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绍兴路54号是我出生的老家，现在是出版局的产业，关于它的历史，有不少穿凿附会、捕风捉影的传说，我在这里写上此文，一是澄清事实、避免以讹传讹，二是该宅也是受保护的上海老洋房之一，供有兴趣的朋友一阅。

                                          一

我最近从香港回上海，听说上海绍兴路54号开设了一家“慧苑”茶文化会馆，是沪上文化界一个聚会点。会馆介绍册说该址是“海上闻人”杜月笙故居。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的《老上海花园洋房》中“绍兴路54号住宅”一文也说这是杜母的住处，就连香港某旅行社也打出“到杜公馆喝茶”的上海之行宣传。
      其实，绍兴路54号并非传言所说杜月笙故居，而是我家旧居。该址有两座房子，是我祖父三十年代末所購置，直至1952年被国家收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址。
       我祖父二十年代在上海起家，1928年创办了华资上海印染厂，這是中國民族企業中第一家印染厂，后扩建为荣丰纺织印染厂有限公司并在上海上市。解放后，荣丰一厂改为第七纺织机械厂，荣丰二厂改为上棉三十一厂。

杜月笙1924年后在上海政经界一手遮天，为了改变形象，进入上层社会，在原先的帮会组织之外成立了“恒社”。恒社的核心是十九人理事会，其中九人为常务理事。1933年我祖父参加了恒社，1934年成为九名常务理事之一。(《恒社月刊》第10期)
      现在绍兴路54号内的两座楼房，原先有墙隔开。有花园的一座新式楼房是我家所住，隔壁一座旧式楼房是我祖父供杜的師傅﹑青帮大佬陈世昌所居，恐怕这就是现在传闻的来源吧。

                                               二

上面这篇文章 2004年4月19日刊登于《新民晚报》。当时我从香港乘东方航空回上海，在机上杂志见有介绍，说绍兴路54号是杜月笙故居，因此写了此文寄新民晚报，限于篇幅，写得很简短。

去年回上海，在上航杂志上又见到介绍，竟干脆命名为“笙馆”。可见在今日商业大潮中，为了一个钱字，不惜伪造一切。

到上海后再次前往我出生的旧居，几个工作人员问：“呵，你是杜先生吗？”我告之此地与杜月笙并无关系，他们一脸茫然说：“不是说杜月笙五姨太的房子吗？”另一人说：“不对，是九姨太的。”

绍兴路上还有一幢9号也打着杜月笙四姨太住宅的招牌，其实都是胡说八道。四太五太九姨太，纸醉金迷大上海，这是今天不少人对三十年代的想象。

杜月笙在上海时有四位太太，原配沈氏，二房陈帼英，三房孙佩豪，四房姚玉兰，前三位都是苏州人，四太太是北京人，全家都住在華格臬路 (今宁海西路) 216號，根本没有其它公馆。隔壁212號是張嘯林家，而杜美路 (今东湖路)的所谓杜公馆，杜家一天都没住过。1949年4月杜月笙去香港，50年已和梅兰芳离婚的孟小冬也从北京到香港，和杜成婚，是为杜月笙五太。

杜月笙出身十六浦地痞流氓，拜青幫通字輩“套簽子福生”陈世昌为老头子。四一二事变投靠老蒋，获封少将参议，为进入上层社会，急于改变黑帮形像，大弟子陆京士提出成立一个合法社团“恒社”，设立高门坎，入社者必需学历中学以上，文职人员科长以上，文化教育界中学教师以上，军人少校以上，或者有自己企业，如此一来，把杜的帮会弟兄全部挡在门外。

当年流氓的标准衣着是“短打香云纱衫”，所谓“短打”就是现在时尚的唐装，杜要求进门者必需穿长衫或西装，不得穿短打。杜贩毒出身，进入上层社会后宣布禁毒禁赌 (当时吸鸦片不算毒)，张学良就是由杜帮助戒毒的。恒社每年正月开禁一个月，为各路帮会分子设赌，抽头佃作为恒社经费。

香港第一任特首、现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香港前任立法会主席、现全国人大常委徐丽泰的父亲徐大统，香港前任贸易发展局主席、现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光正的父亲吴绍麟，都是恒社成员。

                                                     三

绍兴路54号 (三四十年代为爱麦虞限路45号)，原為美國领事馆兴建的美国侨民俱乐部，1939年落成后未曾使用，就因资金问题出售，由我祖父以4000两黄金购得。隔壁一幢名义上是杜月笙买下孝敬师傅陈世昌的，抵押给我祖父，因此实际上也是我祖父出资。两幢之间有墙开一小门，现在墙已拆去打通为一个院子。

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部长吳开先、第七战区中将司令吳绍澍等在此以舞會为掩护召开国民党敌后工作会议。后来国民党在上海的电台被日军破获，我祖父受牵连被抓进“76号”，经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表徐采丞疏通才获释。

抗战胜利前夕，杜月笙留在上海和戴笠合作地下抗日活动的万墨林，为躲避日本特务追捕，1944年春在这里住了兩个多月。

国民党中的反蒋派领袖李济深为躲避蔣介石搜捕，在这里暂避期间突发盲肠炎，我祖父请上海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任庭桂在家里为他动了手术，将他秘密送往香港。

1948年我祖父携带资金到香港，正彷徨两难之时，李济深在香港成立了民革并任主席，宋庆龄任名誉主席，准备北上参加北京新政协。1949年4月30日，李和我祖父长谈一夜，劝我祖父回来。次日一早李济深就和郭沫若等三十多位民主人士，以庆祝五一为名登上一艘苏联货船，驶出公海直驱大连。开国后李济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5月20日我祖父带同全部资金回到上海，五天后上海解放。

解放不久，祖父在家乡浙江的企业全部被卖掉，最后上海的14个企业也全部陷入困境，工厂停工但新社会不可以解僱工人，1952年只得将绍兴路54号以区区24万人民币出售，所得全部用于支付工人工资。

以后的故事，我不说大家也想得到，还是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