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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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春，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年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在一次会议上，就毛泽东在七大讲话及报告中突出强调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问题，介绍了自己研究和学习的心得。1997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个话题。他不仅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即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并特别强调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了一段弯路，经过了许多曲折。本来，“新中国成立，按《共同纲领》规定，民族资本主义在五种经济成分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适当地发展。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我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发生了变化。此后二十多年经过许多曲折，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保持多种经济体制并存的局面，我们会少走许多弯路。? 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恐怕许多人都存在着几乎同样的遗憾。而今公开披露并肯定毛泽东当年关于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论断，肯定建国初期《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才是当年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轨道，不可免地会进一步加强人们内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毛泽东自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1945年还在强调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几十年不变，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放弃并且否定了这一正确方针呢？? 全面考察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先是极力主张新民主主义，接着又迅速放弃新民主主义，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不论我们怎样认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态度变化，有一点是不能不了解的，那就是来自俄国经验和俄国模式的影响。本文拟就此做一历史的考察。? 新民主主义问题的缘起 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关键在一个“新”字。历史上的民主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共产党人在民主主义四个字前面冠以“新”字的目的，就是想要在承认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前提下，追求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因此，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产生，首先就是同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１８８２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们的《共产党宣言》写俄文版序言的时候，就曾设想过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曾经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象俄国这样一个纯粹的农业国是有可能同发达的西方国家一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不过，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不曾讨论过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由俄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再由欧洲社会革命的普遍成功将俄国这种周边的落后国家直接带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后来没有出现。但２０年之后，俄国这样一个刚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久的落后欧洲国家取得革命成功的事实，促使列宁和他的共产国际不能不进一步正视这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无产阶级能不能在落后国家起作用并把它们引导到共产主义？? 列宁的观点很明确：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劳动者苏维埃”这样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仍旧寄希望于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广泛爆发和胜利，他并非认为所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指俄国，或者仅仅是指俄国，更不幻想落后国家可以一步越过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 俄国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特别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为俄国经济的发展“补课”的问题。随后，他进一步提出了“间接过渡”的思想，为恢复国民经济下决心实行了允许资本主义适度发展的“新经济政策”，以便弥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所带来的种种历史缺陷。因为他相信：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就没有社会主义。俄国尚且如此，远较俄国为落后的其他东方国家更不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象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否存在着足够的工业无产阶级。当１９２０年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际，针对一些东方落后国家的代表大谈要向俄国十月革命看齐的问题，列宁强调指出，对于大多数东方落后国家来说，那里的革命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俄国一九０五年革命的程度。要想在那些主要居民群众都还是农民的东方落后国家推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计划，不仅是空想，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首先成熟起来的，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 而对于埋葬封建制度来说，民主主义无疑是最有力也是最适当的革命武器。? 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的第二个年头就已经明白了。但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又是在俄国共产党直接指导下工作的世界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很自然地习惯于依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来看问题。既然俄国一九一七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允许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就紧接着发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呢？何况，列宁已经说明，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后国家就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那么，在苏联以及主要由欧洲国家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共产党，难道中国还有必要先经历一个俄国一九０五年革命的失败，让资本主义发展一段，再来一次十月革命吗？? 对此，共产国际这时其实说得很明白，即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政治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国际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切被压迫的落后国家与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历，只能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一边，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种助力。共产国际为帮助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要同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但它“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应当努力使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头走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革命运动和把国家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 。? 在这里，共产国际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第一，它贯彻了列宁的思想，肯定落后国家完全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直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必经历俄国一九０五年革命后那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但第二，它确信，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不可能直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需要经历两次“过渡”，即第一步通过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暂时合作，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先经过一定形式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种多少反映出列宁有关“间接过渡”思想的说明，没有引起共产党人的足够重视。由于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所处程度的认识，差不多总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在１９２３年６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多数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程度和前途问题看法不一。陈独秀、毛泽东等认为中国距离资本主义甚远，除非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否则不仅无产阶级太少，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远不足以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张国焘、蔡和森等则相信，不论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如何，至少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到了可以夺权的程度，因为中国无论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都不能同工人力量的发展速度相比。结果，三大决议模棱两可地表示：“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必不能反对资本主义，而应以军阀制度为敌。但为了革命的最高目的，“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为自限”，并且在第一步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务必“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 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 ? 不论三大决议的措辞如何含混，至少我们从三大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陈独秀、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多半还是占上风的。因此，当几个月后，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中国革命第一步只需要建立一个对外反帝、对内民主、没收一切大资本并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革命政府 之后，陈独秀等几乎是公开断言，现阶段革命的胜利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获得部分政权。他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是“彼时若有特殊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即使那样，无产阶级在彼时多半也只能获得若干政权。因此，“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 换言之，目前的中国革命程度其实不过是俄国的一九０五年，而非俄国的一九一七年。? 不过，共产党人这时对于中国革命程度问题的估计，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出发的，它更多地是从现实的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考虑的。因此，进入到１９２５年，随着国共党内合作的矛盾目趋尖锐，而中国共产党已迅速从一个只有百十人的小组织变成一个开始对国民革命发生重要影响的群众性组织，不仅中共，就是共产国际中许多人的看法也不能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它们很快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可能对中国革命起到支柱的和领导的作用。因此，张国焘等人的看法又渐渐开始占了上风。在这一年１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三大入选中央的毛泽东落选，三大时落选的张国焘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四大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第一，它固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但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它固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在政治上已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因此，它必须由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和领导，决议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显示出与会者大多数人已倾向于把中国革命的程度上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相类比。尽管还没有谁能够说服全体与会者相信，中国用不着再经历一个俄国的一九０五年，但多数与会者毕竟赞成把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的力量对比联系起来。用决议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 。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存在直接走上十月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当然，决议反映出会议上仍有不同看法。事实上，不少激进一些的共产党人根本上就主张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他们在会下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为了取得政权来参加国民革命的，与其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成为日后革命的障碍，不如在革命过程中就将其连带推翻，把国民革命直接引导到社会革命的道路上去。 ? 否定中国革命后可能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尝试，在１９２６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时，蒋介石发动了“三二０”事变，把共产党人赶出了国民党中央。力量对比极端不利的严峻现实显然使中共领导人对四大决议的说法产生了怀疑。陈独秀很快表示，过去忽视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依据目前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国民革命主导地位的事实，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中国革命也到不了俄国的一九一七年，向资产阶级夺权的问题不可能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公开承认：“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起来”。 ?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暂时强大，与中国必然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在共产国际看来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共产国际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已经肯定，即使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相当于俄国的一九０五年，也不等于说它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因此，在得知中共中央的看法不过几个月后，共产国际就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１９２６年底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决议重申：中国的民主革命未必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它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共同斗争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将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将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 ? 至此，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讨论和摇摆算是告一段落了。在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后，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的铁律”。国际的决议则明确“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这样就指明了无产阶级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极端必要性。不过，１９２７年初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毕竟不等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因此，中共中央虽然注意到一旦“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但它仍然委婉地重申了中国革命可能需要分两步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看法。它明确讲，即使革命胜利，也要先“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然后再“行向社会主义”。 ? 中国革命有没有一个“过渡时期”？? 仅仅确定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这还不足以形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思想内容，是要承认，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完成了民主革命，中国仍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来发展生产力，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十分明显，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并不这样认识问题。即使是那些曾经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在一九０五年的中共领导人，当他们发现俄国革命的失败经历正在中国重演的时候，他们很显然更期望这种失败不是俄国的一九０五年，而只是俄国一九一七年七月的那次短暂的挫折。让人不解的是，斯大林恰恰就在鼓吹这样的看法。? 国共分裂刚刚成为现实，他就非常明白地宣布说，中国革命只是遭受了暂时的失败，它从失败到复兴绝不至于象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那样要等十二年的时间，其失败的程度不过“类似于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只要过几个月－“经过半年，经过一年”－革命就会重新走到大街上来了。 为此，他很快就主张共产党人要准备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来。这自然使部分中国共产党人“闻之距跃三百”。毛泽东明确讲：“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０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 ? 为了一步成就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模仿俄国十月革命，接连组织发动了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他们竭尽全力地把所有怀有革命愿望的人都推到大街上去，甚至就连苏联驻中国的外交官员也不顾一切地参加到中共 的暴动行动当中来了。为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把俄国式的苏维埃，也照搬到中国来了。? “苏维埃”在俄语中是“会议”的意义。它之成为特有名词，完全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它是在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最初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但很快就变成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１９１７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且日渐成为与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布尔什维克由于成功地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因而很快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直接把苏维埃当作了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 显然，苏维埃本身有着作为起义机关和政权机关的两种性质。作为起义机关，它是适合于俄国工人斗争需要自发产生并在一种政府无力制止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同时也是一种充分民主的并包容布尔什维克、孟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各种革命党派代表在内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毫无疑问，要在工人力量弱小、组织薄弱，而白色恐怖又极为严重的中国，自发地形成甚或人为地制造这样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起义机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这时也很少存在这样的幻想。他们更加重视的其实还是作为政权机关的那种苏维埃。只不过，作为一种特殊权力机构的苏维埃，除了产生代表的独特形式以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集权制了。按照俄国模式提出的苏维埃政策目标，自然着力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专政。它不仅要剥夺资产阶级等各种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对派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而且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严格设定阶级界限。这样一来，苏维埃革命的性质就难免要发生严重的混淆。? 最早相信苏维埃革命担负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罗明那兹。他关于苏维埃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的观点，是随着苏维埃模式的形成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的逻辑混乱。当莫斯科开始按照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方式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中组织武装暴动之后，他就断然宣布说：如果现在仍然把中国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够了。“目前，革命如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革命的任何一个任务”。“中国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既没收外国资本的全部大资产，也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巨额财产”，因此，应当明白承认：“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已经过去”，“不论按形式来说，还是按内容来说，或是按其动力和成分来说，它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 ? 既然过去的盟友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罗明那兹的说法在逻辑上就不是毫无道理。多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变成了工农民主专政，国民革命变成了彻底的土地革命，民主革命中的盟友变成了仇敌，中国革命的动力只剩下了最激进的工人、最贫苦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一变化确实很像是从俄国二月革命转变到了十月革命。既然革命的目标已经开始转向了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当然也就具有了社会革命的性质。如果一面在政治上打倒资产阶级，一面在经济上还要按照民主革命的要求承认资产阶级有积极作用，岂不自相矛盾？况且事实已经证明，当革命起来之际，就连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都绝对不能顾惜，更遑论资产阶级？?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土地革命毕竟不能和社会革命同日而语，工农民主专政毕竟也还不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习惯于把俄国革命的模式套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并不等于说莫斯科的领导人相信中国与俄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革命进展的程度，共产国际仍旧相信中国革命有一个不同阶段的问题，反对两步并作一步地将二者简单地混淆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一面很快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的说法，肯定“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 ，一面在中共六大上针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种种困惑，做了具体的解释。? １９２８年６－７月，中共各地的代表被召集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再三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众多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问题作出明白的说明。他们希望知道：苏维埃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如果说中国目前的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具有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果说中国革命现在不存在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为什么又要求我们必须支持革命中一切劳动群众的平均主义行动，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当然在经济上也要与苏维埃政权为敌，这时难道我们也不能没收他们的企业吗？中国革命既然不可避免地将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它究竟需要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是否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注定了中国革命必将在相当一段时间稳定在民主革命阶段，并以此作为过渡呢？ ? 要让处于革命重大转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从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矛盾中解脱出来，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即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本身这时也同样被大量的问题所困扰，他们远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能得到的或多或少的文字材料来揣测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他们自己也未必能把许多复杂的问题搞清楚。但是，他们是共产国际，是上级，是权威，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充满自信，他们也必须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依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一切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并据此给出具体的政策。不过，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大会上的解释仍旧有引人注目之处。? 他一方面告诉中共代表：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土地革命可以满足作为小私有者农民要求土地和财产的愿望，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场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指导的并包含着反对资产阶级的内容，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并且是以农民为最主要力量的，它的目的是要实现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场革命就其实质而言，应当说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即使是工农专政的政权本身也“都带着很大的小资产阶级性”。? 在另一方面，他要求代表们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差距。他明确认为：中国革命其实只相当于俄国的一九０五年。即使俄国１９０５年的工农民主革命取得了政权，“在当时的基础之上也并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不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可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与当时俄国所面对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旧可以想象，中国“将来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几十年之后”。因此，即使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夺取了政权，推倒了资产阶级，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内还是“不动摇他的经济基础的”。他甚至怀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或是说中国之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问题，乃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恐怕不能依靠中国这种经济基础来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将必然的不同于现在的苏联和将来的欧洲国家。 ?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的上述说法并没有被纳入到俄国人帮助制定的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当中。决议案除了继续肯定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以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仅仅重申了它必然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已，它甚至丝毫没有提到布哈林所着力强调的革命转变的经济因素。像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反复讨论的那样，它依旧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强弱视为革命转变的唯一重要条件，声称：“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即“只有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能够决定”。 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只会加强相当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中根深蒂固的革命幻想。? 几乎就在布哈林在莫斯科直截了当地告诫中共代表不要幻想可以较快过渡之后，中共中央在国内的机关报却在宣传：“工农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并无万里长城阻隔着，非要经过多少年或等到生产力发达到了美国的时候，才可以到社会主义革命”，一切全都“要看我们在现时革命中的积极与获得的力量如何而定”。 而六大决议中关于转变条件的说法，实际上还默认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这当然为人们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李立三是第一个把中国必须迅速从二月革命转变到十月革命的观点理论化的共产党人。? １９３０年，围绕着迅速组织苏维埃全国政权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当时，中国唯一有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只有农村根据地，但堂堂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怎么能建到偏僻的农村里去呢？中共中央反对任何这种尝试。他们坚信，苏维埃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居主导地位的中心城市，至少也必须暂时建立在重要城市里。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全力夺取一省乃至数省的政权，以便使苏维埃中央政府能够确实得到巩固的疆界并对全国形成很大的影响。但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并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通过少数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红军的进攻，暂时夺取了部分城市，在强大的国内国际敌人的联合压迫下，也难以坚持。因此，作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明确提出了以中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通过世界革命来保障中国革命的重要观点。依据列宁的理论，他宣称：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链条中的一环，中国革命的爆发必须促成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总决战，因此，不仅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局部巩固起来的可能，而且没有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可能，“建立革命政权的开始，就是转变的开始。这里不但没有两个阶段，而且也没有间隔”。 ? 针对中共中央如此顽强地表现自己的革命幻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得不接连组织力量，分门别类地制定了１０个以上的有关中国苏维埃各种政策的决议和文件，以具体规范中共中央的理论思维。在关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第一次做出了详尽的指示。? 来自共产国际的决议显然不反对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包含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说法。它声称：中国革命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在于它的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的成分不同，它不仅没有联合资产阶级并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且是在同时反对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结果，中国的民主专政必将没收那些属于中外资本的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主革命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极其重大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强大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可以在国家政权上顺利地实现对农民的领导，而且可以通过与贫农群众的联合影响农民支持一切必要的过渡措施。因此，中国革命在许多方面已经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前提条件，它的胜利，自然会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并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间。? 但是，与李立三不同的是，决议强调认为：中国社会自身的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决定了它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必然是漫长的，要比俄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经过更多的过渡阶段；决定了中国革命后不能立即把资本主义从社会关系的所有方面排挤出去，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消灭了封建压迫与剥削之后，资本主义必然会表现出相当的发展趋势。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革命的任务不是消灭小农经济，而是改造小农经济。因此，一切非资本主义的过渡措施，必须努力同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相一致；一切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步骤，应当考虑到各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区别、农民群众组织与觉悟的程度，以及宗法氏族和其他陈规陋习的影响，避免使无产阶级脱离自己的同盟者。同时，共产党应当通过革命的政权机关利用其所取得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地位，为发展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创造 优越的条件。它们可能需要通过下列步骤才能达到，即没收外资；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企业和资本；将土地、水域和灌溉设施等收归国有；对各种企业实行监督；逐步推动劳动者实行合作化，进而根据自愿的原则在国家帮助下实行集体化；利用制订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使国家日益增强其经济实力，等。 ? 一方面继续承认中国革命包含着某些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步骤，一方面强调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将极大地制约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时间表，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了解，他们走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多少是一种进步。它至少没有像以往一样简单地凭借主观愿望和所谓力量对比来谈论革命转变问题。决议甚至第一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步骤以及生产方式的问题，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解释，肯定了它所具有的过渡性质，从而使人们可以比较具体地去设想：在未来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可能存在着一个以创造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为基本目的的、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但是，这是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呢？没有人能够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一年以后共产国际也只是把这个“过渡时期”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了某种程度的区分。这种区分固然未必等同于列宁过去关于“间接过渡”的观点，也不同于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只相当于俄国革命的一九０五年的说法，但共产国际至少同意说，即使是中国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它也不会迅速转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以便逐渐为中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相应的物质条件。? 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无疑可以看作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具体实践这种“过渡时期”在政治上的一种尝试。然而，把社会革命的目标和任务纳入民主革命轨道本身对苏维埃运动就是致命的，人们没有可能把政治和经济区分开来。彻底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包括反对和排斥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极端倾向，不仅使苏维埃政权在与比它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事机器的尖锐对立中，无法取得苏区以外的任何助力，而且使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也经常处于异常紧张的状况。到１９３１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之后，由于四面出击所造成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了。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充其量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产生的特殊背景? 强调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承认革命后的中国需要一段过渡时期，还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之“新”，一个关键问题是领导权。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可以由国民党来领导，而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使之区别于旧的民主主义革命，强调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的。因此，新民主主义说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需要的产物。毛泽东确信，只有提出新民主主义，才有助于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才有助于推动中国战后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领导权问题是由共产党放弃苏维埃革命，以承认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实行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为代价实行国共合作而引起的。? 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改变苏维埃革命的路线，最初是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的事情。鉴于苏维埃革命的极端政策严重地损害着共产党人的生命力，在当时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变“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的提议，毫不犹豫地开始全面修正自己的阶级政策。瓦窑堡会议决议提议，给予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切实保护小资本工商业；欢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来苏区投资设厂；停止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允许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不再以社会出身来限制党和红军的发展工作，等等。随着中共中央进一步宣布愿意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愿意停止自己推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斗争，和重新肯定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都是革命的动力，富农乃至地主都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共产国际前此规定的各项苏维埃革命的重大使命都已经根本取消了。 用不着用苏维埃政权去代替国民党政权了，用不着去反对地主富农乃至资产阶级了，用不着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和资产阶级的产业了……，也就是说，无论是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方法等等，统统都改变了。其结果，不仅是“工农苏维埃”不复存在，就是“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都失去存在的意义。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可以与国民党政府讨论苏维埃和红军的改制改编问题。? 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共产国际发出政治指示，委婉地同意放弃苏维埃的名义，提议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而苏区将愿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入这一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中华全国议会，并准备在自己区域内实行适用于全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共中央立即表示拥护，它甚至断言：这“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它“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 ? 不过，从现实的力量对比出发，民主共和国还只能是斗争的口号而已。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明确表示愿意“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及“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随后，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正式表示了“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态度，两党谈判很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根据９月间达成的最后协议，原苏区政府和红军从此正式成为南京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统辖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结果，至少在形式上，共产党１０年流血牺牲力图推倒的国民党反成了中国领导的和支配的力量。? 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武装只有４万余人，根据地只有陕北一隅之地，与国民党大约１８０万军队和遍及大半个中国的统治范围形成鲜明的对照。力量对比的严酷现实，是促使共产党作出如此之大让步的关键。不管中共领导人怎样在内部强调：“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合作之初，他们并没有看出在短期内有改变这一力量对比的现实可能性。因此，他们不能不承认：“目前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种情况不仅会继续下去，很可能还会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也就是说，国共两党不仅要共同抗日，而且要准备共同建国。共产党最终取代国民党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照毛泽东的估计，很可能“中国在此长期抗战及建立民主共和国期中，谈不到社会革命问题”，只能努力争取“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为此，中共中央只能把自己的斗争目标确定在：“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承认蒋介石国民党居于领导的和基干的地位，这使得共产党人在设想未来这个“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不能不大伤脑筋。这是因为，他们深信，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非资本主义的，但有谁能够保证蒋介石国民党会按照共产党人所指引的这条道路走下去呢？毛泽东深知其中利害。他明确提出，第一，必须努力使党和红军逐步发展壮大居于实力领导地位；第二，必须设法改造国民党。毛泽东估计，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未来的中国可能不需要来一个如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因为“中国可能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和平的过渡方式可能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包括从工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转变到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再转变到工农民主联盟。面对现实，他坦然承认：“由南京占优势到延安占优势，这须要长的过程，这依靠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的提高”，一可能一蹴而就。重要的仅仅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 ? 关于国共长期合作、共同走向民主共和国的设想，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中有着清楚的说明。毛泽东明确肯定：“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因此，国共两党的合作将是长期的，这种长期的合作应该并且可能决定着战后两党的共同建国。“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至于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具体内容，概括言之，“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具体言之，就是：“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于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比较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共产国际帮助修改通过的具体解释三民主义的宣言，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对于抗战胜利后准备建立的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是相当温和的。他这里对民族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反帝内容；其对民权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内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限制反革命分子和组织的权利的内容；其对于民生主义的说明，同样由于考虑到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关于将一切有独占性质和规模过大之中外企业收归国有，节制资本、分配土地等内容。 ? 可惜，即使对这样一种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的合作建国方案，蒋介石国民党也绝难接受。因为，蒋介石不仅没有与共产党共同建国的愿望，而且根本没有与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愿望。蒋介石与共产党妥协，只是时势所迫，被迫“容纳”。因此，“容纳”之后，他仍就是要设法削弱共产党，或者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 ，而共产党又必欲发展壮大，双方之间的磨擦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国共合作不过一年半，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建议之后不久，国民党为防止共产党力量扩大的有计划的“防共”“限共”的各种措施就纷纷出台，并付诸于实践了。国共双方的关系迅速开始恶化。共产党人自然也开始逐渐对原先改造国民党的设想失去信心，对他们刚刚确定的争取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发生动摇。这种情况必然要促使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前途重新作出革命的估计。? １９３９年５月，共产国际根据英国驻华大使秘密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和国民党忽然加紧“限共”、“反共”活动的情况，判断英美正在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提醒中共中央谨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性。 鉴于１９２７年国共关系破裂的沉重教训，中共中央迅速开始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断言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确信国民党的主干是资产阶级，因此，它相信，国民党的投降反共也是不可免的。据此，中共中央一面继续强调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是“党的基本任务”，一面已经判断地主资产阶级必然叛变，国民党必将分裂，“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就必须“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大会那样解释”，使之成为“真三民主义”，一方面以此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相对抗，一方面则准备使战后中国的政治前途迅速按照共产党的意愿发展。他由此开始断定，战后一定会出现一个“革命民主政权”。 ? 要确定地相信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能够成为重要的决定力量，这在国共实力对比极其悬殊的１９３７年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差距已经开始缩小，但共产党还缺少巩固基础的１９３９年，也还是颇为困难的。然而，在１９４０年，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１９３７年的４万余人发展到将近５０万人，它的根据地已经从陕北一隅之地扩大到整个华北敌后地区，中共有了稳固的发展基础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１９４０年２月，毛泽东明确告诉外国记者：与国民党战后合作的问题今天还谈不上，除非将来国民党能够同意“实施我们的纲领”，“否则就有困难”。其实，中共这时所设想的战后建国纲领的主要内容，仍不过是政治上民主自由，经济上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人工资、地主减租减息，即实行民主政治、保证工农群众合法权益之类，它甚至仍准备承认外资并保护其权利。但即使是这样一种低水平的建国主张，他们认定国民党也是根本无法接受和做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既不想与共产党合作，也不想实行扶助工农的政策。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具体系统地形成有关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相区别的观点，但他关于“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分，已经显示出他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正在形成之中。 ? 终于，共产党人开始放弃与国民党共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重提共产党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了。只是，他们这时对于这个“民主共和国”的认识，已经与前大不同了。毛泽东宣称：“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果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而在今天，当世界已经划分成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即使无产阶级还不能独立的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它也必然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并且必将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革命必然要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起“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国家，这个国家既不同于已经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必然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那么，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与特征呢？毛泽东指出：第一，“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从而必然要形成“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第二，它“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并实行由国民大会到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乃至乡民大会等各级大会选举政府的“真正的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实现“民主集中制”。第三，它将在经济上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一方面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国有，“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一方面“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同时并不禁止那些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 概括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说明，不难看出他所谈论的新民主主义，很大程度上仍是根据前此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而来的。比如，他关于世界已分成两部分，中国革命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他关于中国必然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因，是因为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是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但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任务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即一方面要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大银行、大工业收归国有，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观点，显然都可能从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中找到说法。对此，毛泽东直言不讳。他明确讲：他“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当然，反复谈论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过渡这一话题的俄国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没有谈到，也不曾设想过这种“过渡”本身是否会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式。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贡献显而易见。他的新民主主义观，最引人注目之处也就在于，它明确指出并肯定，民主革命胜利后会建立一个与统一战线相适应的，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虽然是“过渡的国家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一种国家形式”。在这个社会和国家中，不仅“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且“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 ? 这还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设想的那个“三民主义共和国”吗？当然不是。无产阶级起主要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各级民众代表大会选举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将大资本收归国有及没收大地主土地，等等，无一不是表现着共产党的意志和特色。那么，它是不是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或工农民主专政呢？自然也不是。它仍然是统一战线的，是肯定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是主张联合除了反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外、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中间势力的，是强调对社会上一切抗日的人民实行普遍平等、民主自由的，是主张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强调要让资本家有利可图的。中共中央此后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提议设立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即所谓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清楚地表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确实没有超出民主主义的范畴。它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承认的，也许更接近于国民党一大时所宣布的那个纲领，也就是毛泽东再三强调的那个“真三民主义”。? 当然，毛泽东理想中的新民主主义是以突出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和参加领导为特色的，是以寻求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途为目标的。在这一点上，新民主主义的阶级意识相当鲜明。因此，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把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过程，看成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总结和系统发挥的过程。１９４１年９月，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围绕着《新民主主义论》曾经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该不该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这场争论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确实是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的。这也就难怪，自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以来，他就明白宣布：“抗战与革命是一个东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因此，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当政之时，中国的问题就“不能有彻底好转”。真正的彻底的好转，“只有在共产党参加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政权成立之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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