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忆》 章东磐 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10月第一版 560页，98.00元
在国内“做历史”的人中，章东磐先生无疑是最具“影像自觉”的一位。
早在《国家记忆》出版之前，章东磐即在其《父亲的战场》中插入了近百张美军照相部队拍摄的滇缅战场照片，这些照片是由美国友人帮助搜集提供的。这显然为他的那部文学色彩甚浓的叙事作品增加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于是，他又乘兴拉起一支队伍专程赴美，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系统地拷贝了几乎全部老照片及电影素材。经过遴选，其中的五百张照片被整理出来，做成了这部沉甸甸的“图文书”，并被命名为《国家记忆》。
这批被“打捞”回来的老照片据称有两万三千张，集中记录的是1943年至1945年的抗战历史，主要镜头集中于缅北滇西战役。缅北滇西战役前后打了十七个月，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两线反攻，挺进两千四百公里，收复缅甸城市及城镇五十多座，解放了缅甸的国土十八万平方公里，收复了我国滇西沦陷区八万多平方公里，歼灭日军四万七千多人，中国军队伤亡六万多人。在抗战历史上，缅北滇西战役拉开了中国战略反攻胜利的序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过去相当长的岁月里，这段历史属公众历史记忆“盲区”，现在却因为拥有最多数量的影像记载而成为“热点”。
在抗战期间的中国，照相机属于难得的奢侈品。即便在负责战地新闻报道的记者中，拥有相机者亦为数寥寥，遑论普通军人。因此，当我们欲直观地回望这段交织着血与火的抗战历史时，惟有感谢昔日盟友美国军人为我们记录下的鲜活影像。虽说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大洋那边沉睡经年，但终于有章东磐这样的有心人将其引进回国，此举的文化历史功绩，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因了这个特殊的成书背景，笔者对该书被命名为“国家记忆”就有一些苦涩的解读。应该说，书名的四个字有一种宏大叙事特有的震撼感觉，但它却经不起一问：这些“记忆”的内容是属于我们的，这毫无疑问；但它是我们的“国家”记忆下来的吗？显然，这是美国人帮我们记忆的。对此，我们可以解释说，当时我们没有记忆能力，因为我们没有美国那么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是否仅因为这个客观原因，才沦落到让人家帮我们记忆的地步？须知，我们一度想将其彻底遗忘——并且是从蒋介石与史迪威分道扬镳即已开始，并不需要等到后来新政权的诞生。
因此，将这一民间行为冠以“国家”的宏大名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编者和出版人的某种“僭越”之心，即希望以此对那段历史记忆予以“追认”。这无疑是令人心暖的“亡羊补牢”之举。
在《国家记忆》的发布会上，杨天石先生提出“影像史学”的概念，对此举的价值予以肯定：“由于照相术、电影、录音技术的发展，在我们传统的文字史学之外，出现了新兴的史学门类，即影像史学，就是用声音、图像来记录历史。影像史具有形象、直观的效果，可以补充文字史的不足，更加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对既往历史的认知。”
这里还是从“有益补充”的角度来谈，但笔者却愿意将“影像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历史叙事系统来看。过去人们的认识是，影像是依附于文字的，但是在章东磐拷贝回来的这批照片上，美国照相兵在拍摄后都及时记载了照片的背景资料，两万三千张照片，说明文字翻译下来近三百万汉字，因此照片及其附属文字已独立地构成了一个叙事系统。如果把这些图片在结构上做一番整理归纳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记忆，并不需要其他依附。日本战后出版的卷帙浩繁的《一亿人的昭和史》，就是用每日新闻社保存下来的战争新闻照片，基本上采用了“图文书”的体例，它成为战后日本公众关于战争历史认知的基本读物。
在不知不觉中，中国的读者迎来了一个“读图时代”，其发端也许是几年前风靡一时的《红镜头》、《黑镜头》及山东画报社的《老照片》系列丛书。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摄影影像作为记忆和传播媒介的历史和社会价值，较其他媒介有难以替代的优势。这尤其显现在人类社会历史在急速的现代性转折时期。当只有影像才能记忆人类瞬息万变的历史脚印时，人们会发现影像的记忆远比艺术的想象力要重要得多。摄影所记忆记录的社会发展，其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冲突的激烈，也比任何其他记忆载体在真实性上更具力量。
以抗战时期的影像史料为例，由沙飞创建领导的摄影队伍所拍摄、保留下来的照片资料，实际上构成了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政治话语权“佐证”，这显示了新政权高度的“影像自觉”。在抗战初期，沙飞就在摄影底片的保存方面制定了严格的保护纪律，要求部属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底片资料，提出“人在底片在”的口号，并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在1942年残酷的反“扫荡”战争中，晋察冀的摄影人以自己的鲜血，保护了珍贵的革命影像资料，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目前幸运地被保存在档案室中，这是沙飞等革命摄影先驱的功劳。石少华在沙飞不幸遇难之后，接续了对革命摄影的领导工作。在长期的领导位置上，他坚持贯彻沙飞对历史资料的保护意识，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措施和纪律，其中最主要的是“密资”制度：即要求核心部门的摄影记者将全部的拍摄资料上交，对未能发表的照片一律以“秘密资料”方式封存。这项措施让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得以留存下来，现在还封存在档案库中。由沙飞和石少华制定的这些制度，及由他们所培训的革命摄影干部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展，分散到全国各地，结果成为新中国各主流传媒摄影部门的普遍制度。
与中共方面的影像史相对比较完整不同的是，国民政府的影像资料就显得少而且珍贵。前些年在民间收藏市场上出现的民国影像资料，主要是家庭私人性的影像，很少社会性的影像。最近这两年由于一些文物贩子在国外有意收购有关中国的影像，一些早期曾到过中国的外国人私人相册开始“回流”到中国。这些影像非常芜杂，从清末民初到抗日战争都有，但很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民党一方的影像。台湾的秦风先生这几年的收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章东磐等人此次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拷贝的抗战影像，从规模、数量上都堪称史无前例。实际上，这样的照片目前还有许多沉睡在国外。章东磐此次收集的照片，主要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且为免费提供拷贝；而以收藏民国史料丰富著称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因规定影像为有偿使用，且费用不菲，章东磐等人以个人筹措的资金显然无力购买，它需要国家行为的支持。
一部中国现代的影像历史，其价值绝不逊于文字记述的历史，且照片的证据作用还可以校正许多历史的误区。这些年不断出现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照片，已有力地还原了历史真实的一面，是对党派历史叙事的最大校误。
但是，影像的使用价值并非照片的收集与简单展示。照片在没有具体的文字说明解说的状态下，其社会历史价值会受到严重影响。其意义就仅仅是一件“老物”，而不具历史文本的意义。也因此，对历史影像的文本解读完善，才能提升影像收藏的真正价值。这也是《国家记忆》一书存在遗憾的地方。
在该书中所发照片的说明文字，都是美军照相部队拍摄者在战时条件下草草写就的，一般仅标注了时间、地点、人物与简要的事件说明。实际上这仅是一张照片的信息量的局部，可挖掘的信息增量仍然很多；同时，拍摄者所记述的内容亦难免有诸多错误，也需要在编辑出版时做一些考证、校勘性的补充、注释。但在《国家记忆》一书中，作为编著者的章东磐只是委托朋友晏欢先生对原说明文字做了翻译，就匆匆付梓了。
图1
试举数例说明其中的错漏之处：
在第212页的照片上（图1），被美军照相兵记作“炮兵司令周福成”的那个人，其实是远征军炮兵总指挥邵百昌中将（右一），周福成其实是第53军军长，正在怒江上游高黎贡山指挥作战。在《扫荡报》记者潘世征所写的战地通讯《随卫长官怒江观战记》一文中，记述该照片拍摄的内容为1944年6月4日卫立煌（右二）在邵百昌陪同下，在怒江东岸“羊角峰”炮兵观察所指挥炮击松山，并在战地野餐的情景。照片拍摄了多张，其中这张还将潘世征本人拍摄了进去，就是蹲在卫立煌身后那位戴眼镜的人（右三）；另一张被潘世征用于后来出版的战地通讯集《战怒江》一书的扉页。潘文曾有如下描述：“时间已在二时，炮兵指挥部及第八军两方面准备着的几样简单而适胃的菜，送到山顶上面。邵指挥官说：‘这是步炮协同的午餐。’地下放了几张纸，作为桌面，大碗小碗，粗碗细碗，放了二桌，长官开始离开了大石头，走到前面野餐。每一桌上围了十几个人，有长官部的，有总部的，有军部的，有来观战的美国盟友，有炮兵，也有步兵……记者拥在人群中间，享受了一顿畅快的野餐。同来的那位美国摄影员，还忙着为大家拍摄一张吃饭纪念的照片。”
图2
367页的这张照片（图2），干脆就是因为编校粗心而张冠李戴——将编号SC 227205的照片的说明文字，误冠于编号SC 227110的该照片（书中的说明文字略）。实际上照片背后的说明文字为：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上将和他的部属们在滇缅公路上停靠一边，让路给一队卡车通过狭窄的路段，民工们正在重修这段公路（距离昆明726公里处）。此照片为作战指挥部所拍摄。
此外，书中不少拍摄于1944年10月以后的“腾冲战斗”场景照片，其实是美军照相部队战后请官兵补拍的，因为9月14日腾冲即已收复，不再有“战斗”——这一点，时任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美军顾问的史塔尔将军曾有记述。这些，笔者在发表于《老照片》69辑上的《腾冲战役影像志》一文中，考证过其中的多数照片，基本上搞清楚了每张照片拍摄的地点位置、街道名称。方法其实很简单——腾冲国殇墓园的老馆长毕世铣先生，当年曾在战场观战，对于已消失的腾冲古城内的每一处都了如指掌，请其帮助辨认这些老照片即可获得意外收获。
总之，《国家记忆》美玉之中有瑕疵。“图文书”本来就是个轻省活儿，若是连基本的图片考证都不做，难免让人在心里嘀咕：远渡重洋、劳神费力地把这些照片从美国捞回来，是不是有点委屈了这些珍贵的史料？■
（文中图片及说明文字均出自晏欢先生新浪博客，谨致谢忱）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