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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丁东：束星北之后,还有李扬鉴 [打印本页]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1-3-2 20:27 标题: 丁东：束星北之后,还有李扬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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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之后,还有李扬鉴……(图)2010-06-03 11:54:00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跟贴 0 条手机看新闻

　　如何才能营造适宜科学之花盛开的生态环境?李扬鉴先生的人生经历,或许可以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丁东

　　近些年,撰写个人回忆录渐成风气。尤其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不同伤害的人,步入人生的晚年,自述历史、存之后世的心理动力更为强烈。李扬鉴先生的这本回忆录,就是如此。

　　李扬鉴先生是一位在反右运动中蒙难的理工科知识分子。此前,同时蒙难者写作长篇回忆录的多为作家、记者、社会人文学者和律师,理工科学者较为少见。因而这本书不仅是个人苦难和奋斗经历的宝贵记录,也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鲜活标本。这方面的标本不多。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束星北档案》(刘海军著)可算一个典型标本,受到知识界的高度关注。现在,李扬鉴又提供了一个典型标本,同样值得关注。我对束星北从事的理论物理学和李扬鉴从事的构造地质学都是外行,对他们从事的专业没有资格发言,只想从学者和学术生态环境的关系入手,对他们做一些比较。

　　先说他们二人的共同点,我看至少有三:一是性格都很独立。李扬鉴的回忆录原本叫作《特立独行的人生》,特立独行是他的性格特点。束星北也是如此,在强烈程度上,恐怕比李扬鉴还有过之。二是都在自然科学的某些专业分支提出过不同于前人的理论创见。束星北从相对论到电磁学、热力学、气象学、海洋学等领域都有独特的见解,李扬鉴在地质学方面提出了大陆层控构造学说。三是都关心政治。束星北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维护宪法尊严,申张公民权利。李扬鉴针砭官僚主义,批评个人崇拜,向往民主政治。他们都在1957年后长期沦为专政对象,受到严重的人格污辱和人身伤害。

　　再说他们的不同点:束星北生于1907年。这就使得他有可能在民国年代接受高等教育,负笈欧美,到世界科学前沿留学深造,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始学术研究,回国后任教于浙江大学这样的前沿学术机构,培养了李政道等杰出的学生。他沦为政治贱民时已经功成名就。李扬鉴生于1934年。历史决定了他只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展开自己的事业人生。

　　李扬鉴在中学被开除团籍以后,1953年能考上东北工学院己算万幸。但和束星北相比,还是差了一个台阶。李扬鉴还没有来得及在科学领域登堂入室,就被人告密,成了劳改犯。在收入仅够勉强糊口的处境下,他从牙缝里省出钱来订阅学术期刊,购买专业书籍。对科学的迷恋成为苦难人生的精神支柱,在极其悲惨的境遇中,闪现了科学发现的灵感。直到国家改变了政治航向,人到中年的他才得以幸遇伯乐,从基层企业调进部属科研机构,一展才华。此后虽然还有磕磕绊绊,但已经不能阻碍他破土而出。他们的不同命运表明,对于科学家来说,青年时代遭遇政治磨难比中年以后遭遇政治磨难,代价更为惨重,需要更多的努力。

　　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不可能仅仅把自己的思考向专业领域投射,而不向在其间生活的社会政治领域投射。自然科学比社会人文科学在理论思维上往往更精确,更彻底。这使得一些理工科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在谈论现实政治时更尖锐,更不含糊。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1950到1970年代就成了大忌。改革开放以后,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学术自由已经今非昔比,人们从事纯学术研究告别了恐惧的阴影。右派中有相当一批人,本来就是木秀于林,才华过人,长期压抑后一旦解放,智慧有如井喷,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社会瞩目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术生态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时期,学者失去了自主谋生的手段,失去了自由思想的空间,学术的天地十分狭窄。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学术出现了一次中兴。平反冤假错案,使知识界走出恐惧。真理标准讨论,让学者开始挣脱对领导人的思想依附,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与人类文明的主流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第三个阶段是近二十年,学术生态环境再次下滑。行政部门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来掌控学界,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特点。1980年代曾经出现的学术中兴,又成了远去的风景。以官治学,权力本位,量化管理,劣胜优汰,抄袭剽窃,有恃无恐,作弊盛行,底线失守。学界告别了恐惧的阴影,又跌进了腐败的酱缸。1980年代科研经费稀少时,专业学者还能潜心钻研学术。后来大量的科研经费与个人物质利益挂钩,寻租机制、权钱交易便不可避免地向科学研究的立项、鉴定、评奖、评聘、国际交流等环节渗透。那些保持清高的个人,在这种氛围里再度感到孤独和无力。李扬鉴先生在政治上获得改正,在学术上破土而出以后,仍然遇到种种不快,或许与这种变化不无关联。当然,学阀弄权、官僚掣肘、内部倾轧、妒贤嫉能等现象,不是中国独有,在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有些科学家在自己功成名就以前受到过权威的压制,自己成了权威又压制别人,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中国学界在转型期的特殊病象,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

　　现在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政府希望科教兴国,投入科学研究的财力也相当雄厚,但人们对中国科学的前景仍然未敢乐观。诺贝尔奖何时花落中国?中国的科学界能否激浊扬清?中国人不缺乏科学创造的聪明才智,如何才能营造适宜科学之花盛开的生态环境?李扬鉴先生的人生经历,或许可为求解这道难题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作者：丁东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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