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辞去云南省省长之职后主动请缨到教育部门，先是到了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又被周恩来总理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的风雨欲来时，他又被突然调到北京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并列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旋又被撤职，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致终生致残。

教育学院另一个同我要好的同学是苗敬一，尽管这个人后来叛变革命，但当时的思想却比较激进，他读了不少进步理论书籍，说起话来，常常是有理有据，振振有词。当时，他还借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本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读了这两本书后，我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对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共产主义开始有了憧憬和追求。（P20）

这件事发生之后，一方面我对民众教育馆的几个领导的推诿态度有些看法；另一方面继续在这里工作，事情也不大好做，决定离开民众教育馆。恰巧这时，我的老同学苗敬一新任命为沛县中学校长，再三要求我到沛中帮忙，我便答应暑假后去沛中任教。（P35）

1934年暑假后，我应邀到沛县中学担任教导主任，沛中校长苗敬一是我教育学院的同学，他思想比较激进，常看些进步书刊，对时局发表评论，我们相互间的关系比较要好，现在一起共事，自然很愉快。......我到校后，和苗敬一商议，想一起对学校进行整顿和改造。当时，我们都年轻，有干劲，决心想把学校办好。我向苗敬一表示，头两年，只要能吃饭穿衣，有来往路费，可以不领工资。我们合理安排上面发下来的经费，增加了班次，维修了校舍，添置了教具，很快使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教学方面，我们没有机械地按照国民党政府规定的课本上课，把原有的公民课，改教时事政治，还常常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国文课基本上是讲文章，如选讲过高尔基的《海燕》，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郭沫若的《女神》、《三个叛逆的女性》，以及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等，向学生灌输些进步思想。（P36）

苏民原来不过是想恐吓一下沛中师生，此时眼看事态闹大，二百多名手持童子军棍的学生也不好惹。再者沛中的师生也联系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他也抓不到我其他任何口实。因此，经过校长苗敬一与沛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张馥亭等人的斡旋和圆场，不得不把我当场放开。......但事后，苗敬一竟背着我在《沛报》上刊登了一个启事，以他的名义说“我校教师郭某某在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冲犯了县长，特赔礼致歉”。事后，我看到这则启事，非常生气地质问苗敬一，为什么登这样的启事，事先不同我商量，这不是向法西斯投降吗? 苗敬一则笑了笑说，我们不是为了培养学生吗？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大，也便于你继续留校工作。你就不必那么认真了。然而，这件事却使我对苗敬一这个人产生了想法。别看他平日里指陈时事、慷慨激昂，但到了关键时刻，却这样的没有坚定性和原则性。（P38）

苗宗藩是沛中校长苗敬一的父亲，我原来就认识他，他到沛县进行活动时，曾多次找过我，不过，行动是秘密的，来去都在夜里，连他儿子苗敬一都不让知道。有时，他在我的住处过夜，我就把他安置在房内的储藏室里，天不亮他就赶快离去。我也知道，他是在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既不打听他的活动，也不向别人透露他的行迹。（P39）

1935年10月的一个深夜，我正在室内读书，苗宗藩又来了。稍坐片刻后，他又观察了一下室内外的动静，让我掩紧房门，而后庄重地对我说：“经过党组织的长期考查，决定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除你我二人之外，不许和任何人发生组织联系。入党的事要保密，最亲近的人也不能透露。”听了这些话之后，我顿感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多年来，我到处寻找党，渴望加入党，不想终于夙愿以偿，我激动地含着泪花向苗宗藩同志表示：“我一定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秘密，我今后的一切都听从党的安排，宁愿牺牲自己，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闯。”接着，苗宗藩同志又告诉我：“目前党的集中目标是反蒋抗日，要抗日必须反蒋，反蒋是为了抗日，二者是相互联系的。”这使我明确了党的方针和意图。过去，我虽然也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但只是凭着个人的认识和了解，常感到心中无数。现在有了党组织的领导，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P39-P40）

1936年春节前后，苗宗藩曾到山东枣庄找徐州特委，见到特委领导郭子化、张光中等同志。回来后，向我传达说：“经特委同意，批准你为正式党员!”但是，1940年整党时，由于苗宗藩的历史问题，对我的入党问题曾经有过议论，但最后经认真研究，结论仍然是1935年11月起算为预备党员，1936年2月转为正式党员。（P40）

苗宗藩这个人历史较为曲折和复杂。他出身于一个地主阶级家庭，早年倾向革命，曾为此被捕入狱，后无罪释放。于1932年加入党组织。1933年徐海蚌党组织遭大破坏时，他又自首过。1935年秋后，郭子化、张光中同志到徐州、沛县等地恢复党组织时，苗宗藩又表示愿意革命，为党工作。当时，徐州地区党组织因连续几次遭受破坏，党员几乎全部损失。考虑到苗宗藩愿意革命，而且是真诚的，特委同意他可以做些党的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使用，但并没有明确恢复他的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没有权力发展党员，可是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发展了我，我又培养发展了别的同志。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做了沛县县委书记。”1940年整党时，发现了他的问题，党组织又中断了他的组织关系。但他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也曾经要求再次入党，当时有人认为，他不仅自首过，而且对组织有破坏，不能同意。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没有脱离革命工作。1961年，他病逝在济南。当时，我因公在去青岛途中，特地在其病逝前看望了他，他临去世前还继续向我提出组织问题。我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山东省委。山东省委又向郭子化、张光中以及郝中士等同志，进行了调查和了解。考查了他的整个历史，根据他的表现，又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党龄从1935年重新为党工作算起。这件事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和郭子化、郝中士等同志都同意他重新入党。因为党在秘密工作时期，情况错综复杂，一个人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中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但还要看其对错误的态度以及犯错误之后的长期表现。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同意苗宗藩同志重新入党。（P40-P41）

当时，沛县中学校长苗敬一听说我在徐州发生了事情，也派了学校的事务主任杨桂云到徐州来接我回学校。于是，我随即又回到沛中。讲《国耻史》引起的风波，似乎平息了。但我回沛县之后，国民党徐州专署即派了特务跟踪到了沛县。（P45）

吴梅庵和另外两个特务把我押到操场的主席台角下。稍时，我看到苗敬一、杨桂云和范景文也先后被押到这里。国民党特务进校捕人是夜间十点钟之后，学校的学生都已熄灯就寝。经过一阵搜捕和骚动，一些学生被惊醒了，纷纷爬起来到院子里头看动静，不约而同地涌向操场。看到我们几个被捆绑着，有些胆大的学生还愤懑地质问国民党特务：“为什么抓我们的校长和老师?”特务们哪管这些，他们用枪把学生们驱散，押着我们离开学校。一些学生眼看着自己的老师被押走，竟气得放声哭起来。哭声、喊声震荡着漆黑的夜空，我们被推上囚车，押解到国民党沛县监狱。......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又把我们这批“犯人”押往徐州监狱。临上刑车时，我看到同时被捕的还有苗宗藩、苗宗平。原来都是用绳子捆绑着，上车前把绳子解开带上了手铐。每两个人铐在一起，一个人铐左手，一个人铐右手。我恰好与苗敬一铐在一起。当我与苗宗藩碰在一起时，他低声对我说：“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是暗示我，什么都不要承认，一定要顶住。

沛县离徐州有一百多公里，一进徐州城，押解的人把我们推下囚车，两边是荷枪实弹的军警，把我们这些“犯人”夹在中间穿过街道。街道两旁有很多人围观，国民党似乎是以此让我们“游街示众”，也显示一下他们的威风。苗敬一这个人虚荣心很强，好像是怕围观的人看见他被铐着难看，就用一条白毛巾把手捂起来，我则认为这没有什么难看，所以当他捂上，我就将毛巾抖落到地上，他则再捡起来捂上，如此反复不停地重复了好几次。因为两个人的左右手铐在一起，每一起落，两个人都要共同弯腰扬身，但我不厌其烦，主要是对苗敬一这种心理状态感到厌恶，所以和他对着干。我从小就在徐州念书，以后又在这里工作，前后有七八年，市里有许多人都认识我，但我觉得因为革命被国民党抓捕是光荣的，并没有什么难看，为什么怕别人看自己被铐着?

敌人把我们押到徐州大同街警察局拘留所，这是专供审问犯人的地方。房子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我们同时被抓的几个人都押在这里。进来之前，这里已被关了一个人。他向我们说，已被关了半年多，大概每隔半个月就要提审一次，每次提审都是打棍子、压杠子，弄得皮开肉裂。估计伤口愈合了，再提审一次，再用刑一次，如此循环往复，始终使人不得安宁。叫他这么一说，杨桂云吓得惊叫起来；范景文也有些毛骨悚然；苗敬一的思想斗争看来也十分激烈；我自己也意识到要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被关进来不久，又进来一个叫赵光复的人，他是个自首分子。后来又进来一个人叫王义，他又叫金合法、李正道，是在一个深夜被用刑后，拖到我们这里来的，受刑很重，两只胳膊都被吊断了，屁股也被打烂了，被拖进来后，疼痛难忍地呻吟着，但却没有一点乞怜求饶的样子。苗宗藩认识他，他是老苗家的长工，我到老苗家去时也见过他。所以，一见他进来，苗宗藩就向他打手势，并低声对我说：“老王是好样的！”我看到他受刑后痛苦而坚决的样子，也当即留下极好的印象。因而，在狱中便主动接近他。在相互接触中，他对我也有好感。

在几次放风时，曾断断续续向我介绍说，他是河南开封人，逃荒来到沛县。父亲给人家当长工，自己也随着打短工。并说，他是沛县农村党的负责人，几次向我示意，可以介绍我入党。但我当时已经是党员，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我又不好向他表明身份，否则就是违反组织纪律，特别是在狱中，不仅有可能暴露自己，而且会使组织受到破坏。所以，婉言推脱了。他还曾经对我说：“以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咱们再碰到一起多好呀！”当时，“夺取全国政权”的口号，是立三路线的残余。王义不懂这些道理，只知道闹革命，打倒地主，夺取全国政权。但这些言论和表现，却使我极为钦佩和敬仰。一个农民、长工参加革命入了党，被捕受刑，坚贞不屈，在遍体鳞伤的情况下，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颓丧，仍想着夺取全国政权如何如何，实在令人从内心敬重。

我们在徐州警察局拘留所，前后被关押了四十多天，审问也没有什么法律程序，想什么时候提审就什么时候提审。审讯室距囚禁室不远不近，审问的供答声囚禁室听不见，但行刑的动作、皮鞭声、棍棒声以及被审受刑者的惨叫声，都听得很清楚，他们以此给被关押的人造成精神上的威胁。我和苗宗藩都先后多次被提审。

我进狱后五六天的一个深夜，被带去受审。审讯者提问了我的履历后，便单刀直入地追问我：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谁介绍加入的共产党?我只是回答：“我不是”，“不知道”。不管审讯者如何威胁、利诱，我就是这两句话。审讯人猛地离开审判桌，狰狞地走到我面前，凶狠狠地给了我一个嘴巴，打得我眼冒火星，满嘴流血。接着他仍继续追问，狡黠地问我：“你说谁是共产党，只要你说出来，马上恢复你的自由。”但，不管他怎么变换手法，我还是那六个字：“我不是”，“不知道”。接着又是一顿毒打，直到用绳子吊起来，用皮鞭狠命地上下抽打，我仍然一句话不说。他们便把绳子一松，我从高处一下摔到地上，顿时不省人事。最后被折磨得像一团肉泥似的，拖回牢房。经过多次审讯拷打，我深深感到，在敌人的监狱中，对于每个人确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经过几次审讯动刑后，我们这几个被捕的人便发生了分化。首先是苗敬一表现出贪生怕死；那个戏剧教师范景文也忍受不了狱中的折磨。当时杨桂云则乘机进行分化瓦解。杨桂云原来是个隐蔽的特务，故意装做犯人与我们一起被抓进来的。王义到我们的囚房后，曾偷偷地对我说：“杨大脚（桂云）是奸细，当心！”后来，我也察觉到他的表现异常。他与我们吃住在一起，开始一个劲叫冤屈，后来他看到苗敬一是个软骨头，就向他进行攻心战术说：“咱们什么都不知道，也被抓了进来跟着受害，知道的人又不说，咱们要一起坐牢到什么时候呀？”苗敬一便跟着嘟囔说：“谁知道就该快说！”于是杨桂云便进而挑拨离间说：“你父亲他什么都知道，你要动员他快说，他老不说，把咱们一起枪毙了，什么都吹了！”当时，苗敬一正在搞恋爱，他的女朋友姓庄，原来准备很快就要结婚。杨桂云又抓住苗敬一这方面的弱点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就这么长期蹲在牢房里吗? 你不怕死可以，但还得替人家老庄想想，你想让她守一辈子寡呀?”苗敬一果然被杨桂云征服了，他一再逼他父亲交代，甚至说：“你不能生我又杀我！”大哭大闹，不可开交。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苗敬一这个人读过不少进步书，平常讲起话来慷慨激昂，似乎他最革命，但在关键时刻，表现了一副软骨头，活生生地暴露了叛徒嘴脸。

好在他不知道苗宗藩和我是党员，否则真要坏大事。我心中明白，敌人逮捕我的时候，没抓住我任何证据，不过是把我当做共产党嫌疑犯抓来的。我和苗宗藩又是单线联系，只要他不松口，敌人就奈何不了我。那个戏剧教师范景文，在被关押到第八天的时候，突然坐起来对我说： “我要说！我要说！”我反问他一句说： “你要说什么呀? 你知道什么呀?”他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教师，比较活跃，参加过一些进步话剧的演出，有点进步思想倾向而已！

对于杨桂云的破坏，苗敬一的投降，范景文的动摇，我们分情况开展了斗争和教育。王义最先识破了杨桂云的奸细面目。苗宗藩、苗宗平、王义和我一条心，孤立这个特务分子，睡觉和他分席，吃饭不与他一起，放风时不同他讲话。他虽然奉上司指示，装做犯人，耍阴谋、施诡计，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把苗敬一软化了，最后却什么也侦破不出来。在我们共同的支持下，苗宗藩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定，不管敌人对他如何动刑，也不管苗敬一如何以父子骨肉之情，逼他供出“姜友吉案”的真相，但自始至终没有交代一个字。

我在狱中，虽然也多次受刑，挨过棍子打、鞭子抽、坐过老虎凳、受过电刑，也同样是抱定至死不屈的态度坚决斗争。我的《诗选》中的《狱中作》所说的：“试把铁锥敲劲骨，铮铮犹自有金声”，“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就是我狱中思想的反映和斗争情况的真实写照。我们对于苗敬一采取了藐视的态度，常使他感到无地自容。由于我们坚持了反奸细、反自首的斗争，国民党在我们这几个人身上什么也没有审讯出来。杨桂云终于暴露出特务真面目，无法再混迹其间，灰溜溜地走掉；苗敬一、范景文也先后被释放。而后，又把我和苗宗藩、苗宗平、王义转到徐州大监。(P48-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