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民国史已成历史学界和出版界的热点，而2010年尤其如此。以大陆研究民国史有名的“二杨”为例，杨天石先生继2008年出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后，2010年6月又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更是成为2010年出版界一本耀眼的著作，接连获得包括“文津奖”在内的图书大奖。此外，还有民间抗战史研究者章东磐主编的《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独立学者叶曙明的《中国1927 谁主沉浮》等书。
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院邓野于2010年10月出版的《民国的政治逻辑》，应属于去年众多有关民国的图书中的优秀者，惜未引起媒体和读书界应有的关注。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邓野不像“二杨”等人，早已成为媒体关注的宠儿；二是邓氏这部书是其30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论文结集，不但写作的时间跨度大，且学理性很强，不像上述几位的著作那样有完整的事件叙述和人物评介，更吸引一般读者。
但我认为，如果不再满足于猎奇式地了解民国时期的人与事，而希望从历史的因缘、时代的背景，来较深入地探究民国的政治变迁特别是国民党的命运，《民国的政治逻辑》实在是一本很不错的书。作者在《自序》中说：“笔者自踏入中华民国史这一学术研究领域，至少在主观上始终按照学术的本质从事治学，因此笔者的作品大都具有原创意义。”何谓“学术的本质”，作者在该文中也做了解释，即“只能着眼于问题本身，只能就事论事，无须顾及其他，也不能从属于其他。”通读全书，我觉得作者这番话，决非自夸。
对于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共产党夺得政权国民党败退台岛这一上世纪东亚政治最大的变局，探究其原因的人与著作不知凡几。许多人把两党的历史渊源、政治理念、组织结构、人员构成以及两党领袖蒋、毛二人的性格禀赋、才具眼界做过了全面的比较，但这个问题实在太大，而且两党都还在海峡两岸执政，并不是已成为“化石”的死历史，而是影响当下的“活历史”，要得出公允客观、不带个人情感的结论殊为不易。所谓形势比人强，两个政治集团、两个重要政治人物之间的较量，是不能像擂台比武、科场比文那样依据各种刚性的指标来分胜负，而是综合了诸多时代的因素，有些人或集团看起来优势明显，但抓不住时代的“势”，反而会落败，如秦亡后项、刘争霸。
在1949年前国共争雄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掌握了更为优势的资源，然而落败了，对这一结局严肃的史家不能简单地以国民党腐败、国民党高层无能这种原因来作为定论，而应剥茧抽丝般，尽量用真实的史料来分析彼此力量消长、机会得失。《民国的政治逻辑》辑录的文章中，着重研究的人有蒋介石、阎锡山、傅作义、顾维钧和陈独秀，着重研究的事件包括蒋氏“中国之命运”命题提出、皖南事变后两党较量、国共重庆谈判、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东北问题和四平决战、南京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终结。可以说，这些人与事极有代表性，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基本上可窥见国共两党，蒋毛二公在同一时期面临的不同政治情势，由此导致的优劣势互换。
国民党在历史渊源、组织结构以及动员能力等诸方面，和共产党完全不一样。源于清末同盟会的国民党，几乎是一个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政治混合体。同盟会时期，这个组织是中国传统江湖会党和士大夫议政群体（如明末东林党）的杂糅；民国建立后，宋教仁曾依照英美政治理念，试图将其改造为一个现代的议会党；北洋军阀时期，屡次碰壁的孙中山决定依照苏俄党的组织形式，将其改造一个集权的、高效的、全能的党。这三者，国民党哪一种成份都有，哪一种也不纯粹和彻底，这是其先天不足，后来的命运悲剧实由此酿成。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就是这样一份遗产，尽管和终身玩借力打力、依靠武夫征伐另一个武夫的孙中山，蒋介石更为强势，学习苏联建党建军原则，创立了黄埔军校，掌握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嫡系政治军事力量。但即使是蒋氏在大陆个人声望达到最高峰的抗战胜利时，蒋也只能是国民党这个大杂烩内各派利益方妥协而推出的“共主”，CC系、政学系以及各路大小军阀，和他貌合神离，使其对手有很大的统战（近似战国的“合纵连横”）空间。反观中共，自长征以后，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党的领袖毛对全党的掌控，是孙、蒋无法达到的高度，比苏俄党的私淑弟子国民党，中共这个嫡传大弟子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意识形态的高度纯化，组织纪律的严明，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组织对个人的控制，是前无来者。时人讥讽蒋氏
“民主无量，独裁无胆”，这种尴尬的主要原因并非蒋氏个人性格气质，而是时代使然，蒋氏非不为也，乃不能也。邓野在本书中提到：“还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通过与蒋氏的接触和观察，对于蒋氏的政治弱点有了深刻了解。在返回延安后当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毛泽东的结论是：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
在美国的调停下，这样的国民党，其中枢希望在美式议会民主的外表下，实则以拉拢兼控制各路军阀的方式，将一个有着明确政治纲领、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军事实力的中共纳入麾下，显然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抗战末期，国共谈判，蒋氏同意中共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变中共主张的“联合政府”为参加政府，即联合执政为参政。毛当然不愿意中共成为国民政府参政议政的花瓶，对这一提议批示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见该书P.235《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
邓野在书中如此评述：“民国政治的全部真谛在于：政党与武力的高度统一，政党在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武装集团，因而政见之争往往演化为武力斗争。1944—1946年的国共谈判，在形式上表现为：国、共、美三方，尝试引进西方政治原则，以政治解决政见之争，避免政争导向战争的历史惯性。然而，这种西式原则的绝对要求是政党与武力截然分立，能否实现这一分离，便是西式政体能否建立的症结所在。”
邓野此说认为军队国家化是西方政体建立的前提，这里所言的“西方政体”，自然就是指现代宪政，有一部权威而文明的宪法，有一个能代表广泛民意的议会，有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司法体系，从而才可能有一种公开公平的政党竞选制度。然而在国共谈判的当时，军队国家化和西方政体建立几乎是互为因果的，有着1927年惨痛记忆的中共不会用交枪来换取政府里几把交椅，因为其不会相信党国体制下，手中有军队，在议会、政府和司法系统中占强势的国民党，在和交枪后的中共一旦发生政争，会有一种公正的裁决机制。于是，这个结无解，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到底没能终结政见之争演化为武力之争的历史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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