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 logo

标题: [转帖] 巴黎:一块石头的运动轨迹 [打印本页]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1-2-6 09:53     标题: 巴黎:一块石头的运动轨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77291f010098ek.html
巴黎:一块石头的运动轨迹
(2008-04-30 10:50:50) 转载


标签: 农泰尔蓬皮杜巴黎大学泰尔文学院科恩法国杂谈分类: 封面故事

■主笔 丁三

  

  那位不知名的“3月22日运动”组织的成员投掷出的这块铺路石,不仅是席卷法国的“红五月”风暴的先声,它还是20世纪法国、欧洲以及全世界的转折性象征。在它之后,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它的主要遗产,就是我们今天所目睹、亲历并参与的这个多元、斑斓而世俗化的世界。


  1968年5月3日,下午五点半,一个头发肮脏、“脚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领皱巴巴”的青年,捡起一块铺路石向不远处的一部雪铁龙警车掷去。瞬间之后,车窗玻璃碎片横飞,警察队长克-布律内应声倒下。
这是发生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的一幕。当时,几千名青年与几百名警察对峙着,“不许带走我们的同学”、“巴黎大学是大学生的”、“猪猡们,滚出大学去”……各种各样的呼喊声此起彼伏。现场如此混乱,以至于见证者之一罗朗-卡斯特罗只记得掷石者的装束;而法国“红五月”精神领袖、“3月22日运动”创始人科恩-本迪也仅仅在事后听说,那个青年是他创建的这个小组织的142名成员之一。
  这个不知名的青年能够想到么,他投掷出的这块铺路石,不仅是席卷法国的“红五月”风暴的先声,它改变了几位后来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密特朗、希拉克,乃至法兰西英雄、第五共和国缔造者戴高乐的命运;它还是20世纪法国、欧洲以及全世界的转折性象征。在它之后,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它的主要遗产,就是我们今天所目睹、亲历并参与的这个多元、斑斓而世俗化的世界。
  “我们反抗父辈,但并不想杀死父辈。”科恩-本迪后来概括道。如果说,中国的红卫兵狂潮可以视作一场手笔浩大的乌托邦试验,而美国长达四年的青年抗议运动始终以肉身与欲望为驱动,那么,法国的“红五月”风暴,则始终洋溢着清新、理性与“生活即目的”的永恒诉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五月”的遗产才如此丰美,如此多姿多彩。


农泰尔的星火
  “红五月”的最初星火,可以追溯到当年年初的“农泰尔事件”。
  1968年1月8日,法国青年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前往农泰尔文学院,视察新建成的游泳池工程。视察结束后,他拒绝格拉潘院长悄悄离开、“从一道小门出去”的建议;他走向了一群神色激愤、等待已久的大学生。他知道这些学生对他的《青年白皮书》耿耿于怀,但他不愿有失脸面地偷偷溜走。
  所谓《青年白皮书》,指的是不久前问世的一份青年问题报告。远在上任之初,戴高乐将军就叮嘱这个春风得意的年轻官员,“好好看住青年人,研究他们”;为此,米索夫召集了一小群专家、学者,在分析、预测的基础上抛出了这份文件。米索夫这样告诫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法国青年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寻求异性。他们为性欲问题闹个没完。……(但)他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职业的成功……”
  这个论调让千万青年愤愤不平。当时,包括农泰尔文学院在内,众多大学正以罢课、周期性骚动的方式,争取男女夜间互访的权利。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是个开明、好脾气的中年人,他为此左右为难:一方面,主流舆论依然充斥着清教徒般的色彩;那些一战前后出生、信奉共和政体、经历过法国光复并视戴高乐为神祗的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像自己一样生活;在避孕药刚刚问世的年份,他们甚至要求自己的女儿或儿媳直到新婚之夜还是处女;另一方面,对出生在二战之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岁月、被称为“婴儿潮”一代的法国青年来说,这一切不仅散发着陈腐气味,它甚至显得荒诞、荒谬,乃至充满了道貌岸然、自欺欺人的虚伪劲儿。
  也就是说,这是两代人的对抗。法国政府夹在其中,动辄得咎。它折磨着历任教育部长、乃至蓬皮杜总理的神经。在克里斯蒂安-富歇的教育部长任上,一项旨在折中的法案被通过了:女生可以在夜间11点之前造访男生宿舍,但女生宿舍的隔绝是“不容更改的”;在阿兰-佩雷菲特的教育部长任上,他试图以21岁(法定成年年龄)为界线,成年学生的一切交往都不受限制,反之则不行。但无论哪项法案,都遭受了全社会的一片嘘声。中老年人抗议说,这么一来,“一切都将乱套”;法国青年的态度更为激烈,他们大声咒骂:“伪善!这个令人作呕的政府,它谁都想讨好,结果只能适得其反。”(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
  无论如何,“适得其反”的评价是准确的。它折射了法国政府的尴尬处境。它站在两代人之间,寻求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平衡;它站在新生群体与千年传统之间,不能不要未来,更不能不顾现在。这注定了它的两面不讨好……
  在阿兰-佩雷菲特部长、蓬皮杜总理乃至戴高乐总统都小心翼翼地面对青年问题时,可以想见,米索夫的轻率之言,将引发学生们怎样的愤怒。这一天,当米索夫依旧以傲慢姿态,走向聚集着的百余名青年时,一个有着红棕色头发的学生也向他大步走去。在狭路相逢的火药气息中,这个年轻人冷冷地说道:“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我注意到,在600页的荒谬之言中,竟然没有一句谈到青年的性问题。”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红五月”风暴的主角达尼埃尔-科恩-本迪。


1968年5月19日,第21届嘎纳电影节进入第10天,后因“五月风暴”电影节流产,现场失去控制


科恩-本迪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1946年生,德国籍犹太人。与其说他是那个刻板、严谨、天赋过人的民族的产物,毋宁说,他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法兰西之子:远在1933年,为躲避纳粹的反犹迫害,他的父母就举家迁徙到法国莫托邦;在那个宁静的小镇,他们先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卡布里尔与达尼埃尔。直到1959年,他们才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而此时,那些卢梭式的、洋溢着法兰西色彩的气质,挥洒个性、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视情感而非理性为人生的终极价值……所有这一切,早已融入了他们的心性与魂灵。后来,洛朗-若弗兰这样评价卡布里尔:“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与自己的兄长相比,科恩-本迪走得更远。1965年,他们的父母先后去世后,“他为了返回法国……而在农泰尔文学院注册了社会学系”。从此,他依靠微薄的助学金生活,并渐渐表现出贯穿“红五月”风暴的那些气质:他的老师、社会学系主任阿兰-图雷纳后来回忆说,他生动活泼、热情洋溢,喜爱辩论并极富怀疑精神,“他在课堂上的讲话从没少于十分钟”;洛朗-若弗兰则概括道,“他炽烈、凭直觉行事,具有天赋的鼓动才能……他是同代人中出类拔萃、犀利善辩的演说家”。
    不仅如此。在农泰尔文学院的几年,科恩-本迪手不释卷、“为言论所麻醉”;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安那琪(无政府主义)思想。他并誓言埋葬旧伦理、旧社会、旧国家乃至旧世界。他的精神历程,完整地展现了“婴儿潮”一代的普遍观感。
    1956年初春,在一个深夜的秘密会议中,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了《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份报告掀开了世界范围内的去斯大林化运动。西方左派先是一片哗然,继而开始了长达几年的争论。一些人指责说,苏联、赫鲁晓夫正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另一些人则反复控诉着斯大林的罪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意味着苏联神话的破灭。苏维埃俄国不再代表人类的未来了。
    换言之,在长达几年的争论中,应声倒下的不仅是斯大林的雕像,还有两代人的苏俄梦。与此同时,冷战铁幕、“杜勒斯主义”、去殖民化运动、越南战争……一波又一波的事件、风潮,也粉碎着“天赋人权”、“普世价值”的说辞,乃至1789年的神话与《独立宣言》的盛典。不是吗?西方的撤离殖民地,并非因为自由梦想、人权信念或博爱精神,而是因为失败与流血;不是吗?在越南战场上或死或残的那些青年,与其说是死在游击队员的枪口下,毋宁说,他们死于白宫和华尔街的一己私欲;不是吗?在公民权利、“人人平等”的粉饰中,政客、寡头与银行家们依旧高高在上,劳工、普通民众乃至中产阶级依旧被盘剥被奴役……
    正是在这样的观察与思考中,一群群青年渐渐走出冷战,走出了无止无休的意识形态论争。是的,无论莫斯科还是华盛顿,它们说法不同,但实质无异;它们都是科学主义、“理性精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它们都以机器、工具为出发,自觉地束缚、被奴役于机器和工具,只不过一方在说,私有制更适合工具的发展,另一方则抗辩说还不够,还要再进一步。但,人生是这个样子的吗?所有这些人为的产物,无论机器、社会组织、政权还是家庭,都应该是人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它们都应该让人活得更好,而不是反过来奴役人,让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让人受压迫于权力和货币……
    也是在对工具理性的反思、“生活即目的”的思考中,科恩-本迪渐渐成为一名安那琪分子了。他以愤怒、叛逆的形象,肆无忌惮地抨击着现实中的一切,伦理、家庭、政权、宗教、资本主义与苏俄集权主义……他反抗一切。他刺眼的红棕色头发,他“红色达尼”的绰号,他的才华、风格、个人特质与澎湃激情,后来也无处不在地贯穿了1968年5月的法国。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席卷法国的“红五月”就不会如此动人,如此让后人反复评说。
    然而,如果这一天米索夫采取了克制态度,那么,农泰尔星火会不会成为“红五月”的先声?这个年仅22岁、后来被称为“红色达尼”的愤怒青年,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度堪与戴高乐较量的法兰西中心人物呢?这一切都是永恒的历史之谜。无论如何,这一天米索夫的反应,粗暴、过分乃至夹杂了大腹便便的恶俗官僚气息。
    米索夫回答:“如果你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建议你一头扎进这个游泳池,用冷水来败败火。”
在百余名青年的哗然声中,科恩-本迪大声地喊道:“听,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而另一名在场的学生后来回忆说,科恩-本迪的这个记忆有误;他当时说的是反话:“希特勒万岁!米索夫先生,你真了不起啊!”(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5月风暴史》)

1968年6月12日,法国巴黎,学生发动反政府暴乱,几名法国学生从暴乱现场逃离,其中一名受伤


“3月22日运动”
    当天下午,这场被法国官史称为“口角”的冲突,迅速传遍了整个校园。在农泰尔文学院的各个角落,学生们纷纷议论着这个原本默默无闻、时为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的红头发青年。他们并为他取了一个亲切的、有着浓重格瓦拉色彩的绰号,“红色达尼”。
    这是“红色达尼”在历史中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他由此获得了百余名青年的追随、几千名学生的关注。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去的日子,他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百出的花招、“捣蛋鬼”的风格,渐渐使他成为法兰西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渐渐使法国“红五月”超越了大洋彼岸的美国青年:从身体的解放、欲望的狂欢,演进为和平理想,演进为青年的主体性,演进为社会福利,演进为政治制度,并始终贯穿着“人类该如何栖息”的永恒话题。
    2月14日,西方情人节。这一天,在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的倡议下,法兰西全国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法全联”)发起了罢课运动。五十余万大学生大多卷入了这场风潮。然而,“红色达尼”很快发现,在阿兰-佩雷菲特抛出“成年界线”法案之后,大学生已成为主流舆论的谴责对象;倘若再围绕“夜间互访”问题做文章,法国青年将失去大多数人。为此,他狡黠地将目光转向了反战运动;他并向“法全联”建议,以几天后的2月21日为“越南日”,发起全国范围内的反战集会和示威游行。
    在雅克-索瓦热奥等人看来,科恩-本迪“太无政府主义、太不可预料了”。为此,他们拒绝与他合作。而在这个努力失败后,科恩-本迪也厌倦起了“法全联”的瞻前顾后、官僚做派。他决定自己干。
    他抛出了又一个新名目。长久以来,法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异常古老、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大学是神圣的,所有暴力机器都不得介入。然而,在学运潮流愈演愈烈之际,是格拉潘院长而不是其他人,在一场小骚乱中招来了警察。以此为借口,科恩-本迪向格拉潘提出申请,借用一间大阶梯教室,以全校性辩论的方式来探讨“格拉潘做得对不对”。
    理所当然地,格拉潘拒绝了。这正中“红色达尼”的下怀。他仿佛有了天大的理由,2月29日这一天,他率领百余名青年大摇大摆地强占了学院行政楼。而在格拉潘让人拉下电闸后,他大声叫喊:“两分钟!两分钟之内不恢复供电,我将占领整个学院!”
    不到两分钟,行政楼又亮起来了。
    此后几天,科恩-本迪的花样一个接着一个。在会议室摆上香槟、将报告厅变成舞池之后,他抛出了“142人声明”,号召巴黎大学圣米歇尔校区的“同学们”一起干;当那些“同学们”果真动手、占领了笛卡尔梯形教室后,他又和愁眉苦脸的格拉潘院长开始了猫抓老鼠般的游戏:他说,院方要为学生提供一间专供政治集会的大教室,否则不予撤出;而格拉潘划拨了一间有500个座位的教室后,他又说,这个教室不够用,必须有1000个座位;最后,当格拉潘拒绝时,科恩-本迪更加干脆,他又重演了一出“抢占”大教室的老戏……
    3月下旬,将这个可怜的老头儿,被戏称为“总是自由主义”的格拉潘耍了个够后,“红色达尼”似乎不屑再欺负这个老实人了。他试图折腾出更大的动静来。
    由于历史渊源,法国积极地介入了越南战争的调停。这一年,在众多密使相互试探、穿梭往来之后,美越双方决定在巴黎开始公开的停战谈判。然而,想让戴高乐不好受的小伙子多着呢!3月22日这一天,百余名左翼青年袭击了位于巴黎歌剧院附近的美国捷运公司,并焚烧了一面美国国旗。当天晚上,参与行动的6名学生被捕,其中包括农泰尔文学院学生、与科恩-本迪私交不错的格扎维埃-郎格拉德。几十年后,科恩-本迪谈到,他“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
    当天傍晚,科恩-本迪等人再度占领了行政楼,以抗议警察逮捕学生。许多当事人后来回忆,那一天,“啤酒和三明治摆满了教授们通常辩论的椭圆形讲坛……议论、推断、欢笑,直到深夜一点半”。但,这已经不再是“红色达尼”与格拉潘院长的游戏了: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一个小小的、仅有142名成员的组织诞生了;不久后,这个效仿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7月26日运动”、命名为“3月22日运动”的小团体,将成为法国“红五月”风暴的核心组织之一。


  
“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星期”
    “3月22日运动”成立一个多月后,4月27日,科恩-本迪遭遇了警方的传讯。
    一个多月来,在农泰尔文学院,一本印有“3月22日运动”标记的小册子在学生宿舍里流传着。它的内容包括了《国际歌》歌词、团体会议公报以及一篇短文,《催泪瓦斯的自制方法》。洛朗-若弗兰后来说,“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开玩笑的话”;但自制武器的鼓吹,无疑刺激了警察的尊严与学校当局最敏感的神经。这一天清晨八点,在自己的寓所门口,科恩-本迪被几名警察带走了。
    仅仅12个小时之后,科恩-本迪就被释放了。那么,签发传讯令、多少意在恫吓的那名警官能否想象呢?此举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它使那个爱激动、无事也要生非的捣蛋鬼走出了农泰尔围墙,并一举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
    几乎刚刚步入警察局,在圣米歇尔广场一带,几十个左翼学生组织、上千名青年立即鼓噪起来。他们叫喊,“这是猪猡们第一次跨进大学围墙抓人”!他们的声势如此之大,以至于惊动了蓬皮杜总理。洛朗-若弗兰后来写道:“蓬皮杜……选择了宽容。”他亲自打电话要求警察局放人。
    不仅如此。走出警察局后,科恩-本迪发现,众多记者、摄影师正等待着他;“隔几米远就有两名警察面对面地站着,长长地”,仿佛正接受他的检阅。这个捣蛋鬼的兴致一下子来了,他旁若无人地谈笑风生。在他的滔滔不绝中,镁光灯不断闪起。当天深夜,他的头像、名字与“红色达尼”的绰号,就出现在印刷厂的千万份报纸上。只要天一亮,邮差就会把它送进巴黎与法国的千家万户。
    科恩-本迪成为全国性知名人物了。而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
    “下个星期,将是法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星期。”这个晚上,面对几百名为他举行凯旋会的青年,科恩-本迪一本正经地、多少显得煞有其事地宣称:“我们将和这个星期融为一体。我对你们说知心话,由于我是带头者、领袖,我将放弃个人崇拜……”
    在一波波的欢声笑语中,这一天,在场的几百名青年无不认为,“红色达尼”在说俏皮话。又何止是这些学生?也是这一天,在自己的办公室,蓬皮杜总理这样描述法国的状况:“政府是稳固的,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基础上的。”至于大学里的小动静,他认为即将问世的改革计划,“将引发一场有益的、丰富多彩的大辩论”。而与此同时,当工会领袖们走进劳工部长马赛尔-让纳内的办公室,进行每年四月底例行公事般的“五一”游行申请时,马赛尔-让纳内平静地询问,“不会出什么问题吧”?那些工会领袖回答,“秋季前大概没问题”。
    这一天,除了科恩-本迪自己,或许没有一个法国人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甚至,五天以后的1968年5月2日,当百余名“3月22日运动”成员再度出手、如同儿戏地第三次占领学院行政楼时,这些亲历者也丝毫不能预料到,此举将引发怎样的轩然大波。

1968年5月19日,第21届嘎纳电影节放映大厅,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索拉参赛影片即将拉开帷幕。后因“五月风暴”,电影节被取消。


天井院
    学院行政楼第三次被占领后,格拉潘院长终于动怒了。
    两个多月以来,这个老实得有点窝囊、温和得近乎懦弱的老头儿,遭遇了接二连三的空前凌辱。在法国教育界,他已经成为一个失败的象征。他不愿再容忍,他决心惩戒“红色达尼”及其同伙了。这一天下午,通过学校纪律委员会,他给科恩-本迪等八名“3月22日运动”首脑送来了法庭传票。与此同时,他贴出公告,宣布关闭农泰尔文学院,以釜底抽薪地让科恩-本迪丧失主要舞台。他的这些手笔如此干净利落,以至于被认为“表现出了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勇气”。
    那么,格拉潘能够想到么,和那名传讯科恩-本迪的警察没什么两样,他的这些手笔是如此笨拙、如此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们只会按照常理出牌,而科恩-本迪却不仅能够嗅到暴风雨的气息,他并且诡计多端、花样百出。这是庞大臃肿、恍若巨象的管理当局与机智灵活、犹如小猴子的“红色达尼”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的开始阶段,从格拉潘、阿兰-佩雷菲特到蓬皮杜、戴高乐,无不大输而特输。
    接到法庭传票后,科恩-本迪不惊反笑。当天晚上,他迅速召集了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其中包括“法全联”副主席、曾认为科恩-本迪“太不可预料”的雅克-索瓦热奥。在简短的会议后,鉴于农泰尔文学院已经关闭,他们决定转移战场,次日在巴黎大学圣米歇尔校区天井院举行集会。
    天井院的集会,一开始显得异常疲沓、冷清。只有两百余名青年前来参加。更要命的是,无论雅克-索瓦热奥还是法国共产党《人道报》主编乔治-马歇,两名演讲者的表现都令人不敢恭维;而辩才无双、恣意汪洋的“红色达尼”,这一天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现场始终懒洋洋地。洛朗-若弗兰后来写道:“中午时分,大家分散去吃午饭;午饭后,也许会有更多的参加者。”
    午饭后,参加者果真多了些,但现场依旧是“上午呆滞集会的重复”。这个时候,一个饶有意味、至今扑朔迷离的小插曲发生了:主角科恩-本迪悄悄离开了会场;而一个小时以后,一名青年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说,百余名极右翼分子携带器械,正在赶赴天井院的路上;他们打算扰乱集会并袭击左翼学生。
这句话引发了天井院的沸腾。
    几年来,左右翼青年阵营鲜明、剑拔弩张;他们不仅动口、而且动手。以现场的几个小团体为例,无论RCY(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还是YNL(青年列宁主义联盟),都拥有自己训练有素、好勇斗狠的纠察队。其中YML的纠察队被认为“极富纪律”、“令人吃惊地精通短粗木棍和铁棒的使用”。后来,许多当事人回忆说,得到这个消息后,“纷纷从随身携带的塑料包里找出防护面罩。有些人拔出椅子腿,有些人收拢着工程用的石块。……狂热的喧闹、小型的戒严控制了巴黎大学”。
    附近教室里的一些左翼学生也纷纷赶来。五百余人聚集着,准备把巴黎大学变成战场。这时候,又一个次要人物出现了。正是他与传讯“红色达尼”的警察、与倒霉的格拉潘院长一起,阴差阳错地制造了5月3日的骚乱,制造了那块铺路石,并引发了长达月余的法国大动乱。
    这个人就是巴黎大学校长罗什。

1968年5月19日,第21届嘎纳电影节停办,导演特吕佛,制片人克劳德-雷路许,大师级导演戈达尔。


铺路石
    两个多月来,罗什始终忧心忡忡。他担心农泰尔校区的瘟疫弥漫到圣米歇尔校园;他担心自己重蹈格拉潘院长的覆辙。这一天,当左翼学生们忙着武装校园时,罗什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不是不明白召来警察的后果,但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巴黎大学变成斗殴场。几经犹豫之后,他终于拨打起了巴黎警察局长穆里斯-格里莫的电话。
    穆里斯-格里莫是一名青年问题专家,一个学者型的官员。他很讨年轻人的喜欢。正因此,这个优雅、细腻、性情温和的业余作家,才被调任“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巴黎警察局长职务,以应付越来越频繁的校园骚动。罗什希望,以穆里斯-格里莫的经验,圣米歇尔的斗殴或许能够平息。
    问题在于,这个晴朗的午后,穆里斯-格里莫正乘坐一架直升机、翱翔于巴黎的上空。罗什找不到他,于是这个倒霉的差使,落到了警察局办公室主任保利尼的身上。后来,洛朗-若弗兰写道:“穆里斯-格里莫在现场的话,兴许就不会发生骚乱。”
    比起罗什,保利尼更显犹豫。他不愿去捅大学这个马蜂窝。但在罗什的反复央求下,他到底让步了。他让罗什提交一个书面申请,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么一来,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措,“警察介入大学”,至少有了一面挡箭牌。
    接近午后三点钟,大队警察终于出现在了圣米歇尔校区。在场的主要学生领袖、“法全联”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很识时务,他知道这一场架是打不起来了。他主动上前和带队警官协商,希望允许他们离开圣米歇尔。带队警官也很干脆:这不是镇压,这是疏导;学生们当然可以离开。但,为防止闹事者再度集结,他希望小伙子们“能坐着警车离开”。
    这个纯属画蛇添足的手笔,是这一天无数阴差阳错的又一个。后来,评论家皮埃尔-蓬特写道,“只要让肇事者自行离开……一切就会进入秩序”。随即,又一个小过失使事态雪上添霜、并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由于警察们毫无准备,他们只有几部“色拉筐”(警车的戏称);而需要运送的学生多达四五百人,于是,装车工作慢吞吞地进行着。在警车往返运送之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大约五时许,正值学生们下课、去饭堂,他们纷纷加入了围观的行列。聚集到几千人的时候,突然间,一声“猪猡们滚出去”响起了。随即无数学生加入了混乱的叫骂。正当警察们不知所措之际,那名邋遢的、不知名的、科恩-本迪所说的“3月22日运动”成员,拾起了那块铺路石。他划出一个完美的曲线,准确地击倒了大约20米开外的法国警察队长克-布律内。  H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5月上旬刊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先锋《国家历史》博客:
http://blog.sina.com.cn/guojialishi
欢迎加入《国家历史》豆瓣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guojialishi






欢迎光临 燕谈 (http://www.yantan.us/bbs/) Powered by Discuz! 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