。1月16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金字第2号布告，宣布国民党政府所发行之一切货币为非法货币，人民可以拒用。为了照顾人民实际困难，规定处理办法如下：
　　1、持有10万元以上的，准许向海关（或工商局）办理登记手续携运出境，换回物资；2、持有10万元以下的，准许向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各中心兑换所申请登记，开出证件，携运出境，换回物资；3、如商民确因自行携运出境困难，特准予向本市中国人民银行各兑换所或代兑所按牌价兑换人民币；4、凡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和贫苦市民持有500元以下的，取得派驻所在单位军管会的证明，准向各兑换所或代换所按特定优待比价兑换人民币；5、金圆券限于2月4日停止流通，违者严惩。
　　天津自1月17日起规定人民币1元兑换金圆券6元，优待比价为人民币1元兑换金圆券3元。1月22日和1月26日两次调整兑换比率为人民币1元兑换金圆券8元和10元，优待比价未变。在规定的20天兑换期限中，全市先后共设兑换所23个，委托各行庄代兑所196个，国境兑换所9个，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实施并贯彻了“禁止流通，规定比价，限期兑换，坚决排挤”的方针，达到了迅速肃清金圆券的目的。
　　到1月26日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量已占93％，2月4日兑换工作结束，共投放人民币9000余万元（旧币），兑换金圆券4．4亿元。其中市内居民兑换金圆券3．48亿元，其余为外地流入，胜利地完成了肃清伪币工作。在兑换金圆券总额中优待比价兑入的占43．2％，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劳动人民的关怀和照顾。
    二、逐步收兑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
    天津解放前夕，市场上流通有解放区发行的晋察冀边区银行钞票、东北银行钞票、长城银行钞票等。为了适应当时平津战役的需要，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1949年发布的金字第1号布告规定，暂准冀南银行、东北银行的纸币，按人民币1元等于冀券100元，东北券1000元流通使用外，其他解放区发行的纸币不准在天津市计价流通。如持有各解放区的纸币，可向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指定的各兑换所或代兑所按法定比价兑换人民币。其兑换比率按华北人民政府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券1元等于长城银行券、晋察冀边区银行券、热河银行券1000元；北海银行券100元；西北银行券2000元；晋察冀边区银行券加冀热辽字样的5000元。以上各币到1949年3月12日停止兑换。平津战役胜利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15日发出布告，停止冀南银行、东北银行的纸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并限期进行收兑。截至1949年12月止共收兑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5．99亿元。至此天津市场上各种旧币彻底肃清，顺利地完成了天津市人民币的统一工作。
    三、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和私下买卖
    天津解放前，有因受当时通货膨胀影响形成的黄金、白银、外币，特别是多年来使用的银币流通更为广泛。市场上存在着黄金、白银和银币、外币的买卖与投机，这对稳定金融物价和让人民币占领市场都是不利的。1月16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金字第3号布告，规定严禁一切外国货币和金、银、银币计价流通或私下买卖。对持有外币的商民等限于1月31日前向本市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一切金、银、银币允许人民持有，愿出售者可到人民银行兑换。同时，对扰乱市场的投机分子和黑市交易进行有力打击，查缉惩办，坚决取缔。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对金银的收兑采取了“低价冻结”政策，规定以较低牌价进行收兑；对银元规定了适当的牌价积极收兑。采取这样的政策是考虑到，当时物价尚未稳定，如果再拿出大量货币兑换金银，市场将更加紧张，对稳定物价不利，而且金银主要掌握在一部分有钱人手里，它本身又具有价值，暂时冻结在他们手中，对他们无害，对国家则有利。有些职工、农民在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货膨胀情况下为了免受损失，手里也保留一些金、银。对这些人持有小量金银，贯彻执行了党的阶级政策，按适当价格收兑，予以照顾。
　　为了贯彻执行禁止金银计价行使和私下买卖法令，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运用人民政府的威力，加强查缉，对金钞黑市予以清剿。1月底就迫使银元退出了市场，3月底基本割断了金价与物价的联系，消灭了十多年来黄金引领物价上涨的畸形状态。1949年共查获案件68件，惩治罪犯320人，查获黄金818两，白银8325两，银元1367元，美钞11426余元及其他金银首饰。
　　解放前，天津市有金店、银楼172家，他们绝大部分是依靠金银投机活动畸形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已成为我国北方金银黑市的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根据华北区金银管理办法，对金银经营进行了严格管理，规定业务经营范围，只能出售制成品，不得收兑金银和私下买卖。当时金店、银楼的业务不断萎缩，国家又进行了严格管理，金店银楼业已经失去了存在条件，先后由政府帮助，转入其他行业。为满足人民对饰品的需要，1951年5月成立了天津市国营金银首饰店，从此金银首饰业务完全由国家专营。
    四、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1月15日天津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即宣布了禁止人民持有一切外国货币，并“严禁一切外国货币计价流通或私下买卖。凡持有外汇、外币的居民，必须在限期内将外汇、外币售与或存入中国银行”。1949年仅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即收进美钞1303．80万元，港币99．75万元，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货币在天津市场上的流通。
    五、制定和公布人民币汇率
    在稳定金融秩序，建立起人民币一元化市场的同时，天津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将制定和公布人民币汇率的工作交给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为此，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成立了人民币汇率计算组，专门负责人民币汇率制定工作。人民币汇率计算组共有20多名同志，工作分为两部分：15—16名同志负责进出口商品市场价格、进出口各项费用和国外商品市场价格的调研；5—6名同志负责有关人民币汇率计算方法的研究和具体计算，并负责将当日计算结果电告总行和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核准挂牌公布。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向总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提出确定人民币汇率的原则应是：“奖出限入，照顾侨汇”，这项建议立即得到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总行的同意并给予支持。到1953年3月以前的近四年时间内一直作为我国制定人民币汇率的基本原则。
　　最初人民币汇率具体计算方法是：在服从出口原则下有限度有计划的照顾进口及一般物价。验证当时牌价的合理性主要看四个指标：某项出口商品不计利润的比价、某项某出口商品计利润的比价、出口商品盈利百分数和出口商品亏损百分数。根据单项出口商品理论比价的计算，天津中行报经总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审核后，1949年4月18日向全世界公布了首日挂牌人民币牌价为1美元对80元人民币（旧币）。
　　1949年7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作出关于：“外汇价格的规定，应以当时全部出口物资（除统销者外）中大宗的（从价格上看）出口有利为原则。若有少数冷货出口不利，可由国家贸易公司或银行设法贴补，它的基本精神就是为了大力扶持出口，使国家争取掌握外汇，并使内地工厂获得迅速恢复生产的可能”的指示。根据指示精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对初创的出口比价计算方法做了改进。主要是把保证大宗出口有利的因素注入算式之中，并结合当时易货，结汇两种制度并存的情况，及各种出口商品按其价值所占全部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分别计算出易货出口物资加权平均比价及结汇出口物资加权平均比价，最后再求出一个总的出口物资加权平均比价。为了保证汇价对出口有利，根据当时规定允许出口有15％利润的政策，于是在上述加权平均比价基础上加15％，求出标准比价，并以此标准比价来验证当时汇价是否能达到照顾大宗出口商品有利的原则。这种计算方式比最初的出口物资理论比价计算更加成熟，更加合理。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4月，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用这种计算方式在实际工作中，验证了当时汇价的合理性。
    六、积极开展反假人民币工作
    1949年3月市面发现冀钞千元假币，其假票两端有号码，市民对此发生怀疑，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出纳科及时组织宣传队展开反假与宣传工作。7月以来人民币已普遍使用，敌对分子制造假人民币渐渐在市面流行，反假工作更为重要，因此联合各行部处，协同工作，成立专门工作组，加强调查研究，对付假票不仅有了办法，并且有了专门组织负责。
　　（一）进行宣传
　　1949年3月8日出纳科展开工作时组成5个小组，有计划，有步骤的宣传。先到各机关、国营企业、工厂、商店、钱庄等分别指明假票特点。再做普通宣传，到大街小巷，河岸码头，娱乐场所等处作讲]式的宣传。
　　（二）加强对假票的认识辨别
　　为了提高工作人员对假票的辨别力，曾展开多次的集体学习，把各种假票的特点记录下来作为反假工作的参考资料。
　　（三）假票案件
　　1949年基层银行发现伪造人民币有：50元券一种，100元券3种，200元券2种，危害很大，银行部门针对不同情况追辑假币使用者。6月8日根据总行和河北省分行提供情况，经过与公安部门配合，查出天津印制假币地点和人犯等，在半个月时间内将主犯及印制机器等全部查获，追缴了大量假币。同年发生假票案件共35件，涉及金额14.23万元。没收假票包括：人民币、冀南券、北海券、晋察冀券，折合当时人民币共95.88万元。有力打击了制贩假票的犯罪活动。


　　
　　参考文献：
　　[1]《天津金融四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
　　[2]《1949年天津金融年刊》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编《天津近代钱币》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7月。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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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佩服解放后的币制能很快稳定下来。
    不过，还得讲一些小故事：
    1、 币改之初，市场还是比较乱的，说是金银不再流通，但还是有很短一段时间里，“银元贩子”相当公开地在地下市场贩买银元。
    那时，俺住在苏州景德路城隍庙里面亲戚家里。城隍庙外面景德路上，就是银元贩子的“根据地”，一天下午，俺放学回家，就在那里见到了俺的初中英语教师陆先生，他也在手里丁当响地从事这一事业，他可能根本没注意到俺这个小孩子，可俺反而怕得赶紧避开了。回想起来，陆先生可能也是家庭负担很重，不得不以此来养家糊口吧？
    2、 人民币出现之初，物价还是涨得很厉害的，那时的公教人员的工资，不是固定的，是折实计算的，也就是说，把你的工资用实物表现出来，大米几斤、油几斤、……。到发工资时，根据这些“物”的现价计算，发出人民币工资。记得那年还发过“折实公债”，也是把公债的金额以实物结算，否则，物价在涨，谁敢实现金结算的公债呢？
    印象中，这种局面出现的时间不长，很快，银元贩子给武力取缔了，物价也平稳妥起来了。

邱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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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请教：如不论增发，一比四十万发得要比一比三百万多七倍多的钱。
    怎么说是“货币发得少”呢？
ys1937 发表于 2010-8-4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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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仍然发二十亿，一比四十万兑换法币，相比现实情况一比三百万发二十亿，自然等于少发了货币。

邱晓云

法币累计发行六百余万亿，一比三百万兑付，只该发行二亿金圆券，结果金圆券额定发行就是二十亿，等于一次性多发十倍货币，物价哪能不涨？靠小蒋在上海借人头控物价，纯粹胡闹。街坊小说喜欢说杜月笙如何为了儿子告状，牵进孔家，宋美玲施压，以至小蒋控价失败，好像多发十倍货币，可以靠杀人控住物价。实际杜的儿子仍是被判了刑的，小蒋走了，杀人头也从未停止过----------5月26吧？反正是解放前一天，还在淮海路枪毙了六个银元贩子。不多发货币，死的银元如何会涨？政府不检讨自己，却把人民希望保住自己的购买力，当杀头重罪来办，宜乎垮台如此之速。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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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仍然发二十亿，一比四十万兑换法币，相比现实情况一比三百万发二十亿，自然等于少发了货币。
邱晓云 发表于 2010-8-4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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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俺笨得很，还是不明白。
    市场上流通的法币数是一个定量，兑换比价低，就得多发出新币，怎么反而少发了呢？

邱晓云

市场上流通的法币数是一个定量，兑换比价低，就得多发出新币，怎么反而少发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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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币量为六百万亿，一比三百万，要兑付这些法币只需发二亿金圆券，但金圆券首发就近二十亿，两个多月后更开始超发。当然照他的制度，只发两亿确实是不够的，因为他要求人民把黄金外汇都兑出来，这些黄金外汇本来是可以保值的，流动速度低，一换成金圆券，有贬值危险，流动速度立刻变快，物价上涨压力就进一步变大。

ys1937

市场法币量为六百万亿，一比三百万，要兑付这些法币只需发二亿金圆券，但金圆券首发就近二十亿，两个多月后更开始超发。当然照他的制度，只发两亿确实是不够的，因为他要求人民把黄金外汇都兑出来，这些黄金外汇本来是可以保值的，流动速度低，一换成金圆券，有贬值危险，流动速度立刻变快，物价上涨压力就进一步变大。
邱晓云 发表于 2010-8-4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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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是外行胡说，邱先生莫怪。
    俺以为，当年就是定一比三十万，把这二十亿金元券全兑了出去，物价也是压不住的。
    原因很简单，军事上的失利，军事开支的庞大，人民对局面的预期，物价事实上是稳不下来的。
    因此，这根扁担只打在王云五屁股上，是说不过去的，要打，首先得打那位总裁大人的PP。

李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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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佩服解放后的币制能很快稳定下来。
ys1937 发表于 2010-8-4 10:58

进城后，GCD制造的通胀，比GMD厉害得多，镇压也厉害得多，洗劫也厉害得多。

一开始就决定不设含金量，值多少钱，听自己随便。

拿工资的倒是折实了，可发工资的呢，没有折实也不许折实。拿工资的，城里的旧人是折实了，进城的新人呢，给粮食数折钱。

2个月后，资本家就求着把工厂和银行交给GCD，“俺不要了，求你白拿走把”。不成，谁关厂闭门，就派工人抄谁的家。

邱晓云

你说得不错，战争失利，货币流通范围小了，物价也是要涨的，但发得多毕竟涨得多，多发十倍一定比不多发涨得多，这也是不需怀疑的。

李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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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是外行胡说，邱先生莫怪。
    俺以为，当年就是定一比三十万，把这二十亿金元券全兑了出去，物价也是压不住的。
    原因很简单，军事上的失利，军事开支的庞大，人民对局面的预期，物价事实上是 ...
ys1937 发表于 2010-8-4 12:08

分析问题嘛，就要分析究竟有哪些问题，哪出了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