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专访

文/唐骋华

王树增最近很“火”，而且火得有点意外——他的那些书，既不青春文学，又不穿越文学，也和悬疑、推理沾不上边；虽然写的是历史，但既不标榜“揭秘”，又不专事猎奇。然而，就是王树增怀着严肃心态创作的《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上、下），在图书市场普遍不景气、退货率居高不下的2008和2009年，竟在排行榜上高居不下，和金融危机的走势背道而驰。
在接受生活周刊记者专访时，对于热销，王树增坦言“没有想到”。他表示，自己创作的初衷，是想解读那段历史、了解自己的父辈。因此，他用最“笨拙”的工夫，搜集材料、广泛采访当事人。畅销，原在计划之外，“这说明，读者对现代史，对我们的前辈，也有着想要了解的需要吧。”王树增这样说。

“赶”上解放战争
生活周刊：您的《解放战争》（上下）的销售非常火爆，这本书您是特意为国庆60周年写的吗？
王树增：我从来不考虑时间节点，这原本就是写作计划。我的写作集中在近代史和战争史，近代史有《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朝鲜战争》《解放战争》是战争史，我是军人出身，比较关注。当然，《解放战争》正巧赶上60周年，我也很高兴，当作献礼吧。

生活周刊：既然初衷不是为了赶节点，那是什么促使您写《解放战争》的？
王树增：我一直有个疑问：解放战争是形态很奇特的战争，其过程、结构一般的军事公式解释不了。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双方的实力是不成比例的，但前者竟然迅速取得胜利，解放了全中国，当时是谁也想不到的。

生活周刊：这也是令许多西方学者困惑的问题，通过写作，您找到答案了吗？
王树增：这其中有深刻的原因：一个政权的毁灭和一个政权的诞生，不仅仅取决于军事实力。解放战争是两大政治势力对抗，老百姓必然有所选择。结果，老百姓特别是最贫苦的人民，战争初期就选择了中共，历史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为什么？还是那句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民党的失败，和它的政治腐败与堕落有相当大的关系，以至它迅速走到了历史规律的反面，它是“自己击败了自己”。

生活周刊：您是否想通过还原这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对今天的人有所启迪？
王树增：当然，历史著作都是为今天的人而写的。古话说“以史为鉴”，“鉴”就是镜子，借鉴就是照镜子。我写作的主旨在这儿：解放战争的经验教训十分深刻，我们必须思考。

生活周刊：您的《解放战争》在政府官员中也获得了巨大反响，最近，上海市委书记俞振声接受媒体采访时，专门向本市党员干部推荐了它。
王树增：非常感谢政府的重视，在上海书城签名售书的时候市委也有人来，我很感动。其实在我心目中，读者不分职业，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作为作家，最高兴的事就是获得读者的认同。自己的书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和思考，我很高兴也很欣慰。

小细节呈现大历史
生活周刊：作为主旋律作品，您在《解放战争》中并没有刻意把对立方当成“反派”来写，还是力求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王树增：没有必要把解放战争中的另一方“妖魔化”，他们当初的选择也是历史产生的。我查阅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人生档案，他们很多和中共将领一样，当年都是中国青年的精英。从黄埔军校毕业，一起奋战，而共产党至今也还推崇孙中山为革命先驱者。但他们所在政党的性质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建立的政权也不能顺应时代潮流，后期连西方都抛弃他们了。于是在解放战争中，他们和从前的同学、战友处于两个阵营，双方对峙。其实他们也很痛苦，比如卫立煌、张灵甫都是抗日英雄，对民族有贡献，却由于政治立场而选错了人生道路，造成了人生悲剧。战争进程中这始终困然着他们，所以你会看到，到了中后期，他们大批起义。

生活周刊：除了客观描述对方将领，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之前的《朝鲜战争》，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小人物了，您好像很“迷恋”小人物的命运？
王树增：没有大、小人物之别，我是不相信“英雄创造历史”的，我相信“人民创造历史”，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在历史天平上和平凡人是平等的。而文学，关注的也永远是人，比例的核心永远是人。同时，恰恰是这些普通战士、农民，证实了我们的大历史观，也就是民心所向。比如共产党进行土改后，农村就流传了一首歌谣：“最后一颗粮，拿来做公粮；最后一床被，盖到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女，送去咱队伍上。”

生活周刊：据说您书中的每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
王树增：对，非虚构是我毫不动摇的信念，从大的历史环境到小的细节，必须真实。哪怕是一瞬间出现的小人物，他所承载的细节，也必须有案可查。事实上，我的书在港台出版时都有大量注释，大陆因为增加成本，一直没加注释。但我已经和出版社商量好了，再版时会加入注释。

创造历史著作的“新文体”
生活周刊：从客观描述对方将领，到严格求证每一个细节，您的这种历史写作理念在中国作家中不多见。
王树增：近代史、战争史的写作多年来未见精品，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很多作家尚未做到客观，难以接近历史真实，客观地介绍和评判，导致深度和广度远远落后于事实本身，长此以往对民族、国家都不太好。二是给读者提供的信息量不多，作家本身对历史的解读不到位，也缺乏鲜明的立场和个性化写作。我们的历史教育处于僵化状态，对历史的解读囿于条条框框之中。

生活周刊：所以您想通过您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王树增：个人认为，30年以来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写作不尽如人意，命题不是特别科学，没有新发现、新观点，走进死胡同。作家多采用类似新闻的通讯，带有很主观的虚假性。而在西方，文学样式分两大类：虚构类和非虚构类，两者泾渭分明又不可偏废。我长年研读近代史、战争史，做了大量笔记，从1994年起，我放弃了虚构类写作，转向非虚构类。

生活周刊：请概括一下您的写作原则。
王树增：第一就是我一直强调的非虚构。写《朝鲜战争》，我查阅了所有电文、报告；写《解放战争》，我查阅了数以千万字的档案和资料，包括大量党史、军史。我还寻访了各个重要战场，采访当年的亲历者，光整理史料笔记、采访记录就达500多万字。第二是对历史大进程、对当时人物性格的理解，对读者进行带有个人色彩的传递。我想读者喜欢这种风格，而非人云亦云，当然，这也考验着作家的水准。第三，我的著作一定是文学，不是战史。这也意味着，作家必须从哲学等高层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生活周刊：现在是不是有创造这种“新文体”的野心？
王树增：创造新文体是很大的事儿，其实在西方不算新鲜，《最长的一天》《战争风云》《八月炮火》都是这么写的。我只是在史料和文学的嫁接上做了一些事情，取得了一定效果。

追寻父辈的英雄主义精神
生活周刊：从个人角度而言，是什么促使您追问中国近现代史的？
王树增：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很好的文化传统：很想知道自己的来源。我们的前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变动和状况，是我最关心、最想了解的，《解放战争》就是写给父辈的。当代的年轻人有必要了解自己的父辈，所谓传承，不仅仅是血脉传承，还是精神传承，这是必需的。

生活周刊：这样的写作过程给您自己带来了什么？
王树增：让我深刻体会到了“英雄主义精神”。

生活周刊：您不是说不相信“英雄创造历史”吗？
王树增：这里的英雄是宽泛的概念，什么叫英雄？并非堵抢眼、炸碉堡才是英雄，成为“英雄的一份子”，并非极端环境下的突然壮举。塑造信心、利他主义、社会责任感，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永不言败，等等。英雄使我们的骨头硬起来，而具备这样“英雄主义精神”的小人物，贯穿于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今天的年轻人，我隐隐在心，特别是通过汶川地震，我感觉他们能够传承这种精神，而这样的民族是势不可挡的。

生活周刊：您最新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王树增：关于1911年的书，是接续《1901年》的，属于近代史系列，明年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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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老毛的脖子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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