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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刘柠:还原一个真实的日本社会 [打印本页]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1-3-17 14:17     标题: 刘柠:还原一个真实的日本社会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2323
还原一个真实的日本社会
作者:刘柠
来源:时代周报
来源日期:2011-3-17
本站发布时间:2011-3-17 14:03:45
阅读量:14次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谢原婷
  日本比想象中更繁荣
  时代周报:我们常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对日本来说是“失去的20年”,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但直到去年,日本的经济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国民收入也位居世界前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刘柠:这次中日经济总量排名易位是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日本的GDP、国民收入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日本经济从完成战后复兴开始,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直到泡沫经济崩溃的90年代初期,日本的增长一直是持续的。到后来进入我们所说的“失去的20年”,日本仍然在一些时段有不同程度的低增长,国富和民富都是一个增加的过程。
  半个世纪以来,日本经济积累了巨大的增量,这种增量是由于长期以来在日本执政的是自民党,自民党政府的社会分配机制是均富性的,所以日本国民到今天都非常富裕。近10年来,特别是在小泉内阁时期,由于在经济上实行某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但总体来看,日本仍然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国家,它在战后初期有个词叫“一亿总中流”,就是一亿国民绝大多数都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这也是日本国民的一种实感。
  时代周报:日本国民的收入很高,但是却出现了长期的通货紧缩,消费不景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刘柠:如果初到日本,你会发现日本依然是一个商业高度繁荣的社会,你看不到内需不振。日本跟中国一样,也是对出口经济高度依存的,但日本对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实际上要远远小于中国,也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之下。
  从日本纵向发展来看,比起泡沫经济盛行的时候,现在内需已经大大萎缩,这种萎缩主要是泡沫经济所致,1989年泡沫经济股市崩溃的两年之后,楼市、房市也开始崩溃,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人的消费信心,他们的危机意识又出来了。加上要应对随时可能降临的地质灾害,日本人在投资上变得非常谨慎,可以说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深陷债务泥潭的政府财政
  时代周报: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了GDP的2倍,上个月标准普尔又下调了日本的信用评级,你如何看日本的债务问题?
  刘柠:日本的巨额财政赤字确实在日益恶化,已经成为OECD国家中,最严重的赤字国家。两年前民主党上台的时候,日本政府债务是财政的190%,现在实际上已经突破两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世界上有类似情况的国家,比如希腊,也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发生了主权财政危机,但跟希腊相比,日本财政危机的构成有一个特点,它基本上是内债型的,主要是国民赤字,虽然很严重,但一般不会发展成为像希腊那样的主权财政危机。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人口在2005年已经突破了增长拐点,今天的人口已经呈负增长,它的国民养老金呈现一种慢性不足的态势,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巨额的财政赤字带来的危机感实际上还是非常强的。
  时代周报:这种巨额财政赤字是否有可能通过增税来解决?地震会对日本的财政造成哪些影响?
  刘柠:实际上,民主党上台以后,把财政问题作为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民主党为了跟自民党争夺政治权力,在上台时做了“四年不增长消费税”的承诺。事实上,今天日本的财政状况已经到了消费税不得不涨的时候了,所以今天的民主党政权已经收回了这种承诺,消费税随时可能从现在的5%增长到10%。现在“屋漏偏逢连夜雨”,遭遇了巨大地震,一都十二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其中有的还是毁灭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民主党设定的44万亿日元的国债发行的目标,事实上已经很难维持了,肯定要突破。所以,日本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它的财政赤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民主党上台以后实际在这上面做了不少的功课,压缩了很多自民党时期决定在建、拟建的工程。但是由于地震的降临,这一块恐怕还要突破,情况仍然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日企竞争力依然强劲
  时代周报:现在日本企业的增长力如何?很多评论认为日本现在这种企业的管理很混乱,存在很多问题,你是怎么看待的?
  刘柠:混乱谈不上,看跟谁比。如果跟美国的一些跨国公司比,从经济效率,而不是公司雇员的工作效率上,它的确不如美国,作为经济组织,它可能不如美国的一些非常赚钱的公司,但是比起中国的国企来说,日本公司的效率实际上是不低的。
  日本企业的综合效率、研发能力非常高,同时它们掌控的一些独家的、自有的新技术、知识产权等,都可以说是日本企业的财富。随着这种经济规模的缩小,(因为整个社会人口在缩小)它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制造能力,它的企业肯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转型。比如裁撤冗员,把效率不高的制造部分,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市场中去,日本国内只保留一部分高附加值的核心技术、开发实验室等等。事实上,日本很多企业都在做类似的转型,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转型才能保证企业在21世纪有长远的发展。
  你刚刚所说的日本企业的种种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所谓日本高增长时期,整个西方社会所鼓吹的一种基于“日本模式”的日本神话,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日本企业的,这种神话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破灭,日本模式不再成立。当大家回头来看,会觉得当时那么牛的日本企业现在怎么回事,遂产生种种疑问。实际上,日本模式的“始作俑者”当然还是日本人,但是也有在西方社会被人为夸大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哈佛著名的东亚问题学者傅高义,(《日本第一》的作者)包括他本人在内也是日本模式很大的一个吹鼓手、抬轿子的人,当时西方学界、政界、媒体都非常捧日本人,当日本遭遇了这种泡沫经济的崩溃后,就突然好像日本企业不行了。
  频繁换相并未影响社会稳定
  时代周报:日本经济低迷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有历史的原因、石油危机的原因等等,但有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政治上的不稳定,频繁换相导致经济战略难以一以贯之。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日本频繁换相的原因是什么?
  刘柠:我认为日本频繁换相对其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当然这会影响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大家会觉得日本的政治不太靠谱,但实际上日本的政治是具有连续性的,或者说具有政治的法统。日本政治上的法统,在战后是一以贯之的,没有出现前一个首相签订的某些条约、对第三国的承诺,因为换了首相,就变得口惠而实不至,通过这次巨震中,日本社会组织的高效也可以看出。日本政府首相的更迭并没有对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等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甚至说没什么关系。
  作为中国人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在中国人眼中如此的不稳定,首相像走马灯,但它的社会并没有因此马上陷入动乱、无政府主义危机等等,也没有任何类似于政变等非权力性政治更迭的危险。它的公务员系统、文官系统都是高度独立于政府的,也是非常职业化的,离开了一个首相,离开了内阁的十七八个人,依然能够有效运作。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对这些东西予以更多的评价,这是政治文明的一种表现。
  时代周报:我非常赞同这种看法,虽然领导人更迭频繁,但那是在一个有序的制度中进行的。那么日本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怎么样?政治热情高不高?
  刘柠:日本国民的政治热情并不高,这确实成为一个问题。英文中有一个词叫做“non-political”,非政治化,日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这实际上是典型的日本社会的一种表征,普通国民,尤其是年轻人对政治持一种非常失望的、淡漠的态度,他们甚至不愿意去投票。投票率很高的一次是两年前,民主党上台的时候,因为那次自民党积累了太多的民愤,实在是做得太差了,那次很多年轻人就抱着只要不是自民党、谁当选都成的态度,把民主党给选上去了,那次是投票率的高峰,但是民主党上台以后,投票率就下降了。
  政权频繁更迭的根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政府必须为这个社会在21世纪的国家战略转型中,提供一套切实可行并且能够让国民信服的方案,让国民看到非常具体的成果,落实在行动上就是经济的增长,这样政权才能稳定下来。另一方面,日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包括选举在内的一些细节设计上存在问题,比如选举太多,每一次选举都有可能成为政府更迭的契机,欧美国家的选举都不像日本这样频繁。
  地震或将成为经济重振新契机
  时代周报:中国人爱讲“多难兴邦”,你认为日本有没有因为此次地震,实现经济振兴的可能性?
  刘柠:我认为是有可能的,这次地震确实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对它的国土造成了地质意义的永久性的改变,但在经济上,因为受震的主要是东北地区,它的经济份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包括北关东在内加起来就占GDP的8%,跟阪神大地震是完全不一样的。阪神工业区是仅次于东京横滨的第二大工业区,一个神户就占了GDP的4%,所以实际上16年前的地震对日本在经济上的打击更为沉重。
  发达国家对包括地震在内的自然灾害,有着超乎人们想象的自愈能力,日本的阪神地震、美国的洛杉矶地震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日本经济有能力克服这次地震,而且震后的日本随着经济复兴规划的进行,很可能激活一潭死水的经济状况,甚至成为下一个阶段增长的契机,所以这次地震是一个灾难、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机遇。
  时代周报:近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表言论,称日本的地震是受“天谴”,你如何看待他的“天谴说”?
  刘柠:石原慎太郎是一个才气很高的政治家,他家里很有钱,青年时代得过芥川文学奖,他的《太阳的季节》表达了战后初期出身于富裕人家的青年的某种颓废心态,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立场偏右。他历来以敢言著称,口无遮拦,经常放言,而且他也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
  “天谴说”表达他个人内心的愤怒,实际上也说明,近些年来,他对日本社会绝望的心态,觉得这个社会没救了。作为国家的精英,他对国民的劣根性充满了刻骨的痛恨,这实际上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他觉得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通通没有人谈,日本这个国家已经被人的欲望彻底地毒化了,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个事实。日本战后丧失了战前的做一个大国的政治理想,国家实力上的退化,反映在国民的心态上,人变得越来越小了。1970年,三岛由纪夫自杀的时候,发表了著名的檄文,也是出于同样的愤怒。
  可见日本战后的发展,在有些人眼里这种小国寡民、和平主义的发展未必是坏事,但在有些人眼里,觉得这是放弃理想,人越来越矮化,文化中毒。作为政治家,他有他的政治立场,也有基于他个人政治立场进行表达的权利和自由,对这种权利本身应该尊重。
  访谈嘉宾:刘柠(北京学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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