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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连载] 叶曙明《中国1927·谁主沉浮》 [打印本页]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1-1-16 21:05 标题: 叶曙明《中国1927·谁主沉浮》

http://data.book.163.com/book/home/009200250003/000BBFSR.html 中国1927·谁主沉浮（再现国共两党恩恩怨怨的前世今生）

1920年代，一场震撼中国的大革命风暴，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当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被辛亥革命推翻后，中国的未来，曾经有过无限的可能性。全体中国人都在黑暗中探索与奋斗。这是一出无剧本、无导演、无监制，亦无固定演员的历史大戏。直到大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以燎原之势，在短短几年内席卷长江以南，波及全国，最终摧毁了北洋官僚集团的统治，使国民党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打破了以往只有北方统一南方，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历史神话，从而使中国迈入了一个新纪元。尽管这场革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以国共两党流血分裂告终，但它的影子，却一直徘徊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以及具体的政治方式，包括社会动员模式、革命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在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从井冈山到北京城，从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难找到1920年代那场大革命的遗传基因。

作者: 叶曙明	出版: 花城出版社	类型: 连载
性质: 免费阅读	定价:0.0元
关键字: 中国1927 谁主沉浮文化大革命叶曙明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1-1-16 21:08

要革命，到南方去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的这句名言，曾经令无数革命者激情澎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时代中去。金戈铁马、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奋斗不息，写下了一页页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

大革命，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已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了。人们几乎已经淡忘，在距今八十多年前，在距离北京三千多公里的中国南部，在南海之滨、五岭之阳的广东，曾经成为一场震撼中国历史的大革命中心。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席卷长江以南，波及全国，最终摧毁了北洋官僚集团的统治，使国民党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打破了以往只有北方统一南方，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历史神话。

尽管这场革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以国共两党流血分裂告终，但它的影子，却一直徘徊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以及具体的政治方式，包括社会动员模式、革命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在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从井冈山到北京城，从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难找到1920年代那场大革命的遗传基因。

这场影响中国几十年的大革命，为什么不发生在天子脚下的北方，不发生在黄土高原，不发生在西方势力强盛的东部沿海，却发生在广东呢？

自古以来广东就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的地理特点，对内相对封闭（有五岭阻隔），对外则完全开放，它拥有中国最大的一片海洋国土南海，有八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从汉代起就是海上丝路的始发地。虽僻在南版，然门户四达。当中国处在一个封闭的大陆农业社会时，广东被视为偏远的蛮荒之地；但当世界进入海洋时代以后，广东便成为中国面对世界的最前沿了。

历代王朝对广东的控制，本来就有鞭长莫及之感，在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之后，国家机器已严重破损失灵，对南方的管治，更趋于松弛。在近代史上，第一波从南向北的革命，是太平天国；第二波，是同盟会的反清革命；第三波，就是1920年代的大革命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发源地都在广东（太平天国虽然起于广西，但一班领袖大多为广东人），这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王气在北方，民气在南方”。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就觉得广东有一股强悍的“民气”，可与洋人决一雌雄，他向朝廷请战时说：“民气可用。”民气固然可用，却不是人人会用。善用者，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甚至创造历史、改写历史。

广东离“王气”最远，民气最盛。这恰恰是它成为近代政治文化试验区的最有利条件。从“五四运动”开始，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本主义、安那其主义、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说，在北方蓬勃兴起，百家争鸣，处士横议。但要把这些新思想化作改造社会的行动，则广东是一块首选的实验田。孙文搞三民主义要到广东来，陈炯明搞地方自治也要到广东来，共产党搞共产主义革命，也要到广东来。

昔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著名对联：“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畏死莫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这也是1920年代广东在全国热血青年心中的形象。大批有理想、有智慧、有行动能力的社会精英，便如怒潮排壑一般投奔革命而来了。

1895年，孙文第一次发现日本报纸把他称作革命党时，十分吃惊。他的同伙陈少白说：“做皇帝才革命，我们哪里是革命？我们只是造反罢了。”时间仅仅过去25年，在中国再没有哪个词比“革命”更时髦，更响亮了。

《易经》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据后人解释，“革命”的“革”字，上为“廿”，下为“十”，含有“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之意；而“命”则代表天命。中国人用“革命”对应英文的“revolution”，不无道理，在英文中，revolution既有大变革的意思，亦含有天体循环运行之意。似乎革命无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总是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联系起来，而被赋予“天道”的内涵。

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次改朝换代，但不仅仅是天子易姓，而是以符合天道的“民主共和”，取代无道的“皇权专制”。然二者如何在价值上对接，便成了令人傍徨与头痛的事情。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真空期。皇帝打倒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价值信仰，失去了皇权的靠山，便再无往日的法力了。民国第一、二任总统，都是匆匆上台，又匆匆被自己的手下逐去。孙文在西南护法，亦复如是，使政治权威的失落，达到崩溃的边缘。

台上幕落暗场，幕后在忙忙碌碌地更换布景，而幕前的观众，却已经不耐烦地跳将起来，他们发现，这是一出无剧本、无导演、无监制，亦无固定演员的戏。中原逐鹿，捷足先得。于是纷纷登台，各显身手。思想的自由度、学术的自由度，反而空前大增。

知识分子肩负起在传统价值的废墟上，重新建构价值的任务。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程炮。《新青年》面世之初，标榜“不谈政治”，以写“两个蝴蝶，双双飞上天”（胡适诗）一类白话诗为时髦，凸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而不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时期的陈独秀，也是激情澎湃的启蒙思想家，而非社会革命家。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前清秀才出身。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把陈独秀延揽入校，掌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达至高潮，民主、科学高唱入云，白话文大行其道，掀起文学革命的大潮。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促使陈独秀迅速向左转。他断定非得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对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无法彻底解决中国积弊。他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专谈政治”的《每周评论》，便是改弦易辙的产物。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位不遗余力的政治革命“吹鼓手”，与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是有名的美男子，生平除了革命，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烟，一天可以抽上三罐纸烟。1918年底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一文；1919年初又写了为俄国革命欢呼的《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陈独秀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受李大钊影响，也许更甚于受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

那个时代的学者名流，人人奢谈主义，但李大钊是第一个清楚地领悟到“主义”的政治动员作用，也是有意识把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作为鼓动民众手段的第一人。尽管当初孙文搞同盟会，也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那只是内部的盟誓，并没有成为社会流行语，威力已相当惊人。李大钊率先喊出了“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的激烈口号，足以把天掀塌了一半。

1918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

这个宣言的背景，是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面对协约国军事干涉和白俄兴波作浪，在国际上十分孤立，政权岌岌可危，所以要博取一个同样受帝国主义欺凌的邻国同情。果然，一纸宣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寒冬里的一把火，把所有人都烧得暖烘烘的。一时间，人人眼中噙泪，攘臂欢呼，亲俄成了知识界的新潮流，大学争相开设俄文班、俄文系；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研究社、马克主义研究会一类社团，在大江南北纷纷冒出，形成百川赴海之势。

陈独秀出狱后，带着《新青年》离开了北京，到上海筹组共产党。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到中国，名叫维经斯基（又译为魏金斯基、威金斯基等，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时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委员，由李大钊介绍，在上海和陈独秀会面，探讨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

维经斯基还肩负着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任务。书记处的其中一项工作是：在中国进行共产党的组建工作。陈独秀本来就早有打算，双方一拍即合。5月成立了共产党的临时中央，并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维经斯基做梦也没想到，原以为十分艰难的任务，竟如此轻而易举就完成了。

当时，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东推行自治，建设模范省，盛情邀请陈独秀到广东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约法三章：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保持一致。陈炯明满口应承。1920年12月25日，陈独秀来到了文化界、思想界皆一片死寂的广州。在推进广东教育事业之余，还计划在南方筹备组织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2月14日，广东省政府公布由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政务委员八人，另有若干名事务委员。政务委员中，四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省大学校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产生。委员长由全会委员互选产生。委员及委员长均任期一年，可以连任，委员长必须兼任大学校长。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新青年》杂志也随着陈独秀南迁。4月1日出版了在广州的第一期（即八卷六号）。在《新青年》南迁之前，由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主编的《广东群报》，是陈独秀发表言论的主要阵地。陈独秀与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论战。陈氏不仅四处演讲，而且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言论，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主张，半年内，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杂志上，一口气发表了四十多篇尖锐激烈的文章，广东的一潭死水，终于掀起千层巨浪。

从3月中旬开始，一批顽固守旧人士，以陈独秀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为由，呼吁把他逐出广东。上海广肇公所发表讨陈檄文，声称：“上海各报记载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陈独秀四处演说，主张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陈独秀身为教育行政委员，敢倡此等邪说，留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诸公爱乡念切，谅不坐视。务望主持公论，驱逐枭獍，勿使尔迹吾粤，不胜盼切之至。”他们把陈独秀称为“陈毒兽”。3月16日，陈炯明在报纸上为陈独秀公开辩护：“陈独秀先生当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现在改良粤省教育，倚畀方殷。沪报所载，系属谣传，请勿轻信为盼。”

陈独秀对谣言倒并不太在意，他的精力，都放在筹建广东共产党的事情上了。3、4月间，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初由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着手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青年团作外围组织，吸收党员。陈独秀还利用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权，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以陈公博为所长。

当时，上海的共产党临时中央提出，要么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要么把中央机关迁到广州。陈独秀反对中央南迁，他说广州到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地理上也不适中，不同意党的机关搬广州。他并提醒大家，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要第三国际的钱。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到了5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日子渐近，上海方面，频频催促陈氏和广东代表，即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陈独秀遂向陈炯明提出辞呈。陈炯明一再挽留。

6月底，陈炯明出师援桂，不在广州，陈独秀再以“染恙”为由，提出辞职，9月11日离粤返沪。陈炯明在军旅之中，闻讯急电挽留，劝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 同时派人回广州挽留，但可惜，他的代表到达广州时，陈独秀已经在前往香港的轮船上了。

1921年6月，又一位对中国革命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出场了。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派到中国。当时苏俄已打败了白俄势力，远东共和国也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整个远东地区终于站稳了脚跟。这时，苏俄的着眼点，已不再是如何争取中国的同情，而是如何向中国输出革命了。

马林是荷兰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通过维经斯基介绍，他结识了李大钊。李大钊让张国焘陪马林去上海。当时陈独秀不在上海。7月，在马林主持下，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缺席的陈独秀当选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中央局书记。

马林是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但他本人却并不看好这个组织，甚至觉得是维经斯基一手搞出来的“早产儿”，本不该这么早降生的。他反而更看好孙文的国民党。但也有人认为，把共产党这个“早产儿”催生出来的，其实正是马林自己，而不是维经斯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即持此种看法，他说：“如果不是他（马林）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这时中共组织还很弱小，只有五六十名党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个不能公开活动的秘密政党，国民党则是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党，革命历史悠久，有两广的地盘、近10万军队，而且得到工人和市民的支持这主要得归功于陈炯明卓有成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些都是中共在短期内难望项背的。

因此，马林瞧不起中共，陈独秀也不喜欢马林。陈独秀甚至不让中共加入第三国际。有一回张太雷在陈独秀面前谈到共产国际，话还没说完，陈独秀就猛拍桌子，大发雷霆：“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按张国焘的预算，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每月大约一千多元，马林答应这笔钱由共产国际出，据包惠僧说，陈独秀坚决不准中共领取共产国际的经费，以免影响中共的独立自主。他要求革命者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领了钱就等于雇佣革命。

然而，中共是否真的没有从共产国际领钱呢？有一段时间，陈独秀与马林二人频频争吵，竟闹到互不见面。马林怒气冲冲地责备，“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陈独秀反唇相讥：“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这番对话似乎也证明了，中共并没有拒绝国际的资助。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陈宅里被捕。马林立即展开营救行动，据包惠僧说：“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才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并不是马林自己的钱，而是共产国际的经费。这样一来，就算陈独秀真的不想要国际的钱也不行了，而且是用在自己身上。虽然他性格倔强，也无话可说了。出狱后，陈独秀对马林的态度，便完全改变了。

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1、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2、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及预算，每年都要赤色国际批准施行。3、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以后几年里，在陈独秀身上，还发生过好几次。

根据陈、马达成的协议，名义上，中共还是不接受共产国际的金钱，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从赤色职工国际、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一个圈而已。1922年6月，在陈独秀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列明中共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的收入与开支情况，其中收入部分，自行募捐1000元，国际协款为16655元。到1923年召开中共三大时，连赤色职工国际的圈也不再绕了，中共的经费，几乎全部直接来自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三大上说：“今年（1923年6月之前）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共产党成立，一转眼就五个月了，似乎没有什么大动作，与其说是一个革命党，还不如说更像一个学术团体。马林静极思动，想到南方实地视察一番。于是，在翻译张太雷陪同下，化名“西蒙博士”，风尘仆仆，赶到两广，分别拜会护法政府非常大总统孙文和省长陈炯明。此时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北伐，热闹的政治气氛，令马林眼前一亮。

马林在桂林和孙文两度晤谈，建议国民党在与苏俄合作的前提下，“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三、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孙文，广东香山县人，生于1866年，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位坚定不移的革命党领袖，自称“生平酷爱革命”，不仅要用革命来创造国家，还要用革命来改造国家。对苏俄的建议，他的反应不冷不热，他不太相信苏俄能够搞成社会主义，这个朋友是否交得过，视乎他能提供多少军事和物资援助。他略带敷衍地说，他要等到北伐之后，才能和苏俄公开结盟，到时俄中两国可以一起解放亚洲，但如果过早公开联俄，会引起列强的干预。

何况孙文正和亲日的奉系、皖系结盟，对付直系。众所周知，日、俄两国是不共戴天的世仇，孙文到底如何取舍，颇费周章。孙文对马林说：如果他不联俄，就能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马林在广州也和陈炯明长谈三次，他发现，俄国革命刚成功时，陈炯明曾一度“完全站在俄国革命一边”，确实，1920年陈炯明在漳州时还写信给列宁说：“余深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对人类带来欢乐，余愿为此一主义彻底实现而奋斗”，可是“俄国的发展又使他向右转”。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令他转得这么快？为什么当“十月革命”的效应，在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是持续高温时，他已经迅速冷却下来？这一点很值得历史学家研究。马林说陈炯明向他表示“对党的专政不感兴趣”，或可部分反映出，当时陈炯明的思想。

尽管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东西，但此行却令马林对国民党的观感，锦上添花，再加几分。他在广州目睹了香港海员在国民党指导下举行大罢工，亲见几千工人在黄花岗烈士墓前听国民党人宣讲反帝道理，又听说广州、香港、汕头有1.2万海员加入了国民党。这种群众场面，足以令任何一个职业革命家热血沸腾。于是马林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政党。

但有意无意间，马林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广州、汕头都是陈炯明的地盘，真正在广州支持办工人夜校、资助机器总会、调解劳资冲突的是省长陈炯明；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后，十几万罢工工人回到广州，也是陈炯明接待他们，不仅同意工人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作为罢工的总指挥部，而且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10万元给工人做罢工经费。但马林却把这一切都笼统地归之于孙文的国民党政策，从而为他的“国共合作”计划，提供有力的依据。

当时孙文全副心思都在北伐上，哪里顾得上工人罢工这类事情？马林把上海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党作了一个比较：“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 以至于一回到上海，他就迫切地要求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里去。

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观感，却远没有马林这么美好。他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因此，对马林的建议，碍难采纳，而且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的中共党人，也都强烈表示了“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国民党）之可能” 的态度。

马林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揆诸事实，马林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评价，其实都没有大错。只不过双方的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得出来的结论，便一个说它是牛，一个说它是马，各取所需了。

马林在中国的工作，进展似乎不大，直到1922年4月他离开中国时，还没能说服中共加入国民党，胸中积郁难舒，闷闷不乐。当他登上前往新加坡的客轮时，只见一轮夕阳冉冉西沉，暝色浮天，夜潮骤起，这位荷兰革命家不禁平添了一腔旅人的愁绪。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1-1-18 18:58

请神容易送神难

孙文终于回到了广东，委任胡汉民为广东省长，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而他本人则统领陆海两军，重整旧山河。表面上，赶走了陈炯明，又获得了一块地盘。但老百姓的太平日子，却望断桃源无寻处。孙文要实践在上海发的大宏愿，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政府，统一国家，拯黎民于水火，依然是海市蜃楼。事实上，这块地盘还不是完全属于他的。他所面临的困局，甚至比和陈炯明破裂前，还要复杂得多。本来，驱逐了陈炯明，是革命的一大胜利，但现实往往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陈炯明的粤军占据着粤东大片地区，虎视眈眈。而广州城则被各怀鬼胎的滇桂联军霸占着，他们根本不把大元帅放在眼里，玩忽命令，坐地索饷，包烟包赌，无所不为。滇军第二师在西关，第三师在长堤和城内，第四师在佛山、石围塘，画地为牢，各开番摊、彩票、山铺票、白鸽票、字花、麻雀，招商承办，截留饷项。

当时的香港报纸写道：“草木皆兵之广州城，竟一旦尽变赌国，十色五光，应有尽有，已属绝对大观。且强占商店以做赌场，划分防地以截赌饷。赌国光复，灿烂极矣。”陈炯明治粤时代，赌博悬为厉禁，无人敢犯，现在斯人一去，赌禁大开，比禁赌前有过之而不及，香港报纸挖苦说：陈炯明是贼，但“贼”不肯、不忍开赌，而“讨贼”的人却大赌特赌，“真令吾侪小百姓欲哭无泪。”

不仅赌禁大开，烟禁也大开。灯馆开满城厢，街头巷尾，烟帜招摇。军队为了抢烟，经常在城里爆发枪战，子弹横飞，伤毙无辜。可怜的草民，既无处逃避，也无可申冤。军队强拉夫役、杂赌公开、鸦片公卖，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杀人、掳人勒赎的事情，竟然无日无之。广州市民岂止侧目而视，简直是目眦尽裂了。然而，尽管孙文把父老乡亲都得罪了，但军队却并不领他的情。北京政府任命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沈鸿英便立即翻脸，在广州发动叛乱，向孙文宣战。

孙文压抑不住怨气，斥责这些军人：“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我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惜你们把我的家乡这样蹂躏，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块办事，不得不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山去了！”

这些胡作非为的军队，没有一个是真心服膺孙文的，虽然他们都是孙文真金白银请回来的，但请神容易送神难，事到如今，这个黑锅他不想背也得背。孙文面对军队时，斥责他们蹂躏广东，但面对广东百姓时，又为军队开赌辩解：是因为广东人不肯“稍尽地主之责任”，出钱供养这十几万的大军，致使军队伙食无着，“为一时权宜计，藉赌饷以挹注目前。若军饷有着，则禁赌易如反掌。” 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让广东人释怀。这些土匪军队并不是广东人召回来的，谁说广东人有供养他们的“责任”呢？

孙文向港商借钱时，承诺以全省税收为抵押，但现在所有征入机关，一切税收，悉入联军口袋；东江税收则归粤军所有。廖仲恺早年在日本留学是学经济的，但他也不懂得怎么才能无中生有，变钱出来。在这么一块面积不大的小地盘里，罗掘俱穷，来源断绝，不能兑现承诺，港商怨声载道，孙文也无如之何，他纵然有心革命，也难为无米之炊。报纸甚至哄传孙文将以海南岛为抵押，向日本借款，引起舆论大哗。孙文不得不出面否认。

然而，政府今天要讨伐陈炯明，明天要讨伐沈鸿英，后天要讨伐吴佩孚，未来的仗还有得打哩。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廖仲恺经常对马林诉苦，“钱的问题是他最大的忧虑，几乎唯一的忧虑，他一筹莫展。” 为了筹措军费，政府只好从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又对全市官产、公产进行大贱卖。

所谓官产与公产，官产是指官地上的产业，比如珠江河面的冲积地、前清八旗兵驻地、旗人聚居地和西门口外宜民市。凡是拿不出房地产契证明的，都属官产。公产是指公共财产的建筑，如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等。

广东商界老前辈梁永说：“由于公产开投，一批古建筑文物被改建或拆建了，十分可惜。如第十甫的文昌庙，开投后改建为西南酒家（现广州酒家），部分开马路（文昌庙）被拆；下九路的湄州会馆，改建为文贤酒家；越秀山脚的应元宫改建为现在的市二中”；云南会馆被置业公司改建为商铺。一时间名迹荡尽，如疾风吹箨。《申报》揭露：“以官产、市产为名，纷纷没收庵堂寺观，继之而没收寺产、庵产，甚至学校公地、议会公款，亦被提去变卖”。

拍卖潮一开，许多私产也被当作公产拍卖。前清时代，广州的满族人都领有右都统衙门发给“右司执照”，在城内的旗下街居住，政府突然宣布“右司执照”失效，要么缴价赎买，要么马上卷铺盖迁出，其房屋在一夜之间成为官产，予以没收拍卖。“然变卖之款，其归公用者固多，而中饱自亦不免”。全省绅商、行帮、外省商帮、宗教社团、知识界，乃至升斗小民，忍无可忍，纷纷发起抗议，风潮一起再起。

政府为了筹钱，又向商界开征营业牌照税。1923年8月，广州各银行、土丝各大行商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拒绝申报，但大本营旋即发布命令，指商界拒绝申报营业牌照税，就是“附逆”行为。这个罪名可谓大矣，一旦成立，所有商家财产，皆可列为“逆产”，予取予夺，则师出有名了。前不久政府向新宁铁路索款三十万元，遭拒绝后，于7月中旬下令征收该路为军用。前车之鉴，商界被吓得魂不附体，立即软化下来，同意申报服从。

这是什么三民主义革命政府？广东的民权、民生，可以说比陈炯明时代还糟，比桂系统治时还糟，比袁世凯时代还糟，甚至和腐败的大清末年也无法相提并论。香港《华字日报》得出一个让人悲叹的结论：“南方政府坏在暴徒手；而北方政府则坏在官僚手。”

对孙文治下的广东现状，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深为不满，他们联名致函孙文，提出严厉批评：“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人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 可惜，后来被烧掉的，不是这些军人，而是广州的老百姓。即便是孙文最坚定的支持者，汪精卫在1924年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三千万（广东）人民受病甚矣，痛哉不忍言也。”

如此江山堪一恸。令人窒息的低气压笼罩着广东，山雨欲来，人心思乱，整个社会已全线亮起红灯，就像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只要一点点小火星，就会轰然冲天而起。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1-1-18 18:59

联俄容共政策的启动

对于职业革命家来说，“天下大乱”永远是一曲激动人心的交响乐。当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后，大批肩负特殊使命的共产国际和苏俄代表，水陆兼程，纷至沓来。1922年8月，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在马林的陪同下，到访中国，一面以外交官身份与北洋政府周旋，一面以革命家身份与孙文联系。

就在越飞莅临之日，正是陈炯明与孙文公开决裂，分道扬镳之时。孙文北伐受挫，被迫离开广州，流寓上海。南方局势更加陷入颠倒纵横，混乱诡异的状态。《申报》发出无奈的感叹：“中山离粤，西南从此无政府矣。此后中华民国，究有合法统一政府与否？是诚一问题耳！”

越飞认为北洋政府虽存犹亡，不值得打交道，在他的政治蓝图中，中国未来的“合法统一政府”，须由南方的孙文与北方的吴佩孚共同组建，一个当政治领袖，一个当军事领袖。强强联手，庶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越飞的“孙吴联盟”构想，也得到中共一部分人的附和，据工运领袖邓中夏说，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赞成搞这个联盟的。

于是，越飞信心十足，甚至想当然地给孙、吴二人预留了“总统”和“总司令”的位置，并在11月就迫不及待地宣称，孙文已经接受他的建议，答应和吴佩孚谈判了。其实并无此事。以“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趋黄河黄；大禹神功何其大，洛阳一气贯扶桑”自许的吴佩孚，时任两湖巡阅使，虎踞洛阳，顾盼自雄，大有秦帝按剑，诸侯西驰的气慨，区区南陲边地，并不放在眼里。而孙文正联合奉、皖，共同讨直，势在必行，且孙文怀疑陈炯明的叛变，得到吴佩孚支持，对直系可谓旧账未清，又添新债，除非吴佩孚肯信仰三民主义，否则，就算越飞舌灿莲花，也无法令冰炭同炉。

结果，越飞在北京、洛阳、上海之间，往返折冲，空忙一阵，到1922年底，他已经明白，一厢情愿的拉郎配，恐怕是水中捞月一场空。他写信给马林，承认自己过去对吴佩孚的言论，只是一时“戏言”，他愿意“结束我们过去的争论”。他强调“我当然把孙博士看作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把吴大帅看作利欲熏心的军阀。”

但孙文对苏联的政治制度，殊无好感，无论越飞劝他做什么，他只关心一点：“现在南方迫切需要财政援助”。有钱万事有商量。越飞向孙文提出三项条件：一、立即公开承认苏维埃为俄国的合法政府；二、与苏俄政府公开签订盟约；三、答应不禁止在中国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那么，苏俄政府将给予国民党以道义和财政的援助。孙文说，第一、二条可以考虑，但第三条不行。

如果苏联能提供援助，孙文愿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愿意派代表到莫斯科，愿意与苏联合作，同意中东路维持现状（即中东路北满段继续由苏联管理）和苏联军队继续占据外蒙。但如果没有援助，则一切免谈，他宁愿与德国合作。而越飞的态度同样强硬：“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

双方讨价还价，直到1923年1月26日，孙文和越飞终于发表联合宣言，第一条就是针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既然共产组织不能引用于中国，那中共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一条无疑很伤中共的心，似乎意味着，连苏联也不把中共的工作当回事。

陈独秀后来有一段回顾，就直截了当地说，孙文的联俄，是为了苏联的物质援助：“他（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皮包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关于联俄容共政策，国民党内，众议纷纭。孙文召集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这三大才子，各抒己见，陈说利害，以期集思广益。对于联俄问题，众无分歧，而对于容共，则莫衷一是。汪精卫强烈反对，他打了个很著名的比喻：“共产党羼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而廖仲恺则相反，大表赞成：“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

胡汉民介乎二者之间，依违两可：“凡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的，如果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才可以收容。收容以后，如果随时发现了他们有旁的作用，或有旁的行动，足以危害本党的，我们应该随时加以淘汰。”

孙文兼听则明，但主意已决，说：“这一点也在乎我们自己，假使严密了我们的组织，严明了我们的纪律，昌明了我们的主义，任何分子加进来合作，我们都不怕的。”

于是，容共之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越飞随后离开中国，前往日本热海养病。孙文派廖仲恺陪往，继续商讨“联俄容共”的各项细节。曾经加入过中共，不久又退了党的陈公博，在日本遇见越飞，两人间有一段颇堪玩味的对话。

越飞指出：“中国只有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绝不能行共产主义。”

陈公博问：“苏俄希望共产主义何时在俄实行？”

越飞摇头不答。

陈问：“六十年共产主义在俄会实现吗？”

越飞说：“还是一个疑问。”

廖仲恺笑着说：“我们要做革命党也要做现在的革命党，不要作一百年后的革命党。”

在当时人看来，六十年是非常遥远的将来，但历史长河，一泻千里，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七十四年转瞬即逝，共产主义仍然没有能够在苏俄成功。越飞是有真知灼见的。

关于越飞，最后还有一段小余波，几年后，胡汉民在政治斗争中倒了霉，被送到苏联避风头，又遇见了越飞。胡汉民问他：“民国十二年你在上海所发的宣言里，说过些什么话，你现在还记得，还承认么？”

越飞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承认，我是有过那些意思的。”并且表示，他也很不以斯大林为然。果然君子无戏言，胡汉民听了以后，满意地说，像越飞的议论与行动，总还算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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