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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史学:从黄仁宇 吴思到易中天 [打印本页]

作者: tian295    时间: 2010-10-9 22:38     标题: 史学:从黄仁宇 吴思到易中天

  1980年代,李泽厚凭着《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等书引领思想潮流,“四五一代人”如痴如醉的阅读李泽厚,与其说是被李氏思想所震撼,不如说是“经历过文革”的他们想从李氏的着作中获得“如何表达自己”的启发,所以一旦“四五一代人”找到自己更惬意的表达方式,李泽厚的“落寞”便成了时代风向转变的一种必然。于是,在文学里我们发掘出筱敏的《成年礼》,收获了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在哲学里我们听到张志扬敲《门》时“我在的呢喃”,感受着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甚至即使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嗲叫”,那也表征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饥渴啊,这时史学领域的情况怎样呢?很遗憾,“四五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大多选择了文学和哲学,所以史学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相当滞后,“破题”之功也就不得不从海外学者黄仁宇说起。
  一,世间已无黄仁宇
  黄仁宇(1918年-2001年)的成名作是《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该书并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1982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1982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由其老友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该书当时首印2.75万册很快发售一空,现在流行的大多是三联版,看版权页就发现从1997年5月到2005年5月就重印了20次,销售量估计已逾百万,人称“黄仁宇旋风”。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
  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庄周的《齐人物论》说:“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着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也许正是因为黄氏在叙事方面的天才过于饱满,反而使他在制造“概念”时有些拖泥带水,不够严谨。比如这“数目字管理”,到底是指“定量的统计分析”,还是指“银行信贷等中间架构的出现”,抑或是“用技术官僚执政,以数学风格治国”?相信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而研究黄氏着作中“核心概念”的论文以后将越来越多,到时会不会形成一个“黄仁宇之谜”或者“黄学”还真说不定呐。
  毫无疑问,黄氏的写史风格影响了“四五一代人”,学界的张鸣,江晓原,朱学勤等著名学者都承认这一点。当然,黄氏能有这样的成就,除了文笔风格的原因外,还必须提到他的个人经历。朱学勤先生在谈到《黄河青山》时说,“他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显然,这样的点评是切中肯箴、启人心智的,但不管怎样黄氏毕竟对与大陆的语境还是有所隔膜,这点我们从《黄河青山》中他误信文革时“高等华人”的“喜鹊嘴”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更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对1949年后的大陆情况缺乏切身体认,所以他对传统中国制度结构的的剖析往往是“搔到了痒处,却没有抓到痛处”。
  二、吴思的“制度”寻思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逼出了吴思的《潜规则》──
  “我读过四遍《万历十五年》。一九八六年初读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却说不出来,但觉汪洋恣肆,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前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潜规则」这个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种积累之后再看《万历十五年》,就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却没有说明白的
,正是这个潜规则。
  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说,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未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研究透彻。他把水烧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
  吴思何许人也?他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任《农民日报》、《桥》等报章杂志的记者及编辑,现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从他的履历来看,他阅历丰富,属于典型的“四五一代人”,怪不得对于黄氏以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亲身经历提炼出的“中国是一三明治结构”说,吴思居然很不以为然,还调侃到,“这人毕竟是只打过仗,没搞过生产,不知道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要害在哪里”。
  那么,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要害在哪里呢?就在《血酬定律》中──“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引入这条定律,可以更贴切地解释一些历史现象。”
  可以说,走到这一步,吴思的思想体系就基本上架构起来。也许有人会将吴思着作中的“利益博弈”与霍布斯的“丛林法则”相比附,甚至已经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这种评论其实都失之表面。我们首先要知道,吴思之所以厉害得益于三个因素:第一,他是记者出身,文字干净明白,没有文人滥情拖沓的毛病;第二,他谙熟制度经济学方法,就相当于长了一对“魔眼”,能洞彻到帝国制度结构的要害;第三,他是一个制造“概念”的高手,这种能力是他的天赋和阅历共同造就的。明乎此,笔者以为,吴思着作的重要意义在于──“潜规则”其实是对“明规则”的呼唤,而“血酬定律”则是在提醒统治者,利益分殊所导致的集团博弈必须摆在“宪政平台”上进行才可能实现持续均衡。由此,从黄仁宇到吴思,一场史学领域的语式──思式的“反─革命”便在精英层中首先拉开了。

  三、“预流者”易中天

  随着吴思的成功,“浅说”历史或“趣说”历史的书便跟风般多了起来。书店热卖过的有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张鸣《历史的坏脾气》、易中天《帝国的惆怅》,天涯网友谭伯牛的《战天京》、十年砍柴的《闲看水浒》、快刀丁三的《蓝衣社》也是一炮而红。笔者大学读的是历史系,看到这么多前辈在参与一股“民间写史”的潮流,当然很是欣喜。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可让人遗憾的是,国朝历史学界的有些人似乎却拈不出陈先生这话的分量。这不,人家厦门大中文系教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了一阵子了“汉代风云人物”,结果“火”了,不但书卖得好,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粉丝的追捧。照理说,学院内的专业学者看到有人为他们做这种普及工作应该高兴才是,就像霍金高兴自己的“宇宙爆炸假说”被人家谈论一样,哪怕人家借着谈论“宇宙爆炸假说”挣了不少钱,那也是人家自个儿的本事。可我们国朝的有些历史学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股酸醋儿劲,说人家易某人“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还说什么“上央视讲历史,可能使学界变得浮躁和急功近利”,更为可怕的是,人家易中天本来是想使讲课更生动,自己脱下鞋,向观众演一把古人怎样“避席”,便被这些人说成不严肃,有些轻佻,丧失一个学者应有的仪表等等。
  说老实话,我也觉得用讲历史应该严肃点,才能营造出现场的历史气氛,而插科打诨的方式往往会消解历史的厚重感,从而使历史减损悲剧性的震撼力,也就达不到“历史使人明智”的基本的功能。但我不喜欢是我不喜欢,我没有权利要求“乙粉”不准喜欢这种方式,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活出自我”的时代,个人有权型塑自己的生命感觉。况且,去听易中天讲历史总比去看“超女”要强吧。总之,我们固然要反对打着文化普及的旗号把历史庸俗化、粗鄙化的做法,但我们也应该宽容那些在文化普及中非“专业”的行为,西哲罗素说:“参差多样乃幸福的本源”,能不信乎?
  我们都知道,其实“专业”这东西是海通以西潮冲击的结果,在此之前,是没有什么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分类的。孔夫子当年实行的是“六艺之教”,“六艺”讲的是什么?是“礼”、“乐”
、“射”、“御”、“书”、“数”。林安梧认为,“礼”指的是分寸节度,“乐”指的是“和合同一”,“射”是指“对象的确定”,“御”则是“主体的掌握”,“书”则是“典籍文化的教养”,“数”可说是“论理逻辑的思辩”。这种教育的目的培养有德的“君子”,但海通以后由于民族国家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拷贝西方“专业”设置也就成了所谓“教育现代化”的一项必然要求。近年来,一直迥异时流的刘小枫对此进行的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什么叫教育的现代化?首先就是教育的大众化和技术专业化,念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大众化),但在大学念什么呢?念的是实用(技术)性的知识。于是,现在受高等教育,绝非意味着品德和人生理解上的长进,而是技匠的培养,这与中国和西方传统的文教理念都相违。”
  基于此,刘小枫和甘阳等人都主张大学要实行“通识教育”,也就是要向“古典自由教育”回归。我不知道易中天教授是否有这样的自觉,他的履历中写着“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于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均有涉猎”,有记者曾就此问他:“你原来研究美学,后来着了与城市学、宪法学相关的书,现在又以讲史知名。你最想做的是什么?”易中天轻松的回答到:“你就写“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这8个字好了。全是兴致所致,性格使然。我不反对埋头苦干只做一件事,人与人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到处窜。我是流寇主义”。
  好一个流寇主义者!
  “在一个分工体系很成熟的社会里,社会为你安排好的是一种机械式的人生。所以尼采才非要辞去教职不可。但跳出这个分工体系的同时你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你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个时候就需要道德勇气了,需要诚实地面对心灵的勇气。这就是‘人文关怀’在现代社会里的表现形态”,汪丁丁的这一段话深刻的说明了易中天当时的处处境。也许在这个人物身上,确实有些哗众取宠的成分,但我还是希望他继续表演下去,因为在这个“史学式微”和“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史学能人如此的利用又何尝不是史学的一种幸运呢?
  易中天坦承,“很多研究历史的人,把历史当作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用解剖刀一点一点地切割,取出肾脏、肝脏、心脏来研究。这也许是一种方法,但我不太喜欢。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觉得面对历史,首先要去感受它的血肉和肌理,其次才谈得上研究”。我被他的这一段话感动了,或许易中天是一位“预流者”,虽然他的知识也许不够渊博,他的见识也未必深刻,但从他坚毅的背影中,我似乎看到了国人对历史的热情正在冉冉升起,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每个中国人都能像易中天这样亲切的感受历史的血肉和肌理时,史学领域的语式──思式的“反─革命”也就完成了。
  从黄仁宇到吴思,历史走出了坚定的一步,他们的成功标志着“意识形态化”史学的坍塌;而从吴思到易中天,历史却又似乎踌躇起来,是“预流而上”,还是“娱乐到死”?历史仿佛划出了一根“下里巴人曲线”,但曲线到底是上爬还是下坠,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似乎就是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也多一份等待。
  是的,“中国是磨练人耐性最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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