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6292 郭道晖：“阳谋”背后的权谋——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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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作者郭道晖，1928年生，解放前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和《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博导、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本文是作者根据1957年他所知悉并纪录、保存下来的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内部讲话和本人在清华大学的亲身经历，参考其他有关材料，以新的视角对整风、反右运动的史实和理论问题所作的评析。 ( http://www.aisixiang.com ) 前 言 2007年是反右50周年，今年（2008）则是“处右” 50周年（处理右派，即正式给“右派” 戴帽、惩处、发配）。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 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 。所谓“必要性 ”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 “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 .6倍！（参见ks.cn.yahoo.com 2007-10-03 ）清华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编印的《清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所划“右派”全部“改正”）至今官方的评断仍然是“ 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论断至少有违 “量变到质变” 的辩证法。 ( http://www.aisixiang.com ) 如果顺此逻辑推演，还可能得出另外更为骇人的结论：为了揪出、打倒这96个“货真价实”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万个(实际上是317万多个)无辜者，这同“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有的论者甚至举出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为了预防日裔美国公民通敌，将他们全部关进集中营，以此论证我国反右“扩大化”的“必要性”。真是亏他想得出这个连现今美国政府都予否定并道歉的案例！） ( http://www.aisixiang.com ) 当然，人们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是故意的，只是失误；何况20年后大都给他们“改正”了。——这当然比过去在苏区反AB团，把数以万计的自己的同志当“反革命”成批成批杀了要“人道”一些。且不说因1957年反右而自杀和被折磨至死的又有多少！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5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 （加上前党委副书记俞时模，共4 人），其中被划为“右派” 的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周寿昌（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和上海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初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长、团中央学生部大学组负责人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反右初落难时曾私下对我说：“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像早年苏区反AB团那样被枪毙！” 可是，他后来却因受此冤屈而精神苦闷得癌症，英年早逝。俞时模（解放初东北局团委农工部长，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校总务处长）划右后下放安徽，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193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战争时期震撼全国的“一。二一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抗战胜利复员后，任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北平市学委负责人，全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在文革中也几乎被打死（幸得他的续弦夫人向军代表跪地求救才幸免），后得病瘫痪，于1999年去世。至于其他清华500多个右派师生中，自杀和劳改而死者则无法统计。 ( http://www.aisixiang.com ) 提到AB团，使我想起我亲耳听到谭震林的一席话。那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1980年19月，党中央组织全党四千多高级干部分组审议草案，我有幸被派去担任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高法、高检等机关的领导干部）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和整理会议发言简报。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与会的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而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 据有关党史资料的记载，单是“富田事变”中，抓“AB团”“第三党”，大搞逼供信，红20军从班排长直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1931年秋，仅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就有2500余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会上郑绍文（高法副院长）也说，当年夏曦在红三军搞肃反，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几乎都被杀光，夏曦还说“他们是为了破坏苏区才创造苏区的！”谭老说，当时有位同志留下一个条子，写着“我已完成了任务，谢谢！”就自杀了。有一个军杀得连领导人都没有了，派了陈毅去，把那些乱杀AB团的人杀了，这才煞住。……但党并没有因此汲取教训，后来不断复制这类错误：1943年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抢救运动”，十余天中就“抢救”了成窝的“特务”“叛徒”，人人自危。建国后，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历次政治斗争，不断伤害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数以百万计。谭老在回顾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时痛心疾首地说：“对于这些严重错误导致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讳疾忌医，不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会产生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才开始觉悟，却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 http://www.aisixiang.com ) 谭老的发言也可以说明，反右是历次党内外残酷斗争传统的继续，特别是歧视、恐惧和整肃知识分子的继续。反AB团就是对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一次清洗（甚至见到衣上插了一支钢笔，也被当做知识分子被拖出杀掉。）。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包括对丁玲、王实味的批判，矛头也是对着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初期批武训传、批胡适、俞平伯、胡风以及在机关和学校搞肃反，大都如此。 ( http://www.aisixiang.com ) 反右及所谓“扩大化”只是“失误”吗？——对广大党的基层干部而言，或可有“失误”之说；对始作俑者而言，既然公开声称是“阳谋”，就不是出于无心。事实上，毛泽东作为历次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几乎大都包含了要排除几个“异己”分子而搞成全国性运动，以形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假象，来掩盖党内的权力斗争：1957年反右主要是要打垮敢于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民主党派（特别是所谓民盟“右翼”人士）和共产党党内及党外的民主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1959年的庐山会议，起因本来也只是毛泽东不满彭德怀几个人为代表的党内稳健的力量挑战他一贯“英明正确” 的绝对权威，要把他们打下去，却故意搞成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的路线斗争，人人检讨批判，同样是借以掩盖与彭老总的个人恩怨和权力较量，并借此转移他搞“大跃进” 失败的重大罪责。文化大革命也主要是要打倒刘少奇等威胁他的威权地位的身边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从扫清外围势力入手，以批判吴晗、邓拓，打倒“彭罗陆杨” 作为开张锣鼓，制造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人打倒另一群人的假象，引起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最终把刘少奇、连带把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置之于死地。这些都可说是阳谋，因为大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而且个人的专制都裹上了好听的“路线斗争” 、“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乃至“大民主” 、“群众专政”的外衣。其阳谋背后的权谋，常人难以揣测。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具体到分析反右“阳谋” 的来龙去脉，其背后的权谋绝不是一个“引蛇出洞”可以简单概括的。 迄今对反右的看法和评价，大多是就反右论反右，对反右前一阶段整风和鸣放，仅将它视为主要是设置陷阱，引蛇出洞，是毛的“阳谋”的主要组成部分；却忽视了毛泽东对整风和鸣放本身的原初目的；也有些神化毛泽东早有反右的先见之明，神机妙算；更忽视了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宪政的视角，对整风鸣放这场新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作出历史的评价。 ( http://www.aisixiang.com ) 至于“反右”的“必要性”，如果站在毛泽东维护个人绝对权威及其专政体制的立场看，面对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挑战，打退他们的“进攻”，理所当然地是“必要的”；而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上审视，被诬为“右派”的人士为争民主反专制而“鸣放”，也是必要的；反右运动则是对民主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下面试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听到并纪录保存下来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参考其他资料和论述，从我现在从事的法律专业角度，作一些评析。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一、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我认为毛泽东原初还是要整风的，不过，他要整的，同一般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所企望的改进党群关系、党政关系不同；更不同于少数民主党派人士要求改变“党天下”、“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和体制；也和党内其他领导干部对整风的理解有区别。他发动整风，动机是多元和复杂的，我以为主要目的有二：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一）整风为了防腐 这是初级层次的缘由。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的地位也不保。他知道最危险的是败在内部的腐化。这点给他“殷鉴”最深的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打下北京后迅速溃亡的教训。在延安时期他就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关于李自成的覆灭）。在进北京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提出掌权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毛泽东一直认为，我们进城是赶考的，我们能不能管理好这个国家，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进城后，1950 年党内就进行过一次整党。1951年10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反贪污浪费指示中指出，这“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当时他亲自批准杀了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动，全民拥护。后来他在给自己的一位亲属谈话中说： ( http://www.aisixiang.com )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 http://www.aisixiang.com ) “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转引自《北京政协》1997年第3期） ( http://www.aisixiang.com ) 毛泽东总觉得党员干部掌权后会腐败，要靠群众来整。想将共产党已经发生的萌芽状态的腐败，加以纠正，以免危及他打下的江山社稷。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57年的整风，是中央早在1956年就决定了的。1956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着重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作风，说： ( http://www.aisixiang.com )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 http://www.aisixiang.com ) 至于其他中央领导人，起初也都是强调要真心实意听取群众意见，帮党整风。笔者在4月23日举行的一次党委常委会上听到传达彭真最近的讲话。他说： ( http://www.aisixiang.com ) 目前主要是“放”。只许我放，不许你放，自己永远是正确的，这是恶霸作风。 有的干部对两种矛盾不分，以对待反革命办法对待人民。老干部是阶级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但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而干部（思想）未转变。讲矛盾，我们是主要方面。 ( http://www.aisixiang.com ) 现在不是极端民主，而是民主不够。群众写信不敢写名字。 有20%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应即发展一批（如梁思成）。” （据笔者保留至今的笔记本纪录，下同。） 到5月15日前某日，清华党委常委领导核心派我参加北京市委召开的各机关、高校、工厂领导人的会议，出席的大多是各单位一、二把手，听市委领导部署整风运动。会上市委书记彭真、副书记刘仁都讲了话。彭真说： ( http://www.aisixiang.com ) 现在（形势）比延安整风还好。一检查矛盾，矛盾都出来了。北大（发动“鸣放” ）较早，人大、清华也开始了，师大……。看出来，我们党不整不得了。虽然我们（进城）只7年多，但特权思想那么重，宗派主义，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有的党员干部说）“我是领导人，你那算得什么！”一甩！官僚主义那样多，还有教条主义。……大学校中，对教授发通知不用“同志”（称呼），而“此令”，这简直不像话！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你怎么好意思“此令！”只有毛主席有时候才用“令”。 ( http://www.aisixiang.com ) 目前，上海、北京（鸣放）比较轰得多，……现在比较紧张了，也有人恐慌起来，自杀的也有。上海工人、学生请愿的也很多，好几百人。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这样整，不要好久就可以把风气整好。 到现在为止，批评可分三类：（1）的确我们有缺点错误，至少90%以上是这类批评，是对的，不管话如何难听；（2）不正确的，听还是要听，但可不接受；（3）也还有反动思想在鸣：不要工人阶级领导，要资产阶级领导，有的不是批评，而是反攻，这些意见是少数。 ( http://www.aisixiang.com ) 报纸上不要把难听的话勾掉，要相信群众能鉴别，讲出来他会在群众中孤立。有的报纸把坏话勾掉了，是软弱，怕搞垮。----就是搞垮了，咱们再做几年地下工作，打游击，再搞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什么可怕？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们这些缺点、问题，不整，就亡国。现在一整，睡午觉的人也少了。 十足的官僚主义也不少，占了茅坑不拉屎。 提出意见，还应该解决。可能解决的都应解决。 有的干部把自己的老婆硬要放在学校收发室、人事室，工作能力没人高，级别却比别人高。党内拼命争级，不争自己作了多少工作，不讲贡献，这不是咱们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人家比你能力强、本事高，是15级；你却13级，还与人争，你那么低级趣味！应当自动提出降级。不要搞成低级趣味。一个校长，同在一个院子 ，还（专为你）搞个收发室，你不是找挨骂？！“此令！”-----你为什么不“此致敬礼！”市委给你来个“此令”，你舒服吗？ ( http://www.aisixiang.com ) 你自己造成狂风暴雨，怪谁？有些同志很气，说要上吊。…… 一个干部升了级，又撤（换）桌子又撤（换）椅子，……为什么如此低级趣味！ 有些党员就会打推身拳，自己的事都推出去，不为群众打算。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像个党员样子。自己工作根本没有作好，一遇到别人批评，就打离身拳，自私自利！（郭按：我记得彭此话是严厉批评一位在场的工厂党委书记，此前他在会上受到刘仁和彭真的质问，当场检讨时还在“打离身拳”，引起彭、刘很大不满。我听到彭居然不留情面当众批评他，深感市委领导对整风的雷厉风行）。 ( http://www.aisixiang.com ) 工厂工人是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不要搞乱了。对中小学生（的出路问题），一律不要许愿。只要他劳动，到工厂当学徒，到农村当农民（都可以）。不要许愿，不必去为毛主席竞选，不要你去买个好，我去买个好，这是市侩作风。说什么“我没有意见，只看领导如何。”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一面整风，一面听意见，一面改进。 在这个会上，市委副书记刘仁也讲了话，对整风作了部署，言辞也很严厉。其中批评了党内一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腐败作风，并指出： ( http://www.aisixiang.com ) 要使对我们有意见、不满的人都能提出来。他们要看，怕放长线钓大鱼。现在绝大多数批评是对的。……三反五反，都是我们整他们，这一次应当让他们出出怨气，越难听的话越要听。如不整，共产党就会腐败下去，天下就不见得是我们的。良药苦口利于病。……东北沈阳工学院要求公审肃反五人小组。……凡搞错的，要道歉；原来在大会上斗争的就仍在大会上道歉，最后由市委负责。这件事越主动越好，不要羞羞答答，不承认错又不认错。肃反的结论也可考虑收回，不要装在青年档案中。 ( http://www.aisixiang.com ) 必须放。不能又放又收。……有人说，“不止毒草，毒蛇也出来了。”毒蛇也让他出来，毒蛇也不怕，什么也不怕。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从毛、彭、刘的上述讲话中可以看来，他们起初确是要整风的，而且矛头是对着党内干部，看不出这里面有故意“引蛇出洞” 的图谋。至少也可推知，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和作为北京市委常务副书记的刘仁这样级别的党的领导人，到4月下旬和5月上旬也还不知道毛泽东另有“阳谋”。 ( http://www.aisixiang.com ) 此前，约在5月上旬（9日？）清华党委常委会上还曾传达了彭真另一次讲话，口气稍有不同： “政治局开了会，认为原定学文件方式整风，现在看来不够。最近党外提了一下（意见），那么多，帮助极大。目前上海、北京真正放了，90%好。傅鹰（北大化学系教授）从爱国主义看，好，耿直。如果像现在情形搞（下去），官僚主义等等很难存在下去。 ( http://www.aisixiang.com ) 发言中确有少数人反共。右派讲的不管怎样也要登。教育中间分子要用右派去教育。现在马寅初也说话了，说没有党不行。”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下面具体交代了报纸如何报道鸣放中的发言。特别叮嘱“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否则就被动了。”“整风是和风细雨。三反、肃反是敌我问题，思想改造要和风细雨。这是指共产党要执行这一条。但是党外（向我们）提意见则不然，我们要经得起狂风暴雨。” ( http://www.aisixiang.com ) “整风一方面整自己，改进作风；一方面使群众中右派向我们逐渐靠拢、改造。”“现在斗争比较复杂，一是我们要整风；但也确有另一面，有人想把我们整到资本主义，我看这就有点对抗性。” ( http://www.aisixiang.com ) 随着鸣放的广泛发动和深入，开始出现一些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尖锐的意见，当局对“右派言论”开始警觉起来，但并没有要发动反右大斗争的意思，只是要在群众中孤立他们，教育改造他们，还希望他们“向我们靠拢”。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这里还可以从此前邓小平对清华大学师生的政治思想问题的看法，来印证当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态度。195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奉毛泽东的指派来清华大学作关于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由人民日报发表的专论）的报告。此前，我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曾随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及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团委书记阮铭一道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清华师生在学习“再论”中的提出的诸多问题，为他来校作报告的准备。当我汇报到清华建筑系一个叫蒋维泓的学生写了“万言书”，赞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铁托在拉普的演说时，小平同志插话说：“我看了他写的东西，观点是错误的；但他的文章有逻辑思维，文笔也好，这个年轻人有头脑，有才气、你们要好好帮助他，将来是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的。”显然，这时邓对蒋维泓问题还只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是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的，更没有把他当右派，而且还赞赏这个青年学生的才华。我对小平这种宽容和惜才的风格，十分感动。从中南海出来时，蒋南翔还对我们说了一句：“看来中央对基层群众情况还是很了解的。” 大家对小平很体察下情，颇感欣慰。 蒋当时对学生中的混乱思想是有些不放心的，听了小平的谈话，也感到有底了。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也并不知道、也不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有什么“阳谋” 。（可是，后来反右时蒋维泓却没有逃过划右派的命运，被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多年。在文革中又再次被专政，最后在建工部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劳改时出走，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 http://www.aisixiang.com ) 1957年1月12日晚上，邓小平来清华给全校师生作报告，讲了5个小时，报告共分五点：(1）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2)关于制度问题；(3)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4)关于苏联问题；(5)艰苦奋斗问题。主要是总结了苏共的教训和中共的对策，批评了党内一些不正之风，力图澄清师生的一些疑问和错误思想，还比较实事求是和深入。报告一直讲到晚上12点，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后来在文革后期“批邓” 时，有位紧跟“江青在清华的两条走狗——迟群、谢静宜”的清华原党委副书记胡某，却批判邓的这个报告是“狂热地鼓吹修正主义” 。 ( http://www.aisixiang.com ) 清华大学还有一个机械系焊接专业的学生武天保，也不知谁汇报说他公然扬言要杀几千几万人（后来证明有误传），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提到他，但又说：“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枪，你怕他干什么?” 认为不要把他开除，要留下当“反面教员”。毛这句话，倒使他在反右中幸免追究。这也可以说，即使毛泽东在起初也并没有要在学生中划右派，扩大打击面。 ( http://www.aisixiang.com ) 2、整风意在敲打异己 以上所述关于整风以防腐，可说是党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但不排除毛泽东对整风还另有其他目的。他对整风是情有独钟的，一贯视整风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除异己、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延安整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及其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据现今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当时还着重迫使周恩来检讨、臣服，最终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 http://www.aisixiang.com ) 建国以来，毛为了急于实现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孔夫子、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理想，提前加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毛认为是反对他的。（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毛主席在社论最后送他审阅的时候，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圈，并且写了“我不看了”这四个字。到1958年1月他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这件事他隐忍了整整一年半，在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才找到机会出了这口气。）批评薄一波的“右倾” 。此外还批评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薛迅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等高级干部反对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说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5页。） ( http://www.aisixiang.com ) 更有甚者，党的八大受苏共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更使他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他对党内潜在的逆己倾向已高度警惕。正如夏衍所说，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指在毛百年后作“秘密报告”。见夏衍在1980年10月在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发言，载当时会议所发中央国家机关第12组第14号简报。）在上述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还重提高岗事件，说那时他讲过：“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而现今 “我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人（不多）里通外国”（指私送情报给苏共）。他严令这些人“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处分。”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 http://www.aisixiang.com ) 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乘反右大胜、大权在握，他重算旧账，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以至迫使周打算辞职，陈云事实上靠边站。还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39、555页。）又在同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上纲批评“反冒进”的领导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410页。） ( http://www.aisixiang.com ) 循此轨迹，不能排除毛泽东当初想利用整风来整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他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实际上就包含了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把“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矛头引向整党内高层人物。但这个谋算，因“右派” （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 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举“进攻”，反而矛头对向了他本人（“党天下” 、“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 ，“老和尚” 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何况党内很多中高级干部也反对大鸣大放（详后），他怕失去广大干部的支持，就赶忙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变 “放” 为“收” ，大肆反右！原拟借党内整风来整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打算就推后了。（但是，党内中基层干部中借整风来排除异己，公报私仇，则大有人在。） ( http://www.aisixiang.com ) 二、对大鸣大放阶段的历史评价 对整风反右，我认为需要分两个阶段和两类对象来分析。 所谓两个阶段，是指鸣放阶段和反右阶段；两种对象：一是民主党派中所谓“右翼”人士，二是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精英。这两阶段和两种对象是应加区别看待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一）“大鸣大放”是一场人民民主的宪政运动 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来审视和评价，单就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阶段而言，应当说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教师思想改造、批胡风、机关学校内部肃反等运动中受到冤屈、歧视或不公正待遇，而在一部分人士中积累的不满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多年受到党权至上、舆论一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压抑人们的初次思想解放的尝试。 ( http://www.aisixiang.com ) 据官方统计，5 月2日至5 月12日，全国各地召开2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372345条意见、建议。意见也越来越直击要害。 ( http://www.aisixiang.com ) 清华大学师生鸣放的内容 前面提到的建筑系学生蒋维泓上书党中央（1956年9月16日给党的“八大”的信），认为“我们党组织强调领导，强调集中，强调计划，是军事时期过时的管理方法”，认为这种“过时的东西”妨碍着人民创造性地发挥。他要求在公有制度下实行公产民办企业，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发展自由竞争；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提倡个性自由，在艺术作品中“把人民的自发的好强提高到首位”；在组织上机构上把统一的组织机构化为许多性情相投的人结合起来的小单位，在人事分配上可以自由选择自行推荐，不要统一分配。他认为目前是和平时期，军事机构不应占有优越的地位。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要求党“扩大民主”和“团结性”，要求用自报公议的方法来挑选党的积极分子。（转引自《清华大学反右大事记》）。现在不难评断，蒋维泓的这些意见是切中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日益彰显的弊病。 ( http://www.aisixiang.com ) 到1957年5、6月间整风鸣放期间，清华学生中提出的主要是针对学校领导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作风问题，如批评1952年学苏搞院系调整，使清华沦为单纯工科大学，要求实行“理工合校”；对党的干部作风不满，贴大字报要求团委书记；反对党委领导干部享有特权，要求取消对他们的“优待证”，……等等。属于政治性的则有 “庶民社”及其系列大字报《庶民报》，批评在学生中搞肃反，侵犯人权，其中有云：“清华党委是如此找敌人，残忍呀残忍，没有人权，没有宪法，没有常伦，必须以法律制裁肃反中的真正罪人”；其杂文《神、鬼、人》中说：“人之所以敬神（隐喻共产党）是因为神能给人带来吉祥。……畏鬼情有可原，但畏神却令人费解！”表示“愿：人里不再出‘神’，而‘神’永在人间。则庶民万幸！祖国万幸！”还有的大字报要求“还政于民” 、为胡风翻案；……等等。这些言论当时被认为大逆不道，实则都是公民言论自由，而且反映了人民的民主要求。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教授中，经反复动员鸣放，所提出的批评建议，大多是教育方针和体制、党群关系问题。如无线电系教授常迵（他此前还是靠拢党的进步教授）说，党群之间有道墙，虽不是铜墙铁壁，却是篱笆墙，隔篱相望，就是走不到一块。墙的筑成，主要是党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表现在只信任党员，不信任非党员。（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1957年5月22日第184期） 物理系一位教授何成钧批评校领导，说“毛主席的太阳没有照到清华园”。至于政治方面，则多集中在肃反中的侵犯人权问题，物理教研组被错批斗的教师诉说肃反中 “完全失去人权，把喝水的杯子、香烟全拿走了，不能受到人的待遇。我只能忍气吞声。我曾准备跳楼自杀，但我想，要死只需要几秒钟的勇气，而活下去要更大的勇气。我要活下去，看他们是否代表真理。” 他们批评校党委主持的肃反是违反宪法，肃反案件应该交法院审理。他们还举出1954宪法第8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为自己和他人在肃反中所受冤屈辩护。（见1957年6月3日第190期《新清华》报道。） 这表明当时教师具备相当的宪法意识和人权观念。而党中央及基层干部则为了搞所谓的阶级斗争，而不顾刚通过才3年的宪法。 ( http://www.aisixiang.com ) 此外，物理系一位刚“海归”的教授徐璋本，不谙中国“国情”和政局，误认为中国有像美国一样的言论自由，大胆提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民的指导思想，要实行多党制民主，这种思想言论在国内头脑“正常”的人看来，实属大逆不道，反右初即被作为“反革命”予以逮捕，关入监狱。 ( http://www.aisixiang.com ) 北大、人大学生的鸣放在民主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上比清华要高很多。已有许多文章专题论述，这里不赘。 法学界法律界的鸣放。 这是值得特别加以反思的。我在1998年主编了一本《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其中一部分是以访谈录的方式请被打成“右派”的教授、学者回忆当年的情况。使我得出两点感慨：一是在反右中，法律界、法学界是一个重灾区，是对法文化和法学者的一次大扫荡；二是政法界法学界的“右派言论” 实际上是针对执政党轻视和践踏人权、民主和法制而发出的法治呼吁和启蒙，可是却因“早说了40年”而横遭摧残。 ( http://www.aisixiang.com ) 政法干部与法学者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是惊人的。司法界、法学界几乎一半以上打成右派，律师几乎全军覆没。象上海第二中级法院民庭20人中，划为右派的有8人，占40%。有的学校法律系的老教授几乎“一网打尽”。象钱端升、王铁崖、韩德培、梅汝敖等堪称中国“法学泰斗”的老一辈法学家，几乎无一幸免。当年还是年轻教师、现在是我国的资深法学教授，如沈宗灵、江平、吴家麟、马克昌……等许多人，也难逃劫难。其实，法学界受批判的“右派言论”，大都是近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常识性的原则、规则、观点、概念，乃至通用的法学名词，有的还是三年前刚为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也被批判为“敌我不分”。“法院独立审判”被批判为“同党闹独立”。主张法有继承性，则是“为反动法律招魂”。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就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主张完善人大制度，就是“吹捧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主张实行法治，不能以党代政，反对“以政策代法律”，竟然被批为“企图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著名的老法学家杨兆龙教授因为提出要“及时立法”，制定法典，也被斥之为“旧法观点”或国民党的“立法观点”，是“企图把那些象他自己一样的‘老法学家’，拉进立法部门，从而篡夺党在立法工作中的领导权，以便从根本上推翻人民法制，而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见前引“实录”第99页)。他主张法律应当体现社会正义，要实行“罪刑法定主义”和“无罪推定”原则，也被质问：这些所谓的正义“究竟是便利谁，对付谁?是什么用心?”这位曾经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柏林大学博士后，解放前担任过多所著名大学教授、法学院长，并曾在上海担任过上诉法院法官、律师和审判日本战犯的罪证调查室主任的正派老专家学者，在肃反中就因他曾在国民党司法界任要职，解放后留在大陆不走，竟怀疑他是“潜伏特务” ！反右中他因上述言论被打成右派。1963年又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狱。1971年判处无期徒刑，终于冤死狱中。另一位政法界的名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造时教授，1957年在上海市政协会上提出了必须“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的目标，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与内容。我们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这是最早最完整地阐明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与现今的提法几乎完全一致，却被诬指为“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结果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也病死狱中，弥留之际还在喊着：“毛主席救救我!”(见“实录”第83－84页)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以上只是法律界、法学界在1957年所遭摧残之一斑，也可略见当时主其事者对法治是多么无知和蒙瞳；更反映了法学界人士在鸣放中的民主与正义呼声。在我主编那本《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时，读到当年的受难者与知情人一篇篇用血和泪写出的文字，不能不为之唏嘘叹息!一位资深的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在寄来思忆文稿时，还附上1957 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他的所谓“右派”言论全文的复印件。我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若不是上面印有该报当年出版日期，完全可以误认为是40年后的今天写的。字字玑珠，可圈可点，在现今已是法律常识，但早说了40年却是反动言论!历史的“误会”竟致如此!难怪有的年轻人读了当年由法律出版社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法学界右派言论集》，觉得要是当年共产党认真听取了这些“右派”言论，我们早已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了。可以说，不待文化大革命的到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早已革了“法文化”的命。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 http://www.aisixiang.com ) 3．民主党派人士的鸣放。他们的民主诉求更高于一般知识分子。批评“党天下”， 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 ，甚至要求“轮流坐庄” 等等挑战毛泽东及共产党的领导权威的言论都出来了，这种不以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出乎他的意外的态势，大大刺激毛的神经。正如章伯钧在一次鸣放会上的发言说的：“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见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此时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毛泽东感到如此意外，但作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和中国历史上最有权谋的策略大师，并不像章伯钧预料的那样“进退失措”，而是来一个紧急刹车，和180度大转盘，不惜背弃“言者无罪”的诺言，号召“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 ( http://www.aisixiang.com ) 反右是毛泽东恐惧和镇压民主派知识分子的继续。毛出身农民，他领导的实质上也是一场农民革命。因而不排除他潜意识中存在“李自成情结”：一有李自成的前车之鉴，怕干部腐败而失去江山，故而要整风；二怕知识分子造反，被夺走江山，所以要反右。他说过：秦始皇坑儒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 。所以，反右导致伤害55万无辜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反右也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开端，即他在1957年7月所撰《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中所提出的：“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毛选第5卷第461页） ( http://www.aisixiang.com ) （二）如何评价人民群众参与整风鸣放的历史意义 1957年的整风，是由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却转而反右、走向其原初愿望的反面的政治运动。从人民立场和民主的宪政思想来审视和评价，1957年的大鸣大放，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精英的一次民主宪政的诉求，一次违反其发动者初衷的人民自发性民主运动。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应当说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是知识分子的企图摆脱臣民依附地位，走向公民意识的觉醒。大鸣大放中群众对基层党委或仅仅是对党支部和党员个人的批评，固然属于公民对执政党正常的监督权利；即使涉及党的领导权的某些过激言论，由于并非煽动暴力，更未见诸实际动员和组织的行动，从法治原则而言，属于非“立时和现实危险” 的言论，在真正民主的国家是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应当言者无罪。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这个运动以具有社会良知、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执政党的 “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批评监督的客体和有此“三害”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对象。它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冤屈、歧视或不公正待遇而积累的社会不满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多年受到党权至上、舆论一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压抑人们的一次公然抗争；是在苏共和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的党专政影响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毛泽东称他们是“民主个人主义” ，在建国初期就为文大加批判）为挣脱执政党教条主义思想控制的一次尝试。在鸣放中群众创造的大字报形式，也是继承了解放前学生运动的民主传统，是公民参与政治、突破官方封锁、反对官僚主义统治的一种民主手段。（只是后来在反右和文革中被官方御用势力接过去，变为打击进步势力的专政工具。） ( http://www.aisixiang.com ) 如鲁迅所说：“ 我们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 鲁 迅 ：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鲁迅全集》1956年版， 第6卷 第118页 。） 对于那些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志士仁人，那些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知识精英来说，在鸣放中挺 身 而 出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中行” ，勇敢地站出来发表对国是的主张和对执政党的批评，而沦为“俎上肉”，被打成“右派” 而遭罪，可以视为争取民主自由而付出的“必要的”代价。他们虽然受到镇压而失败，但历史对他们还是公正的。他们高扬的民主自由旗帜和特立独行的崇高精神，是值得后人景仰的。人们不必以“上当受骗”来替他们抱屈。即使鸣放是毛泽东设下的陷阱，他们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坚持真理、赶为民先的精神，出了像林昭、林希翎等民主斗士，她（他）们代表了这场民主斗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是应当“留取丹青照汗青”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所以，对于当年的“反右”，我认为不应当只是当作一桩历史“冤案”来看待；对被划为“右派”的人士和青年学生，也不能只停留在把他们作为无辜受冤者给以同情；而应当从历史高度上加以评价：这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宪政运动的一个高峰和一次挫折。 ( http://www.aisixiang.com ) 当然，对大多数本来是拥护现行体制的党内外积极分子和普通公民，也因响应党的号召而蒙难的，才真是“上当受骗”，是一场悲剧。 ( http://www.aisixiang.com ) 反之，作为反右斗争的“胜利者”的毛泽东，通过反右，重新成功恢复了个人在党内外的绝对权威，并把它推向“一个人说了算” 的高峰；但从历史长河看，正是反右的“伟大胜利”，使他更骄横专断，大行“马克思（实质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之道，导致“大跃进”的大失败和文革大革命的大灾难，其被神化的“英明正确” 绝对权威实际上也走向反面。这也许可说是他个人的悲剧。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三）如何区分“左右” “右派”一词，本是指党派内部或党派之间相对于“左派”的一个派别，一般都属于内部不同政见的群体。在外国，也有称之为鹰派和鸽派、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毛泽东曾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毛选5卷428页)其实，敌对阵营中也可以分左中右。1957年6月反右以前，毛泽东也讲过多次右派问题，那时还是作为人民内部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落后派别，或党内相对于教条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思想派别来对待。即使他在反右前夕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也还是把批判“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当作“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可是不到20天，右派被称为“反动分子”(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5卷431页)。再过一个月，进而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了。(见《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到处理右派时，不少人更成了“极右”亦即反革命分子，被“充军”边疆或投入监狱。1958年初在“处理右派” 阶段还有所谓“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划右派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决定于执政党的“一推一拉”之间，岂非儿戏? 可见，“右派”这顶帽子是可以任由主其事者出入其罪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更可悲的是，以宪法和民主运动的视角辨析，左与右恰恰是被颠倒了。人民群众或公民个人要求民主，反对专制，要求革新政治，维护公民权利，实现言论自由，批评监督执政党和政府，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即使某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主张属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 范畴，但相对于毛泽东自诩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主义，相对于压制和侵犯人权和公民宪法权利而言，真正的右派倒应是后者；而当时所划的“右派” 则应当属于民主派、激进派、自由主义者，或者是真正的左派。 ( http://www.aisixiang.com ) 对此，在1957年反右之前和初始阶段，本人就曾同清华一位党委常委委员辩论过。他硬说那些主张民主的人士是“右派”；我则认为他们应当属于民主派、左派（不打引号的） 。后来在反右中就以此批判我是“顽固站在右派立场，连左右都分不清！” （其实这个批评应当还给批判者自己）。在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中，也没有忘了加给我一条罪状：“在党委内部以‘民主派’‘左派’自居，而诬蔑坚持中央鸣放方针的同志是‘右派’‘有顾虑’、‘不虚心’”。(按：清华党委对我的划右决定中罗织我的主要罪状，一是“坚决抗拒暴露右派的方针”，这是指我在兼任校刊《新清华》总编辑时抗拒 “阳谋”， 抵制发表设置陷阱、故入人罪的报道，认为“这样做，有失共产党员的良心” ；二是“在反右前夕，蒋南翔同志同其他五位党委副书记一起，找他谈了近四小时，说明中央关于鸣放的方针，而郭却坚持自己的观点，顽固地站在与党委对立的立场。反右初期，情绪抵触”。（见《新清华》1958年2月11日《开除党内右派分子郭道晖党籍》的报道和“决定”的油印文本）这是指我在谈话中反对把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定性为 “阶级斗争” ，对开展“反右” 斗争和要划钱伟长、何成钧等清华教授为右派，明确声明“保留意见”，认为他们是爱国的。) 我的这类观点和立场，究竟是“右”还是比较中肯呢？ ( http://www.aisixiang.com ) （四）区别两类对象 反右的锋芒是针对两类人：一类是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一类是广大知识分子中的民主主义精英。在剖析毛泽东的“阳谋” 提出的时间和针对性时，应当对二者略加区别。 ( http://www.aisixiang.com ) 根据我亲历的历史事实和知悉的有关资料，我认为，对于民盟的所谓“右翼”，毛泽东倒的确早就谋算加以清扫了。有两个事实可以为证： ( http://www.aisixiang.com ) 1．据现今公开的苏联档案，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中，就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该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但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 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遵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是这样做的，但毛泽东一直不忘要削弱民主党派的势力和影响力。（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一文，见《百年潮》1998年第1期。根据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公开的秘密档案。） ( http://www.aisixiang.com ) 2．另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即1951－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当时还是毕业班的学生，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被党委抽调去教师学习委员会担任学习组组长，提前毕业。我当时负责教务工作，还请中宣部黎澍同志担任清华学委会的顾问，我常去向他汇报请示。起初是正规地平静地学社会发展史等理论，还请了艾思奇“三进清华园” ，给全校师生讲大课，受到热烈欢迎。但当他批判形式逻辑是“唯心主义” 时，哲学系的金岳霖等老教授还同他辩论，说“你今天的演讲句句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气氛相当和谐民主。可是到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教师的理论学习就转变为“思想改造”。凡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人人“洗澡”，即作自我检讨，清理旧思想。在清华，这一运动名义上是由三反运动中成立的 “节约检查委员会”主持(行政负责人即原学委会主任周培源教授)，实际上是由学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具体领导。我被派负责联系文、法、理学院的工作。当时各系动员、组织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去“帮助”教授“洗澡”。学生抛弃了“尊师重道”的古训，对老师开展群众性的严厉批评，教授们反映：“洗澡水是滚烫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多数教师被迫或半自愿地作了检查，顺利过关。但对社会系教授潘光旦先生，则扭住不放。他是费孝通的老师，是搞社会学的，在解放前是民主人士，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因为他和罗隆基等人都是英美派的，因而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把他们当异己的势力。当时潘光旦是民盟中央常委会的委员和清华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清华“洗澡”重点是潘光旦，由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掌握。潘先生在社会系和全院大会上先后做了3次检讨，还过不了关，说他是“铁心皮球”（外圆滑内顽固）。当时我脑子里想，为什么把他搞的那么突出，3次还不让过关？而冯友兰，他曾给蒋介石讲过课，那时被说成是“太师爷”， 他不算民主人士（在学问方面是个大师），却一次检讨就过了关（可能他懂得“与时俱进”吧）。 ( http://www.aisixiang.com ) 这种对潘光旦教授的特殊对待，并非清华党委的自作主张，而是根据北京市委指示行事。我到市委统战部长李乐光同志（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友）家里汇报。我说潘光旦已经在系里和文法学院检讨了三次，还不让他过关，是什么原因？李乐光说了一句：“这个你就别管了。” 当时统战部干部吴维成直接联系我。他后来说，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我们党中央也担心这股势力强大了，成为一个对立面，所以解放初就说要对他们敲打敲打。思想改造运动中是借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是给民盟“右翼”一个警告。后来潘光旦第四次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才勉强通过。为此市委还先后布置清华党委宣传部编印了《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和《欢迎潘光旦先生开始的进步》两期专刊，在校内外( 特别是民盟中央 )散发。 ( http://www.aisixiang.com ) 现在看来，这实际上为后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整民盟“右翼”留下了伏笔，这是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决策。如果说，反右早有预谋，以上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的谋算和整潘的做法，就是可说是“阳谋”的序幕。 ( http://www.aisixiang.com ) 毛泽东“阳谋”首要对象是民盟，这一点，还可以从反右开始时他在6月8日和6月10日写的两份党内秘密指示看出来。其中他认为，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颇好，民盟、农工最坏；说章伯钧、罗隆基在拼命做颠覆活动，野性很大，党（指民主党派）要扩大，政要平权（指同共产党的政权“平起平坐” ），等等。（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他在1957年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主要矛头也是对着民盟和所谓“章罗联盟” 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至于对党内外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从本文前述毛泽东和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人的一些讲话看来，在5月15日毛泽东决定反右 “阳谋”以前，是并未当作整肃的对象看待，而只是要求教育、改造他们，争取他们靠拢党，甚至要吸收他们中有些人入党（如梁思成及钱伟长）。只是由于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放”出了一些大出他意外的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言论，感到危及其绝对权威地位与“舆论一律”的思想政治统治，才大打出手，使反右“扩大化”。 ( http://www.aisixiang.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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