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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张耀杰：蔡寄鸥代言宋教仁 [打印本页]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1-1-26 13:51 标题: 张耀杰：蔡寄鸥代言宋教仁

张耀杰：蔡寄鸥代言宋教仁

标签：蔡寄鸥宋教仁
● 张耀杰（进入专栏）

蔡寄鸥撰写的历史演义《鄂州血史》，采用中国传统话本小说与戏曲传奇所惯用的代言笔法，虚构编造了宋教仁等历史人物一系列的情景对话及书信演讲。这些虚构编造的代言话语被录入包括《宋教仁集》、《宋教仁血案》、《辛亥革命史》在内的历史文献以及历史叙述之后，已经产生以假乱真、以讹传讹、歪曲历史、混淆是非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从而为厘清还原辛亥革命的历史原貌设置了许多的话语障碍甚至于话语陷阱。在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年周年的今天，这些并不十分复杂却一直被以假乱真、以讹传讹的历史事实，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澄清和还原的。

一、从“宋教仁谢绝馈金”谈起

岳麓书社1986年出版的《宋教仁血案》（徐血儿等编，蔚庭、张勇整理）一书，作为历史文献资料收录了蔡寄鸥《鄂州血史》的第二十六章“震动全国之刺宋案”。该章节的第一个小标题为“宋教仁谢绝馈金”，其中介绍说，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职务，正在办理交代事宜时，袁世凯把宋教仁传到总统府，送给他一套貂皮外套、獭皮背心及哈喇泥裤褂，估值不下三千元。这套衣服是袁世凯派人把宋教仁的西装尺码调查得极其准确之后预备的。宋教仁当场换上这套新衣服，袁世凯又从怀里掏出“交通银行的支票一纸，计洋五十万元”交给宋教仁说：“听说你要出京，少不得到处游历，手边哪里少得钱。这几个钱，不是公家的，是我友谊上的一点敬意，你用着吧。”（1）
第二天，宋教仁写信一封，派人送交袁世凯的总统府。信中写道：“慰公总统钧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厚。知己之报，期以异日。教仁百拜。”（2）
袁世凯收到宋教仁来信时，正和他的宠妾洪姨躺在烟榻上谈天。侍从进来报告说：“车站来了电话，宋教仁、田桐、张继三人，由西站出京。”袁世凯怒道：“谢也不来谢，辞也不来辞，太藐视我了；我容不下。”洪姨道：“堂堂的大总统要解决一个宋教仁，还不容易吗。”袁世凯的杀宋之心因此而生。
蔡寄鸥，原名天宪，又名乙青，号乌台。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2年8月16日凌晨，张振武被黎元洪、袁世凯合谋杀害于北京。当时在张振武出资创办于汉口英租界的《震旦民报》担任主笔的蔡寄鸥，在社评中斥责黎元洪于辛亥革命首义之时，匿避于床下，名曰“床下都督”；汉阳失守后，又弃城潜逃，成为“逃跑都督”。对此，共和党鄂支部的机关报《群报》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称赞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匿迹床下，觉竖子之不足与谋；弃城逃走，乃效法孔明之空城计也”。蔡寄鸥接下来创作讽刺小说《床下英雄传》和《新空城计传奇》，在《震旦民报》连续发表并且引起轰动效应，从而为黎元洪贴上了“床下都督”、“床下英雄”之类以讹传讹的历史标签。1933年，蔡寄鸥撰写《四十年来闻见录》，其中有指责农民运动和黄麻起义的内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寄鸥被判处死刑，赦免后到湖北省文工团工作。后任湖北省文史馆文史研究员和省参事室参事。1954年7月结合自身经历写作完成《鄂州血史》，1958年7月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二、宋教仁的未遂诈骗

《鄂州血史》之前，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介绍说，他曾经从宋教仁的亲密友人那里听到这样的说法：“宋在北京时，袁以某银行支票簿遗宋，令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薄还之。”他由此得出疑罪从有的诛心论断：“此为宋致死的重要原因。袁世凯最忌有能力而又有操守的人，因为有能力而又有操守，便不肯作他个人的私党，受他的牢笼指挥，便是他切身之敌；……”（3）
马文义在《宋教仁与间岛问题》一文中，谈到宋教仁的《间岛问题》书成之后，“宋为穷困所迫，将原稿请由覃理鸣介绍求售于某学社，未被接受。有翰林某见此稿，颇赏识，愿出百元购之，宋不允，遂搁置。”等到驻日公使杨枢从某翰林处得知此事后，“随令从覃处取出原稿，将内容用二千字电报摘要告袁。袁复电极为赞许，并令赠洋千元与著者（款由覃、宋按四六开分了）。宋得款，即迁居某高等妓院。”等到宋教仁到北京任职后，“袁以此颇重视宋。后来宋到北京，袁多方笼络，曾送二十万金，一为交通银行存折，一为中国银行存折，并说明如不足尚可增加。宋出京时，将存折原封寄还。袁知宋革命意志坚决，不可以金钱收买，终竟以极卑鄙手段暗杀之。”（4）
马文义的《宋教仁与间岛问题》，自称是根据已故湖南文史馆馆员向恺然即平江不肖生所述，向恺然又得之于刘揆一（霖生）、覃振（理鸣）口述。但是，文章中的相关叙述，显然是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与宋教仁交涉《间岛问题》的是驻日公使李家驹，而不是他的前任杨枢。1908年10月12日，同盟会南洋支部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兴报》，公开刊登宋教仁的《致李、胡二星使书》，其中详细介绍了围绕《间岛问题》一书所展开的未遂诈骗：宋教仁花费几个月时间写作这本书，目的是证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考虑到自己是同盟会会员的“党人”身份，只好通过许孝绶转送给老上司李家驹。外务部得到此书稿后，在对日谈判中赢得主动，并且通过电报要求宋教仁前往北京。当时刚好有北京友人给宋教仁写信，说是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项城）确实有“非常之志”，正好借这个机会“握手”合作。宋教仁有意前往北京，只是由于中日报刊公开报道了这件事情，他的仇人也想借机陷害，他不得不取消这个计划。与此同时，他以政府必须“出巨款购秘密证据书”为借口，打算从李家驹那里诈骗一笔公款用于革命事业。在这封信的末尾，宋教仁明确表示自己“欺诈之罪，幸未成立，尚祈原宥”。
早在1908年就企图借助《间岛问题》一书“欺诈”李家驹的宋教仁，1912年辞去农林总长之后，并没有“退居林下，耕读自娱”，而是主持缔造了作为现代议会政党的国民党并且出任代理理事长。为了维持国民党北京本部的正常运转，他必须多方开拓筹款渠道。更何况宋教仁在北京组建国民党期间，国民党方面的最高党魁孙中山、黄兴，恰好在北京与袁世凯达成一系列政治交易。孙中山得到的最大实惠，是由袁世凯特授每月高达三万元办公经费的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宋教仁随后离开北京，国民党北京本部的经费，又是孙中山、黄兴通过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国民党党员梁士诒秘密筹措的。假如“有能力而又有操守”的宋教仁“革命意志坚决，不可以金钱收买”值得高调表扬的话，孙中山、黄兴秘密向袁世凯、梁士诒请求办党经费，岂不就是革命意志不坚决的既无能力又无操守吗？陈其美此前收下袁世凯的三万元出国考察费用而拒绝出国，不也是革命意志不坚决的既无能力又无操守吗？！

三、宋教仁的债台高筑

陈旭麓和郭汉民先后编选的《宋教仁集》，都从胡韫玉编、上海国学社1924年7月出版的《南社丛选》中，收录了宋教仁的《与刘羹臣书》。留守北京的刘白字羹臣是宋教仁的湖南同乡和私人秘书，宋教仁在落款时间为1912年12月29日的这封私人信件中，大致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在湖南桃源县老家为老母祝寿，“空消十余日，屡接京中电促，亦未能出山也。前接兄电并密本，昨已电复，想已达览矣。”写信时已经离开家乡抵达常德，“为调和西路选举事，小住数日，拟即赴长沙，再赴汉口，与克强商议一切，然后定行止，或赴日本，或来北京，尚未定，尔时当再电告；如赴日本，则拟请兄同往，兄接弟电时，即请将弟衣物带齐，往沪会晤。其他物品书籍，请暂寄姚傎陔君家，或其他妥处为是。”（5）
关于“政局之事”，宋教仁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全国大选之后的议会政党内阁：“弟意目下总无善法可以翻身，正如中风之病人，不愈亦不即死，如是而已。俄库之事，想政府亦无善法，最良之结果，亦必至于承认俄人要求之三条，然此犹必须政府从速妥结。弟意或不能如此，大约仍旧拖延敷衍为多也。欲救此种政局，仍不外乎改组一负责任之政府，而目下既不能办到，则惟有俟诸开国会后而已。”
这里所说的“俄库”之事，指的是一些蒙古王公趁着辛亥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乱，在俄罗斯政府支持下武力驱逐了满清政府派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并于1911年12月16日宣布成立大蒙古国。1912年11月，俄罗斯政府又与外蒙当局私自签订《俄蒙协约》和《俄蒙商务专约》，全面控制了外蒙古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
关于“政党形势”，宋教仁分析研判说：“闻本党有内哄，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但目下究竟详情如何，尚乞电示。”
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解读。其一，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方面，主持缔造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党内占有当仁不让的明显优势。其二，坚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的宋教仁，无形中造成国民党内部以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为首的激进革命派人士“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局面，从而造成“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过于自信的盲目乐观和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他三个月后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受谋杀的悲惨结局。
在这封私人信件中，应该为自己的私人秘书刘羹臣支付薪金的宋教仁，专门谈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弟目下财政颇困，兄如需款，请暂借用，至沪后当另设法也。”
宋教仁遇难之后，国民党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于1913年4月3日接受北京《新纪元报》采访时，公开表示自己是宋教仁（遁初）最要好的朋友，“遁初住在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有10里。天晚来不及出城时，就经常住在我的家里，彼此无话不谈。他离京南下时欠下了5000元的债，是我替他偿还了的。”国民党方面对此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由此可知，为了革命事业经常债台高筑并且欠债不还，才是包括孙中山、陈其美、黄兴、宋教仁在内的职业革命家或前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常态，也是参与谋杀宋教仁的应夔丞，向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捕风捉影地捏造虚构“宋犯骗案”的现实依据。李剑农、蔡寄鸥、马文义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宋教仁“革命意志坚决”，无论如何不应该表现在“不可以金钱收买”方面；“不可以金钱收买”，也无论如何不足以成为袁世凯“以极卑鄙手段暗杀”宋教仁的充分理由。
当年的50万大洋巨款，是足以武装一支军队的。孙中山从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间，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接连发动六次武装起义，总共才筹集花费了与大洋基本上等值的二十万元港币。孙中山以前临时大总统、国民党理事长的身份被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从中央政府那里领到的是每月三万元的办公经费。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以支持开明专制的名义与袁世凯反复谈判，争取到的只是20万元的组党兼办报经费。以袁世凯的老谋深算，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一次性赠送给宋教仁50万大洋的。早在日本期间就已经针对袁世凯的下属李家驹展开过未遂诈骗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也是不可能轻易拒绝来自袁世凯的巨额馈赠的。令人遗憾的是，在陈旭麓和郭汉民先后编辑的《宋教仁集》中，竟然违背最低限度的学术常识，直接从蔡寄鸥的历史演义《鄂州血史》中，抄录了这篇虚构编造的所谓“致袁世凯书”。

四、宋教仁的《与国民党诸公书》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收录有宋教仁落款时间为“二月一日夜”的《与国民党诸公书》，并且在注释中介绍说：“本文原载于日本杂志《支那和日本》1913年第3号。录自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6）也就是说，宋教仁的这封党内通信当年并没有在国民党内部的诸多报刊公开发表，反而流传到日本公开刊登并且保留了下来。与前述宋教仁《与刘羹臣书》相一致，这封党内通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宋教仁1913年1月31日由长沙抵达武汉的具体行程：“京国民诸兄先生均鉴：屡接函电，敬悉一是。本党气象日昌，遥想诸公运筹而纲维之者至详且善，极为祝贺。弟还湘以来，无善可告。前月抵长沙，与诸兄晤商，湘中选举，大约皆可如所豫定，不至失败，堪以告慰。昨日始抵汉上，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然后当赴东京，以医宿疴耳。……弟勾留数日即东下，如有赐复，请寄沪上为盼。”
其二，国民党通过全国大选组织议会政党内阁，以便与袁世凯当局实现宪政民主框架之内的分权合作的大政方略：“吾党形势，以此次选举观之，大约尚任。惟可虑者，即将来与袁总统之关系耳。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张政党内阁。近闻颇有主张不要内阁者，此最危险之事也。又以袁氏之经验观之，如大借款，如库伦事件，现象如何，此二事皆足以亡吾国者，而袁氏一年以来不能了之（且无人掣肘），且使更坏其事。是皆使吾人不能全信袁氏可任建设新国事业之证据。若复不要内阁，则不知将何以对彼等自家之良心也。尚望诸公力争上游为幸。宪法一事，现在形势如何？鄙意宜豫备一草案（将来国会起草即可用此），不知诸公尊意如何？”
其三，一心一意想通过全国大选而出面组织第一届“正式政府”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打算以候选总理的立场反对大借款的政治态度：“大借款事，条件吃亏不少，乃仅可支用至今年七八月，又去一大宗抵当品之盐，今年七八月以后，不知再欲借款否？不知条件吃亏，又当如何？不知又将何物抵当？政府只顾自家目前，不顾正式政府以后之计。此种借款，鄙意不如径反对之，免其任意挥霍，且可使将来正式政府可借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亦不知尊意以为如何也？”
其四，这两封书信中的“与克强商议一切”和“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所凸现出来的最为关键的信息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国民党内部“商议一切”的合作对象，是刚刚由武汉前往上海的湖南同乡黄兴字克强，而不是客居上海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宪政框架之内的分权合作，是宋教仁当年既真实又明确的政治谋略。

五、宋教仁对孙中山的架空虚置

宋教仁与党魁孙中山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决裂与路径歧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时诸人均在，皆劝之。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又思□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十时回。夜，大风。”（7）
这里的“庆午”就是受梁启超政治寓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的第二代大总统黄克强字毅伯的影响，而改名为黄兴字克强的黄轸字庆午（又写作堇坞）。被代之以删节号的是同盟会总理孙文号逸仙、中山。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于孙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彻底的否定意见。
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8）
在评论《每日新闻》所刊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根津一在东亚同文会的演说时，宋教仁进一步表示说：“根津虽是最精通清国财政经济的人之一，是我们怀有敬意的人物，但是关于清国的政治，他往往抱有谬见。比如他说，政治上的实权给与汉人，满人只有其名，依此衡量，康有为可能称为渐进派，孙逸仙则为急进派。这是根本不了解清国情形的猜想。无论是孙的势力或是康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9）
在1910年12月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10）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判断，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与他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石屏）联络陈其美（英士）、于右任、潘祖彝、杨谱笙等人，在上海成立不再承认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且致力于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各派力量的反复较量，宋教仁所预期的“代表汉族抵制满族”的“真正的大首领”，最终落实在北洋军阀袁世凯身上。而“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的“新人物”，也初步锁定在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自己身上。但是，由于同盟会中部总会并没有公开与同盟会东京本部，以及谭人凤所谓“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11）的孙中山划清界限；从而给没有为辛亥革命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孙中山，先以同盟会总理的资格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接着又出任国民党理事长，留下了可趁之机。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在全国大选之后，代表国民党出任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总理职位的宋教仁，便采取了以架空虚置、阳奉阴违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宪政框架之内的分权合作的政治谋略。

六、宋教仁的长沙演讲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从常德来到长沙，当天下午在由湖南都督谭延闿出面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1月9日，《长沙日报》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中，记录了宋教仁的如下言论：
“国民党为同盟会所改组。同盟会成立于乙巳年，时在东部。黄克强先生主张实行，故有广东、云南等处之起事；然因财政困难，屡次失败。自从广东兵变之后，渐知新军可用，故广州之役欲联新军。然仓卒之间，死事者多，咸谓当改变方法，乃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谭君石屏、陈君英士及兄弟主持其事。……原拟预完善，方在武昌发难，因黄先生病在香港，乃派谭先生与兄弟往鄂。适鄂省炸弹轰裂，事机败露，不得已而仓卒举事。时孙武炸伤，居正乃推黎副总统主持一切。然因布置未善，北军卷地而来，遂至屡挫。幸湖南首先响应，得为后援。然汉阳之失，外人讥诮，心已北倾。南京光复之后，民军始振，顾其时出师援应者，仅有湘粤两省。幸袁总统深明时局，方能刻期统一。”（12）
在这段话中，宋教仁谈到自己与谭人凤（石屏）、陈其美（英士）、黄兴、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却绝口不提与辛亥革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的孙中山。第二天即1913年1月9日，宋教仁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提到被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的孙中山时，给出的更是有所保留的负面意见：“前孙先生发表六大干线，有赞成者，有待筹商者，但是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13）
到了1913年7月8日，以宋教仁之死为借口极力发动“二次革命”的陈其美，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明的秘密谈话中，同样否定了孙中山以及黄兴与辛亥革命之间的直接关系：“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14）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陈其美站在孙中山一边清算黄兴时，所强调的依然是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对于党魁孙中山阳奉阴违的架空虚置：“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宋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夫谓足下为革命实行家，则海内无贤无愚，莫不异口同声，于足下无所增损。惟谓中山先生倾于理想，此语一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15）
十年后的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的演说中，依然在回忆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一派人阳奉阴违地架空虚置的难言隐痛：
“民国成立，即有政党蜂起。其时有共和党、统一党，种种色色，不胜缕述，大都皆以取得政权为目的；但完全未有革命党。于是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以为别人既有了党，吾等尚未有党，乃相率而组织国民党。但当组织国民党之时，我已经辞了临时大总统。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我已经承认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当是时极为悲观，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暂行置身事外。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16）
自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之类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说：“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17）

七、宋教仁的汉口演讲

据前述《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介绍，宋教仁在1913年1月8日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除了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重点介绍同盟会及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的缔造之功外；又像此前写下的《与刘羹臣书》一样，把“政局之事”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全国大选之后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
“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国民党之党纲，第一，统一政治。今当谋国家统一，毋使外人讥为十八国。第二，地方自治。第三，种族同化。今五族内程度文野不齐，库伦独立实由于此，欲求开化，非国民党不为功。第四，民生主义。曩者他党多讥为劫富济贫，此大误也。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第五，维持国际和平。方今民国初立，创痍未瘳，以言剧战，实非易事，惟俄蒙问题，则不得不以强硬手段对付之。总之，今之要务，在整理内政，为党员者均当负责。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况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此兄弟之所希望于本党诸君者也。”
这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第一次以当仁不让的排他性态度，公开表示要由国民党方面——实际上就是由宋教仁本人——出面组织全国大选之后的第一届“正式政府”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到了1913年2月1日的《与国民党诸公书》中，刚刚抵达汉口的宋教仁，便开始画饼充饥般以候选总理的立场态度，迫不及待地为所谓“正式政府”的“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着眼、着想了。2月10日，宋教仁在汉口国民党湖北交通部欢迎会发表演说，被2月13日《民立报》以《宋遯初之危言》为标题公开刊登。宋教仁在演说中所阐述的，正是《与国民党诸公书》中的主要观点。
关于内政，宋教仁基于候选总理的立场批评说：“夫内政亦多端矣，而其重要者莫如财政。中国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外人见此景象，遂百计要挟，以制中国之死命，如要求以盐款为抵押是也，……政府今日对于此种问题盖全未着想，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18）
关于外交，宋教仁更是以唯我正确、舍我其谁的极端态度，点名斥责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重大失误：“溯自去岁三四月后，库伦事起，桂太郎往俄缔结第三次协约，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
高调否定中华民国执政当局的施政方针及施政效果的宋教仁，所提供的治国方略并不是再一次的暴力革命，而是他志在必得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据各方面报告，此次国民党大占优胜，此为最可喜之现象，将来国会成立，国民党员必能占大多数无疑，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汉口为中国交通之中心点，地极重要。今交通部既已有基础，将来本党之进行，必大有可观。尚望今日到者诸君挟其坚忍不挠之力，以扶持国家于不坠，是则兄弟所馨香祷祝者也。”
与宋教仁认定“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的高调否定不同，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在1912年11月16日发给袁世凯的密电中，所提供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外交建议：“俄蒙之举，不过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备以博功勋，实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对此事以迁延为第一办法。”（19）
“一二好大喜功之徒……以博功勋”，既是孙中山对于勾结俄罗斯政府宣布独立的一些蒙古王公的定性；同时也不失为他对于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自己这个理事长，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宪政框架之内的分权合作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定性。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并没有考虑与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于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更加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宋教仁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20）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等待他的是1913年3月20日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谋杀。

八、虚构代言的“宋教仁到汉后之演说词”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二十六章的第二个小标题为“宋教仁到汉后之演说词”，其中介绍说，“宋教仁和田桐、张继一路离开北京，于壬子腊月二十四日，到达汉口扬子街的国民党交通部。部长蒋翊武于二十六日召集鄂支部及交通部的干部工作人员及党所提出国会议员候选人，开欢迎大会。”接下来，是所谓“在支部部长石瑛宣布开会后，宋教仁致词云”。该“演讲词”的第一段话语是这样的：
“中华民国，是本党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不避艰险，不恤任何牺牲，惨淡经营，再接再厉，才能够缔造起来的。不过民国虽然成立，而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还是整个存在。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就非继续奋斗不可。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队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21）
接下来，宋教仁却自相矛盾地撇开“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正面介绍了主要是由他自己主持缔造的国民党的另一种“主义和政纲”：“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疑，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最后，宋教仁又谈到国民党在全国大选中稳操胜券的大好形势：“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这里所说的壬子腊月二十四日即公元1913年1月30日，腊月二十六日即2月1日，也就是宋教仁写作《与国民党诸公书》的同一天。陈旭麓主编的中华书局1981年版《宋教仁集》下册第456页，为上述话语添加标题《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予以收录，并且把这篇演说辞的时间明确认定为1913年2月1日。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的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二册第542页，又延续了这一标题。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的第十四章“余波——为挽救共和国而斗争”，也以“蔡寄鸥：《鄂州血史》，第225页”的注解，引用了这篇演讲辞的部分文字。但是，对照两种版本的《宋教仁集》所收录的一系列相关文章，不难发现这篇演说其实是出于蔡寄鸥莫须有的虚构代言，与宋教仁持之以恒的立场态度格格不入。《宋教仁集》、《宋教仁血案》、《辛亥革命史》作为学术性质的历史文本，不经过认真考证就直接从小说演义中采信录入以假乱真、以讹传讹、歪曲历史、混淆是非的文字资料，无论如何都是不够严谨负责的。
首先，据上海《民立报》1912年10月19日报道，宋教仁是10月18日与王宠惠一起，乘火车沿京汉路南下回乡省亲并且从事选举活动的。1913年1月31日，宋教仁是由长沙抵达武汉的，而不是像蔡寄鸥《鄂州血史》所说，宋教仁与田桐、张继三人，由北京西站乘火车直达汉口。自称是“旧历癸丑（一九一三年）元旦”也就是公元1913年2月6日，与宋教仁、田桐、蔡炜、查光佛、钟琦、韩言陔等十余人一起乘船前往湖北黄州视察选举情形的蔡寄鸥，却不知道宋教仁的大致行程，足以证明他的相关记录是完全不具备真实性的。
其次，蔡寄鸥“宋教仁到汉后之演说词”中所谓“中华民国，是本党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不避艰险，不恤任何牺牲，惨淡经营，再接再厉，才能够缔造起来的”，是他在孙中山早已被国民党政府神圣化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历史背景下，以小说代言笔法替宋教仁虚构编造的一种政治正确的空话套话。这种政治正确的空话套话既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不符合宋教仁当年所表现出的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宪政框架之内的分权合作的政治谋略。《宋教仁集》中收录的其它所有的文字记录，从来没有与这段话语相一致的话语表达。
另外，以宋教仁志在必得的候选内阁总理的立场态度，通过组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以及制订新宪法，来与袁世凯实现宪政框架之内的分权合作，已经成为他唯一的政治选项。此情此境的宋教仁，无论如何也不会考虑“遵照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更不会公开宣扬袁世凯“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再起来革命不迟”之类的激进主张。

九、莫须有的袁世凯谋杀宋教仁

比起这篇虚构代言的“宋教仁到汉后之演说词”，蔡寄鸥《鄂州血史》第二十六章“震动全国之刺宋案”中更加莫须有也更加戏剧性的虚构代言，是借助于完全不存在的宠妾洪姨之口，把谋杀宋教仁的罪名强加在袁世凯的头上：
“洪姨劝他道：‘着急有什么用，还是照我从前所想的计划，加紧进行吧。’世凯道：‘这件事非同小可。除了你的哥哥和赵智庵而外，不能使其他一个人知道，要秘密，要做得干净。不然，画虎不成，反而类狗。我的面子，可是蚀不得的。’洪姨说：‘那是当然。不过款项一层，要有充分的准备。自古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要人拼命，就不能够惜钱。’世凯说：‘款项不成问题。你说赵智庵重用的那个应夔丞靠得住吗？’洪姨说：‘我家哥哥说过，应夔丞住在上海多年，认识不少的江湖朋友。刺杀的事，正要那些人担当。’世凯说：‘你打电话去，把你哥哥唤来。教他邀着智庵同来见我。’当天晚上，国务院的秘书洪述祖，同赵秉钧一路去见世凯，密谈了两点多钟。次日，即由秉钧与应夔丞商妥，带着大批款项出京往沪。秘密中的暗杀计划，由此开始了。”
既然是“除了你的哥哥和赵智庵而外，不能使其他一个人知道”，当年远在汉口的蔡寄鸥，竟然能够在40多年之后写作完成的《鄂州血史》中惟妙惟肖地加以叙述，《鄂州血史》作为虚构编造的话本小说和代言故事，已经是确凿无移。根据袁克文1926年出版的《洹上私乘》一书，以及袁静雪写于1963年的《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的相关记录，袁世凯的十名妻妾中间，根本不存在洪述祖的同胞妹妹“洪姨”这个人。洪述祖的正式职务也不是国务院秘书，而是由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广东同乡、前同盟会会员和前国务总理唐绍仪介绍给内务总长赵秉钧的内务部秘书。
根据宋教仁血案所公开的证据材料，债台高筑的宋教仁从事议会政党选举活动的主要经费，与青帮“大”字辈大佬应夔丞充当上海国民党与袁世凯中央政府之间的双面间谍的主要经费一样，都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军事领袖黄兴。在应夔丞1913年3月13日致洪述祖信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记录：“（宋教仁）近住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外有各种股票，时值四十余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为遯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十万，昨被拨去二万，专任苏、浙两处暨运动徐皖军队之需。夔因势利用，欲操故纵，不得不免为阳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23）
另据当时多家报刊的公开报道，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其实是应夔丞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其美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之后也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疑点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其美等人。在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年周年的今天，这些并不十分复杂却一直被以假乱真、以讹传讹的历史事实，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澄清和还原的。

注释：
（1）徐血儿等编，蔚庭、张勇整理《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第389、390页。
（2）徐血儿等编，蔚庭、张勇整理《宋教仁血案》，第391页。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和200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2册，以《致袁世凯书》为标题收录了这封书信。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26页。
（3）李剑农著《中国近代百年政治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50页。
（4）《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39页。
（5）《与刘羹臣书》，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33页。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2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15页。
（6）《与国民党诸公书》，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2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3、544页。
（7）《宋教仁日记》，1907年2月28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2册，第937页。
（8）《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的谈话》，1908年11月23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1册，第69页。
（9）《评根津一会长的演说》，1912年12月13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1册，第159、160页。
（10）《与串户真左树的谈话》，1910年12月。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1册，第161页。
（11）谭人凤：《石叟牌词》二十三，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2008年，第341页。
（12）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和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2册，都以《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为标题收录了这篇演讲辞。见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2册，第529页。
（13）《湘省铁道协会欢迎会演说辞》，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2册，第533页。本文录自1913年1月10、11日《长沙日报》之《铁道协会欢迎宋教仁先生纪事》。
（14）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826页。
（15）《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孙中山著《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附录，《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15页。
（16）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432页。
（17）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著，1938年，第15页。
（18）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和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2册，都以《国民党鄂省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为标题，收录了这篇演讲辞。见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2册，第545页。
（19）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749页。
（20）《宋钝初先生演说辞》，《民立报》，1913年2月20、21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和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2册，都以《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为标题，收录了这篇演讲辞。见郭汉民编《宋教仁集》第2册，第546—551页。
（21）徐血儿等编，蔚庭、张勇整理《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第392、393页。
（22）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342页。
（23）《关于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1913年3月23日。另见《江苏都督程德全呈大大总统检查报告——附应夔丞家搜获之函电五十三通》，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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