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相：陈云往事

李旧苗

陈云算是党内的一个异数，他不是以军功显赫著称，也不是紧跟某人得宠，在不算是很为重视经济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里却是一直身居高位，遵义会议之前就已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七大、八大这两届中共划时代的大会上，陈云都是以领导集体核心成员面孔出现，等到1978年以后，国家独重经济，陈云更是以其泰斗的资格见重于最高当局。晚年，陈云一针见血提出的“反动会道门”利用人们盲从心理和以健身强体为幌子的危害性，从而，显得独具慧眼和卓尔不群。现在，把陈云的一生某些片断稍做剪裁，以见教于大家。
    （1）陈云和毛泽东。  
    陈云在毛泽东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但是，陈云沉默寡言的习惯很是让毛泽东感兴趣，而且，陈云从来不组织所谓的派系，搞所谓的山头，他是党内工人出身的几位中难得的比较有主见的  
    陈云和康生、王明回到延安以后，王明忙着到处宣讲他的苏联经历；康生则忙着向毛泽东输诚。只有陈云把工作系统向毛泽东汇报，当时，很多人感觉陈云很谦虚、谨慎。毛泽东对刘少奇、任弼时说：“陈云同志不妄言、不虚夸，实事求是，人才难得。”七大上，毛泽东对陈云的组织部长的一段工作非常满意，他夸奖陈云是党的活挡案。
    进城以后，毛泽东逐渐脱离中国实情，开始大搞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陈云不说话，1953年，高岗去看陈云，希望陈云出来说一些刘少奇的事情，陈云拒绝了，他马上给毛泽东打了电话，毛泽东因而在后来的七届四中全会之前，单独指出：“陈云是组织纪律最强的。”当毛泽东头脑发热的时候，陈云和周恩来一道被批判为“促退派”的头子，毛泽东南宁会议反反冒进，公开叫板陈云，陈云除了检讨，立刻声称有病，住院。陈云也是党内身体多病的一位高干，他的几次养病都是在政治的风头浪尖上，毛泽东说：“就只有陈云懂经济？我就不能领导经济？”陈云就此不发一言。
    60年，毛泽东“惹祸”了，此前，他已经说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话表示对陈云的再度关注，而陈云公开回应毛泽东则是：“我这个人其实不是很懂经济，所谓懂得也是一知半解，有一些还是别人吹出来的。”毛泽东请陈云给党内的高级干部多讲讲经济规律的时候，陈云就说：“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论经济的著作其实是很有些经典的东西我们没有领会。”毛泽东听完，点点头。随后，“西楼会议”上，陈云当着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面大讲经济规律的重要性，会议记录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这个陈云在我这里沉默寡言、在你们那里大放厥词，是不是因为我是外行，不足为语啊？”陈云听到以后，又病了。
    1964年，“四清”开始以后，陈云就基本不问政务了，别人说他“躲风”，陈云笑而无语。刘少奇咨询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陈云说：“我是病人，很多时候都是偶尔看看文件，说了恐怕不对，传出去也不好，所以，我还是多看看。”
    1966年，文革开始之前，毛泽东问陈云：“你觉得党内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陈云说：“只要有主席在，大风大浪都不怕。”此后，林彪和毛泽东说：“陈云是不是病的很重？”毛泽东说：“老毛病了。”
    九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亲自出来为陈云、朱德等九人拉票，说到陈云，他讲：“陈云历史上没有变节，经济方面还是懂一些的，右是右了些，可还不是极右！”此后，紧急疏散的时候，陈云下放江西，改名陈元方，后来，当地的人问他为何改名？他笑笑说：“可能是一种教育活动。”问他为何叫做“陈元方”，他说：“我家老大叫陈元、老二叫陈方，我是他们的爸爸，自然就是陈元方了。”林彪死的消息传到江西，陈云只说一句话：“林彪比我小两岁。”他告诉身边的人：“主席很快就会让我回北京了。”大家不信，果然没过多久，北京来电报让陈云回京，陈云走的时候只把他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时候常常坐的小板凳带回去做纪念。
    回京以后，毛泽东见了他一面，是和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人一起接见的，他问陈云：“你的病怎么样了？”陈云说：“还是老样子。”这是他和毛泽东说的最后一句话。   
    1979年，陈云对胡乔木等人说起毛泽东时，他讲：“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身上也有封建残余，有些习惯很不好，说过的话，有时不承认，搞经济工作是外行，不过，全盘否定他就是否定我们这个党，还是一分为二看他的错误。”为刘少奇平反的时候，陈云讲过一句党内流传很久的名言：“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
    （2）陈云和邓小平。
    陈云和邓小平最早的接触就是1952年以后，同在政务院共事，陈云说过：“小平同志是内外兼通、游刃有余。”多次称赞邓小平对于经济是无师自通，邓小平文革初起的时候，被迫写检讨，多年以后，邓小平说：“陈云同志不落井下石，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1982年以后，陈云负责中央的组织、人事工作，大权在握，邓小平每周和他碰一次头，研究中央的一些决策，陈云警告手下：“你们不要在外边吹我，我的经济的领导能力在小平之下，组织人事以前我搞过，可是，大政方针还是小平拍板，不许出我的书，宣传我的东西一旦发现马上制止。”他还向邓小平建议不要出版《陈云文选》，邓小平说：“中央都通过了，出一下也好，很多不懂经济的读了你的书等于补课。”陈云亲自修订《文选》，然后送邓小平处请他定稿。事后，他和中央的负责同志说：“我的‘文选’都是过去的事情的总结，你们还是多看看小平同志的东西，他的讲话有很多新颖的内容。”
    一次，邓小平对陈云开玩笑说：“大家封了我‘总设计师’的头衔，我看这里也有你的功劳，你算是副总设计师吧。”陈云说：“我们都是设计员，你才是总设计师。”周围人都笑了。
    陈云对胡耀邦的评价是：“不懂经济，但是，抓党建工作是把好手，为人正派，然而，有些时候，重大方针摇摆不定。不适合主持全面工作。”陈云对赵紫阳的评价是：“一贯追求西方的所谓自由经济，其实根本不懂，为人疏阔，爱听信左右，不够实事求是，关键时刻走到中央的对立面去了……。”
    （3）陈云晚年。  
    晚年的陈云还是保持他的一贯简朴的生活作风，他从九十年代开始，春节就在上海过，有一次，上海方面的同志给他准备了鱼翅，他特意把负责人找来，说：“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出什么味道，你们搞鱼翅这么贵的东西给我真是浪费。”并且规定以后不能搞特殊化。陈云的厨师回忆，陈云正餐就是两个菜一个汤，40年没有变过。  
    1991年，陈云给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打招呼，说：“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利用所谓的各种名目包括强身健体为名，弄出了一些组织，和旧社会的‘反动会道门’没有什么区别，我以前在上海和这一类的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打过交道，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的毒瘤，很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危害性很大，一旦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建议中央的一线领导干部不要轻视这类问题，一发现苗头，就坚决打击，不要手软！”   
    1999年，中央布置处理“×× 功”事件后，江泽民还提到陈云的这个建议，说：“陈云同志很早就对这类问题洞若观火。”

李大兴

这篇文章真是乱七八糟。

酱香老范

想必不是“温相”的。

李旧苗

是温相的，他自己贴在博客里，想必不会假冒。
大兴兄逐一批驳如何？

奥列克

活了这么多年，才看到这么一篇好文章
苍天啊，伟大啊

李大兴

旧苗兄，这么流于浮表的文章，史料又需进一步考证，似不必“逐一批驳”吧。

随便说两句，陈其实很多地方近乎周：忠党忠君、常存戒惧之心，高度自律、深谙避祸之道。陈的特点是清醒，所以从延安政府时代起对领袖从无贰心、对权力从不露野心，病更是生的明白。

李旧苗

陈云真的很懂经济吗？


老田



    在非毛化时期，一些人把陈云装扮成为“党内第一财经高手”，甚至还为此到毛泽东那里找了几句话来为这个结论背书。老田以为这个评价，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加以怀疑。
    毫无疑问，建国之后陈云首先担任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后来又长期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是党内在经济方面主持国家经济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士，与大部分主要经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有着联系。这从陈云文选里面所收的文章也可以看出来，多数文章的主题都是有关经济方面的。
    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毛泽东时代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个成就主要是因为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正确，还是因为执行偏离了毛泽东厘定的政治路线而在执行过程中间取得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对陈云进行评价的关键。如果主要是路线正确因而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显然管理事务就不占主要地位，执行方面的成绩就很难说是多么值得一提了。如果象非毛化时期主流媒体宣扬的那样，毛泽东的大政方针决策都是错误的，成绩是因为执行政策的高手“排除了干扰”而取得的，显然执行方面的成绩就很重要了。在非毛化时期，为了贬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地位，一个通常的叙述模式是说决策上如何脱离实际和“极左”，执行者如何在“困难中间”艰难地作些平衡工作，全党和全国人民基本上是在错误的决策下，顶着干扰自发地为建设国民经济而努力的，建设成就不是来自“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的路线正确，恰恰是反对这两个理论而取得的；若非如此，原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毛泽东认为国家管理和经济发展，都只能是激发群众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唯一正确的道路只能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舍此之外就没有让人民群众认同的路径。而这一路径的落实，只能是通过剥夺精英们的剩余所取权来让民众看到劳动成果没有被少数人装腰包，从而看到劳动的成果能够用于增进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换言之，新中国的迅速发展成就，是来自于民众受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诱导而接受“少吃饭多干活”的高积累政策。而剥夺精英们的剩余所取权唯一的道路，就是毛泽东坚决主张的：通过周期性发动群众参与微观管理和干预国家政治的群众运动来保证。精英们的叙述中间有一个特点，认为人民群众的努力无足轻重，关键之关键是管理者的作为，一切成就都只能是来自管理者的英明睿智。因此为解释新中国的建设成绩，为了突出毛泽东的政治和决策错误，就需要另外大树特树一些执行政策的模范和英雄。因为非毛化的逻辑需要，造就了一些虚构的英雄，一些人就坐享这种“倘来之誉”，陈云是不是其中的一个？这是需要追问的。
    根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总结，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组成是“毛刘周朱陈邓”，除了毛泽东后来犯了错误背离了正确的“八大集体领导”外，其他人都构成“正确领导集体”的一分子。八大正确路线，是体现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的建设思想；这个政治报告虽然收入了《刘少奇选集》，但是根据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回忆，则完全是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蓝本，由秀才班子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邓力群等人集体充实的，刘少奇仅仅是在大会上照本宣科地宣读了一遍而已。这个领导集体的成员，今天都已经出版了他们的文集，除了毛泽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全面而系统地呼应过八大政治报告的精神。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出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疏忽，在编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个人文集时，每一次都恰恰遗漏了他们全面回应八大政治报告的文章。
    也同样是根据邓小平的总结，毛泽东背离八大正确路线的主要是抛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表述，重提阶级斗争。但是根据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回忆，这个基本矛盾的表述是秀才们在起草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时，灵机一动加上去的，在交付大会表决之前仅仅送交毛泽东一个人看过，当时毛泽东比较犹豫，因为时间很紧在胡乔木的催促之下毛泽东勉强同意的。这个表述跟八大领导集体实际上无关，也不构成正确领导集体和毛泽东的差别，文革期间康生提到这个决议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思想时，毛泽东也仍然表示不要刘邓他们负责。邓小平对“阶级斗争”的敏感性似乎特别迟钝，直到八十年代他才想起这个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格外重要，并以此标志毛泽东与“领导集体”的差别；一些精英们就紧跟邓小平这个迟到的敏感性，说毛泽东只擅长搞阶级斗争不懂经济，总是跟领导集体作对，闹着要停止经济建设或者转移中心任务去搞阶级斗争。正是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中间，产生了作为毛泽东对立面出现的“财经高手”和“务实派领导人”。
    陈云的经济思想大量的都是如何处理实现问题，例如建国初期的统一财经工作，平抑物价和主导进行统购统销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和成就，都是依托强大的新中国政权而取得的，例如和上海投机资本的斗争，在党史中间被格外渲染了一通，还把资本家的拍马屁话语当真来评价这个政策成就。其实平抑物价必然要取得胜利，这是弱小的投机资本和强大的共产党政权之间力量不对称所决定的，由于共产党政权掌握着强大国家机器，就有着空前的资源动员和调配能力，还掌握国家政权能够适时地采取专政手段抓捕奸商，再配合以垄断为特点的舆论支持，这个对投机资本的胜利乃是必然的，而且还是在力量对比相当悬殊的情况下取得的全胜，以中国投机资本之弱小，根本没有可能与新政权博奕并取胜的可能。后来的各项经济工作，都一样是依托新中国强大的政权，以及由于这个政权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新中国政权中间相当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而且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最终也是政权的性质和努力方向决定的，政权的利益代表性质决定了新政权能够方面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并经由对人的管理去实现对物的支配，成功地推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基本上不是高明的控制和管理的结果。
    甚至可以说，共产党人在管理国家的时候，在管理经验和文化水平上远远不如国民党政权的组成人员，执行上的错误和纰漏着实不少，新中国建设方面的每一个问题和错失，都和这个认识水平不足和经验积累不多相关。新中国管理和执行上没有英雄和高人，主要的成就来自民众的认同和官员的政治素质，这些都是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服务方向决定的，而这个服务于多数人的政治方向，恰恰是需要周期性的群众运动来确保的，“二十年不搞运动”的结果是群众丧失了参加管理和干预政治的渠道，演变的结果是大家都看得见的。
    陈云的经济理论贡献少得可怜，被一些人归纳为“三主体三补充”，或者称为是“鸟笼经济”――核心是对不符合“主流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所有制形式和方法进行限制，称不上什么创新甚至理论性，看不出与特定时期中国经济现实的针对性。不仅如此，恰恰有相反的材料证明，陈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现实缺乏起码的把握，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他认为如果分田可以在四年内完成灾后重建，否则需要八年，后来仅仅两年多时间完成经济恢复的事实，恰恰说明陈云对农业集体化的理解和把握是错误的，陈云也因此遭到毛泽东的批评，甚至还遭到刘少奇的蔑视，陈云曾经抱怨说从一九**年开始刘就不通知他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了。
    在一九七○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应该适时地结束高积累政策，经济上也允许开始给工人和农民以更多的福利。恰恰是这个时候，中国的高层在调整过程中间显得胸中无数，一九七九年陈云还和李先念联合给邓小平写信，要求经由降低积累率去提升消费。其实这个时期提升消费已经具有了现实的生产能力基础，并且是作为工业化的初步成就――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而表现出来的，因为缺乏社会购买力，许多成品在完成生产过程之后直接进入库存，这是因为高积累政策时期保留给群众的购买力太少，到了一九七○年代之后，已经不能与二十多年高积累政策之后的生产能力相适应，此时已经无需降低积累率，只需要停止高积累政策下的低工资政策就可以了。恰恰与陈云僵化而错误的“综合平衡”观念相反，此时降低积累率和停建新工厂，反而要导致生产和消费的共同萎缩。有人戏虐地说陈云就只懂一个“斧头经济学”，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是让他管经济就是压缩这个砍掉那个，基本上没有真正把握经济现实作出适当决策的能力。
    有人说陈云很不错，各个方面都很行，还举例说：“陈云在1957年发表的《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一文，深入地分析了当时出现的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市场供求不平衡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矛盾的三个办法：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适当压缩基建投资、控制社会购买力——这是政策层次。以此为基础，联系制定和执行‘一五’计划、发生和纠正两次‘小冒进’的实践经验，以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中第Ⅰ、第Ⅱ部类和CVM之间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针，陈云创造性地提出了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各自平衡和综合平衡的理论——这是理论层次。其所以能提出这样的政策和理论，是由于他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立足于对现实矛盾和历史经验的深入分析，冲破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流行的过份强调优先发展第Ⅰ部类、相对忽视第Ⅱ部类，过分强调积累（M）、忽视消费（V）的理论——这是哲学层次。”这个同志自己是不是很懂西方经济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他是不懂新中国经济的。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本来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结果，而是先有了近代史强行赋予的工业化目标――要经由这一渠道去最近国防安全和民生事业，然后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实施强行起飞政策的――就是在工商业积累和农业剩余不足以顺利支持工业化的当儿，就用行政权力的动员能力充分动员丰富的劳动力来进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以增加农业剩余去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而“统购统销政策”，就是为了应付工业化进程中“长期无法实现综合平衡”的农产品供应短缺的正确对策，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本来就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是以八大政治决议的方式明确宣示了的。这个同志对八大政治报告中间确定的经济发展路子，好像到今天也没有明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政治报告的领会程度（包括他所推崇的陈云在内），是不是也和这个同志处在同一个根本不理解的水平上，因而长时间没有写出呼应八大路线的文章，看来很有继续研究的必要。
    尤为搞笑的是，一九七○年代至一九八○年代早期，中国的高层决策官员和所谓的专家圈里流行着一个“货币发行规律”――说只有具备了六到八块钱的物资才能发行一块钱的货币。我们今天知道当时的货币流通周期是一百零几天，货币周转速度每年三次多，根据费雪公式计算则有相当数量的产品缺乏对应的货币购买力；在这样的发行思路下，必然会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短缺，出现产品大量积压和滞销的“通货紧缩”现象。这恐怕是文革末期“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主要原因，四人帮既不分管也不是财经专家，在这个错误上大概可以免责，但是那些财经专家和经济学教授为什么迄今不做检讨呢？

邱晓云

尤为搞笑的是，一九七○年代至一九八○年代早期，中国的高层决策官员和所谓的专家圈里流行着一个“货币发行规律”――说只有具备了六到八块钱的物资才能发行一块钱的货币。我们今天知道当时的货币流通周期是一百零几天，货币周转速度每年三次多，根据费雪公式计算则有相当数量的产品缺乏对应的货币购买力；在这样的发行思路下，必然会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短缺，出现产品大量积压和滞销的“通货紧缩”现象。这恐怕是文革末期“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主要原因，四人帮既不分管也不是财经专家，在这个错误上大概可以免责，但是那些财经专家和经济学教授为什么迄今不做检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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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费雪公式，老田这点一知半解的经济学也出来献丑，左派真是没人了。

邱晓云

毛时代是票证经济，票证可以理解为按人头而不是按劳动发放的另一部分货币，总货币量并不少，毛时代实际物价仍然一直是上涨的，货物供应一直不足更是人所共知，可见并没有什么通货紧缩。

李大苗

毛时代是票证经济，票证可以理解为按人头而不是按劳动发放的另一部分货币，总货币量并不少，毛时代实际物价仍然一直是上涨的，货物供应一直不足更是人所共知，可见并没有什么通货紧缩。
邱晓云 发表于 2010-8-18 13:38

货币失灵倒是确实的，不仅体现在票证管制，更还有企业不设置核算，全额上缴后逐笔批准和领用，周旋速度极低。

邱晓云

49年后的那些领导人，还是很注意防范通胀的，一方面是看到了前政权在通胀中崩溃，心有惕惕；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很快就公有制，把一切都已收归自己所有，就算通胀，再能刮得的财富也有限，徒然增加菜单成本，并不怎么合算。

老木匠

它很快就公有制，把一切都已收归自己所有，就算通胀，再能刮得的财富也有限，徒然增加菜单成本，并不怎么合 ...
邱晓云 发表于 2010-8-18 19:16

妙论!

李旧苗

再转一段周其仁的论述：


    中国过去有一个词叫中国货币的票子的超经济发行，大家去读那个时代，陈云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最好的理财高手，他老讲这个东西，超经济发行。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这个新的执政党，他对通货膨胀是因为有了前朝的教训，一直蛮警惕。因为国民党就输在高通胀上，恶性通胀，人心尽失，人心向背决定军事，再加上军事上共产党毛主席的战术战略了得，所以国民党夹着尾巴走了。共产党在国统区建立威望，大家看历史，就是在上海反通胀，国民党一撤以后，三日四夜把上海打下来，但是经济上能稳定吗，共产党这些从农村来的执政者能稳定大上海的物价吗？都不相信，不相信就开始囤货，他知道东西会贵，所以大家都囤货，因为国民党金元券这个教训使得大家对票子不信任，拿到票子立刻换回实物。再加上投机商大量囤积，你越囤积，供应的商品越少，相对流通的货币，物价就要涨，这就是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个难关，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这方面让国统区人民认识共产党的本事，就靠治理通胀，两个车源源不断往上海运，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一个碳，一个米，运到市场价格稳住下降，囤的人恐慌，最后把囤的东西全吐出来，共产党占上海，大家去读薛暮桥——当时最好的经济学家，由于有一个国民党的教训，加上共产党新的领导班子，他一直是警惕的，但是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有过那么几次所谓“超经济发行”，就是货币增长的比经济增长的快，很简单，这个跟你什么党没有关系，结果一定是物价上涨。有过那么几次，我们现在都说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胡闹，浪漫主义，毛主席很浪漫，想加快追过英国，赶过苏联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但是后面有一个东西忽略了，浪漫主义要有物质基础，要发钱的，不发钱，怎么浪漫，怎么写诗，你看写诗，豪言壮语，但是要把人民动员起来，要发钱，1958年超发票子，那个时候不发债务，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最后发了票子，财政最后空了怎么办？人民银行报帐，就是印刷机，多印一点，物价就开始管制了，当年是全面物价管制，跟放开的通货膨胀不一样，他有一个词，叫隐性通货膨胀，什么叫隐性通货膨胀？就是没东西，因为货币多，货物少，所以货物永远摆不上柜台，摆上就买光，摆上就买光，中国还是很厉害的，中国发了粮本，必须每人每户定量供应，只要不定量供应的东西差不多都给你抢掉，这就是苏联计划经济和中国计划经济，一旦票子过多情况下的市场生活。苏联老大妈上街都背个大口袋，排队，排队什么意思？排队就是通货膨胀，隐性的通货膨胀，看起来物价不涨，没东西，也是票子多、商品少，他表现为另外一极，苏联人排队那真是训练有素，任何队都是排上去的，不管是卖面包还是卖手纸，都是大口袋背着，出门看着队伍就排，你不会排队，在短缺经济没法维持家庭生活，就是票子发多了，我们1958年的浪漫，最后票子发多了，很多东西都摆不住柜台，最后还是陈云，毛主席浪漫完了让陈云收拾局面，陈云想了一个办法，怎么办，回笼票子，在市场那么多票子，总是会酿成祸害，回笼票子，怎么回笼？开放一点高价食品，你不要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没有利用过这些手段，是利用过的。怎么办？动用当时非常少的外汇，进口伊拉克蜜枣，所以我早就知道伊拉克，我初中一年级就知道伊拉克，为什么？因为伊拉克蜜枣啊，高价的，进口以后高价卖，后来发现回笼票子有限，后来进口黄豆，进口一部分面粉，做高价点心，高价糖果，这是在1961年、1962年、1963年的办法，最后是开放高价餐厅，就是里头有东西吃，你不是饿的不行吗，里头有东西吃，贵，进去吃，孩子要长身体，像我们这种家庭，专业人员，解放以后的储蓄就那么几年全部吃光了，我也记忆很深，到了周末，跟着父母下馆子，那时候中国人很少下馆子，但是馆子里面有东西吃，街上买不到东西吃，这就是那次超发票子引起的通胀，最后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回笼货币，陈云好仔细的，高价点心做出来以后要送到中南海给大家看，他说这个东西太不好看了这个颜色，他说这怎么能卖高价呢，告诉他们做漂亮一点，陈云很有意思的，其实就是把那个货币的祸害给它收拢回来，这是第一拨。第二拨，就是所谓搞经济建设，超发票子，洋跃进、大跃进，上大项目，靠超发票子。第三是改革初期发票子，我参加这个过程，我知道了，农民很苦，收一斤粮食差不多一毛钱，怎么办？毛主席去世，陈云说要防止农村出问题，要休养生息，最后怎么办？最后说把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这一提高，城里麻烦了，城里工资当时很低的，为什么低呢？因为国家供应你低价农产品吃，你把农产品收购价格一提高怎么办？倒挂，财政高价收购农产品，低价卖给城市，出现几百亿财政赤字，83、84、85累计开始有一个财政赤字，最后怎么解决这个财政赤字？不发债，人民银行报帐，84年整个国家欣欣向荣，85年开始麻烦了，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票子多了，票子多物价就要上来，物价一上来就会酝酿一些民众低收入人口、固定收入家庭的实际的经济利益的损失。88年以后，邓小平推物价改革，推价格闯关，3月份见外宾，来一个讲一个，夏天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做了一个决定，改革物价和工资，决定一发布，全国人民就抢购，社会零售产品消费额一两个礼拜增加了好几百个亿，见什么买什么，你要把价格放开，一放开物价就涨了，老百姓就把下一个月要消费的东西先买回来，下下个月的东西也先买回来，这是88年我们经历的一幕采购，当时还有粮本，粮食不能多买，把粮本上节余的粮食全买下来在家里放着，剩下买脸盆、毛巾、手纸、盐，当时北京这个地方房子小，有人把货物抢回来放在房顶上，把人都压伤了，想去提款，银行的钱全借出来了，你说是我的储户，我不要利息，取钱，一下子金融机构门口排队，四川大小凉山发加急电报到北京，因为要挤兑，很多人提不出钱来，老太太、老头就跟你急，这个局面真是的，后来发现印钞都来不及，印钞机器没那么多，纸张不够，这是88年遇到的情况，最后中国就靠政治经济学，不行了就中央重新出来说，物价工资改革不是马上要完成，是一个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改革，现在要稳定物价，发工资，第二个发国务院明码电报，发动各地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干部不准去提钱，很多家庭说以后看来一家不能有两个党员，这是88年，邓小平推物价改革，最后推的过去吗？推不过去，回来再调理，回笼货币，一回笼货币，经济增长从89年降到1%、2%，1990年大概是零增长，1991年把货币收差不多了，小平开始南巡，发展才是硬道理，憋好几年了，为什么憋？就是收货币，收完了以后再推。证明弗雷德曼讲的是对的，不管什么道理，你只要多发票子，物价一定高。2007年是不是也是财政性动机导致发票子多了呢？这一点不同了，就是传统口子封上了，朱镕基上来以后让人大通过一个法，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财政再也不得向人民银行投资，1994年通过这个法，1994年以后财税改革，中央地方分税，中央税收涨得非常快，财政条件一直很好，中国没有财政的需求，法律上也不允许他用传统的办法向人民银行施加压力，多发票子，这样问题就来了。这一拨多发票子从哪一个口子出来的呢？从这几年中国的情况来看，除了货币问题上有传统的以财政需求为主要的动机，形成超发票子的这个传统机制之外，现在看来还会形成一些新的口子，这个口子很有意思，大范围的对外开放卷入全国经济、全国贸易，还不容易发现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就是跟人民币汇率这个机制之间有一个内在的联系。

咖啡杯水仙

说真的，陈云对经济所知有限，而且他所处那种大包大揽的制度就决定微观经济会管理得混乱不堪，可在国际期货市场，陈云批准的两次行动还是比较漂亮的，一次是1973年投资蔗糖，一次是1974年开始增加黄金储备（1960年周也通过中间商从伦敦黄金协会进过一批黄金）。

李旧苗

还费雪公式，老田这点一知半解的经济学也出来献丑，左派真是没人了。.
邱晓云 发表于 2010-8-18 13:27

转老田同志的一篇棍子文章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第一号打手——新望先生评传


老田




    新望这样的同志，要进入主流经济圈子有很大的困难，对此我个人表示高度同情。许多人撞了南墙还死不回头，新望先生就没有那么死心眼，他看到经济学家当不成，就能够毅然转向，改而进入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话语霸权维护事业，充当一种看家护院的角色。这其实代表了一种非凡的眼光和决断，是他而不是别人首先发掘一个巨大的职业利益和就业空间，对此要对新望先生表示敬意——在别人还没有觉察之前，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实际行动。
    新望先生关于乡镇企业产权决定效率的专著——《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本来就是按照主流们的口味，在“私有制的高效率才能救中国”的普遍真理指导下，专门去收拣材料而充实起来的，好不容易写出来了，又好不容易出版了，经济上的效益那就不要提起了，结果主流们还不买帐。复旦大学出了一个名叫张军的坏人，他经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另行得出了结论，与新望的“学术观点和成果”大不相同，结果新望先生在主流们跟前，连自己苦心写出来的专著都已经不敢提了，由于与主流经济学家在地位上有着巨大的落差，公开进行争鸣的事情都不敢设想。本来在中国“假学术”并不比“假文凭”更少，偏偏就是新望先生在学术出名道路上，遭遇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当头一棒，还有苦无处诉。
    看来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圈子的篱笆过于严密，无法突破。大体而言，全国在经济学界谋生的十数万人中间，中国的主流们只承认其中大约百把两百人，够得上“经济学家”的称号。海外垄断财团基金会扶持和豢养的北大某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年召开一次经济学家年会，新望先生硬是挣不到一张入场券。新望先生好不容易写了本专著，原指望通过学术上与主流们接轨，钻进圈子去找个位置，结果被人家一巴掌打出来了。
    其实在主流经济学的圈子之外，也有一大片生存空间，能够给人以巨大的职业利益，足以安置那些想入围的经济学有志青年。漂亮的女孩子可以靠傍大款生存，新望先生傍主流大款们费了一肚子劲，硬是傍不上，还被海南的坏人给扫地出门。新望先生对着非主流勇敢出击，吆喝几声“非主流话太多”是“扣着自己的屁们太高自己”，说到底也是一种“有智吃智、无智吃力”的不得已，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为了一碗饭吗？此道不通，新望先生只好另找门道，文的眼看是不行了，只好来武的，新望先生比不得主流们可以装大方，只能是选择比主流们更加勇敢和不要脸皮；即便是这样，他显然也不敢像张曙光那样开口闭口谁不算经济学家，为他打算，也只能是吆喝几声“你给我闭嘴”。
    主流们多少要点面子，有些话是不便说出口，因此乖巧的新望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表现了，也算是学术分工已经很发达的结果吧。主流们自己不愿意亲自出马来做的工作，新望当然就要勉励承担起来了。好在不会白干，毕竟是一个卖身投靠之道嘛，总不能指望新望先生还能找到别的门道混饭吃吧，要知道人家是专著被指为“捏造数据”“搞学术掺假”的背景下，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的，要不然相信新望先生也还是愿意学着主流们装风雅的。一般而言，主流经济学家和看家护院的打手之间，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分工，主流们自己不能作为打手出现，打手的职业利益空间在于比主流们“更能牺牲脸皮和风度”，能够说出“扣着屁们抬高自己”这样的话来，说明新望先生很好地把握了与主流们的话语落差，恰当地领会了与主流们的分工和距离，当然相互之间还是有共同利益的：这就是维护主流经济学的话语霸权。
    前些时，被茅于轼捧为“中国微观经济学第一把手”的张维迎先生，不得不亲自出马，客串一回打手角色，破口大骂郎咸平。这显然不能认为张维迎是“蝗虫吃过了界”，有意侵犯经济学打手们的职业利益地盘，而是中国现实中间实际存在着“主流经济学打手供给短缺”的不得已，关键时刻要靠自己亲自顶上去。看来话语霸权的维护事业，并不总是能够在“规范化说理”或者“沉默的抹杀”中间完全得到解决，竞争问题往往需要最终赤膊上阵的工作模式，今天中国的现实说明：现实存在一个巨大的主流经济学打手缺口，而这一缺口首先是新望先生发现的。
    杨帆教授对新望的几声吆喝有意见，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杨帆教授这样称心如意，可以谋到终生教授职位的，新望先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毕竟没有什么太多的门道，吃饭总是硬道理吧。新望开始在连云港市委党校吃饭，党校的吃饭门道就人们所熟知是“低价发卖文凭”，由于主流院校降低发卖价码和门槛，考虑到连云港市的范围和潜在市场容量，基本上能够理解新望先生南下海南的初衷；人生不得意事十常八九，倒霉蛋处处倒霉，新望先生离开连云港萋萋惨惨来到海南，又被主流们把持的机构扫地出门，最终新望先生流落到北京，幸而得到温铁军先生收容。
    世界上本来就有一些人，他们的能力很有限，时时刻刻为了吃饭而不得不出卖一切，为了谋求一个维持生存的合适位置，每一次都要倾其所能和全部力量。虽然新望先生得到温铁军的加意培养，格外把他当人看，最后也还是免不了要尽他新望最大的力量，去反咬温铁军先生一口。对新望这样的困难户，格外需要同情，而不是鄙视和非难，牟取吃饭的位置就是生存权，新望先生为了吃饭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应该得到宽容。
    现在把新望先生的人生宝贵经验加以总结，零价格供应主流经济学青年，让他们得到一份有益的就业指导，在主流经济学的外围，存在一个巨大的打手事业，期待有志青年加入。近来新望先生又有新的升迁，说明新兴的打手事业方面，人才极端匮乏，就业形势对供应方有利，这是客观的不平衡供求关系在新望先生身上的反映。新望不仅仅一般经济学青年的榜样，而且是一个很容易被超过的榜样，望有志青年好生努力，并预祝主流经济学的打手事业日益兴旺。

camel39

想必不是“温相”的。
酱香老范 发表于 2010-8-17 09:38

温相就是著名的乱七八糟。。。。。

陈云的土高炉计划支持了周邓高指标。

tian295

温相开博？搜搜看.

李旧苗

开国财经首脑陈云


曹应旺



    中国老百姓习惯于称某个部门、某个方面的领导者为某个部门、某个方面的“头头”，也习惯于称某省、某地的负责人为某省、某地的“头头”。
　　陈云也有这个习惯。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发言说他做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中看到了一个问题，即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傲之气。他说：“有骄气的干部是下级干部、中级干部，还是高级干部呢？都有。下级也有，中级也有，高级也有，大头子也有。”“大干部、大头子、党头、军头”有骄气，“那危险性一定大于下级干部、中级干部？。他甚至称陈独秀为“陈老头”，提醒高级干部要吸取“陈老头”把个人作用看过了头的教训。“陈老头从前还不是了不起！大革命时公认为党的领袖。”但是，他“觉得个人作用大得很，超过人民，超过党，最后跌下爬不起来”。
　　“高饶事件”后，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大头子”要警惕犯骄傲的错误。他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我们想一想，1945年七大到现在，跌了大筋斗的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哪一个同志不是因为骄傲。”
    陈云属于哪个方面的“头头”
    陈云自193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任弼时去世，陈云接替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党内的职务和影响而言，陈云可以说是“党头”之一。
　　在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他担任过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渡江(金沙江)司令部政委。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解放战争中，他转战北满和南满，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这些又不能不说在“军头”的行列中也有陈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后，他是排在第一位的副总理。这年11月1日至28日，周恩来离京去广州休息并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由陈云在北京代理总理职务。1955年4月至5月，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及不在北京期间，陈云再次代理总理职务。1956年11月18日至1957年2月5日，周恩来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锡兰(今斯里兰卡)、苏联、波兰、匈牙利等11国时，陈云第三次代理总理职务。1958年2月，周恩来访问朝鲜期间，陈云第四次代理总理职务。在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除1950年初访问苏联时由董必武代理总理职务外，其余的都是由陈云和邓小平分别代理的。由此，可以肯定地说，陈云是在高层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头”之一。
　　但是，陈云在中国人的印象和记忆中，主要的不是“党头”、“军头”、“政头”，而是抓财政经济工作的“财头”，他对党和人民最突出的贡献也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清代的左宗棠曾经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两司马”指的是司马迁和司马相如，“一卧龙”说的是三国时的蜀相诸葛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的情形来说：党政军头数润之，经济纵横有陈云。
    “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国内的财经工作者，对陈云在财经工作方面体现的高尚品德，表现的杰出智慧，取得的辉煌成就，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不看成“不朽之盛事”。李先念常对部下说：“我这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薄一波、姚依林、宋平、张劲夫、王丙乾、袁宝华、薛暮桥、吕东、程子华、宋劭文、戎子和等，无不觉得同陈云一起做经济工作深受教益。宋平说：“陈云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袁宝华说：新中国成立后，“他专门去做经济工作，并成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专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邱纯甫称陈云“在经济上是战略家，经济管理家”。薛暮桥讲的一段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说：“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虽已年老体弱，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提出调整、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的英明领导，有口皆碑。记得1962年我按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同志的指示，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起草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即‘保一块停一批’)文件的时候，我们(包括我和邓力群、许明等同志)曾窃窃私议，说经济面临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陈云同志在党中央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力；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国民经济是持续稳定发展或迅速恢复生机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意见，而是全国绝大多数经济工作者的共同意见。”“陈云同志作为经济统帅是功劳卓著的。”
　　陈云的经济才能，在建国之初，连工商业资本家也为之折服。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人失业、工厂倒闭，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工商业资本家认为：中共在军事方面有才能，可打100分；政治方面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可打80分；经济工作缺乏人才，要打0分。陈云成功地组织与领导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之后，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共在经济工作上也是有奇才的，并称陈云为“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国内经济学者对陈云在财经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也多有评价。关梦觉称：“陈云同志不仅是党和国家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不仅理论造诣很深。而且有丰富的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王桂五说：“陈云同志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同陈云同志比，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们都没有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里做过实际工作，他们的理论总是失之偏颇。例如，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人强调自由市场，斯蒂格里茨则强调政府调控。而陈云同志，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既注意自由市场，又注意政府调控。这比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理论要全面得多，正确得多”。
　　海外研究陈云的学者，无不知晓他是主管中国财经工作的“头头”。唐纳德·W·科林和安·B·克拉克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陈云在经济领域的主宰地位怎么说也不会言过其实，特别是在1949年至1952年的恢复时期……作为中国的经济‘沙皇’，陈云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制止了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曾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统治。”大卫·M·贝奇曼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云就与经济事务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大跃进’以前，他一直是中国的经济首脑。陈也是中国支持改革，的第一个高级领导人。”
    善于走钢丝的经济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也说过自己是管财经工作的“头头”，并把自己定位为“财头”。
　　1951年5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云向与会者介绍了新中国建立以来财经工作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以及怎样去完成任务的问题。陈云在介绍自己时说：我这个“财头”是个外行，外行听了我是个内行，内行听了我是个外行，我是如此。在贸易公司、银行做工作的同志现在还很不像样子，银行开会的时候，人家净是一些头发亮亮的或者是穿西装的一些银行老板，可是我们在银行工作的干部净是以前背过干粮袋的司务长，开会的时候很不像个样子。如果一个对一个跟人家比，那我们是不行的。我们靠什么呢？我们就是靠大家的力量，靠党的力量。
　　“财头”，在中国历史上是历代王朝中权力很大的官员。马克思曾说过：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军事部门、公共工程部门。
　　陈云对历史上财经管理机构的沿革及“财头”的作用，虽未作深入的研究，但却有一些独到的认识。一次，笔者到一位老同志家中作客，看到他的卧室中挂着陈云书赠给他的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后来，我在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出版的《陈云手迹选》中，也看到了陈云手写的这副对联。对联中的“宰相”“司农”，分别指李鸿章、翁同稣。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曾任武英殿、文华殿大学士，相当于过去的宰相。翁同稣是江苏常熟人，曾任户部尚书，相当于历史上的大司农。这副对联的产生有两种传说：一说是李、翁同为贪得无厌之官，有人愤然撰写此联，痛斥他们的罪恶。另一说是，有一次翁同稣出这副上联，挖苦李鸿章，李立即对下联回敬翁同稣。哪种传说为真，难以查考。但此联巧妙地将李、翁的官职、籍贯嵌入其中，并以“肥”与“瘦”、“熟”与“荒”相对，贪官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并揭示了私“肥”、私“熟”与“天下瘦。”、“世间荒”的联系。陈云书写此联意在警示为政理财者要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用好手中的权力，切不可以权谋私，“肥”、“熟”自己。
　　陈云这位开国“财头”，握在手里的那支笔的分量是很重很重的。所有的财政开支最后都由他这支笔签署意见。那虽不是写天下最美文章的一支笔，却是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聚财用财的一支笔。刚进北平时，全国妇联主席蔡畅请求中央拨给全国妇联一笔生产基金，经朱德审核，周恩来建议拨款1000万元。此件送到陈云、薄一波面前，陈云虽批示“请暮桥交有关机关照拨”，但给中财委提了三条意见：(一)照拨；(二)其他团体不得援例，建议以后此种事情总司令、副主席可批交财委处理。在财经方面，陈云这支笔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权力大也就意味着责任大。陈云深知两者之间的关系，总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对待手中掌握的财经权力。1950年2月13日，陈云提出：财经工作人员“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就是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按这样的标准理好财、用好财，自然是不容易的。后来，陈云又指出：“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时。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这就是陈云当“财头”的责任心。
　　1951年5月16日，陈云说：现在财经工作是不是很容易，很好办呢？同志们！很不好办。接着，他打着手势说：同志们！现在是进样：这边一个杠子，那边一个杠子，中间一根铁丝，我一只手拿着一个沙袋子在铁丝上走，很不好走！走不好就要翻掉。这就是陈云当“财头”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维护大局、统筹兼顾的平衡术。建国之后，在重重困难面前，所以能取得一次又一次财经战役的胜利，与陈云的责任心和善于走钢丝的经济智慧是分不开的。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但是，陈云的业绩与风范，特别是作为开国元勋在财经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和卓越才智，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