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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达之：南京大屠杀成因再检讨 [打印本页]

作者: 猪头猪智慧 时间: 2010-11-29 21:21 标题: 达之：南京大屠杀成因再检讨

达之20101126

１９３７年底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是现代史以来罕见的军事屠城行为，以中世纪式的狂暴野蛮和食肉动物般的兽性疯狂载入史册，成为中日关系史上永不能抹去的心结。这一事件是施动方和加害人日本的大污点，也是受动方和被害人中国的大耻辱。为什么能发生这样的事件本文做一番解析。首先，当然要从行为的主导者做为施动方和加害人的日本方面说起。日本学者辩解说，起因是华中方面军因在松沪会战中伤亡较大激起的报复心理，同时又因连续作战后勤供给不足，部队自供尚不够，俘虏则是负担。这二点根本不能成为事件的构因。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正式打响。蒋介石在陈诚的建议下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要主动把战争重心从华北大平原拉到水网纵横的江南来打，这就产生了中国方面主动攻击引发的松沪会战。在上世纪上叶的中日冲突中，一贯是日本挑事、中国退让，这是中国方面第一次主动攻击。从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国军撤退、上海陷落，历时三个月。

在松沪会战中，蒋介石几乎投入了中央军的全部精华和全国战斗兵力的６０％、约７０万人，伤亡官兵333500余人。伤亡率近５０％，上海十里洋场，四面平旷，无险可守，早期的日本军队又是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则是现代战争的战术修养不足，麂集在敌军的猛烈炮火覆盖下，部队常常还没接战就已经死伤过半，“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完全是中国军队的血肉磨磐。参战的日本陆海空军约２８万人，伤亡近４万，伤亡率近１５％，参战陆军伤亡率高一些约２５％。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还是比例量，中国军队都比日军伤亡大得多，何来不平而生的报复心？再举日军的一个反例，１９４４年，日本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在中国战场发动了第二次战略大进攻。在湘西会战中，国军第十军困守衡阳孤城４７天，让日军伤亡累累近４万之多，真是日本军队的血肉磨磐，而且战役计划被彻底打乱。这回反而不见了日军不平而生的报复之心。日军没有杀戮投降的第十军残部，还睁只眼闭只眼地听任投降的第十军士兵和军官逃回我方。关于后勤，从上海到南京，正是中国的大粮仓，没吃的可以强要强抢，根本没有因争食而杀人和杀俘的必要。第一，师法蒙元、满清入主中原时的故技，妄图以惨虐的大屠杀震摄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动因。我们知道，人数稀少的蒙元、满清征服人口众多的汉民族时，都采用了大屠杀的方法来瓦解汉人的战斗意志，并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这种效果具体表现为，一是汉人不仅战斗意志瓦解、而且甚至连求生的本能都丧失了。

“扬州十日”等当时人笔记中留下了真实记录：许许多多汉人象绵羊一样乖乖地等着一、二个满人拿刀慢慢杀他们---他们连群起而逃都不会了，这是被杀寒了胆而产生的绵羊心理现象。二是各方汉人军队相互作战时，“名将迭出”，常有能以一当十的“战神”出现。一旦和蒙军、满军交手，这些“战神”也是十不当一。有趣的是，投降的汉军由少数蒙人、满人统领，再来攻击其他汉人时，又能以一当十了。(汉族俗文学津津乐道的所谓岳飞八百人破金兀术十万纯粹是汉人意淫，顺便说一下，为什么武侠小说是中国独有，并为多数中国人所喜爱？从心理学上极好解释，这恰恰是没有了尚武精神的人民的意淫。从中国内部说，现代武侠小说发源于中国南方，中国南方的浙江、福建、广东人中，武侠小说喜好者的比例比北方高一倍以上，这三省人正好是中国打仗最“菜”的) 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和民性有深入细致的了解，想来一次东施效颦、如法复制。只是国际大时代完全不同了，同时中国内部现代中华民族主义兴起，再动用中世纪的方式，效果完全相反。

实际上，本来中国军队在松沪会战中、在日军的现代炮火轰击下血肉横飞、死伤累累，战意已经瓦解。表现为撤退的中国军队没有按命令撤入事先准备好的永久国防工事，吴福(苏州一福山)、乍平嘉(乍浦－平湖－嘉兴)、澄锡(江阴－无锡)国防线仓惶溃逃，这条国防线本是由德国顾问在抗战前主持构筑、准备充分，原计划退出上海后，要依靠它们“做两年之持久抗战”。表现为南京之战中，中央军的精华德械师拥有比日军领先一代以上的坦克部队，这支坦克部队竟然是丢下当时日军无力在战斗中摧毁的坦克逃跑。表现为溃散的中国士兵集体等待屠杀，象他们300年前的祖先一样绵羊般地引颈待戮。而受南京大屠杀的刺激，之后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的单元一旦不能走脱，不再是投降以听天命，而是拼死战斗到底。第二，民族优越意识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的思想支撑和心理支撑。

有人说日本文化中有虐待投降者、失败者的倾向，但这并不一定必然表现。日军也曾有过“文明”地对待敌方的经历。在甲午战争中，日军基本上做到了按国际公法对待俘获的中方战斗人员，八国联军之役中，日军是当时八国部队中表现最“文明”的。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优待俄军和德军俘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军也有过二次兽性大发的记录。一次是甲午战争中的旅顺惨案(约二万人)。一次是1928年5月为阻挠北伐而发生的济南惨案。这二次惨案和后来的有一些不同，除了政治—军事因素外，确有日军寻机报复的因素。旅顺惨案是对之前的土城子一役的报复。在土城子一役中，清军对日军取得了唯一的一个小胜仗，对受伤被俘的十几个日军采取了割鼻挖眼的酷刑处罚。日军发现后，全军大哭，群情激奋。济南惨案与1927年3月23日的南京事件有关联。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攻下南京，南京城内突然爆发大规模的北伐军士兵抢劫外国人的风潮。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英国驻南京领事Herbert A. Giles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领事夫人被27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强奸，日本人被重伤5人、被强奸35人。西方炮舰开火报复。日本军舰受政府命令未发一炮。舰队司令因此剖腹自杀抗议，日本军官们又是群情激奋。当时和现在都有人认为，这一事件是共产国际的策划，是为了对蒋介石行“上楼去梯”之计。

日军单方面的虐杀暴行集中在30年至40年代，彬彬有礼的日本人表现出野兽般的凶残，其行为的思想支撑和心理支撑是什么？是民族优越意识。是种族--民族优越论的毒害。种族--民族优越论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世界性的思潮。日本过去以中国为师、近代以西洋为师，初与中国、西洋交手时，还真有学生样的敬畏心，要努力表现自己是个模范的好学生，所以能打老师、但不能辱老师。所以能客气对待俘虏。随着一系列辉煌胜利，日本帝国雄起于东方和太平洋上，日本自信满满、自我膨胀，开始自认是优于对手的种族。最开始时是自认优于中国人，所以对华人的暴行最多，后来连白人也不放在眼里，对英美战俘一样不客气了。第三，日军将自己历史上的习惯劣行带到了南京。日军攻下南京后的种种处理方式和日本的战国时代攻城后的处理方式十分雷同，有着明显相同的犯罪学指纹。日本战国时代攻城时，一般处理方式是：如果对方投降，则让对方城主自尽，但不屠民；如果城是强攻下的，则大虐杀。日文中为什么有“虐杀”一词？因为日本式的屠杀伴有许多暴虐。

最日本式的暴虐是对女性的污辱。他和俄罗斯军队不一样，俄罗斯军队到哪里都有强奸妇女的恶名，但仅是强奸妇女，并不另外污辱妇女。日军一旦放开军纪，就会用各种方法污辱妇女，尤其是他们特爱污辱女尸。我们看日本战国时代的小说和笔记，屠城之后，到处都是全裸的女尸，没有女尸能有衣着，那些自杀的男人不光要杀死自己的女眷，更要将女眷的头砍下弄走以免被辱尸之名。甲午战争中，日军甚至对著名的朝鲜明成皇后杀人后辱尸。有一些日本人至今较劲于南京大屠杀有没有30万人这个数量问题。其实比数量问题更重的是“质量问题”。那些残酷的虐杀案例比比皆是，比30万这个数字更惊人。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问题，中国方面30万人的说法是有不够严谨之处。我来做一下处理。南京1937年的户藉人口为101.9万人，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大撤退，1937年10月，人口降为约50万人，同时外围的难民也涌入。1937年11月23日南京政府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报告说，“查本市现有人口50余万”。而1937年10月27日，日本特务机关上报说，从南京警察厅得到的数据，南京还有53万人。二厢数据是合拍的。国际委员成员斯迈思博士于1938年3月写的调查报告上，也说37年11月南京人口50万。12月8日，南京合围，城中尚有平民47万人。南京守军近15万人，陆续逃出近5万人，约有10万人没有出来，这样包围圈中约57万军民。后来在国际安全区中活下来的有25万人，安全区外也应该有一些活人，这样算下来，死难国人约30万。30万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只是30万是死亡总数。其中有战死的、有中国军民溃败时自相践踏而死的、有中国军民互相拥挤一团时，被日军乘机炮火覆盖而死的，我们把这种死亡也视为战斗射杀，不算在大屠杀的帐上。日本上海派遣军于12月18日发表的“战果”，明确 “敌人遗弃尸体不下于八九万具”。我们参考日军公报的数字，可以认为约有10万人死于非屠杀的情况，另外的20万人就是死于大屠杀。总之，是约30万人死亡，其中约20万人死于大屠杀，误差为1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中国方面投诉是34万人，最后结案书上取20万人，这个说法更“科学”一些。第四，日军战场指挥官妄为日本一方面是军纪严格，另一方面是政纪混乱。前者表现为日本军人令行禁止，后者表现为军人妄为，军部不听政府，现场听军部，下克上的事屡见不鲜。没有军令的放纵，普通中下级日本兵不可能去干这么大的勾当。但现有材料证明，杀人令的确不是来自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是战场指挥官的妄为。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则是事后不作为，等于是追加许可。从中国方面检讨事件构因。第1，伪爱国主义挟制众口，在不该打的地方打了一场不必要的战役。先说一下南京地理。南京地处长江下游的宁镇丘陵山区，外围东连富饶的长江三角洲，西靠皖南丘陵,南接太湖水网，北接江淮平原，这是政治—经济地理优越。南京本身为长江和丘陵夹抱，所谓龙蟠虎踞是也，但实际上，南京周围的是一些小山，最高的钟山(紫金山)，仅三百余米高,且山势多平缓、易攻难守，却又俯视市区。北面的长江，江面开阔但流势平缓,没有多大的天险功能，反而有阻碍自己出路的功能。山水夹抱但却山不高、水不急，反而有利于攻方合围。历史上，如果无力控制江面而能坚守南京未曾有过。这是军事地理不利。

山不高难养猛虎、水不急难藏皎龙，这是所有金陵王朝无不短命的风水学短处。国民政府主动挑起松沪会战是为了引日军入水网纵横地带，拉长战线、拉长时间、持久抗战。中国抗战的总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不在于一城一池。而上海和南京之间一马平川，非我军久战之地。故南京之战，战略上无必要、战役上不可行。上海失陷两天后的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１日，蒋介石召集各路将领商讨保卫南京。在该会议上，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大部份将领都主张放弃南京。可是这时唐生智站出来说：「南京不仅是我国的首都，而且是国父之陵寝所在地。如果我们不战就放弃南京，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怎么对得起国父的在天之灵？如果没有人愿意守卫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这一番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表态，占尽了道德制高点，一举封住了所有人的嘴。蒋介石原是主张放弃南京的，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明确主张放弃南京、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但918事变以来，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一直处于舆论上和政治上被人敲打的不利地位，自然顾忌不战放弃南京会被舆论和政敌指责。且蒋介石的个人素质而言，做为政客的素质高于做为军人的素质，也希望有人出面在南京进行一下象征性的抵抗以应付舆论。于是顺势同意唐生智的请战，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负责南京保卫战。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在过去曾二次参加倒蒋运动。现在借负责南京保卫战，重新拿到了军权。蒋介石没有毛泽东的手段，给这个前反对者安排一个“政委”什么的。同年，中共在南方改编原部队成新四军，脱党但从未叛党的原中共名将叶挺出任军长，实权却掌握在政委项英手上，新四军军长成了荣誉性职务，毛同时秘密安排饶漱石为秘密政委，监视项、叶二人。唐生智这个异己分子却从蒋手中拿到了真实的指挥权第2，唐生智罪孽重大，主官们顾自先逃，致战场崩溃。

唐生智（1889—1970年），湖南省东安人。北伐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以北伐军第八军军长的身份参与北伐，曾任湖南省主席。北伐战争胜利后他的部队成为反蒋的武汉政府的军事主力。1927年11月12日在宁汉战争中败北，前往日本。1929年4月他又倒向蒋介石，参加蒋桂战争，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10月参加蒋冯战争，12月再次易帜联合石友三反蒋，任反蒋的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指挥。战败后于1930年再次下野。九一八事变后，他重回南京政府，复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但这是个闲职。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主动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1949年，唐生智积极参与“湖南起义”，成为中共的座上宾，官至中共的湖南省副省长，最后善终。很明显，唐生智是一个变色龙式的“政治将军”，是穿军服的政客。以政客的灵敏嗅觉发现了蒋介石的软肋，于是二个同是做为政客的素质高于做为军人的素质的人顺势互动。

唐生智重新拿到了军权，蒋介石找到了出来顶杠的人。唐生智怀侥幸之心，希盼日军占领上海、耀武扬威后就班师回国，自己就白白成了英雄。应该说，在这点上唐生智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智慧”。事后材料表明，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进攻南京的计划，日本政府和军部本来准备「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的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然后就「凯旋归国」。可是当时日军中的狂热军官不肯就此停战，自己达成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并「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日军大本营是在部队已向南京进发13天后，11月28日才批准进攻南京，完全是事后补办手续。日军大本营原训令规定的目标线正好是我方原设定好的国防线，看来，我军在现成的国防线工事上不守而逃，轻易丢失，反而刺激了战地日军进攻南京的狂妄。从军事原理上说，守南京就应该守国防线，国防线失守后就不要困守南京。唐生智做最高指挥官有三大混蛋处。一是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不是组织平民渡江北撤，单留军人无顾忌地血战，而是把三十六师布置在面临长江渡口的挹江门做为督战队，封锁南京通往北的道路，下令射杀试图出城者，销毁长江上的全部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自己断绝了南京军民的退路。二是，采用了将外围阵地放弃，困守孤城的战术。南京城外小山虽不高难守，但俯视市区。外围小山丢失，城暴露在炮火直接轰击下更没法守。如果说守南京的决策是自己入瓮，唐生智的布置是彻底缩到瓮底。第三点是最恶劣的，战斗最激烈时，自己乘唯一保留的汽艇顾自逃跑。１２月８日，日军占领南京的所有外围阵地，１２月１０日，日军发动总攻，我军在十分不利的炮火下十分英勇顽强、冒死反复争夺、战况惨烈，到１２月１２日为止的３天激战中，日军伤亡人数多达７２００余人（死２６００人，负伤４６００人），仍没有能够突入城内。

　　可是１２月１２日下午7时，唐生智匆匆开了一个历时二十分钟的师以上将领会议，散发了一份油印的弃城突围命令，不顾自己立下的“要牺牲一二员大将以血谢国父”的誓言，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１２月１２日傍晚８点抢先渡江、背信逃跑。与会的国军将领大多脱离部队先行逃跑。如第71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逃跑。其第2旅旅长胡启儒不等会议结束，即独自逃窜了。阵地上血肉横飞的士兵和中下层军官得知最高主官和主官们都逃跑了，自然军心动摇、战场崩溃。大量士兵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蜂拥向挹江门，试图北渡长江逃命。但唐生智并没有解除他给守卫挹江门的三十六师的督战命令，所以三十六师开枪阻止，于是中国军队双方发生交火，最后城内的守军动用坦克，击破挹江门出城，大量逃兵和试图逃跑的难民也乘势冲出城外。这一过程中，中国军民自相践踏混战、尸积如山。到江边的人找不到船只，很多人就抓一块木板、一条树枝试图游过长江。绝大部份人冻死在江中。一些逃兵看见无法渡江，就再次返回城中。他们扔掉武器，脱掉军装，抢夺老百姓的服装穿在身上。应该说，这一行为是违反国际战争法的。　１２月１３日一早，日军吃惊地发现曾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忽然全部退走，日军轻易冲入南京城内。下午２点左右，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挹江门，发现挹江门外有成千上万的逃兵和难民挤杂在一起试图渡江，于是日军向逃兵和难民们开火，造成血染长江的大惨案。以上这些死亡不必算在大屠杀帐上。应该怪自己人。

　唐生智打出爱国主义旗号，断平民和士兵逃路，自己却弃军先逃。其行为按任何国家军法都应该是枪毙。可是这样的王八蛋生前却能在各个山头通吃到底，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总是公平和正义被嘲弄，真让人恨。第3，中国人的行为策略南京外围失守后，明智和负责任的选项，一是主官接洽集体投降，如果这样，官兵可能会有类似巴丹半岛集体投降的美军遇到的“死亡行军”的命运，但大多数人能活下来，大屠杀可免。但这不合东方人的观念。只有另一个选项—突围。一个军队被包围了，不同国家的会怎么做呢？我们以上世纪各方军队的真实表现排列：美国军队，主官和士兵一起战斗，最后时刻，允许最高主官单独逃生，其他人集体投降。英法军队，稍抵抗一下，主官带领士兵一起投降，大家一起当战俘。德国军队，主官和士兵一起战斗到底，最后时刻突围，军官们或断后、或带头冲锋。日本军队，主官和士兵一起战斗到底，最后时刻，主官带头自杀，大家一起自杀。苏联军队，军官拿枪逼士兵一起战斗到底。中共军队，军官和士兵一起战斗到底。最后时刻，允许最高主官想法逃生，其他人必须战斗到底。国民党军队，主官们以主义骗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战斗到底，最高主官和主官们先跑为上，实在跑不了了，他们自己就投降，不会向士兵下集体投降令，以让士兵活命；，除非下集体投降令，有助于他们活命。现在给你二种策略及其可预见的结果：向后跑，只有跑在前面千分之一的人可活，其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得死；向前攻，攻在前面的百分之三十的人会死，其余百分之七十的人能活。应该怎么选择？你会说肯定选向前攻了，但“聪明的”中国人不是这样选择。中国人总是希望别人或骗别人去选向前攻，自己单选向后跑，这样自己得了双保险。不用说战争，只要对照中国人在各单位的“职场政治”“办公室政治”中的表现是不是这样？! 这样的“聪明”策略，几乎只有中国人能想到，但多数中国人都这样想时，反而造成了中国人集体选向后跑的让西方人笑话为愚蠢的结果。这在南京逃生战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主官们让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向前攻，自己向后跑，自己象抽到大奖一样得救了。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们回过神来也向后跑时，他们也明白，到了江边，没有渡船也是死。这是悲愤和绝望。

实际上，进攻南京的日军只有5万人，兵力是不足的，火力也是准备不够的，不足以形成严密包围圈，相向突围才是生路。当年5万湘军进攻1万多太平军困守的南京，李秀成也是相向突围而率部分人员逃出去的。南京被围部队中来自广东的第66和83军将领和部队在一起强行突围。虽多次遭日军阻击，甚至遭遇日军第16师团主力，各师大部分官兵成功地冲出南京活了下来。这靠的是广东官兵的内部团结，官兵一致选择向前攻。　　而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以及由军事学院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因主官单逃而全军覆灭。那些先行逃跑的人日后还是蒋介石的爱将，蒋被中共打败，自有原因。即，他的内部流行一种不义的策略。最后，说一下中方对待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不足。一是30万遇难者的说法太过笼统，缺乏细分；二是当年提供法律证据，善本堂的埋尸数有编造之嫌；三是有关宣传资料上，有一些图片和影像使用不当，把一些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冒冲来用，弄巧成拙；四是自己的历史教科书缺乏超党派性，重大历史事件一会儿可有，一会儿可无。不可信的数据也多，连累本事件。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唐生智我的博客：http://daa-zhi.blog.s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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