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以：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

李旧苗

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难逃厄运，成了这数十万“分子”中的一分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撵出上海，押送到皖南山区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陈歌辛先生，原来在那场政治寒流中，陈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终于和我成了“同学”(在改造农场里，“分子”们是不能称“先生”的，也不能称兄道弟，更不能称同志，彼此只能互称“同学”)。
　　陈歌辛先生生于1914年9月19日(农历七月三十日)，上海浦东南汇人。原名陈昌寿，因希望自己能为人民大众服务，改名歌辛。是30年代著名音乐家，一生创作歌曲二百余首，被人们誉为歌仙，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1931年，20岁的陈歌辛在玻璃电台邂逅小他3岁的播音员——一位貌美灵巧的富家少女金娇丽，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堕入爱河，坚定地走到一起。他还为娇妻谱写了一首表达两人心声的《永远的微笑》，经金嗓子周璇一唱而传遍大江南北。
　　40年代初，陈歌辛创作了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爵士风格、伦巴节奏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他创作的《蔷薇处处开》以及《渔家女》等等，我青少年时就会唱。更因为我也是来自文艺界，和陈先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虽然我们过去互不相识，年龄相差悬殊，他年长我13岁，但在那特殊的环境里，不期而遇，我们显得格外亲近，终于结为忘年交。
　　关于陈歌辛先生被划为“右派”一事，贺绿汀先生生前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这顶‘右派’帽子本是归我戴的，后来陈毅保了我，就由陈歌辛‘顶替’了。”他就是在这样一言未鸣、一语未发的情况下，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陈歌辛的坎坷遭遇。其实，陈歌辛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热血青年。在上海“孤岛”时期，他组织创办了“实验音乐社”，积极传播苏联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抗战胜利后，满怀胜利激情的陈歌辛，创作了被誉为上海市歌的《恭喜恭喜》歌。由于他和一些左翼文化人士交往密切，又有许多爱国和反内战的言论，因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陈歌辛已无立足之地，他便和一些爱国文化人士去了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回到上海，想不到陈歌辛“左”“右”都不逢源，却成了“右派”分子。
　　我们到了农场之后，不久即遇上三年困难时期。改造农场的物质生活条件原本就难以想象的贫乏和艰苦，更何况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大都市里的文化人，一旦置身在山区的蛮荒环境中，又为了“脱胎换骨”而被迫从事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下，每个人的生命安危都时刻受到无情的挑战。
　　到了1961年，改造农场口粮锐减，每天一干一稀，“罪人”们在饥饿中艰难地挣扎着。当时农场中流行一种怪病，发病前无明显症状，只觉得四肢无力，日渐消瘦，最终导致恶性贫血，临近死亡时又突然全身浮肿，浑身皮肤肿胀得发亮。此病发病率高，死亡率也高。陈歌辛先生在农场，水土不服，饮食生活不能适应，幸亏上海亲人不断接济一些食品和营养品聊以维持生命。但改造无期，天长日久，毕竟生存维艰，求生不易，一旦得病，也就在劫难逃了。
　　在农场，“罪人”们住的是茅草屋，睡的是通铺，几十号人乃至上百的“分子”分小组一排排同室同铺并肩就寝。实际上，这里就是“分子”们的家，吃饭、睡觉、休息、学习(洗脑筋)，除了白天上山下地劳动外，所有时间就在自己的床铺周围转。一天早上，大家都按时起床，但陈先生却睡在那里毫无动静，和他邻床的一位“同学”便走到铺前叫他起床，没见反应，便用手推他，仍无反应。一时急了，便掀开盖被，俯首一看，不对了，只见陈先生脸色惨白，停止了呼吸，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人世。那一天是1961年1月25日，一代著名音乐家陈歌辛先生，就这样撒手人寰，无声无息地走了。
　　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白茅岭农场，地处皖南丘陵地带，横跨郎溪、广德两县，下属十几个分场，散落在连绵起伏的荒山野岭中。白茅岭农场的改造对象分两类：一类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劳改分子；一类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劳教分子。在那饿殍遍野的年代，在白茅岭改造农场，天天有人饿死，被抬到荒山野岭去草草掩埋。而这掩埋饿殍的任务就落在劳改犯的身上，而那些劳改犯同样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自身难保。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饿殍抬到荒山坡上，也只能草草掩埋，这些尸体很快就成了狼群的美食。我是亲历其境的过来人，曾经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我有时曾想，有些事情也绝处逢生，因祸得福。我在“反胡风”、“反右”后，两罪并罚，不仅把我送到白茅岭农场去改造，而且株连家属，全家扫地出门，撵出上海，随我到农场“安家”。这样一来，或许因为我身边有亲人的同情、照顾和安慰，使我坚强起来，大难不死，捡回一条老命，活到今天。可怜陈歌辛先生，就只能遗恨终生，饿死在农场了。事后他夫人闻讯赶到农场，寻遍荒山野岭，只见遍山累累白骨，哪来一具完整的尸体？
　　三中全会之后，我和奇梦石、司徒阳、姚福申等大难不死，先后回到了上海。80年代初的一天，陈歌辛之子陈钢教授到上海作家协会看望李子云同志时，我也在座，交谈中他曾向我打听他父亲在农场的情况，我当时只是含糊其辞地应酬了几句。因为，一来我经历了21年的磨难刚脱离苦海，离开改造农场，心有余悸，不敢吐露真情；二来我也不忍心把他父亲的死因和后事谈得太具体，以徒然增加他心灵的创伤。
　　往事并未如烟。正如少奇同志所说：饿死人是会记入历史的。作为亲历者的我，应该拒绝遗忘，抢救记忆，为那个历史时代留下生命的见证。对我们的后代，应该怎样去避免曾经发生过的那场人间悲剧的重演，或许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