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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西路军真相澄清：西进并非执行“张国焘路线” [打印本页]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1-1-1 22:20 标题: 西路军真相澄清：西进并非执行“张国焘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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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真相澄清：西进并非执行“张国焘路线”
2010年01月06日 08:32 凤凰网历史综合【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1条

核心提示: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基本的看法: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然而，无论我们从往来电文，还是诸多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西路军所执行的一直是中革军委的命令，即毛泽东本人的命令。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杂志2007年第10期，作者:李庆英
绵延1000公里的河西走廊里，湮没着半个多世纪以前一段惨烈悲壮的红军西路军历史。很长一个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干预，并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坚定支持，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渐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西路军问题的“论定”: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2．18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而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就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很长一个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直接干预，并得到了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使得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渐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实，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1936年12月所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基本的看法: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由于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作了如此权威的“论定”，所以，此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调子和说法，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来自或抄自 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中的一条注释。
二、20世纪80年代初，毛泽东电文的发现揭开了西路军问题的盖子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没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20世纪80年代初，朱玉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部队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进的。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朱玉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后，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当年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希望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仍然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这样，在李先念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同时，史学界的一些学者也开始撰写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文章。西路军问题的盖子被悄然地揭开了。
三、西路军问题历史真相的澄清:中央对西路军问题的重视，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在解决西路军这个历史遗案的过程中，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史学界也开始关注西路军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研究。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20世纪80年代初，按照邓小平的批示，李先念开始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在此过程中，作为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对西路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据近年出版的《陈云年谱》记载: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上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同年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给小平同志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
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四、史学界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
由于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因此，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新结论并不为史学界及公众所广泛知晓。20世纪80年代初，在李先念组织人员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也有一些研究者对西路军问题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原有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来看，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著述还比较少见。80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数同志的几篇文章，或就西路军军史中的争论问题提出见解，或对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注释进行质疑。但由于这些文章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影响极为有限。80年代中期，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用3年时间写成了《历史的回顾》一书。作为对西路军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徐帅在书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全面具体地阐述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有的研究者根据《历史的回顾》一书所披露的西路军的史实，并根据其他研究者发掘的档案资料，得出了“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口号”、“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等结论，并进一步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4点历史教训:一是“任务多变”，二是“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是“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是“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不过，整个80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那时，一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例如，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产物，这已是历史的定论”。还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西渡黄河是继续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结果，西路军的惨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最后破产”。但是，仍有一些学者敢于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提出挑战。例如，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铁健就撰写了一篇揭示西路军历史真相的文章——《论西路军》，此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后，“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为此，“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西路军问题史学界还是一个多么敏感的问题。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每次开会时主持人都要一再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私下里研究者的兴趣和议论却越来越多。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突破对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论定，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传统观点，甚至对新的研究结论进行全面的否定。在此方面，最为代表的是《新华文摘》1991年第一期转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通过对当时一些电报稿进行了断章取义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张国焘要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西路军的由来是出自河西部队自行决定、自行发起、自行组成，在报请中央之前，由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并更改了名称罢了”，“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等。
而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可能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1991年，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尚未发行之际，这一问题引起了重大争议。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惊而愤怒。他于1991年7月8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一九八二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一九八三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年初我特意要来此书稿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部分文字，胡绳同志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又满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定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定会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 “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我的《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当时陈云同志即批示存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几个中央同意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稿，不是见诸报端，即是公开发行的书刊，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
另外，书稿中把三十军已经过河后中央指示重点阻击南路敌人的来电放到前面说，而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面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
李先念
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
来自李先念的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西路军的叙述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五、西路军的历史真相为史学界接受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新进展，反映西路军悲壮历程的史学、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断问世，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越来越为学界和公众所广泛接受。这表现在:
其一，新版《毛泽东选集》注解作了的修改。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释这样写道:“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其二，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为西路军作出了公开结论。徐向前是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对西路军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 年开始，徐向前用3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2001年11月7日是徐向前诞辰100周年，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继1983 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公开结论，也是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的公正的评价。
其三，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在胡乔木、胡绳的直接指导和领导下，经过10年砥砺写成的一部有很大影响、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但是这样一部权威性的著作当年却因为西路军问题而在出版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曾受到过李先念的批评。2002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在199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基础之上编修而成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新版党史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这是新世纪权威党史中对西路军问题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
其四，2004年，由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纂的西路军历史资料《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老一辈革命家洪学智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这段饱含西路军战友的沉痛记忆的文字，既揭示了澄清这桩历史遗案的重大意义，同时也昭示了史学界在研究西路军问题的过程中所经受的艰辛与曲折。
从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和复杂的，世间没有任何人物或政党是一贯正确的；即使在正确路线之下也难免会有失败与成功的交织、正确与错误的并存。失败与错误，既不会因人为的淡化而消失，也不会因揭示真相总结历史教训而令人意气消沉；相反，它将使人们从历史教训中省思自我，提高自信，并提高其历史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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