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我翻开沃恩（Karen I. Vaughn）教授所著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读到该书的前言时，便油然而生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那些似曾相识的疑问唤起了我对于数年前那些困惑的回忆——“到底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是否就是所有奥地利人写的相关作品的总和”，“奥地利学派是否是挑战主流经济学的一套特殊理论”。正是在这种感觉的驱使下，让我读完全书。与某些作为奥地利学派拥趸的读者失望甚至恼怒的心情相比，当我合上这本书时，竟然些微感到某种欣慰乃至愉悦，尽管这不能代表我同意作者在本书中写下的每一句话。
因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随着1974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的逝世，‘奥地利经济学派’基本上已成了的一个历史名称”。因为毕竟连哈耶克自己也承认，“自立门户的奥地利学派虽已不存在，但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奥地利传统，我们可以期待这一传统有朝一日会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许多贡献”。
且不说奥地利学派学者的观点，即便单从主流的思想史视角来评价，门格尔亦是毋庸置疑的大师级人物。1871年，《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的那一年，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终结之年。由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和门格尔三人以不同方式独立解决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悖论”，从而开启了“边际革命”的序幕。其中，门格尔的影响在有些学者看来显得特别重要，例如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盛赞《国民经济学原理》，“他将因这本著作而流芳百世，因为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自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以来，还没有其他书像门格尔的《原理》那样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甚至连杰文斯的那本出众的（更确切地说是语句如格言般隽永的）以及瓦尔拉斯命运不佳、令人费解的著作也不例外”。
维克塞尔是对的。如今当我们再度翻开那本出版于百年前《国民经济学原理》，我们仍然会被这位先贤简洁、明确、坚定的论断所震撼。该书是门格尔计划中的一部系统经济学论著的第一部分，正如沃恩所发现的，其开篇便迥异于普通的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经济学是不应研究经济行为的实际建议的；理论经济学所应研究的，只是人类为满足其欲望而展开预筹活动的条件”。如此一来，这本献给历史学派的奠基者罗雪尔（Wilhelm G. F. Roscher）的著作，却从一开始便拒绝了德国历史学派最根本的经验归纳方法：经济学研究所强调的，是“财货与人类欲望满足之间的因果关系”。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门格尔思想不断地重新解读。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争论中重新发现了门格尔的主题；希克斯爵士（J. R. Hicks）所编辑《卡尔·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拉赫曼所著短文《门格尔及边际主义革命》以及其他学者的文献陆续发表，带来了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复兴。
门格尔奠定了奥地利学派的基础，但终其一生却仍未能完成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计划。他的两位直系传人——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与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各自从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扩展了门格尔的思想，但他们并没有构建宏大完整的独立经济学系统的野心。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真正成熟归功于米塞斯的努力。
布坎南（James Buchanan）宣布了奥地利学派最终赢得关于社会主义计算争论的胜利；沙克尔（G. L. S. Shackle）对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充满敬意；希克斯认识到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中被遗忘的时间维度。当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复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时机已经成熟”（第115页）。
因此另一些奥地利学派学者更偏好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定义“奥地利学派范式”。就像多兰（Edwin G. Dolan）所作的那样，把奥地利学派归结为一门“非常规科学范式”，其包含三项方法论原则：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人有目的的行动；拒绝把确定经济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包括在合理的经济问题范围之内；通过文字演绎推理少数几个基本公理的逻辑含义。
毫无疑问，这种努力的方向是不明确的。沃恩教授最终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了“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这是奥得利斯库（Gerald P. O’Driscoll）和里佐（Mario J. Rizzo）那本著作的书名。也许如一些学者所称这只是对奥地利学派当今发展的肤浅认识；也许科兹纳最终未能解决不确定性问题，拉赫曼始终没有重建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结构，意味着他们的失败；也许加里森（Roger W. Garrison）和怀特（Lawrence White）等人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功是对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一种背弃。但是在一位局外人眼中看来，这种“对虚无主义的召唤”可能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