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谈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标题: 马龙闪：日丹诺夫与苏斯洛夫臧否之辨 [打印本页]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0-12-7 16:54 标题: 马龙闪：日丹诺夫与苏斯洛夫臧否之辨

近日，阅读蓝英年和朱正先生所著《从苏联到俄罗斯》一书，在《“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一文开头，看到蓝英年先生与严秀先生有过的一段对话，饶有趣味，现将大意转述如下：这是多年前发生的事了，严先生曾对蓝先生说，他约请了几位学者，撰文批判“苏联意识形态头头日丹诺夫”，原因是此公“开打棍子先河”，对中国文化界影响极为恶劣，“不清除他的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难以健康发展”。
　　蓝先生插话道：“苏斯洛夫比日丹诺夫更坏。”
　　听了这话，严秀先生兴奋起来，接着说：“苏斯洛夫控制苏联意识形态的时间比日丹诺夫长得多，带来的危害肯定更大。”
　　这两位先生可谓讲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的作用和影响问题。可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却缺乏对这两个人物的深入研究。难能可贵的是，就是在上面我提到的这本书中，蓝先生在连续两篇文章中分别专门评述了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他勾沉史实，挖掘资料，对这两个人物做了颇有见地的评述。笔者作为苏联史研究者，读了受益非浅。自愧虽然多年前就注意到苏联这两位意识形态管家，但总是浮于面上的课题，没有深入到这两个重要人物本身的研究上来。
　　从两位先生这段有意思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严、蓝二先生对苏联这两位意识形态大管家均有独到的见解和颇为深入的了解，并且对他们在苏联的消极作用和国外的恶劣影响都深表厌恶。对此，笔者与二位先生深有同感。但是，对两位先生在比较日丹诺夫与苏斯洛夫行止作为问题上的看法，笔者却不敢完全苟同，在这里不揣冒昧，愿就这个问题与两位先生商榷。
一
严、蓝二先生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苏斯洛夫比日丹诺夫“更坏”，由于前者比后者控制苏联意识形态时间更长，所以带来的危害“更大”。
　　如果单就控制苏联意识形态的时间而言，的确，苏斯洛夫比日丹诺夫要长得多。日丹诺夫从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升任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一直到1948年8月去世为止，作为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前后控制意识形态14年；而苏斯洛夫从1947年任中央书记，从1948年8月日丹诺夫去世后开始主管苏联意识形态，直至1982年去世，先后经历斯大林晚年、赫鲁晓夫年代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三个时代，一共长达34年，比日丹诺夫主管意识形态要长20年。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危害的确是大的：他在斯大林逝世后，并不是因为主张改革和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同赫鲁晓夫站在一边，而是因为他同马林科夫不睦，因而机会主义地选择了赫鲁晓夫。所以，一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展开批判，并采取改革步骤，苏斯洛夫便自然成了阻力。在赫鲁晓夫后期，他为阻挠改革，曾通过马涅什广场画展事件，挑拨赫鲁晓夫与知识界、文艺界的关系，恶化政治气氛、破坏改革。在保守势力发动废黜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他起初态度暧昧，后见赫鲁晓夫大势已去，便机会主义地倒向保守势力一边，并在1964年10月中央全会上宣读报告，历数赫鲁晓夫“罪状”。由于他在倒赫政变中的前沿角色，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几乎一直稳居二把手，主管意识形态。他对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起了关键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执行停滞方针、向斯大林时期倒退等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有苏联学者讲，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果没有苏斯洛夫的点头首肯，勃列日涅夫是不会采取任何重大步骤的。可见，苏斯洛夫对勃列日涅夫政策所起的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苏斯洛夫对苏联这个时期思想理论的僵化、教条主义盛行和整个社会的停滞不前，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如果说到勃列日涅夫后期是苏联走向危机的边缘，造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诸多危险的“堰塞湖”，从而对苏联解体、苏共瓦解负有重大责任的话，那么苏斯洛夫在其中也难辞其咎。以此而言，苏斯洛夫主管苏联意识形态时间如此之长，确是危害“更大”。
　　但是，从形成、确立苏联意识形态管理模式过程中充当的角色来看，苏斯洛夫和日丹诺夫两人在其中所起作用之大小，却不是能用时间长短来衡量的。上世纪30~40年代，正值苏联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管理体制形成和确立的时期；而恰在这期间，日丹诺夫从1934年1月联共（布）十七大升任中央书记，开始主管意识形态；并从这时起直到1948年8月去世止这14年间，日丹诺夫在塑造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和建立文化体制过程中，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因此，他作为苏联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管理体制确立时期的意识形态总管，对确立、巩固苏联这一模式和体制，是起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的。
　　苏联解体前，笔者曾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专门查阅过日丹诺夫的档案。档案表明，这个时期，日丹诺夫在苏联意识形态决策机制中所起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斯大林无疑是最高决策者；日丹诺夫所起的作用通常是，在亲自聆听、接受斯大林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决策和指示（当然，不排除有时是两人商定的）后，先由他出面召开中央部门领导人会议，直接加以传达，并做出部署，然后由他提名组成专门委员会，来具体贯彻实施。如果需要根据斯大林的决策和指示形成中央决议，日丹诺夫往往亲自捉笔或指示专门委员会起草，再由他修改定稿，然后呈报斯大林批准、政治局通过，接着颁下执行。在日丹诺夫档案中保存着不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草案或正式文本，大体上都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形成的。比如联共（布）中央1935年2－3月“关于改组中央文化宣传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领导”的决议草案［1］，1935年5月13日《关于建立小学、中学和高校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决议草案［2］，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工作和对高校领导事宜的决议草案》［3］，等等，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形成决议的。日丹诺夫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充当的角色，对斯大林来说，是思想文化领域最高指示的执行者和传达者；对全党全国而言，他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指挥官。由于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实际上完全集中在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两人手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起着参谋和职能办事机构的作用，决议经过政治局也经常是走走形式；实际上对有关问题，往往就是经由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两人决定以后，再经后者之手，形成决议并定稿后，径直署上“联共（布）中央或苏联人民委员会”，就作为党和政府的文件下发了。
　　这里必须强调说明，30年代中后期，是苏联党和政府意识形态领导机制经过调整，最后确立、巩固下来的时期。档案资料充分表明，日丹诺夫在这中间起着仅次于斯大林的关键作用。比如，1935—1936年对中央文化宣传部的改组。这一改组的建议原是斯大林提出的，但改组工作却是由日丹诺夫一手运作的：通过改组，以党代政的趋势更加严重，这个党的机构实际上包揽了对全国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各领域方方面面的领导，使权力更加高度集中。在日丹诺夫的档案中，收藏着有关这次改组及决议案的从草稿到定稿的各种文本，记录着日丹诺夫对各个文本的修改和补充。
斯大林对日丹诺夫非同一般的器重，从1936年9月25日他与日丹诺夫两人自休养地索契发回莫斯科的要求撤掉内务部长雅戈达的职务，而用叶若夫取而代之，以此推动、加速“大清洗”进程的那个著名的联名电报，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日丹诺夫还是斯大林在30年代决策、发动“大清洗”过程中少有的几个参与最重要决策的助手之一。
　　正是这个缘故，日丹诺夫成了30年代中后期意识形态领域“大清洗”和战后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的最高层指挥官。从1934年担任中央书记时起，日丹诺夫就是从批判历史教科书到批判波克洛夫斯基学派的最高决策者之一。档案资料表明，在1934年8月8日联共（布）中央“对苏联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中，在该文件后面署名的就是“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三人（名字顺序如此）。后来，在对新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一次一次刁难式的审查中，和对参与编写的历史学家的镇压中，日丹诺夫都是协助斯大林的重要决策者（特别是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暗杀后）。接着，由批判历史教科书，转入对波克洛夫斯基学派的大规模批判、镇压，日丹诺夫担当角色之显要，不言自明。30年代中后期，除史学领域的批判外，还在思想文化的其他领域，包括文艺、哲学、优生学，甚至自然科学和技术应用领域，都一一进行了整肃和镇压。而正是紧接着意识形态“大清洗”之后召开的联共（布）十八大上（1939年），日丹诺夫的权位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大提升，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任正式委员，并成了党内最高领导层中仅有的三个一身而兼三职——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和组织局委员——的人物（其他两个是斯大林和安德烈也夫）；而同时，他又担任了比中央宣传鼓动部有更高建制级别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委员会的首脑。这是斯大林对他在“大清洗”中的“功绩”的肯定；同时也赋予他更大权力，使其进一步掌控了苏联的意识形态。
　　正是以这样的强势地位，日丹诺夫在1946年正式作为斯大林的接班人、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之后，从这年夏天开始，在斯大林的直接指挥下，参与发动了1946—1948年以文学为突破口的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日丹诺夫以这期间一系列文艺问题的讲话和1947年在全苏关于《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而闻名。他通过这些讲话定下了批判的调门，展开了对一大批作家和文化人的大批判、大斗争和大镇压。
　　除此之外，日丹诺夫也是30—40年代斯大林个人崇拜形成确立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日丹诺夫作为深得斯大林赏识的意识形态主管，他对斯大林思想意图的领悟能力，是非凡的。在30年代对苏联史教科书的一次次审查中，日丹诺夫作为首席检察官和拍板定谳者，一次次刁难、不予通过，全系他领悟到斯大林的意图在于，不能“把历史中断在1923年”即列宁时期，而应“将历史写到1934年”，也就是斯大林时期。这就是说，必须写斯大林时期的这段当代史，这样才能大颂特颂斯大林，否则，就是违背党性原则，就“是一大错误”。［4］对《西欧哲学史》的批判也是如此。该书作者亚历山大洛夫的“关键错误”就是，没有“瞄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即斯大林主义”，对其教条加以歌颂，从而把斯大林奉为“哲学泰斗”，所以，就被指责为丧失党性原则。日丹诺夫对斯大林这一意图心领神会，因此，他“纠正”了苏联史教科书和《西欧哲学史》这一“重大错误”，就从理论上和历史上将斯大林推上了奥林普山的“神坛”。这是为斯大林个人崇拜制造理论和历史根据。所以，我们说日丹诺夫是制造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最大理论家。这一评价，是没有埋没他这一“理论家”的“功绩”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各国、包括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日丹诺夫还是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的首倡者。这一理论认为，资产阶级在其“上升阶段”，其文化有反封建性，是进步的，而资产阶级在“现代”已处于“下降”即“没落阶段”，它的文化则走向“普遍堕落”和“全面腐朽”。日丹诺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1934年）中，首先提出了这一理论［5］，后来在哲学讨论会上又进一步揭露“堕落腐化的资产阶级艺术”和“资产阶级哲学”，认为它们把“市井无赖、侦探、盗贼”都收罗了进去，“真是到了腐化没落的极端”。［6］他还把爱因斯坦作为“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加以鞭挞，同时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原子物理学家”的“怪想”。［7］
　　日丹诺夫更首开对作家和文艺家打棍子的先河，是对文艺作品、学术著作和一切精神产品最粗暴的鞭笞者。他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用最不堪入耳的语言咒骂和侮辱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讽刺作家左琴柯。他把左琴柯申斥为“文学无赖和流氓”，把阿赫玛托娃骂为“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辱骂她“不完全是尼姑，不完全是荡妇”，“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8］最后，还把左琴柯开除苏联作协会籍，开除公职，逼使其不得不谋生于一个皮鞋生产合作社。其实，说千道万，左琴柯和阿赫玛托娃的“罪过”，归结一点，无非就是有所谓“无思想性”和“不问政治”的倾向。因为当时人们刚刚从战争极度紧张、凝重的环境和气氛中走出来，大家都希望能够轻松一下，看一看鸟儿的欢跳，听一听夜莺的歌唱，因此《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就适应人们这种心理情绪的需要，多发表了一些他（她）们的作品，这就招来滔天大祸，引来了战后一场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大镇压运动，使左琴柯、阿赫玛托娃等大批作家和文化人因此而遭受灭顶之灾。
　　日丹诺夫上面所有这一切作为，都是开先河之举，都可称为是对苏联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管理体制的“奠基之作”。而相比之下，苏斯洛夫却是从1946年3月中央全会上才从立陶宛党中央局主席一职，调任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的；从1947年开始，才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和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遭到批判，被撤去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职务后，苏斯洛夫才接任部长一职。自1948年8月31日日丹诺夫去世后，他在苏联意识形态方面有了更大发言权。1949—1951年他还同时兼任《真理报》主编。在筹备联共（布）十九大期间，为起草斯大林讲话稿更受到“人民之父”器重，故在1952年10月被斯大林提名为联共（布）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晚年，苏斯洛夫作为日丹诺夫的继任者，领导了包括反对世界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斯大林逝世后，他一度被排除出联共（布）中央主席团（政治局）。马林科夫下台后，他从1955年起又接管意识形态。他在赫鲁晓夫时期地位上升；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稳居主管意识形态的二把手地位，直到1982年去世。
　　从上述苏斯洛夫和日丹诺夫的资质经历和任职情况看，苏斯洛夫比之于日丹诺夫，属于小字辈和后来者：对于苏联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管理体制来说，日丹诺夫亲自协助斯大林，是属于创制者之列的人，而苏斯洛夫只是后来的模仿者、追随者；对于30—4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大清洗”来说，日丹诺夫是参与决策、属于发动者之列的人，而苏斯洛夫只是从1948年秋至1953年初，才参与领导了战后初期后半段的批判斗争。对于制造斯大林个人崇拜而言，日丹诺夫属于主要理论家之列，苏斯洛夫在斯大林时期是紧跟者，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积极执行者、复旧者和贯彻者。在对待资产阶级文化的态度上，日丹诺夫是“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的提出者，而苏斯洛夫也只是紧紧跟随、忠实执行而已。对作家、艺术家和文化人的鞭笞漫骂，苏斯洛夫没有日丹诺夫的毒牙利齿，也没有日丹诺夫那样的文才和锋芒。总而言之，在苏联意识形态管家的职务上，苏斯洛夫与日丹诺夫相比，一个是学徒，一个是师傅；一个是神甫，一个是主教。两个人中间还隔着一个等级之差。存在着资质、等级之差的这两个人，他们所成就的“业绩”和造成的影响，是不能用时间长短来衡量的。日丹诺夫在职任上时间虽相对较短，但其为“大巫”，有“大任”而有“大成”；而苏斯洛夫职任时间虽长，但其为“小巫”，因历史时代不同、环境条件各异，自然难有与前者相比肩的“大成之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二
至于对中国的影响，苏斯洛夫是更难与日丹诺夫相提并论的。苏斯洛夫主要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管家，对当时中国而言，他既是修正主义的头目之一，又是社会帝国主义的大鳄，是要批倒批臭，砸烂狗头的，自然谈不上什么影响。而日丹诺夫就大不相同了：他是在那个“以俄为师”的时代，是中国的“老大哥”苏联的第二号人物，又是意识形态天字第一号的大专家，他的一言一行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甚至带有“经典”的味道。从日丹诺夫1934至1947年间关于文学艺术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报告和讲演在中国的出版、宣传和学习、传播情况，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日丹诺夫1947年6月在全苏哲学讨论会上的发言，时隔仅有10个月，就被译成中文出版，并在当时各解放区广为传播，成为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和指导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文献；他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也很快被介绍到我国来，仅在1953—1959年6年间就重印4次，成了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件。整个来说，日丹诺夫无论就理论层面还是在实际层面，在中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以斯大林为决策者，以日丹诺夫为主要操盘手，他们共同建立的以连续不断的“大批判”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管理模式，对中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以高度集中的权力，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树立对领袖个人及其理论的崇拜，以领袖的理论公式为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持续不断地展开以批判资产阶级文化为内容、以知识分子为斗争对象、以一波波大批判、大斗争和大整肃为手段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①。恰是在上世纪30—40年代，以日丹诺夫为主要操盘手建立并巩固了这一模式。正是在这一模式最后确立、巩固的40年代末，新中国建立，在当时缺乏执政后领导全国思想文化工作经验，而又“以俄为师”的条件下，我们基本“照搬”了苏联的这一“宝贵经验”（即苏联模式）。因此，从甫一建国，1951年批判《武训传》、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1955年批判胡风、1957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及反右派……批判斗争一浪接连一浪，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此可见，以日丹诺夫为主要推手而确立的这种意识形态控管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
　　日丹诺夫提出的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对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也影响巨大。这一理论，在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居于指导地位。当时的中国，人们甚至把这一理论当作“经典”看待。所以在那个年代，由“全面”反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到提出反对“大”、“洋”、“古”，反对上演“帝王将相”，甚至批判当时文化部为“死人部”，这是一脉相承的。在当时的大学课堂里，到处向青年学生灌输这一“颠簸不灭的”理论，可见日丹诺夫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之深。“现代资产阶级文化”既然“全面腐朽”，那么任何粘连过去时代的文化，都是“反动的”，所以，对“资产阶级”作家、学者及其作品，加上讲授他们的教师、教授，批判如摧枯拉朽，一律加以横扫。“文革”中进行的“大批判”，实际上遵照的就是这一理论逻辑。
　　至于对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及其作者的批判，也都是仿照日丹诺夫的方式进行的：要求文艺和哲学直接为“现时任务” 和“当前政治”服务；预先设定标准，吹毛求疵地求全责备。日丹诺夫竟指责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没有阐明东方哲学史”是一大缺点［9］；还苛求作者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深刻地了解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日后，日丹诺夫式的批判成了一种“模式”和“样板”，在中国影响长达二三十年之久。
　　整个来说，日丹诺夫对中国的影响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对文艺界的影响，这正像严秀先生所说，他“开打棍子先河，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尤为恶劣，不清除他的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难以健康发展”。可以说，日丹诺夫在中国制造了一批像张春桥、姚文元那样的“文痞”和“棍子”，曾经把中国学术文化界搞得万马齐喑。第二个层面是对哲学界、思想界的影响，这正像有的学者所说，“日丹诺夫教条”严重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哲学史观，“重写哲学史或思想史”，不首先破除它，就无从打破枷锁。［10］第三个层面，是在整体意识形态工作上对中国的影响，也就是说，以斯大林为设计者、以日丹诺夫为工艺师而塑造的苏联意识形态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在这方面，只要举出1966年那个曾动员、煽起“文化大革命”的赫赫有名的“五一六通知”，就足够了。大凡上岁数的具有一些历史知识的人，在1966年听“五一六通知”传达的当时，就不禁想起了日丹诺夫，想起了他在战后的那些报告和联共（布）中央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决议。苏联的问题与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紧密地联系着。在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对此是看得更加清楚了。
　　对比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的行止作为，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从对苏联本身的影响来看，还是从国外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来说，苏斯洛夫都是不能与日丹诺夫相比拟的。日丹诺夫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更恶劣。他不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而是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是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管理体制的制造者、传播者和推广者。而相形之下，苏斯洛夫只是亦步亦趋地步了他的后尘，是他的孜孜不倦的模仿者和忠实的追随者。
　　以上，是为日丹诺夫与苏斯洛夫臧否之辨。不揣浅陋，愿以此求教于严、蓝二先生。
　　
　　注释：
　　①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除苏德战争打得最激烈的1941-1943年外，几乎不曾间断过。
参考文献：
　　［1］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第77库（第1卷宗，第824分卷）：1.
　　［2］［3］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第77库（第1卷宗，第458分卷）：１.（第497分卷）１.
　　［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95.
　　［5］［8］苏联文学艺术问题.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8-19、45.
　　［6］［7］日丹诺夫. 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11-112、112-113.
　　［9］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参见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90.
　　［10］张亮. 政治的逻辑与哲学史——重读日丹诺夫1947年6月24日讲话. 学术界，2006（3）.

欢迎光临燕谈 (http://www.yantan.us/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