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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周其仁：避免最糟糕的政策组合 [打印本页]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1-20 16:42 标题: 周其仁：避免最糟糕的政策组合

对话人：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叶伟强财新传媒《中国改革》执行主编

　　2010年岁末，通货膨胀有如出笼猛虎，令人望而生畏。中国连续两年的天量信贷，美国再次启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两者内外交织，置中国经济于极高风险之中，既令资产价格快速飙升，也使普通物价节节攀高。面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胀不起，宽松不止”的势头，中国如何应对由此催生的外来资本冲击以及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美元贬值趋势难改，人民币还要钉住美元吗？中国经济还要承担钉住美元的巨额成本和风险么？
　　本刊特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教授，详解中国经济2011年最大风险以及应对之策。
被动超发货币是通胀之源
　　财新：中国2010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超出了大多数人年初的预计，你对此形势以及目前的政府对策如何评价？
　　周其仁：理论上可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胀必定与货币超发有关，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过度发放的货币现在已经显示出很大的副作用。但等大家对这都形成统一认识并不易，所以处理通胀问题往往显得滞后。
　　同时还应该看到，通胀又不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有商品或广义的资源供应入市，则价格当可回落或平缓。增加商品或资源供应，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应增加有质量的服务，如医疗、教育等。
　　目前政府已经采取较多方面的措施，希望稳定总体价格水平，包括价格管制。不过，我早就提出，如果政府压价把供给也压制住了，则是愚蠢之举。此外，扩大进口也可以缓和国内通胀。
　　财新：对于通胀的源头，你比较担忧央行的“第二货币动脉”，即为了守住汇率目标，不断用基础货币大量购汇，而加息对此的作用和空间都有限，因此不能调节其间的货币运动。怎么办？
　　周其仁：加息就像是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当然有助于暂时把它稳在笼子里。可是，老虎却因此变得体型更大，胃口也更好了。但问题尚未根治。
　　消除负利率还不等于消除通胀的压力。道理很简单，即使利率在物价指数之上，物价总水平也可以升到不被接受的高水平。高利率不过有助于抑制高通胀预期可能转为恶性通胀的几率，但并没有根除通胀压力。
　　加息也是“加价”。物价总水平过高的根源是货币总供给过大，非到源头下工夫无法根除。仅仅调控金融机构与其客户的关系还不够，正本清源，还要调节金融机构与央行的关系，特别是根除当下央行在开放条件下被动超发货币的机制。
　　财新：被动超发货币是中国经济通胀之源，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周其仁：人民币钉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币又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
　　1997年-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7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7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7元“高能货币”转入银行系统，再乘上四至五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
　　这就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人民币币值稳定屡出情况、宏观调控压力不断，皆因此而起。
　　财新：中国央行超发货币较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但以往发行速度也不低，然而人们却并没有体会到明显的通胀，这是为什么？
　　周其仁：从货币数量论来看，不论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恶性通胀，60年代初在严厉的物价管制下顽强地以“短缺”形式表现的通胀，还是改革后数次两位数的通胀，凡物价总水平持续的上涨，都可以从货币存量大幅增加的事实中找到原因。
　　以往通胀没有变成现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货币化或货币深化，可以在给定货币量的条件下，增加货币需求，从而对物价的上涨产生抑制作用。
　　财新：具体而言，过去这些年，货币深化对消化吸收超发货币是如何起作用的？
　　周其仁：给定货币被动超发，如果国内市场化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水平；如果市场化潜力得不到充分释放，甚至受到人为抑制，那对货币的需求就是另外一种水平。
　　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即“水多了加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土地拍卖、城镇居民房改、农民工大规模离乡进城，加上土地转包和山林权转让，多少资产投入，把那被动超发的货币“积极平衡”了不少。
　　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来说，市场化、货币化是加速推进还是停滞不前，对物价的影响就大了。远的不提，要理解近年中国货币占GDP之比持续高升、包括资产市场价格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屡出险情，似有必要双管齐下，从货币供给机制与市场化进展两个方向，分别调查，综合研究。
　　财新：目前，中国是否还有进一步货币深化的空间？市场化改革的空间还有多大？
　　周其仁：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继续市场化的潜力还是蛮大的。表面上看，中国市场里有无数商品供过于求，时不时还有“严重产能过剩”的报道。但是加上品质的维度，现在仍然有不少商品与服务严重地供不应求。
　　比如，老百姓对好医院、好医生、好学校、好老师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政府主导”的医疗和教育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可以开放市场、引入民营嘛。
　　要素的市场化进展更不平衡。劳动力资产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些，但城乡一体、不论身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有待发育。土地的市场化程度看起来不低，因为“地价天王”天天刺激着购房人的神经。但细看一眼，就发现该市场只限于城市国有经营性土地的转让。宪法规定的、作为中国两种土地所有制之一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至今还没有全国范围的合法市场转让权。
　　中国还远远没有充分释放市场化的潜力。诸多后果之一就是难以平衡不断被动超发的货币。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最糟糕的组合，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财新：为解决被动货币超发的困扰，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是否需调整？如果是，该如何调整呢？
　　周其仁：出口导向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不但对外“失衡”，而且对内也失衡。根本解决之道，不是人为地压缩中国的出口，而是主动扩大进口，在更充分发挥自己与贸易伙伴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达成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那么，是什么力量影响了中国进口的扩大？因素颇多，其中比较根本的还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因为从进口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决定着中国人花美元买国外商品和劳务—进口的机会成本。经济逻辑说，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这样推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定有扩大进口之效。
　　此外，进口税费的设置和服务是否便利，对进口流量有非常灵敏的影响。应适度压减进口税费并进一步提供进口服务便利。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
　　不但出口政策需要调整，整个刺激政策都要退出。中国经济已经保证了8%以上的增长，既然第一个复苏，当然有理由第一个退出。因为经济刺激不是没有代价的，最明显的就是大量货币的发放对整体市场物价产生的不利影响。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
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
　　财新：你刚才提到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是影响中国进口扩大的根本因素。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受到诸多国际上的批评和指责，对此如何理解？
　　周其仁：人民币汇率是在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它的确是一个市场，不过，尚带有转型经济的若干制度特征。第一个特点较为明显，它是一个仅仅设在中国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别无分店。另一个特点较为隐蔽。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实行会员制，所有在中国合法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经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审查批准，都可以成为该中心会员。进入中国的外汇，无论来自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还是所谓的“热钱”，都是先与这些会员“结汇”，然后再由会员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银行间市场”上竞买竞卖各自持有的外汇头寸。
　　现在全球高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们每天在这个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说人民币汇率是在市场供求竞争中形成的，此言不虚。
　　财新：既然人民币汇率是通过“市场化机制”形成，为什么争议这么大？
　　周其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有一个特超级会员。这就是主管中国外汇市场的央行及外汇管理局。在这里，像所有其他会员一样，央行可以进场购汇。加上“特超级”的修饰语，是因为央行不但是日益成长的中国外汇市场上的最后买家，而且在事实上购入了进中国外汇的绝大部分。
　　当然，特超级会员也还是会员，因为今天的中国再也不要求强制结汇，央行进场购得了外汇的绝大部分，仅仅是因为它的出价最高。
　　问题在于央行购得数万亿美元储备所付出的惊人庞大的人民币，与“基础货币”有关。这是央行不同于任何其他入市的政府机构的真正特别之处。
　　央行通过发行货币购汇。从经济关系看，货币发行是央行之负债，这里的“债主”不是别人，恰恰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持币的个人和各类机构。如果央行为了大手购汇而发行出过多的货币，那么天下持币人的原本的债权权益就受到侵害，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票子“毛”了。
　　财新：如今，不仅中国货币超发，人民币所钉住的美元也在主动超发，11月刚刚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Ⅱ），导致中国汇率政策面对的局面更加复杂，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也面临诸多挑战。这种情形下，重建金本位的建议再次出现，你认为是否可行？
　　周其仁：倘若各主要国家的货币都受到黄金的约束，金融麻烦当然少得多了。以QEⅡ为例，如果还是19世纪80年代的经典金本位，主要西方国家的货币直接就是黄金量的表达，那么除非美国财政部突然多出一大块黄金储备，否则伯南克就算有天大本领，也发不出6000亿美元来购长期国债。若是在承诺以黄金为本的货币制度下，例如1971年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联储也不容易如此宽松货币，因为持有美元的各国，不但可以口头问责，还可以凭券到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看看山姆大叔的承诺究竟值多少钱。
　　金本位也根除了汇率战。既然各主要货币都以金为本，或与承诺金本位的货币以固定汇率相联，那就无须做什么动作也可维系汇率的稳定，国际间又何来汇率纷争？
　　简言之，金本位有效约束各国政府对内无从乱抽“通胀税”，对外不能通过操控货币汇率以邻为壑，当然是上佳的货币制度。然而，实际的货币制度取向，似乎服从“两痛相权取其轻定理”，即：货币和物价不稳定的痛苦更大，货币制度就向金本位靠近；经济调整的痛苦更大，则向易于放水的货币制度演变。
　　麻烦在于，虽然全球化把主要经济体联成一气，但各国经济的“痛点”尚有不小的距离。缺乏对不同的痛点加以权衡的大体一致的感受，全球重回金本位的难度极大。
　　财新：如果不可能再回到金本位制，以某一种货币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可以尝试吗？
　　周其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货币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汇率钉住美元，再以汇率目标控制国内货币供应，等于给各自的货币龙头加上了一道锁，只要谁也不超发货币，物价稳定，这些后起之秀就很容易在国际上发挥比较优势，外向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模式就此形成了。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是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的货币纷纷“跳水”。很奇怪，盯住美元的汇率固若金汤，为什么守不住了呢？人们纷纷到这些出了麻烦的国家里寻找其内部的原因。却很少有人想，那构成东亚货币之锚的美元本身会不会有什么问题。2008年危机的爆发地点是美国，也就是那个为全球、亚洲与中国提供稳固的货币之锚的国家。危机的特征是锚先大动，然后祸及被那高频钉住汇率绑到一起的经济体。假如美元自己没有可靠的锚，它又凭什么充当其他国家货币之锚？
　　财新：既然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前景未明，人民币应当作何选择？
　　周其仁：选锚之举为的是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无论怎样打算盘，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以历史教训和货币掌门人为锚的货币，还不足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倘若能与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之物挂起钩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才能有不受人事变化影响的制度保障。
　　在此意义上，选物为锚不失一个可靠的办法。选什么呢？石头太重，虽然弗里德曼给我们讲过石币之岛的精彩故事。黄金白银不够，历史并没给人民币留下贵金属储备。
　　当然也可以选一个外国货币或一组外国货币来挂钩。不过论及以外币为锚，不免让人唏嘘，因为要赶上一个好时机也殊为不易。以美元为例，人家响当当就是黄金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问世。如今，除非美元有可靠之锚，否则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

作者: 枫林仙 时间: 2011-1-20 23:55

现在差不多就是最糟的政策组合了。

作者: 西宁宝贝 时间: 2011-1-21 16:34

张五常的BOLG里提到好几次要以一揽子民生物品价格为锚，至少嚷嚷了有小五年了，足见先见的说。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2-10 14:58

周其仁2010年主要成就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2010年，长期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周其仁在汇率问题上集中发力，凸显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最新角色，而更重要的背景则是6月份央行宣布重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中国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物价指数大幅抬升。
　　从4月19日开始，周其仁在媒体上每隔一周推出一篇《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用通俗、诙谐的语言，将中国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及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故事”娓娓道来，梳理出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流动性泛滥、人民币升值压力之间的逻辑链条。
　　巧妙的是，周其仁在系列中借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的故事，指出用固定汇率把多国货币连成一体，好比赤壁之战中的连环策，而全球超级大国皆举债度日正是火烧赤壁之时的“东风”，进而得出中国不应以美元为锚，避免惹火烧身。
　　出口导向与盯住美元带来大量顺差流入，导致国内货币的被动超发，周其仁指出“人民币币值稳定屡出情况、宏观调控压力不断皆因此而起”；而在贸易顺差问题上“见外不见内”的思维，则是汇率与货币问题得不到妥当处理的认知基础。他同时在评论中陆续给出人民币如何择善而从及控制流动性的政策建议。
　　长达8个多月的系列评论洋洋洒洒，其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对中国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的深入思考，以及丰富的想象力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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