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news.sohu.com/32/34/news204633432.shtml 一位乡村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杨伟名上书党中央始末 | ||
| 2002年11月29日10:51 三秦都市报 | ||
生于忧患
2002年，陕西户县。一个已故农民的名字被不断提及。这个人叫杨伟名，他和他的思想在时隔整整40年后，再次被中国思想界所审读和认识。
杨伟名究竟出生在哪一年，说法不一，据我手头掌握的资料，共有三种提法。在《南方周末》早几年刊登的《杨伟名：30年前的先觉与死命》一文中，说“杨伟名，1923年生。”在《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21日刊出的《不平常的追悼》一文中，对杨伟名是这样介绍的：“杨伟名，1922年生，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现甘亭镇七一村）人。3年私塾，家贫辍学。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年2月入党，1949年5月任职副乡长，当年冬天自行脱党还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1962年‘一叶知秋’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免去现职，至1968年遭批斗迫害，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卒年46岁，1979年平反昭雪。”
而在2001年第六期《陕西史志》所载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一文中，记载的却是“杨伟名（1925年—1968年）”，而之所以会有出入，我想，也只是因为杨伟名是一介平民，如果没有以后的事，他完全会像无数个普通农民一样，无声无息淹没进茫茫人海了。
综合仅有材料可见，杨伟名幼年丧父，12岁开始读私垫，辍学后自学完中学课程，18岁被拉壮丁，三年后逃回家务农，1949年起，他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杂感之类的文章，闻一多先生被杀害后，他立即向报纸投稿，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他还经历了一些不幸事件。这是今天能够得知的他的一些早期生活经历。
“不识时务”的思想者
七一大队有9个生产队，2000多人。杨伟名担任了大队会计和调解主任后，工作十分积极，他业务熟练，好学习，爱争辩，人们都公认他肚子里最有学问，信任他。
50年代末，河南、四川等地的逃荒农民开始大量流入关中地区，一斗粮食换一个媳妇的事时有所闻。眼见自家也吃了上顿没下顿，平日善于从实际入手学习和思考的杨伟名愈加关心国家时事，独立思考一些问题。1960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谈小麦播种量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他提出了理性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他把文章送给县上和公社上的领导，希望对他们的工作能起到参考作用。
1961年，杨伟名接连写出了《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和《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四篇文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认为：“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议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建设整整飞跃了一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跃都不是绕过，而是一种方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尽快建设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比如他认为：“贫富差距应允许存在，只要不出劳动致富的原则，富者听其‘面白米全，酒肉丰隆’，穷者让其‘缺米短面，瓜菜代食’?天灾人祸除外?，这样富者可以再接再厉，穷者自会‘反躬自省’。”比如谈一类物资开放问题时，他做了如下阐述：“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40％，也绝不会影响其对70％或60％的领导作用。”“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
杨伟名在这些文章中还提到了必须尊重价值规律的观点。只有尊重了“价值规律”，启动自由市场价格杠杆，才能真正把国民经济调整过来，进入良性轨道，才能渡过难关，展示出光明的前途。他的预见在90年代全部兑现。
《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认为：思想家顾准在1956年写出了《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影响了一代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实现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杨伟名和顾准交相辉映。他的计划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允许中小工商业自由发展、农产品“自由贸易”等思想，从已有文献分析，应该产生于50年代末。其思想的总体水平远在同时代人之上。正是这些思想的积累，孕育出了《当前形势怀感》的横空出世。
《一叶知秋》四十年祭
《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因为文中有“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之语）是杨伟名的传世作，也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这篇文章写于1962年春天，当时“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杨伟名感觉到的困难形势“如汹涌狂涛，冲击心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拿起了笔，在时任大队支书的贾生才和大队长赵振离签名后，于这一年的5月10日向公社党委直至党中央发出了近万言字的建议信，其时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刚闭幕不久。
《当前形势怀感》共分12节：（一）前言；（二）忆“撤退延安”，（三）处方，（四）腰带，（五）“改造”与“节制”，（六）“恢复单干”，（七）“过”与“退”，（八）走后门，（九）市场管理，（十）烦琐的哲学，（十一）双程轨道，（十二）提建议有感。最后附有三条后记。在这篇文章中，杨伟名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精湛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以及预见力、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
在文中，杨伟名概述当时国民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经济形势时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并质疑：“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他指出：“看来形象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杨伟名明确提出要“恢复单干”，但认为“不必恢复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可实行“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的办法。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刘华珍同志在《一叶知秋》四十年祭中就此感叹道：“20多年来，人们都说，我国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1978年起始于安徽省凤阳县。殊不知，在此之前的16年，陕西户县就有人向中央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建议。令人痛心的是，这个建议，20年后才变成中央的政策，而此时，杨伟名已在地下长眠14年。”
杨伟名在文中还对中国大势作了异常清晰的判断，他说：“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得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因此他认为：“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
杨伟名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期”理论，颇合80年代中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认为，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观察、判断问题和进行政策选择。
在这篇文章中，杨伟名还通过一些鲜活生动的比喻来阐述自己的辩证哲学思想，很是贴切。如他把党的政策比作“处方”，喻为“腰带”，认为处方要根据病情发展不断调整，“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腰带”需“仅有一条”，“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他说：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从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20年后“放开搞活”的影子。
杨伟名还为党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设计了一个“双程轨道”，形象地阐明了“民主集中制中，群众意志集中上去与党的政策贯彻下来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如双轨交迭，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车来之车，西往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因此他说：“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作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犹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无妨碍。”这样可以让“群众意志不断集中上去，又不断地贯彻下来”，实现“百分之百的民主”和有效的集中。
最高领导人的批评
《当前形势怀感》一文寄出后，杨伟名和这篇文章一起经历了大起大伏的命运。从5月10日到8月初，各级党委反映积极，并对杨伟名给予鼓励，认为他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代表了绝大多数党心民心。
但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了解了《当前形势怀感》的主要内容。8月6日，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1957年和1959年，中国曾有地方试行“包产到户”，结果被视为搞资本主义，遭到禁止。1960年，安徽等地又实行此法，毛泽东仍持保留意见。到了1962年，毛泽东开始把它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公开批判，“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几乎成了同义词，杨伟名公开提倡“单干”，无疑是冒天下之大韪。
杨伟名的命运由此来了一个90度的急转弯。各级工作组接踵而至，杨伟名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文革”中，杨伟名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5月5日晚，同妻子双双服毒身亡。当时风雨交加，老天在哭泣。
“在中国的问题上，杨伟名比我们至少早觉20年。”杨伟名的一位同乡哽咽地说。
身后事与精神遗产
岁月悠悠不可欺，1979年4月27日，中共户县县委发出了《关于给杨伟名平反昭雪的通知》，大会开过后，杨家领到了发给的埋葬费和“适当解决生活”的补助费。又过了几年，户县人编撰《户县志》，限于有资格入选的个人只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只附录了杨伟名《当前形势怀感》一文。但作为一个思想和精神的亮点，人们最终记住的只是杨伟名这个“伟大的名字。”
199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将此文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世，同时发表了关于户县三个党员“来信”处理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在读到该文时，“为发现了杨伟名激动不已”，他“感慨万分”，以至“夜不能寐”。
李锐先生说，中国共产党中产生了顾准，应该是党的一个安慰。套用这句话，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陕西60年代产生了杨伟名，应该是陕西人的甚至是中国人的一个安慰。顾准和杨伟名都是在去世三十年后才被人们逐渐发现的。不过，顾准更多的是从理论角度来探讨价值规律、商品经济之不可逃避性。跟杨伟名一样，顾准也是一个尊重事实、秉笔直书的典范。所不同的是，顾准是共产党的高层的知识分子思想家，了解体制，是体制的创立者之一。而杨伟名则是在底层“拔地而起”的思想家。两者相映成趣，所阐明的恰是：真理不在别处，就在人们的心中，不管是满腹经纶、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还是亿万的普通工人、农民、谁尊重事实，谁就接近了真理。
由于卢跃刚的介绍，《当前形势怀感》引起了思想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著名历史学学者雷颐先生在题为《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中说：其“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令人震惊。在共和国历史上，这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在当代思想史上，这份文献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对市场经济理解、阐述深刻生动，对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精辟和‘先见’都令人观止。”雷颐先生最后不无遗憾地说：“但或是因为出自普通农民之手，如此重要的一份文献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户县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年7月18日户县县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杨伟名思想研究会座谈会”，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说，“杨伟名是户县人，陕西人，甚至全中国人的骄傲。他是伟大的农民思想家，农民才子，更是农民英雄……他胸怀坦荡，忧国忧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胆有识，才华过人。杨伟名思想态度鲜明，逻辑缜密，论理透彻，见解精辟，有系统性，前瞻性，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会议决定：一、成立民间社团“户县杨伟名思想研究会?暂定名?”。二、编辑《杨伟名文集》；三、拍摄杨伟名电视纪实片；四、举办杨伟名生前实物展；五、修建杨伟名墓园及整修故居；六、举办杨伟名事迹报告会；七、组织撰写论文；八、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外宣活动。
户县图书馆馆长刘高明告诉我，县里的主要领导已决定用杨伟名的名字命名县图书馆，这是一个最好的纪念，“思想界对杨伟名的研究很是重视”，馆里的闫飞会同志则透露说，在12月中下旬，一场全国规模的规格极高的杨伟名思想研讨会将在户县召开，户县人以中国人习见的模式，表达着对杨伟名的“追认”和崇敬。
杨伟名的坟墓早已被平掉，坟址如今被一家企业围在了院墙内，他死后求一捧黄土而可得，着实令人感慨。卢跃刚说：“思想家的孤独，为世俗社会所不容，经历一个轮回，又为社会所认识，是人类社会一个重大的现象。”他著文认为：“民族精神，往往不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一桶水与粮食发酵后酿出的一杯酒，而是众多矿石冶炼出的一块钢坯。顾准如是，杨伟名如是。”一篇由此引发的评论在结束时说得更好，权且引来，当作本文的结尾：“人们为昔日勇者擦去灰尘，不是也不需要去为他戴上光环，搞新的偶像崇拜，而最根本的是要铭记过往岁月的残酷教训——尊重事实、尊重常识、尊重理性的精神，这就是杨伟名留给我们时代最可贵的精神遗产。”作者：范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