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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央党校王东京：别看高了经济学家的影响力 [打印本页]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0-11-8 16:32 标题: 中央党校王东京：别看高了经济学家的影响力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平民百姓受苦遭罪是实话。迷途当返，做错了事当然要总结。但想不到的是，人们竟会把矛头直指经济学家。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祸首。而上网搜索，对经济学家的批评铺天盖地。上月赴美参加“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学术会议，美方主题发言人费能文（James.Feinrman）教授也说，新自由主义对金融危机难辞其咎。
究竟是怎么回事？曾几何时，新自由主义一度如日中天，然而风水轮流转，今天又千夫所指成了众矢之的。难道它真的给全球经济闯下了大祸？借这次赴美开会的机会，我拜访了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高盛、花旗集团等多家机构。一路访下来，大家说东说西，莫衷一是。不过那天与刚卸任的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先生共进晚餐，他的观点倒明确，认为发生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无干，并对奥巴马政府当下的贸易保护政策表示忧虑。
还是说我的观点吧。美国此次发生金融危机，我的看法，根本原因还在政府监管缺位。有人说，金融危机是源自人的贪婪，这样解释不能算错，人类不贪婪，天下当然太平。但贪婪一定会导致危机吗？我看未必。请问，资本主义何时不曾贪婪？若说贪婪导致危机，那岂不是危机无时不在？可事实并非如此。近百年来，西方大的危机不过就两次。其实，只要政府对逐利行为予以规范，立规矩，惩处严明，经济秩序当可井然。
是的，这回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说到底还是缺规矩或规矩不严。若果说银行放次贷是玩火，那么金融的杠杆操作则是火上浇油。比如一家投行本来自有资本仅1个亿，却可借到银行30亿；而保险公司居然还肯为其提供保险。这当然不是保险公司傻，因为它还可将保单卖掉。就这样，风险不断被放大，而政府却视而不见。终于有一天，投行出现风险，贷款还不上，结果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损俱损，保险公司赔不起，而银行也就厄运难逃。
我至今不清楚的是，金融危机明明是政府监管的过失，可人们为何一定让新自由主义出来背黑锅？研读经济学数十年，不敢说对新自由主义了如指掌，但有代表性的著作倒是读过不少。至少我未见哪位经济学家完全反对政府干预，他们反对的不过是政府的过度干预。新自由主义的掌门人弗里德曼在那本著名的《自由选择》中曾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政府的职责是“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管理与救济贫民”。显然，经济秩序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公正。对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政府怎能不闻不问呢？政府不作为，与新自由主义有何关系？
　　其实，经济学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历来就无足轻重。不是吗？当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力主国家干预经济，于是人们往往把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联系在一起。殊不知，罗斯福推行新政始于1933年，而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才出版。相隔三年，是凯恩斯影响了罗斯福吗？当然不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说西方政府治理滞胀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错。但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几大巨头从未进入政府决策层，而弗里德曼本人连政府顾问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经济学家不过是药师，没有处方权，只告诉你什么药能医什么病。至于该吃什么药，最后开药方的还是政府。这样看，说经济学家误导了政府，不是看高了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就是估低了政府决策部门的智商。
　　举几个例子吧。众所周知，弗里德曼历来反对“通胀”，为稳定物价与减少经济波动，他主张政府执行“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这是说，政府只需守住货币供应增长与经济增长（含劳动力增长）之间的平衡，大可不必动用“利息、贴现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等去频繁干预经济。可事实呢？这三大政策工具被政府用起来却如家常便饭。再有，弗里德曼关于扶贫曾提出“负所得税方案”；关于对付通胀曾提出收入指数化构想；关于资助教育曾主张推行学券制。对这些重要的构想与建议，政府又何曾采纳过呢？
　　回顾学说史，经济学的任何一派学说，其实都与她所处的时代分不开。假若说凯恩斯主义是大萧条的产儿；那么新自由主义则是“滞胀”的产物。最近突发奇想，面对滞胀，当年要是没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美国政府会怎样做？我想政府照样会减少财赤，照样会控制通胀。想想吧，1933年凯恩斯主义并未出笼，罗斯福不照样推行新政吗？上世纪70年代美国已债台高筑，而政府刺激经济的办法又难以为继，通胀高企，故政府非改弦更张不可。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不过是替政府给出某种理论印证而已。
　　国内不少读者以为，新自由主义就是所谓的自由化，这样理解纯属望文生义，大错特错。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学的一大流派，一是与凯恩斯主义对立；二是与亚当·斯密旧自由主义对应，与政治毫无瓜葛。可令人不解的是，总有人将其政治化，如此上纲上线，岂不让人啼笑皆非！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0-11-8 16:35

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王东京

　　●经济学家应该努力去扮演“参谋”的角色，而不能仅做“黑板经济学家”
　　拿破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聪明但喜欢走捷径的人，最好去当将军；又聪明又勤快的人，让他去当参谋；不聪明、爱偷懒的人，可以去当传令兵；但勤快、愚蠢的人，最好什么也别让他做。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要按拿破仑的说法对号入座，那么经济学家应该努力去扮演“参谋”的角色。
　　经济学家既然要当“参谋”，就要研究现实、服务现实。如果脱离了实际，顶多是一个“黑板经济学家”。当年，王明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学了一肚子理论，言必称马列，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就因为他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相比之下，毛泽东没喝过“洋墨水”，他的马列主义，不仅是从书本上学，而且更注重从实践中去总结，结果被王明说成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反而管用，反而能救中国。
　　我认为，对我国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启示。我国现在的经济学，无非来自两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另一个是西方经济学。但不管哪个方面的经济学，都必须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学，也应当成为“山沟里的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根植于中国的土壤，致力于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努力成为“山沟里的经济学家”。
　　其实，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经济学家关注现实、改造世界的历史。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各国的经济干预政策，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戴上了枷锁，针对这种情况，亚当·斯密登高一呼，阐述了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出了自由贸易、自由放任的主张，从而为资本主义松了绑，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不过，再伟大的理论，也包容不了不断发展的现实，到1929年，纯粹自由放任的政策，走到了它历史的尽头。大危机的风暴席卷西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生产萎缩、经济凋零，资本主义制度临近崩溃的边缘。就在这样的时刻，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挺身而出，开出了一剂医治危机和失业的“药方”，使资本主义起死回生，凯恩斯本人也由此成为拯救西方世界的英雄。
　　然而，凯恩斯的“药方”，同样不能包治百病。上世纪70年代，凯恩斯政策的“后遗症”开始发作，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的局面。为了打破这一僵局，以拉弗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设计出一套以减少税收、稳定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纲领。这套纲领，帮助里根赢得了1980年的大选，并为里根执政期间医治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至于在美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里根经济学”的时代。
　　然而，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比西方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因而中国经济学家更需要立足现实、脚踏实地。
　　●中国经济学家不仅要“看病”，而且要“开药方”，这是经济学的传统，也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回顾过去，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卓著，展望未来，今后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横亘在我们面前：经济周期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金融改革和金融风险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全民族的事情，每个人都应为此尽一份力。中国的经济学作为当今的“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家作为一个以经济研究为职业的群体，更应该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议，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选择的方案。因此，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只描述经济现象，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对症下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不能只是一味地指责这个不行，那个不管用，还要说明怎么才能行，怎么才管用；不能只埋头在书斋里，钩沉索隐，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还要投身到现实中，有的放矢，拨云见日；不能只做事后诸葛亮，单纯地总结教训，还要做事前诸葛亮，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一句话，中国经济学家不仅要“看病”，而且要“开药方”。这是经济学的传统，也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有一句名言：“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类比：中国现代化的规律——这是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指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人们，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在山叠嶂、水纵横的经济改革之路上，中国经济学家要拿出顶风冒雨的雄心，舍我其谁的气概，秉承经济学的传统，真正肩负起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0-11-8 16:37

其实，经济学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历来就无足轻重。不是吗？当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力主国家干预经济，于是人们往往把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联系在一起。殊不知，罗斯福推行新政始于1933年，而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才出版。相隔三年，是凯恩斯影响了罗斯福吗？当然不是。

就在这样的时刻，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挺身而出，开出了一剂医治危机和失业的“药方”，使资本主义起死回生，凯恩斯本人也由此成为拯救西方世界的英雄。

是同一个人说出的话吗？

作者: Goal 时间: 2010-11-10 09:16

作者: 竹南 时间: 2010-11-10 10:42

其实，经济学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历来就无足轻重。不是吗？当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力主国家干预经济，于是人们往往把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联系在一起。殊不知，罗斯福推行新政始于1933年，而凯恩斯的 ...
亚平发表于 2010-11-8 16:37

或者只能说明他带的研究生里面有两个观点向左的。

作者: 老程 时间: 2010-11-10 10:58

经济产生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只是谈经济而无法产生经济（不算他们卖书的钱）。

作者: 彼亦一是非 时间: 2010-11-10 15:34

本帖最后由彼亦一是非于 2010-11-10 15:36 编辑

王东京这篇不咋地，金融危机的爆发怎么会原因仅在于“政府监管不力”呢？次贷危机的推手就是美国ZF、美联储，房地美、房利美也是“国企”。这波危机实为约翰逊以来“伟大社会计划”累积问题的集中爆发，是ZF成天搞福利搞出来的恶果。当然，根子追溯就要到罗斯福那儿，他树立了处理经济危机的“范式”——政府救济，政府提供就业岗位，政府压迫大企业“援助”，政府设立最低工资并不断提高，政府剥夺雇主解雇工人的权利，政府加强金融管制，政府抑制“投机”……而这些都要大笔花钱，于是政府彻底垄断印钞权，开始撒钱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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