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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高强：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 [打印本页]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1-30 15:28 标题: 高强：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以下简称“边币”）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边区辖内发行的一种区域性信用货币。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给边区物资供给和财政经济造成巨大困难。为了克服边区财政困难、促进经济自给和刺激生产贸易发展，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迫决定独立发行边币，并以之作为边区法定货币；同时禁止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在边区流通。边币1941年2月起发行，1944年6月停止发行，被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取代，流通时间为三年五个月，共发行342,321万元。
边币发行于抗日战争期间，边区政府为了满足战争需要，不得不通过连续增发边币，以铸币税收入维持边区的军需民用。从1941年2月到1944年6月不到三年半的时间内，边币增发了787倍，同期延安物价上升了817倍。无论用何种标准衡量，这段时间的陕甘宁边区都存在着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在边币发行流通的不同时段，通货膨胀的程度有所不同：1941年下半年，1942年全年和1944年上半年边币发行比较平稳，物价涨幅也相对和缓。边币流通过程中比较剧烈的通货膨胀有两次：一次发生在边币发行初期，即1941年上半年，另一次发生在1943年。1941年上半年边币发行量增幅为253%，延安物价涨幅为217%；1943年全年边币发行量增加了13.77倍，同期物价上涨了15.47倍。
研究边币膨胀的发生过程、形成原因和治理措施不仅对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现实问题的处理也有可资借鉴之处。本文限于篇幅，仅就边币发行初期，即1941年初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通货膨胀的发生过程、形成原因和治理情况进行简单评述，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边币发行的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协议，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政府，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边区首府设在延安，一开始辖陕西西北部和中部、甘肃陇东和宁夏东南部三个地区的26个县，1941年增为27个县，1942年又调整为32个县。边区由北至南约900里，由东至西约800里，面积约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人。
陕甘宁边区历史上就是一个经济贫穷落后的地区，“在军阀统治时代，是靠卖鸦片烟来维持国民生计与财政支出的，那时主要的生产品就是鸦片，其他各种物品，大多不能自给。”但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抗战的大后方之一。部队、机关、学校等脱产人员超过10万人，财政负担很重。从1937年9月至1940年上半年，边区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军饷及其他外援。其中，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河防军饷63万元法币，再加上国内外其他方面的援助、捐助等，边区每年大约有1000万元法币左右的收入。这些收入占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基本可以满足边区的军政支出。
根据国共协议，边区不独立发行货币，以法币为本位币。为解决边区市场辅币短缺的问题，从1938年6月起，边区政府授权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了2分、5分、1角、2角的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以下简称光华券），后又发行面值5角、7角5分的光华券。光华券与法币等价，作为法币的辅币在边区市场上流通。这段时间边区物价水平与国统区大致持平。
1940年下半年以后，特别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克扣、拖延直至完全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并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保障军需民用，边区政府不得不增加公粮的征收，1939年边区征收公粮5万石，1940年征收9万石，1941年增加到20万石，占到当时边区粮食产量的13.8%。这给本来就很贫困的边区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即使如此，边区政府的财政仍不能收支平衡，1941年财政收入边币1960万元，支出2527万元，赤字567万元。正如毛泽东所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为了克服财政困难，促进边区经济自给，刺激工农业生产，有力回击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封锁，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30日发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决定自即日起停止法币在边区境内流通；又于1941年2月18日宣布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明令指出边币是边区唯一合法货币；并于1941年2月22日训令“各地、各部门，要求务须用政府法令保证边区内部完全行使边币，不准行使法币及其他货币。”
至此，边区结束了以法币为本位货币的时期，边币取代法币成为边区的法定货币；边区开始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边币和以后发行的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都成为完全由边区独立发行与流通的货币；边区的货币流通格局从法币与光华券的主辅结构转化为边币与法币的并列结构，边币与法币的比价也从过去光华券与法币的固定比价转化成浮动比价。
二、通货膨胀的发生及成因
1941年2月边币开始发行时，中共中央原决定发行1000万元，但到1941年6月，边币净发行就达到1105万元，每月平均递增28.5%，其中发行最多的3月比上月增发71.2%。由于发行速度过快，发行量过多，边币2月发行，边区5月就发生了剧烈的金融波动：首先是物价上涨加速，1941年5月延安物价比4月上涨了30%，6月又比5月上涨了26.7%。其次是边币贬值，1941年4-6月边币与法币的比价月平均下跌了12.4%，边币发行时与法币等价，6月就跌到1.7:1。市场公开使用法币交易，边区很多地方拒用边币，边币信用动摇。边区黑市猖獗，金融贸易相当混乱。陕甘宁边区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导致边币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一是外部因素，受法币通货膨胀的影响，边币膨胀具有典型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征；国民党当局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与破坏也加剧边币膨胀。二是内部因素，即边区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进出口的不平衡和财政收支的不平衡。以上两方面可以被认为是造成边区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外部因素是原生的，是很难消除的；内部因素是次生的，是可以控制和改变的。但外部因素的影响是通过内部因素表现出来的，因此从边区货币当局的角度看，内部因素对边币膨胀的作用更加直接。
边币是一种流通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域内的‘特区货币’，由于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在经济上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特别是边区经济落后，棉花、布匹、纸张等必需品不能自给，需要从国统区大量输入，因此边区军民供给和财政经济的维持都离不开法币。虽然边区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法币在边区市场流通，但实际上在边币流通期间，法币始终占有全边区60%以上的货币流通量。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矛盾冲突加剧的大背景下，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十分微妙，既有彼此排斥，争夺流通市场的一面；又有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一面；反映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关系统而不合、破而不裂的特点。
在边币开始发行和流通之前，特别是1940年下半年前边区市场的货币流通是比较稳定的。这段时间边区物价虽有所上涨，但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共关系尚好，国民党当局在经济方面对陕甘宁边区上基本采取支持与合作的态度，财政上能够拨付军饷，贸易上允许物资自由进入边区，使法币与商品能够同时大量输入边区，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可以相互适应。由于军饷和外援能够满足进口用汇的需要，边区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较低。1940年起，国民党当局开始有意拖发、欠发直至停发了八路军军饷，禁止国内外各种援助进入边区，使边区的法币收入大幅减少。边币发行流通后，由于边区仍然需要大量法币维持进口，边币无法独占边区市场，因而形成了事实上的边、法币在边区，特别是边区的边缘地区同时流通的局面。这就使得边币发行和流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法币流通状况的影响，并威胁到边区金融物价的稳定。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从1939年起开始逐步加速，法币的迅速贬值使边区进口支出加大。为了维持进口，边区政府不得不增发边币采购食盐、土产等出口物资。边币发行之初，就规定发行额的30%用于盐业投资。这些被动的边币发行直接增大了边区的通货膨胀压力。国民党当局从1940年10月开始对边区进行严密的物资封锁，禁止、扣押、没收、抢劫进入边区的物资，对边区外销的食盐设置重重障碍、强征苛捐杂税，使得边区的外贸环境严重恶化，外贸成本加大。例如盐税从每斤3.9元增加到73元，虽然盐价和棉价都在上涨，但边区原来用3斤盐可以换到1斤棉花，到1941年就需要5斤盐才能换到1斤棉花。这也无疑间接加剧了边区的通货膨胀。
1941年以前，边区的财政基本依靠国民政府发给的军饷和其他外援。国民党当局停发军饷并阻绝外援后，边区财政陷入空前严重的困难之中。1941年是边区财政最困难的时期，收支不足之数只能靠发行边币弥补。因此，在边币发行初期，发行的主要目的是支持财政，解决国民党停发经费后造成的财政困难。中共中央原决定发行的边币1000万元中，有550万元被指定用于财政性支出。但是为了满足财政支出，毛泽东在1941年1月曾两次致函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凡不可免之钱，予以概允”，“此时不与斤斤计较”，谈到边币发行时特别提出“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1000万，宜作1500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
为了应对国民党当局在经济方面对边区的封锁和破坏，边区各界响应毛泽东“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进一步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经济百端待举，急需资金支持。然而由于财政来源断绝，支出大幅增加，边区财政投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各方面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由于边区银行资金来源有限，为了满足财政和其他方面的资金需求，边区银行不得不大量、集中并且急速地发行边币，从而导致流通中边币泛滥，不断贬值。
三、通货膨胀治理及效果
1941年上半年边币的膨胀以及边区金融物价的动荡，引起了边区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也高度重视。为了应对严峻的财经形势，1941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托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士开会商讨对策。毛泽东没有急于开会，而是先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他在8月6日和22日两次致函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讨论财经问题，提出发展经济和平衡出入口是解决边区财经问题的“规律性或决定点”。毛泽东特别强调应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及部分公营经济，以达增产粮食、牛羊，繁荣贸易之目的，并保证在不损害群众利益条件下增加财政收入。关于平衡出入口问题，毛泽东尤其强调输盐出口的作用，认为如能年输出40万驮盐，除换取3000万元的棉花、布匹外，尚可收进1000万元的法币，一则可解决财政困难，二则可稳定物价和边币币值。在中共中央讨论金融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
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朱理治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边区银行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货币发行，使边币不致走到通货膨胀的境地。”“一方面要反对一种害怕发行货币，限制与束缚边区生产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对无限制过多地发行边币。”即在保障供给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稳定边币币值为主要目标，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朱理治向毛泽东提出了减少“财政拖累”和减少边币发行的建议。毛泽东认为他的报告“很有些价值”。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做出了坚持控制边币发行，尽一切可能收缩通货的决定，并要求“财政厅保证不再向银行透支”，“银行对各种投资暂时一律停止。”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
为了抑制边币的第一次严重膨胀，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底，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协调下，边区党政军各方面。特别是边区银行、财政、贸易等财经主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治理通货膨胀的经济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灵活开展货币斗争，调剂边法币供求，努力维持边法币比价的相对稳定。
判断是否发生通货膨胀，主要是看本币币值是否稳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陕甘宁边区，如何实现边区货币（包括边币和后来的商业流通券）的币值稳定，一直存在争论。陈云、朱理治、曹菊如、黄亚光等人认为应该以稳定边币与法币比价为目标。由于陕甘宁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地域上犬牙交错，经济上联系紧密，而且边区对国统区的贸易严重入超，法币占有边区一半以上的流通市场，所以边区物价和边币的稳定受法币的影响程度很大。在国统区通货膨胀日趋剧烈，法币贬值迅速的背景下，边区货币当局难以自主控制边区的价格水平，维持边区物价的稳定。加之法币是一种‘不友好’的货币，国民党当局把法币作为向边区转嫁通涨、掠夺物资的工具。边区银行采取边币钉住法币一起浮动的政策，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保持相对稳定，进而使边区物价在一个可接受的区间内波动。
为了实现边法币比价的相对稳定，边区银行根据边区实际和法币发行情况采取灵活的发行对策，在被动中寻求主动，从弱势中争取强势。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上半年，法币强边币弱，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控制边币发行，维持边法币比价。1941年上半年边币增发了253%，下半年下降为78%，1942年上半年又降到64%，为边币发行史上增幅最低的时期。1942年下半年，国统区通货膨胀加剧，法币贬值，边区银行为抢购战略物资，扩大边币流通范围，又增发边币，当期增幅为163%。朱理治强调减少发行并不是要绝对不发行，“如果国民党发了一些，我们也可以跟着发一些。为了发展生产，还是要发一些。”1941年法币增发了92%，1942年增发了127%，同期边币分别增发了430%和295%；而边法币市场比价从1941年底的2.5:1升至1942年底的2.1:1。
在边币发行初期，边区政府采取的是在管制官方汇率下的边法币平价兑换政策，一般民众无法通过银行进行边法币兑换。由于边区与国民党控制区经济联系紧密，且边区政府和人民均须使用法币从边区境外进口物资和必需品，边区对外贸易严重逆差，上述政策使法币在边区不仅禁而不绝，反而投机横行、黑市猖獗，导致边法币比价波动剧烈，严重危害边币信用和边区金融贸易的稳定。针对这种情况，朱理治在1941年10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货币交换所的设想：即由边区银行或特许机构建立货币交换所，边法币在交换所公开挂牌交易，自由兑换。“打破不合实际的平价交换政策。而以合乎客观金融状况的挂牌政策代替它。”这一设想的实质是，通过银行调剂边法币供求，消灭或减少地区上及时间上边法币供求不适应的现象；通过银行挂牌对边法币比价进行引导和控制，参与黑市、左右黑市、消灭黑市，以达到稳定边币币值和边区金融贸易的目标。1941年12月1日，边区政府通令全边区均设立货币交换所，允许人民依公平价格自由兑换，货币交换所的建立大大便利了边法币兑换，有力促进了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食盐和其他土产的出口，商民交口称道；同时对稳定边法币比价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边区银行能够通过交换所这个平台，根据市场供求来调节牌价，并利用挂牌来引导市场，调剂时间和区域上的余缺，打击货币投机，烫平汇价波动。由于边币比价稳中有升，边币信用得到了提高；边币被越来越多地作为边区市场的交换媒介，边币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在货币斗争中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货币交换所的成功实践是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一个创举，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二）支持边区生产和贸易发展，在保障供给的前提下，减少财政性放款
为了实现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目标，首先要处理好放款和发行的关系。因为边区银行自有资金有限，要扩大放款就要增加发行，而发行过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只能在优化放款投向上想办法。边区银行一方面控制财政性放款，另一方面加强对生产和贸易的支持，促进边区经济的自给。
1942年中央财经委员会拟定的《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提出，在金融贸易方面，要保障边币与物价的相对稳定，“1942年在财政上不靠发钞票，由银行利用储蓄及公盐周转收回一部分。”边区政府财政性借款（包括财政厅借款和机关财政性借款）占当年全部放款的比例从1941年的46.2%降为1942年的35.2%；1941年边区银行向生产建设和商业贸易的放款占当年全部放款的53.8%；1942年上升为64.8%。1941年至1942年，边区银行先后拿出近1000万贷款扶持食盐出口，1942年又专项增发边币1000万元用于支持生产发展。这些资金对支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促进食盐等土特产出口，以及1942年下半年抢购战略物资，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一年多的大生产运动，边区军民不仅战胜了极端严重的物质困难，粮食实现自给有余，而且成功地度过了财政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到1942年底，边区财政收入增加到边币34,887万元，当年收支相抵，尚有盈余。
（三）根据实际情况有效控制边币发行，维持边币币值稳定，抑制边区物价过度波动
1941年下半年，边币发行速度在上半年的基础上有所减缓，但仍保持了一定的增幅。1941年7-12月，边币净增发1201万元，在上半年基础上增发不到一倍，每月平均递增不到10%，边币流通趋于正常；物价月均涨幅为15%左右，比上半年有所下降；边币与法币的比价也改变了上半年急速下跌的趋势，下跌幅度较小，月平均跌幅为3.6%，9月份还上升了6%。到1941年底，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稳定在2.5:1左右的水平。
1942年上半年是边币发行后增发幅度最小的时期。虽然边区银行专项增发了1000万元边币用以支持发展生产，但1942年上半年一共增发边币1763万元，当期发行额比上期增加46.8%，平均月递增8.7%，4月份仅增1.2%。这主要得益于边区实行的稳定物价和控制边币发行的政策。由于边区银行严格控制发行，加上公营经济的放款收回，财政放款的减少，使边币币值基本保持在提高和平稳的状态。
1942年下半年，国统区进入恶性通货膨胀阶段。国民党当局实行以迅速贬值的法币向边区抢购物资的策略，向边区大量倾销法币，抢购物资并侵占边区市场；同时加紧对边区的封锁，不许货物进入边区。边区贸易金融面临严重威胁，在贸易方面，边区的货物输入量大大减少，而土特产、粮食的输出增加，甚至连过去输入的商品又倒流出境。在金融方面，由于大量法币涌入并充斥边区市场，边币流通范围不断缩小。针对这种形势，边区党、政、军和银行、贸易等部门联合采取了反击措施。除迅速严加取缔法币流通外，边区银行和贸易局抓住法币充裕的时机，把法币推回国统区市场，抢购边区急需的棉花、洋纱、文具等物资。朱理治强调，战时金融贸易问题基本上是抢购物资的问题，要求迅速秘密采用多种方法抓紧用法币在国统区抢购物资。与此同时，边区银行还利用法币虚弱、边币坚挺的时机，大力推行边币，半年内边币发行量达7345万元，当期发行量较上期增加108%。而在边币急速发行的情况下，边区物价仅上涨31.6%，平均每月上涨5.3%；边币与法币比价更是不降反升，1942年12月达到2.09:1。
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边区货币当局基本实现了保障供给、支持经济发展和边币币值相对稳定的组合目标。1940年下半年到1942年，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边区物价和边币币值虽然发生了几次波动，但基本上保持在比较稳定的区间内，与1943年到1944年上半年相比，无论是边币发行量的增幅还是延安物价指数的升幅都相对和缓，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和剧烈的金融动荡。
陕甘宁边区在1941年上半年发生的通货膨胀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 “每100个老百姓，要养8个公务人员。这个比例，比之今天全国哪个根据地都要大。”以区区贫瘠之地供养10万以上的部队、机关、学校人员，财政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在有外援接济时尚可维持，当强敌环伺，外援断绝，则很快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边区货币当局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艰难地维持边币币值的稳定，成功地避免了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但仅靠边区财经部门的努力很难从根本上消除边区的通货膨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边区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为抑制边区的通货膨胀做出直接和重要的贡献。但是，陕甘宁边区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最终是依靠边区经济的发展和强大。“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经济实力空前提高。生产的扩大使物资供给大大增加，特别是棉花、布匹等必需品大部实现自给，从根本上改善了边区财政贸易的困难状况，为边币币值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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