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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首发] 刘景轼:论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 [打印本页]

作者: ccycsh1 时间: 2011-1-15 09:32 标题: 刘景轼:论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

论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

刘景轼

一、论“不言”

殷高宗是商朝继盘庚之后的一位英明之主。文治武功，政绩卓著，史称“武丁复兴”。在他少年时期，久劳于外．深知民间疾苦。及其当国。励精图治，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举傅说于版筑(筑墙泥工)之间，委以国事，使佐天下、殷国大治。君臣相济、有口皆碑。只是在即位时“谅阴三年不言”。在文献中，或谓“居丧守制”。或谓 “默以思道”。两说相辅相成。历来学者大多相承。并无别论。但郭沫若在其《青铜时代·驳(说儒)》中，独标新议。他根据胡适前期论述以及《卜辞》进行分析，以为三年之丧，并非殷制，是孔子所创。指出“‘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是病态。在近代医学上称之为‘不言症’，为例并不稀罕。据我看来．殷高宗实在害了这种毛病。所谓‘谅阴’、 ‘谅闇’大约就是这种病症的古名。健康的人要三年不言，那实在是办不到的事。”彷彿力除陈言，持之有故。考之经传，稽之典籍，综合文义，衡情析理。愚以事或未必。
姑且先把“三年之丧”抛开来说，留给下文论述。且看文献记载：《国语．楚语》“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主持)于四方(天下)，余恐德之不类(才德声望不相称)，兹故不言。”《尚书．无逸》“其惟不言，言乃雍(和)，不敢荒宁(苟且偷安)，嘉靖殷邦”《史记．殷本纪》。“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佐。三年不言、政事决于冢宰(宰相)。”非常清楚说明“不言”的原因了。鄙见所谓“不言”应当作为“无言”或“沉默寡言"来理解，不能当作简直不能说话的哑巴来看待。退一步言，诚如郭氏“瘖哑症”的解释，真奇怪!殷高宗不前不后不早不迟．偏偏在他父亲死后．于他嗣位之时，不多、不少，恰恰害了三年哑症。世间事宁有如此巧合。蹊跷得很，使人大为不解! 揣情度理。试问宗室臣僚能让一个哑巴当国三年，君临天下么?殷代王位继承的习惯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交相为用。不是立子、立嫡、立长不可逾越，毫无变通的余地。非要哑巴一直把国王当下去不可。
另如：春秋时．楚灭息(国名．在今河南息县)．息夫人不死。楚王纳之以归，息夫人三年不言不笑(事见左传)。难道息夫人不言。未必也害了。“哑症”不成! 以彼例此。情见乎词，触类旁通。显然郭氏忽略文理与史实，专门从生理上、医学上去研究，发出创见，大胆怀疑，大胆否定。可惜把“不言”两个字绝对化。把“不言”当作“不能言”，作为根据，又推想殷高宗没有动手术就自然痊愈了。凭空造语，难以信服。

二、《卜辞》之所未见不是历史之所无有

“三年之丧”按照郭氏引证胡适前期主张，并非肯定殷制。但在后期胡氏却又在其《说儒》中承认属于殷制。愚以一个人的言论，后说理应优于前说。再从郭氏所举《卜辞》是对吉凶体咎占卜之词。殷人尚鬼、以祀为重。《卜辞》四例。“王卜贞……”皆系国君对祭祀天地，祖宗神灵、选择良辰吉期的零星记载。不是殷代全部历史。决不能凭此臆断殷制就无三年之丧。父母死、子孙居丧服孝成为定制。自无占卜的必要。即或出殡，安葬也许占卜，即或占卜亦无加 “三年之丧”的按语的理由。以《卜辞》有限骨片的文字，未必网罗尽致，完备无缺。或者埋在地下来经发现，或者既已出土未经收藏，或者已经收藏尚未著录。没有见到与根本没有不是同义词，纯属两码事。奈何用未知的地下文献来推翻已知的经传史籍?无非突出他“谅阴”“谅闇”大约是不言症的古名的妙想。这种奇见，未免武断，望文生义，没有提供任何实据，当系一人之私言，想当然耳。
“谅阴”语出《论语．宪问》。《尚书．无逸》作“谅闇”。《礼记．丧服四制》作“梁暗"。《伪孔传》作“亮阴”。郑玄、许慎、何晏各家注释及各书原文通作天子居丧守制，追悼默哀，谨言慎行，严肃持重的态度。所谓“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是也。这些著书人和注书人天南地北、古今不相及，时代不同，决不可能谋面协商，相求相应、串通起来。郭氏最后补充《卜辞》“今夕王言”“今夕王乃言”更是不攻自破，说明武丁能言，有时说话，有时不说话的铁证。
其次再说：纵然勉强承认“三年之丧不属殷制”。试问一个制度能够忽然从天而降吗?事非偶然，万不可能。一定是积累长期经验教训的结果，相沿成习、约定俗成，然后定成制度。它是由渐变到突变．由内而外，由点而面发生变化的，只能说在建立制度之后才普遍通行。如果硬说没有三年丧制就无三年之丧的出现．恐怕于事不合，理有未备。犹如铜器早有发现，到了青铜时代以后才大量发展，广泛应用。物理人情，其义正同。“哑症”的设想漏洞百出，疑竇丛生，不能求证，根本无法成立。科学的论证是用已知去求未知，未闻以未知去否定已知。以虚代实，本末颠倒。

三、孔子不是“三年丧制”的创建人

孔子是否创建三年丧制?郭沫若与胡适早期言论相同，表示肯定。后来胡适自我否定。而郭氏坚持其说。认为大约是孔子“托古改制”。这个“大约”很有问题，值得探讨。孔子生活在春秋群雄割据时代，鲁国既是小国，又是弱国。孔子仕鲁，为大司寇攝行相事，后来周游列国，又恨道之不行，于是返鲁，删诗书、定礼乐。注意!定《礼》《乐》，不是制《礼》作《乐》。何谓定?是渊源于夏商周三代之礼，去繁就简，拾遗补缺，纳之中正，进行核定。不信请看《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之时，周室微，礼乐废，诗书缺。追序三代之礼”。“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其他典籍大多类此。一目了然，不辩自明。三年丧礼是三代相因相承。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见《论语．述而》)。可见既不是他的创制，也不是他基于淑世心切的善良愿望“托古改制”。如果硬说“古之人皆然”“天下之通丧”是孔子煞费苦心，无中生有。(原文是“如一定要与圣人圆个讹”)这就与孔子尝谓“杞不足徵，宋不足徵……吾能徵之矣”那种注重实据的精神，根本格格不入。孔子首创自由开放的学风开启了学术繁荣的局面，要是他瞒天过海，言之无据：能不被各种学派，特别是比他稍后主张薄葬的墨子随而媒糵其短，揭穿他的底蕴吗?从孔子的人格，居处恭、执事敬和客观形势来讲，都不会出此下着。自然孔子是三年之丧的拥护者、宣传者、教育者。鼓吹“三年无改于父母之道，可谓孝矣”与“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等言论，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到是事实。
至于郭氏提出：“王已经自行贞卜，自行稽疑，自行主祭。古者，祭神必有酒肉乐舞。王用不着说是亲预其事了"。这何尝“三年不言”“三年不为礼”“三年不为乐”何尝是“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作三年木偶昵?不言之辩，既如上述，兹不赘言。且说“三年不为礼乐”与“百官总已。以听冢宰”吧。这里的礼是指不为喜庆之礼，表示谢绝应酬交际，婚嫁聘好暂时停办。这里的乐是指禁止宴乐歌舞。并不是哀礼哀乐完全废除。假设死了人连丧葬祭祀，举哀行礼，一概取消。岂不是与草木同腐，鸟兽同群，成为野蛮世界了吗?。百官总已，以听冢宰是宰相对国王负责，顺意承旨，总理政务，权柄不得超越人主之上．稍不留意，便涉篡弑之嫌。何尝是作三年木偶昵?为政不在多言，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君权自在。郭氏精于训诂，固执其说，把“礼乐”与“不言”解释得过于死板，失诸偏颇。是以有慨乎“学而不思则罔”。以蠡观海，谨就管见，就教于郭氏与史学界诸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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