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泽东在建国初年，构思民族工业蓝图的时候说，有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周恩来想借重卢作孚出任交通部长，可惜他含冤自杀了。
1952年2月8日，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和民生公司工会在民生公司联合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场上一幅标语写着：“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公司的公股代表张祥麟带头做检查，说他与卢作孚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之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上台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卢作孚心情极为沉重。动员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卢作孚回家之后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爱国资本家卢作孚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民营经济史纪事本末》作者：黄孟复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随着“三反”斗争的深入，发现一些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和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有密切联系。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华东局和西南局的报告都反映了贪污分子与奸商相勾结，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事实。这些事例使毛泽东受到极大震动。
1952年1月5日，北京市委报告，北京工商业界已有1659户坦白检举了2923人有贪污或行贿行为。毛泽东当天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指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与此同时，《指示》提出，“五反”运动的锋芒主要针对的是违法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搞“五反”，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革，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是打他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所以在制定政策时要把握好度。
“五反运动”开始后，许多私营工商业者受到冲击。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因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逝世。卢作孚(1893－1952)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以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和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著称于世，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1950年卢作孚从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2月5日，民生公司一艘轮船在触礁沉没，使民生公司面临财务危机，卢作孚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1952年2月8日，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和民生公司工会在民生公司联合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场上一幅标语写着：“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公司的公股代表张祥麟带头做检查，说他与卢作孚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之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上台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卢作孚心情极为沉重。动员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卢作孚回家之后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1952年2月15日中央在《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指示》中指出：对五毒行为不太严重者，应采取只退不罚的政策，以安定绝大多数资本家，可以组成更大的“五反”统一战线。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商户处理办法和指示》，规定对工商户处理应该分别不同的情况分为五类，即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处理的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经济上来说是指资本厚、店员多、经营大的工商户，从政治上来说是指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或参加各级协商机关、政府机关担任工作的资产阶级代表性的人物被认为是大户，予以保护。对于解放前对民主运动曾有贡献者，或者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表现积极者；经营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主要工业，其工厂大、工人多、设备佳、技术好、生产丰、纳税多、作用大者，或解放后积累资金或自国外调回资本扩大设备积极经营者；在技术上有一定成就，为今后建设需要的专家；在“五反”中表现积极，交代彻底，并帮助他人或检举有功者；在全国或地方有政治地位属于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代表人物，被列入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
195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八项目的给各地的指示》，说明此次“五反”斗争所要达到的目的：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业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这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它使“五反”运动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实现毛泽东所希望的国家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
到5月以后，五反运动进入审理定案和补税、退财、罚金、没收阶段。为了善始善终，圆满结束五反斗争，中央于5月9日发出《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的指示》，指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算得过高的必须合理地降下来。6月11日，陈云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汇报会议上，就退财补税问题提出两条原则：一是“先活后收”，让资本家先开工、开业，有了利润再收；二是“先税后补”，让资本家先交税，然后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逐步收缴退补款，以保证其正常的生产和经营。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结束。据统计，全国政府系统参加三反运动的达850万至900万人，受到处分的占4．5％左右。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运动的有383．6万人，查处有贪污行为1000万以上者10．5万人，约占参加运动总数的2．7％。经审理定案，绝大部分免于处分，部分给与行政处分，对少数贪污数额巨大，手段恶劣，态度顽固，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者，给与严厉制裁。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南、中南五大区的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共有99.9707万户，受到刑事处分的有1509人，占工商户总数的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